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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话剧的诗意化特征探究

2021-03-09 251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曹禺用诗的创作理念发表了《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一系列话剧作品,其作品呈现出了鲜明的诗意化特征。理想化人物形象的塑造寄托了作者的浪漫诗情;“过去”与“现在”交错的时空结构设置呈现出了诗的审美范式;对人类困境及命运的探询则是具有哲理内蕴的诗意表达。剧作家曹禺对诗性的追求表现出了诗学传统在现代话剧艺术上的融合与发展。

关键词：
人类困境
曹禺话剧
现代话剧艺术
诗学传统
诗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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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写剧”是曹禺话剧创作的初衷,也成为了他一生为之追求的文学理想。《雷雨》出版之初,曹禺曾明确表示,创作《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他要写的是一首诗,不是社会问题剧,也没有鲜明地要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但同时曹禺也承认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在推动着,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1。也许就是这样一种契合,使作品中带有浓厚封建性的资本主义大家庭的罪恶成了《雷雨》的表层含义,而事实上作者想表达的则是对人类命运的深沉思考,这就使得作品带有一种辽阔深远的诗意。在曹禺话剧中,理想化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作家浪漫诗情的寄托,“过去”与“现在”交错的时空结构是诗的审美范式的呈现,对人类困境及命运的探询则是具有哲理内蕴的诗意表达。除《雷雨》之外,曹禺的《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剧也表现出了鲜明的诗意化倾向,叶圣陶在看了《日出》之后评论:“虽是戏剧,而其实也是诗”。2作为“最高意义上的诗”,曹禺话剧实现了现实与诗化境界之间的自由穿梭。

一、理想化人物形象的塑造

在曹禺话剧中,往往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有理想、有追求,即便处在忧郁痛苦中,也没能阻挡住他们向往美好生活的信念与勇气,依然诗意向前。对理想化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作家表达浪漫诗情的方式之一。

周冲是曹禺笔下一个未谙世事的理想少年,单纯无瑕,心地善良。他有着一切孩子般的空想,他才十七岁,就已幻想过许多不可能的事情,他是在梦里活着的人。“善”与“爱”是周冲生活的全部,他同情以鲁大海为代表的工人,愿意拿出学费来帮助侍女四凤去读书,当看到母亲蘩漪处于痛苦之中时,努力想做些什么来帮助母亲远离痛苦。在周冲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诗意化的理想家园:没有阶级差异、没有物欲渴求,是一个充满了憧憬和梦幻的世界。作品中周冲意外无辜地死去,标志着这个短暂的理想白日梦的消逝,但短则短矣,其中留下的诗意却令人怀念而惋惜不尽。如果说周冲代表的是涉世未深的少年对飘渺理想的幻想,那么在《日出》中,作家则塑造了一个救赎式的理想人物:方达生。方达生的救赎具有一定的悲剧色彩,从他对陈白露的拯救开始,就遭遇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方达生竭力劝说拥有交际花身份的陈白露放弃现在奢靡的一切,和他一起回到乡下开始新生活;但陈白露早已丧失独立生活的勇气和信念,选择了拒绝。至此,方达生对陈白露的救赎未能获得成功。另一个救赎是发生在方达生和素不相识的“小东西”之间,方达生为了帮助“小东西”摆脱金八的搜捕,四处奔走,但最终“小东西”还是落入了金八设下的圈套中。“为什么你们允许金八这么一个禽兽活着?我只是想有许多事可做的。我们要一齐做点事,跟金八拼一拼”1,方达生终于醒悟,决定要和以金八为首的邪恶势力作斗争。在经历了两次拯救失败之后,方达生对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从《北京人》开始,曹禺对理想人物形象的塑造逐渐趋向明朗化。在《北京人》中,人类学家袁任敢和他的女儿袁圆对待生活的态度是自由不拘,由此引发了与曾家尖锐的矛盾冲突,同时曾家毫无生气、懒散的生活方式也一一暴露。曹禺表示:“剧中袁任敢说:那时候的人,敢喊就喊,敢爱就爱,他们是非常活泼的。我借袁任敢说出这样的话,我希望有一种没有欺诈、没有虚伪、没有陷害的世界”1。剧中具有原始生命活力的“北京人”显然成了作家力图找回民族强悍生命力的精神载体,也标志着曹禺笔下的理想化人物渐趋成熟。

二、“过去”与“现在”交错的时空结构设置

话剧作为一种舞台艺术,是演绎“现在”时空发生的故事。但往往故事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都会有一定的前因后果。在曹禺的话剧中,通过“过去”已发生的故事与“现在”正在进行的故事的交织来完成错综复杂的戏剧情节的推进,营造出浓郁的诗情,构建起一个具有诗的审美特征的文本样式。

