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孝道，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是中国老百姓伦理道德精神的支柱之一。孝道，慎终追远，光宗耀祖，家国情怀，溢于言表。但不加分辨，简单照搬，全盘接收，并不可取。真正抓住孝文化的真谛，并根据社会发展和现实需要对其进行当代阐释与创造转化，是当务之急。本文针对传统孝道中存在的问题，对传承孝道文化进行一点思索。

一、孝子典型中的问题

《二十四孝》记录了二十四则元代以前的孝道故事，其二十四孝图，活灵活现，家喻户晓，对于推广孝德功不可没。时至今日，对之仍然存在误读、误用，过度强调古代的孝亲榜样，容易导致真正孝文化的变味、变质，有的孝道与当今文明格格不入。鲁迅先生曾经一针见血地批评这种“孝道”对青年人是一种摧残。鲁迅先生指出，《二十四孝》中很多都是愚孝，里面的很多观点有封建余孽，其中宣扬的孝道“亲权重，父权更重”[1]，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威，这种不平等的父子关系，是一种长者本位思想，不适合讲究人格平等的现代社会要求。现举三例说明。

1．尝粪

《二十四孝》中有“尝味知瘥念疾父，粪甜泪咸心焦苦”的说法，赞美庚黔娄通过尝粪来观察父亲的病情。其孝行可嘉，但从道义论、效果论、正义论角度来看，这样的孝行不仅缺乏基本的伦理学基础与医学、科学常识，更缺乏现实可操作性，这种做法不值得效仿。

2．喂蚊

吴猛八岁时就孝顺父母，当时没有蚊帐，怕父母遭蚊叮咬，吴猛夏夜让蚊子恣意叮咬自己，不驱赶，好让父母安心入睡。这个故事感人，立意固然好，但其孝道缺乏智慧，其单纯的善良动机、浓厚的理想主义道德倾向，反而影响了民智的开启，只能将吴猛当成纯真的道德偶像。这种孝道不切实际，难以推广。

3．埋儿奉母

侍奉母亲是应该的，“埋儿奉母”是“惨绝人寰”的行为，让人心惊胆战。埋儿，在今天属刑事犯罪行为，不值得宣扬。以现代法律和伦理观来审视，这种以牺牲亲人或他人利益、生命而达到行孝目的的行为，显然违背了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也丧失了人性、亲情、法理。

简言之，封建社会宣扬的“孝道”，由于社会历史与科学精神的局限性，我们在汲取精华的同时，也要去其糟粕。《二十四孝》作为孝道的经典范本，在今天，我们需要用批判的精神去继承，不能简单照搬。

二、“三年之丧”的守孝问题

“三年之丧”在我国古代丧服制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影响已有数千年，亲人离世，哭悼、守灵、安葬、守孝三年是最基本的礼仪。孔子的《论语·阳货》指出：“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史记》载孔子殁后，其弟子皆结庐守墓，服丧三年，唯子贡思慕情深，三年之后复独居三年始归，今山东曲阜孔林仍然有子贡庐墓处、子贡手植楷，见证了子贡的赤诚之心。在今山东、河南等地，仍有守孝三年的习俗。

三年之丧，合乎人之常情，也有法理、道德的要求。意大利著名教育家蒙台梭利说：“人生的头三年胜过以后发展的各个阶段，胜过三岁直到死亡的总和。”[2]三年之丧，不是仅仅为了守丧而强调守丧，其中的意义在于对故人抚养、贡献的感恩与悼念，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对后人的教化。《诗经·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医学、生理学常识告诉我们，婴儿从出生到三岁之间，是儿童成长至关重要的时期，民间有“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说法。“三”字在中国古代意味着多。幼儿三岁是生理和心理发育的关键时期，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孩子三岁之前夭折的概率大，父母为此付出最多。从此角度上说子女起码应该守孝三年，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古代强调“举孝廉”，将忠孝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之一，是道德的试金石。古代帝王倡导三年之丧，身体力行，朝廷准官员守丧假，以此鼓励孝道。《左传·昭公十五年》强调：“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杜预注说：“天子绝期，唯服三年，故后虽期，通谓之三年丧。”清朝的昭梿在《啸亭杂录·阿司寇》记载：“御史李玉明复上疏请行三年丧礼。”清代顾炎武的《日知录·三年之丧》、赵翼的《陔馀丛考·三年丧不计闰》等，都强调三年之丧。《仪礼·丧服》中所提出的子为父母、妻为夫、臣为君的三年丧期，直至西汉编纂的《礼记》一书，对三年丧期内的守丧行为在容体、声音、言语、饮食、衣服、居处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标准。如丧期内不得婚嫁、不得娱乐、不得洗澡、不得饮酒食肉、夫妻不能同房，必须居住在简陋的草棚中，有官职者必须解官居丧等等。宋高宗的《起复诏》称：“三年之丧，古今之通礼也”。

