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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表演分析

2021-08-26 250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围城》写于1944年至1946年，自出版以来，深受读者的喜爱与追捧。《围城》题目取自法国谚语，意思为被围困的城堡，城里面的人想要出来，城外面的人想要进去，通常表达没结婚的人想组建家庭，而结了婚的人却想要摆脱家庭的束缚。作为一部讽刺性长篇小说,《围城》自出版以来就受到大众热烈追捧,并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它继承了传统讽刺小说精髓,又具有独特的、新颖的艺术特点。通过对作品的语言和艺术表现进行详细分析,反映了旧社会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关键词：
《围城》
分析
文学作品
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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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简介

钱钟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曾用笔名中书君，是中国当代闻名的文学研究家、翻译家、作家和文学史家。父亲钱基博是当代有名的国学大师，钱钟书从小受文学世家的熏陶，在早期不但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学教育，而且也接触到大量优秀的西方文学作品[1]。钱钟书自小就表现出超越同龄人的智慧，具有独特的文学天赋。钱钟书在1929年被破格录取为清华外文系学生，被公认为清华大学著名的“三杰”之一。1935年赴国外留学，先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后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1938年回国任教。钱钟书长期致力于对中国和西方文学的研究，其著作包括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学术著作《管锥编》与《谈艺录》，选本《宋诗选注》，短篇小说集《人兽鬼》等作品。长篇小说《围城》更为广大读者认可和喜爱，这部作品在国内文学界与理论界影响巨大，现已有德、英、日、法、俄与捷克语等多种语言译本[2]。

2、内容背景

《围城》写于1944年至1946年，自出版以来，深受读者的喜爱与追捧。《围城》题目取自法国谚语，意思为被围困的城堡，城里面的人想要出来，城外面的人想要进去，通常表达没结婚的人想组建家庭，而结了婚的人却想要摆脱家庭的束缚。在广义上，其延伸意义是指人们在生活中对新鲜事物或者未经历的事充满幻想、渴望经历，但真正经历后发现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完美，反而会产生一定的束缚与懊恼。这也是作品最深刻的哲学意义。

作者以诙谐、讽刺、暗喻的笔调，描写了以留学归国青年方鸿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生活、工作、婚姻等方面遇到一系列的矛盾和纠葛，揭示了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的复杂灵魂与灰暗的社会生活，展示了钱钟书先生对中国旧社会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无情嘲弄，以及对西方化的中华文明的深刻审视[3]。方鸿渐是一位西方式的知识分子，他的形象在小说中非常突出。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他的父亲是前清朝的一员，在岳父的帮助下去了欧洲，因学习不认真也不勤奋，几年内就换了几所大学，一无所获，也无一技之长。眼看着即将回国，最后，他不得不以几十美元的价格买了一张子虚乌有大学的博士文凭。

方鸿渐也有热情与正值的一面，在一次被邀请的讲话中，他痛斥西方文明给中国带来了梅毒与鸦片，鄙夷封建官僚势力的粗俗与虚伪，拒绝了许多官僚千金的爱意。在大学任教时，因看不惯同事间的勾心斗角与黑暗的人事制度而毅然离职。方鸿渐在小说中是一个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但在现实中却四处碰壁，备受冷落。

方鸿渐的悲剧人生揭示了旧社会知识分子在旧社会环境下的悲剧性遭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饱满独立、人物有血有肉，如富有心计的大家千金苏文纨，满嘴仁义道德、却干着男盗女娼坏事的李梅亭，俗不可耐的大诗人曹元朗，浅薄猥琐、溜须拍马的小人顾尔谦，外表木讷、内心卑鄙猥琐的假洋博士韩学愈，老奸巨滑、道貌岸然的大学校长高松年等人物形象，真实地反映了旧社会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的病态精神与空虚的灵魂[4]。

3、语言艺术分析

3.1丰富饱满的人物形象

作者通过幽默、暗喻、讽刺的语言艺术创建了大量丰富饱满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关系复杂、盘根错节，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围城》小说中人物形象众多，这些人物角色都有各自的性格特点，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例如，表面满嘴仁义道德，背后却干着男盗女娼坏事的李梅亭，庸俗市侩的大诗人曹元朗；溜须拍马之辈顾尔谦等。每一个人都有非常生动的形象。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8]。作者以方鸿渐留学回国后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为主线，对旧社会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徐徐展述。《围城》中各种各样的人物应有尽有，其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和地点的转换，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提高了阅读的趣味性。

