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激发乡村治理污染的积极性的角度出发,从5个方面论述了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的对策,包括加强村民环保教育、开展考核治污工作、分析减污治污实例、在面源污染治理中发挥村民自治作用、完善相关法规等,以期为保护农村环境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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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当年的化学需氧量与氨氮排放中,农业污染源排放量分别是工业污染源的3.52倍和3.17倍,分别占全国排放量的47.8%和31.7%。《2016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广大乡村地区的生态环境整体质量偏低,主要包括耕地质量、耕地退化等问题严重;过度使用农药和化肥导致的农业面源污染;水体和土壤的有机污染;农业生产生活中,随意堆放、焚烧垃圾,严重污染大气;农村环境设施落后,环保投入不足等。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治理农村面源污染的严峻性与紧迫性应成为各级乡村的共识。
在治理农村面源污染过程中,政府除了须加大源头治理力度(例如,为了控制剧毒农药的生产与销售,控制生态不友好型农用地膜的生产与销售,须有效推广已有技术手段、开发新技术手段,例如物理防虫、生物防虫技术),还应大力发展绿色农林牧渔业,在制度、资金保障方面下功夫,激发乡村居民治理污染的积极性。
农民既是农村面源污染的制造者,也是受害者。激发农民治污的积极性,提升治污效率,农民也将成为最终受益者。笔者将从5个方面论述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及激发乡村治理污染的积极性。
1、加强环保教育,提升村民环保意识
1.1对乡村管理者进行治污培训
发动乡村居民增强环保意识、积极治理污染,需要有带头人。带头人首先是各级乡村管理者,最接近村民的是村、组长;其次是在村民中选择、培养的积极分子,包括专、兼职环保人员,他们是乡村环境管理者。
对乡村管理者开展面源污染治理的培训,例如关于人工湿地建设、绿色种植、非农药除虫(使用诱虫板、太阳能杀虫灯、信息迷向、气味驱避、食源诱杀等)的培训。通过一系列培训,拓宽他们的视野,加深他们对当前农村面源污染严峻现状的认识,增强其环保意识与治污紧迫感。这是乡村管理者开展、领导面源污染治理的基础之一。
1.2加强村民的环保意识教育
乡村管理者、农村媒体(农村广播、县级电视台)需要加强村民的环保意识教育。在此过程中,通过宣传实际的治污工作成果,例如农田灌溉的节约方法、减少向河道排水或排污的示范田、人工湿地的初步治污效果等,能对村民增强环保意识、参与污染治理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再如,当宣传测土配方施肥方法时,可以对比数据说明:在土壤营养比较均衡的前提下,减少20%的化肥施用量,粮食产量仅下降1%~2%,节省的成本多于增加1%~2%的粮食价值。
2015年,安徽全省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农田面积达660hm2,推广配方肥逾130万t(折纯),减少不合理施肥21万t,平均节本增效1110元/hm2。2016年,云南省玉溪市完成测土配方施肥面积17.09万公顷次,增产19.62万t,减少不合理施肥量7108.09t(折纯),节本增效29845.2万元,平均节本增效1746.75元/hm2,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共赢。湖南鹤城区建立覆盖全区主要农作物的配方肥体系,2016年,共推广测土配方施肥面积7333.33hm2,全区主要农作物增产4952t,节约化肥施用量365t(折纯),推广秸秆还田面积6000hm2,平均节本增收947.85元/hm2,共节本增收1390.24万元[1]。这些工作需要中央、地方政府的共同投资。
1.3灵活采用多种形式宣传
采用黑板报、张贴宣传海报、设置(固定)布告栏、播放纪录片电影(电影下乡服务中,可在播放故事片前插播)、组织参观示范县乡等多种工具与方法宣传。要让村民清晰、深刻地认识到农村环境污染的受害者首先是他们自己,然后是城镇居民,例如水污染扩散对城镇居民的伤害。环境受污染不仅影响农民的生活,也影响农产品的出路,例如2016年河南新乡的镉大米事件就是由面源污染导致的。
可在中小学设置环保课或把环保、治污等内容嵌入劳技课等课程中。接受过环保教育的中小学生可能成为农村环保宣传的重要力量,通过孩子引导成人,树立积极参与减污、治污的好风气。农村环境与周边的城镇环境息息相关,在环保宣传教育方面,可发挥城乡共建优势,鼓励城镇有宣传经验的人去农村开展宣传活动。