《雷雨》讲述的是周鲁两家三十年的矛盾恩怨,以鲁侍萍来到周家与周朴园意外相认作为现在时空的起点,将过去时空里的故事一一翻起:三十年前周家的大少年周朴园抛弃了侍女鲁侍萍,娶了大户人家的小姐蘩漪,鲁侍萍带着出生刚三天的鲁大海离开了周家,之后与救了她性命的鲁贵结合,并生下一女四凤;以及三年前周家长子周萍与继母蘩漪因不能忍受周朴园的专制而谈起了恋爱。过去时空的线索在与现在时空的线索碰撞交织之后开始并线,于是便有了现在时空中周朴园逼蘩漪喝药、周朴园逼蘩漪看克大夫、周朴园盘问蘩漪行踪而产生的一次又一次的冲突,以及周萍与四凤、周冲与四凤之间的情感纠葛等等。“过去”与“现在”时空的交错深化了故事的内涵,也丰富了人物。这种结构模式同样也出现在《日出》中。方达生来访陈白露,将陈白露的生活从现在拉回到了过去,唤醒了陈白露对过去故事的回忆:当年的竹筠喜欢春天,喜欢太阳,喜欢年轻,怀揣着理想,离开家乡,只身一人来到了大都市,但她并没有在大都市找寻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反而把自己卖给了大都市,成为一个依附于金钱生活的交际花。剧情在现在与过去的来回跌宕中,诗意凸显。《原野》中,随着主人公仇虎复仇的开始,八年前发生的故事也开始一幕幕展开:恶霸地主焦阎王活埋了仇虎的父亲,无理抢占了仇家的土地并烧毁了仇家的房屋,仇虎的妹妹被迫进了妓院而最终惨死,焦家还抢了仇虎的未婚妻花金子,逼迫其做了焦大星的媳妇,仇虎自己也进了监狱。现在的故事在过去的故事的推动之下,使得复仇主题近在咫尺,但现在时空中焦阎王意外去世,只留下瞎眼的焦母、懦弱的焦大星,与尚在襁褓的小黑子;这让仇虎内心挣扎不已,仇虎不但失去了复仇对象,同时连复仇的合理性也受到了挑战;此时的戏剧重心出现了转移:由外部的复仇转向因复仇引发的内在矛盾。作品多重时空交错的设置使得剧情有了起承转合,产生了富有诗情的艺术效果。

三、对人类困境及命运的探询

海德格尔提出:“思想乃是作诗,存在之思乃是作诗的原始方式。”3显然,在海德格尔的观念中,诗性产生于作家的存在之思,体现为对人的存在、人类困境及命运的探询。在曹禺的话剧创作中,其现实生活体悟的背后往往有着对现代人生存及命运的哲理追问。

《雷雨》是曹禺最早的作品,同时也是曹禺赋予了深刻内涵的作品。曹禺曾在《<雷雨>序》中说:“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能自己来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的或者理解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机遇的或者环境的捉弄……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1《雷雨》中的人们均处在一种“被捉弄”的状态,虽然他们用尽全力拯救自己,但还是避免不了毁灭的结局:周萍想通过四凤,用一个新的灵魂来洗涤自己,最终失意自尽;蘩漪想抓住周萍获得新生,从而救出自己,结局也未能如愿。可见,作家对人的生存困境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人在宇宙面前无论怎样挣扎,终究无法摆脱失败。这种“被捉弄”的状态一直延续至《日出》中,那些有钱有权,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可以主宰命运的人,最终还是被某种不知名的力量支配着并走向了绝望:曾经腰缠万贯的银行经理潘月亭,如今即将走向破产,有钱的寡妇顾八奶奶因潘月亭的破产而变得一无所有,依赖顾八奶奶“金钱树”生存的胡四将失去靠山,李石清的命运也将因被解雇而发生改变,张乔治则将永远活在梦魇之中。人在宇宙面前的渺小可见一斑。《原野》中,主人公仇虎原是一个充满野性蒙昧色彩的人物,其个性粗犷而坚强,散发着一股敢与命运抗争的力量,而当他越狱逃出,打算找焦阎王复仇之际,却因为焦阎王的死去而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仇虎虽然最终还是依照“父仇子报”的封建传统,杀死了焦阎王的儿子焦大星,并借焦母之手杀了小黑子,但他内心深处的罪恶感却永远都不可能消失了,将终生陷入灵魂的挣扎与分裂之中。仇虎以为自己可以做到一刀泯恩仇,但结局终究未能如他所愿。宇宙的残酷与无情在曹禺笔下展露无遗。

曹禺的剧作饱含诗意。外壳是“剧”,内核是“诗”。从《雷雨》、《日出》、《原野》到《北京人》,人类命运与宇宙之间的冲突始终是曹禺话剧诗意化表达的核心本质,对人的命运的探讨也成了曹禺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同时理想化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时空交错的结构也是其诗意化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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