讲究细节刻画，人物栩栩如生，是《围城》人物形象的另一特点。在小说中，几乎每一个人物登场时，作者都对其进行了细致描写，使用含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漫画式笔法，突出人物形象。如哲学家褚慎明第一次出现时，被描述为一个高背、大眼睛、苍白的脸、一副金眼镜、没有胡须、没有皱纹的男人，看上去像个孩子气的老太婆或年迈的孩子，突出了褚慎明精神的空虚、无聊和厚颜无耻的人物形象。在介绍汪处厚时，他的两撇胡须被描述为一幅画：“他只想留一个小一点的红色菱形胡须，但胡须不体面、薄而柔软，挂在嘴边。像新式标点里的逗号，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根根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胡子一股脑儿全剃下来了，慌忙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唇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为了二十五岁的新夫人，也不能一毛不拔，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这也许还是那一缕胡子的功效，运气还没坏到底”。钱钟书在描写汪处厚的外貌时，用这么长的笔墨来形容一个人的胡子，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并对汪处厚的思想、心理活动进行了深刻刻画和讽刺，使其迂腐的形象清晰展现出来。

除了生动的人物刻画外，钱钟书还擅长人物心理描写，以反映人物性格特征。小说中，作者用有趣的动漫笔画勾勒出人物性格的轮廓，再用犀利的语言去刻画人物的心理，使人物性格一目了然，生动地跃于纸上。如在描写沈夫人时，用几个想象奇特的比喻来铺垫渲染，让人忍不住感到厌恶：“沈夫人眼中的两个黑包，像圆壳行军热水瓶一样，想要保存深情的眼泪，她嘴唇上的浓烈的胭脂将唾液注入她的嘴里，用红色的标记染了她的粗糙牙齿，就像在侦探小说中谋杀的线索一样血腥。”对于小说各种人物的出场，作者运用了含蓄、漫画式笔法对其进行讽刺描写。如高松年出场时，他自称是一位科学家，人们看不到他科学家的风格，而是一个心术不正、玩弄权术和贪得无厌的学界官员；在法国获得文学博士称号的索姆恩先生，才貌双全，但她的代表作是剽窃的德国歌曲；自称是诗人的曹元朗，其杰作令人作呕。这样的例子，在《围城》中比比皆是。在钱钟书先生的作品中，每个人都变成了讽刺意味十足的漫画形象，使读者感受到漫画式的幽默。

3.2生动的比喻手法

在小说中，作者还巧妙地运用比喻、双关、指代、象征等修辞手法增强小说的讽刺意义。钱钟书先生非常善用比喻的修辞手法，一般运用取其一端、拉开距离、喧宾夺主、多用意喻、以丑为美、主观解释、加入夸张、广采博收等方式提升与超越传统的比喻形式，让那些充满智慧的比喻能够更加容易表达出来[5]。如方鸿渐在省立中学作报告时大谈梅毒，令女生涨红脸，停笔不写，仿佛处女的耳朵当众失去贞操；还有说行人脚粘上厚厚的泥巴，可抵得上贪官刮地皮等，上述比喻贴切而形象，充满俏皮感，值得读者细细品味。将店里卖不掉的变质红烧肉，比喻为“红人倒运”，暗喻、明喻修辞手法与丰富的想象力相结合，更具阅读性。此外，文中使用的隐喻恰到好处、别致新颖且意味深长，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阅读体验。例如，方鸿渐在大学任教被同事排挤、人际关系非常紧张时，只有高松年关心他，因为高松年想要方鸿渐投票支持他当院长。然后，作者把一个人的缺点比喻成猴子的尾巴：“蹲在地上时，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从隐喻中，可以看出高松年贪恋权势、一心向上爬的丑恶状态。

语言诙谐幽默、夸张风趣，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讽刺效果。“桔皮鼻子上附着一张脸，脸上应有尽有，并未给鼻子挤去眉眼，几个酒刺，像未熟的草莓。”作者用丰富的想象力结合夸张的手法，对侯营长进行肖像描写，将侯营长酒色过度的形象展现出来。上述形式的比喻，小说中比比皆是，不但提高了读者的阅读趣味性，同时也增强了小说的讽喻效果，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6]。