2、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考核治污工作
考虑到河道的联通性,存在输入污染,各村、组以实际治污工作为主要考核对象,村、组河道水质为辅助考核标准。这样的考核体现了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的思想。治污工作定性考核也可包含定量方法,例如统计各类治污工作量。总体而言,考核策略体现了灵活的考核思想,可行性强、简单公平,村民们容易接受,能激发其后续的治污积极性。考核主体可以由上级部门担当,也可由第三方机构担当。
政府主管部门在精神(荣誉)与物质(奖金)方面制定奖励规则,鼓励乡村管理者与村民积极开展面源污染治理,鼓励他们因地制宜,找到可行、合适、高效、持久的治理方法。
3、减污治污实例分析
下述减污治污实践既有乡村、乡民主导层面,也有政府主导、引领层面,对乡村面源污染治理有很强的引导、示范与激励作用。
3.1使用水稻“控灌中蓄”技术
该技术不仅能节水,还能减排。例如,张璞等[2]通过试验研究发现,“控灌中蓄”方法较常规灌溉减少19%~31%的排量,这将显著减少向河道排污。开挖缓冲或隔离沟、渠、塘,连接人工湿地处理排水。经处理的水被直接排入河道或被储蓄后再次用于灌溉。可在缓冲沟、渠中使用氧化沟污水处理技术,也可把沟、渠、塘建设成(半)人工湿地。
3.2建设人工湿地
将村舍污水集中排放,建设小型污水处理设施和人工湿地处理,储蓄经处理的水,用于农林灌溉、道路清扫、景观水池、建筑施工等方面。有效利用人工湿地植物,定期收割,经济化利用;普及沼气应用。浙江安吉县从2004年就开始建设人工湿地,现拥有分散式湿地污水处理池逾2300个。
3.3秸秆利用
使用无人机喷洒腐秆剂,使田里的秸秆在农闲阶段充分腐熟,之后可作有机肥料。用秸秆颗粒机把废弃的秸秆压制成秸秆颗粒以替代煤炭作为锅炉燃料,还可以利用秸秆养羊、种植菌菇。
3.4生态养殖
河南辉县市在种(田)养(殖)结合方面开展了有效实践。“沿村牧业”建干粪棚、污水池,把猪场干粪发酵成有机肥,污水发酵成为沼液,为周边逾13.33hm2农田提供有机肥。农民无须再施化肥,管网供应沼液也避免了农民浇肥的劳作。土地肥力提升,粮食产量翻番,也能提高质量。粪污处理后实现了“变废为宝”,养猪场就能扩展养殖规模,可实现双赢。上述成功实践有中央和当地政府的环保项目建设扶持资金的支持,企业自身也需为此项目筹集资金近1/2。
辉县市北门云镇任村针对其散户养殖情况建设6个粪污处理点,处理方法类似辉县市的,只是规模稍小。这6个处理点分别为该村6个区域的专业养猪户服务,即把全村的散养户划分成相对集中的6个区域。这一方法正是村民们看到规模化养殖场的实践后向村主任建议实施的。该项目也获得了政府的项目资金支持,散养户自身再筹集一部分建设费。不过,该村相对于周边的村,属于养殖密集村,有一定的规模效应,适合采用此方法。
从上述2个不同案例可见,以规模化养殖代替散户养殖主要应该是市场行为,而非行政指令规定的强制行为。如果可以产生收益且条件成熟,就有规模较大的养殖户或养殖场兼并小、散养殖户,实现规模化养殖代替散户养殖,即市场行为。当散养户合并条件不成熟时,村镇也有途径资源化利用散养户的粪污。
该市还有企业收集散养户鸡粪并将之生产有机肥。奶牛场的牛粪可用于养殖蚯蚓,蚯蚓粪又可用于养殖多肉植物,其养殖的蚯蚓与多肉植物在当地很有市场竞争力,甚至供不应求。该市的利民无害化处理公司在全市收集并集中处理病死畜禽,通过微生物发酵与高温处理的自动生产线,把病死畜禽转化成高效有机肥与工业用油,全程无烟、无废气、无污水排放。
政府也应在宏观层面逐步降低化肥、农药产量,适当提高其价格。在政策与资金方面给予有机肥生产、销售与非农药防虫、治虫方案更多支持,逐步改善农民的种植和养殖习惯,从源头上减污。政府还应引导社会资本、资源、人才向农村面源、点源污染治理领域(尤其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领域)聚集,并在政策、资金支持及征税等方面给予优待[3]。
3.5收集废弃农药瓶、农用地膜
政府可制定规章制度,责成销售方采用押金制度促进回收,购买方缴纳押金,购买方包括经销商与终端用户———农民,形成一级压一级的压力。此外,可采用以旧换新的优惠策略。用政策、资金等手段减少依赖地膜的作物种植面积,改种其他作物,使乡民养成定点、分类投放垃圾的习惯,并由有关组织收集处置。通过各种途径使垃圾变废为宝,包括建垃圾发电厂或者无害化处理。
3.6加强绿色农林牧渔生产
完善绿色农林牧渔产品的认证制度,不仅要求产品绿色环保,也要求整个生产过程对环境无污染或低污染。由于消费者愿意为绿色农林牧渔产品多支付的价格一般小于农民采用绿色种植、养殖可获得的溢价,政府需要对农民转移支付或引入其他补偿机制,并加强绿色补贴或生态农业补贴的针对性与精准性(包括与农户签环保协议等措施),充分激发农民开展绿色种植、养殖的积极性,但并非普惠性发放。