3.3对知识分子的缺点的深刻揭示

《围城》小说中，对知识分子的缺点进行了深刻揭示和对旧社会丑恶的无情鞭鞑。留学归来的方鸿渐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代表人物，身上既有谦虚、中庸的东方文化特点，又有追求自由、民主的西方文化特点。他放弃周经理提供的舒适条件，对爱情的退却、忍让，工作中遇到的不平等，宽容别人的讽刺，对婚姻的无奈等，均体现出他的无能和软弱。他从来不敢追求自己的理想，如在处理与苏文纨的关系时，总是受到虚荣和懦弱性格的影响，“苏小姐知道他在看自己，回脸对他微笑，鸿渐要抵抗这媚力的决心，像出水的鱼，头尾在地上拍动，可是挣扎不起”，方鸿渐本该马上做决定，却拖拖拉拉、犹豫不决。钱钟书以锐利的笔法刻画了一个懦夫形象，挖掘了人性懦弱的悲剧内核。三闾大学的教授们谈起过去的荣誉时，自豪地叹了口气。汪处厚说：“这算得什么呢？我有点东西，这次全丢了。两位没看见我南京的房子——房子总算没给日本人烧掉，里面的收藏陈设都不知下落了。幸亏我是个达观的人，否则真要伤心死呢。”这一段落生动地体现出汪处厚的懦弱和虚荣，让人觉得可笑又可恶。此外，《围城》深刻地批判了旧社会知识分子的虚伪与懦弱，以及旧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摧残。故事背景发生在抗战前后时期，战乱不断，社会黑暗，展现了一幅社会黑暗、腐败，知识分子堕落无识的画面，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和知识分子的不自爱、自甘堕弱进行了批判。

4、结语

《围城》这部长篇小说，凝聚了钱钟书先生的心血和智慧，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还在国际上有不同语言的翻译译本，得到了广泛赞誉。毋庸置疑，这样一部极具价值的小说具有深厚的文学意义，其人物塑造也达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围城》采用暗喻、明喻、借喻等比喻修辞手法，是这部作品成功不可缺少的因素。小说以留学归国的青年方鸿渐作为该小说的主人公，通过讥讽、诙谐、讽刺的笔调，描写了大学教授和留学生在生活、工作、婚姻恋情等方面遇到的一系列矛盾和纠葛，揭示了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的灰暗社会生活，展示了钱钟书先生对中国旧社会受西方文化影响知识分子的无情嘲弄，以及对西方化的中华文明的仔细审视[7]。

在《围城》中钱钟书先生将暗喻、隐喻与明喻等手法运用得淋漓尽致，将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和小说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不但提高了作品的阅读趣味性，同时也增强了小说的讽喻效果，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除了巧妙地运用比喻和一系列修辞手法增强小说的讽刺意义外，还通过他学者式的语言深刻地展现了一大批性格饱满的人物形象，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和地点的转换，将其镶嵌在逐步发展的故事情节中，在丰富小说情节的同时，也能提高阅读的趣味性。同时钱钟书先生还擅长人物心理的刻画，通过这种心理描写来体现人物性格特征，增加了小说的阅读品味，增强了读者的阅读体会。

参考文献：

[1]李静.探析心理语境在文学作品中的艺术表现力——以钱钟书《围城》中方､唐二人的交际过程为例[J]!牡丹,2017,16(9).38-39

[2]颜杨."新儒林外史"之"新"——浅析钱钟书先生《围城》的讽刺艺术[J].好家长,2017,18(65):256.

[3]俞思倩,杨成虎.文化图式理论视角下《围城》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研究[J].名作欣赏,2018,16(3):166-167.

[4]杨荣华.讽刺的艺术——分析《三重门》对《围城》的继承与创新[J].北方文学,2018,43(2):77.

[5]崔丹,王松锋.冲不破的樊篱——论池莉小说的"中年群体"现象[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35(3):56-60.

[6]丁永强.浅谈《围城》里的讽刺逻辑——从概念､判断的角度来看[J].名作欣赏,2017,25(8):136-137.

[7]谢子岚,原苏荣.中西方"围城"中"侥幸"类副词性关联词语比较[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17,16(7):121-124.

文章来源：刘晓春.《围城》艺术表现分析[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21,23(04):8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