在供应链与市场方面,政府应鼓励消费者,尤其国内消费者(发达国家消费者多已形成后述意识)加强对绿色产品的认可、拒绝非绿色产品,形成市场倒逼绿色农林牧渔业快速发展的局面。这样,农民自然会积极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多采用有机肥和其他杀虫、防虫手段,也会开展畜禽集中养殖和生态养殖,并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等。消费者(市场)应该强力形成倒逼绿色农林牧渔业快速发展的态势,倒逼乡村积极减少排污、大力治理污染[4]。在此过程中,政府也应积极引导。政府应加强收购绿色农作物的力度,提高其市场覆盖率,以此促进农村绿色种植、生态种植。同时,辅以科学、简便的绿色作物(等级)认定方法。
3.7适时对河道清淤
从严重污染河道中清出的淤泥不可用作庄稼肥料,可用作其他农林作物肥料。对非经济类水生植物、藻类等采用相似的处理思路。在河道交汇处等关键位置设筛网,拦截漂浮垃圾、浮萍等,以便于打捞。注意把筛网设于水表层,以便鱼虾等自由通行。
3.8休耕退耕
对污染严重地块,如重金属污染严重地块,采取休耕策略,建人工湿地或种植非粮食作物(林木、花卉等)逐年消解污染,直到通过安全检测后方可用作正常的农田;也可对严重污染地块进行长期的退耕还林、还草、还湿(地)。
通过以上这些成功的例子,激励乡村干部与乡民举一反三,使他们主动作为,在当地找到适宜、有效、低成本的减污、治污方法。
学习扶贫工作的成功实践,重视精准治理、适应性治理,积小胜为大胜,使治理资金与措施达到应有的、持久的效果。在每个村镇,只要下功夫,配以资金支持,就一定能有效推进面源污染治理。安吉县早在在资金方面,除了各级政府的支持、农民筹集,也可争取乡贤的捐助。
4、在面源污染治理中发挥村民自治作用
在村民自治层面,对有效开展面源污染治理的村民小组、村民家庭给予精神与物质方面的奖励,可采用评比、积分等方法。精神奖励方面,可评比年度“减排模范组”“环保模范之家”“治污积极分子”等;物质奖励方面,可向村民小组集体或家庭、个人颁发年度奖金,或让各农户凭治污、环保积分到村或村民小组办公室换日用品等奖品。积分由村民根据自己的实际治污工作向村或小组申报,由积分管理人员核实并公示,公示后若无异议,记入村民或村民家庭的积分账户。对于物质奖励方面的资金,村或小组可积极向上级申请,或者请附近企业、其他组织、村里富裕家庭、致富能手等赞助,也可由村民筹集。总结各地的经验教训,推广科学高效的治理方法。
在村民小组内,可采用一些简单易行且有实效的治理方法。例如,定期对各家各户开展室外环境、减污减排或污染治理评比,甚至可以让小朋友们做评委(从小就培养其保护环境意识)。只要乡村管理者有效组织,孩子们的积极性一般会很高,而且认真负责、公平客观。让老人担任评委(主体)也可能收到较好的效果,老人在村里的威望高,他们比年轻人有更多的时间,也比较关心公共事务。
通过这样的评比,可以有效遏制对圈肥不覆盖堆沤等破坏环境的行为及田间劳作中的一些污染环境的行为。通过以上治理措施,在乡村树立了爱护环境、积极参与污染治理的好风气。
5、完善相关法规,运用约束的力量
管理是激励与约束的综合体,在以激励为主的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的大背景下,也要严格执行有关环保法规,并继续深化、细化、完善环保法规,尤其弥补农村面源污染治理法规方面的薄弱环节,为其制定一套系统的法规,或者制定符合当地情况、村民们普遍认可的村规民约。
法规完善后应严格执法,特别应克服“法不责众”的思想与现象,必须在农村广泛建立“谁违反法规污染环境,谁就要承担治理责任,谁就要受到严厉处罚”的意识,例如禁止秸秆焚烧的法规及其执行。政府应投入人力、物力,严格执行相关法规,做到令行禁止。
参考文献:
[1]王冬青.玉米化肥施用量零增长农民收益稳步提升[J].现代农村科技,2017(3):86.
[2]张璞,刘增进,任亮.不同年型控灌中蓄稻田水分变化特征分析研究[J].中国水能及电气化,2016(12):57-63.
[3]杨滨键,尚杰,于法稳.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难点、问题及对策[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19,27(2):236-245.
[4]金书秦,周芳,沈贵银.农业发展与面源污染治理双重目标下的化肥减量路径探析[J].环境保护,2015,43(8):50-53.
黄炜.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的对策[J].现代农业科技,2020(19):178-18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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