三年之丧的孝德礼仪，从唐代开始得到法律强化。唐代给官员丧假，禁止父母去世时娱乐，特别重视守丧行孝。《唐律疏仪》规定，居父母之丧，“丧制未终，释服从吉，若忘哀作乐，徒三年；杂戏徒一年”。居亲之丧，违背居丧法律，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丧制未终，释服从吉，杖一百”，“居父母丧，生子，徒一年”，“父母之丧，法合二十七月，二十五月内是正丧，若释服求仕，即当不孝，合徒三年；其二十五月外，二十七月内，是‘禫制未除，此中求仕为‘冒哀’合徒一年”，“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居期丧而嫁娶者杖一百”，“父母之丧，解官居服，而有心贪荣任，诈言余丧不解者，徒二年半”。为了保护和鼓励丧葬行孝，唐代法律明文保护墓地、墓穴、陪葬品、墓志铭等，当时社会流行厚葬并刻墓志铭，对逝者盖棺论定，再现、评价、表彰其一生，对其歌功颂德。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是创作墓志铭的高手，堪称古今墓志铭第一人。宋代文学家苏轼、欧阳修等也写下了很多碑文、行状、墓志铭，期望传统美德在家族、社会发扬光大，极大地助推了传统孝道的传承。清代的《大清律例》，传承唐代孝亲的法律和道德合一的规定：“凡居父母及夫丧而身嫁娶者，杖一百；若男子居丧娶妾，妻女嫁人为妾者，各减二等……若居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丧而嫁娶者，杖八十。”《清通礼》载：“凡丧三年者，百日剃发。仕者解任。士子辍考。在丧不饮酒，不食肉，不处内，小入公门，不与吉事。”孝德上升为法律条文，自律和他律相互结合，良知与强制相辅相成，使守丧成为官方倡导的道德价值和民间遵守的规范。

守孝三年的典型，历史多有记载。如《礼记·檀弓上》中“高子皋之执亲之丧也，泣血三年，未尝见齿”；孔子的弟子子贡；《宋史·赵宗宪传》中的赵宗宪“居父丧，月余始食食，小祥菇落果实，终丧不饮酒食肉，比御犹狒入者久之”；徐珂的《清稗类钞·孝友类》称连城张鹏翼笃信程、朱，行事遵礼，“居丧，疏食三年，不外游，不内寝，动必以礼”。儒家的服丧制度几乎流传于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影响持久深远。对父母、长辈、故人等，心存敬意和感恩，加以缅怀，慎终追远，继往开来，这些古礼还是有意义的。三年之丧的伦理规范，并非出于外在压力，而是自然亲情的适当表达。外在的礼仪只是表现方式，若没有真情实感，一切只会沦为形式。子女对待父母，在礼节方面做得十分周全，如果内心缺乏敬意与爱心，也算不上真正孝敬父母。或者为了博得美名而弄虚作假，与孝精神完全背离，实质就是不孝。

今天的社会，人口流动大，工作地及居住地大都远离原生家庭，使“三年之丧”的古老礼仪面临创新问题。恪守古代礼仪，不让人们流动和外出工作，专门在家守孝三年，也很不现实。譬如当今没有专门的守丧假，国家规定直系亲属的丧假为1-3天。守丧也没有对应的、严格的、具体的、细致的规定，《殡葬管理条例》（2012年修正本）第一条只是强调了丧葬管理的原则要求：“为了加强殡葬管理，推进殡葬改革，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制定本条例”，第十四条强调：“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丧葬礼仪简化改革，守孝的时间机动灵活，在今天成为常态。传统孝德精神的传承，应随时代的变化而改变。我们认为对逝者保持尊敬、表达哀思最为重要，完全可以根据家庭成员的情况（时间、财力等）安排隆重而简朴的丧礼，三年之内心系逝者，孝亲思想和行为溢于言表，就是当今被认可的做法。如在湖北、河南农村有的地方纪念逝者仍然有头七、三七、五七、三周年等祭祀习俗，就是简化了的三年之丧的做法，为老百姓所接受。又如抗日战争期间，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母亲去世，而冯友兰、冯景兰、冯沅君兄妹三人都在昆明。“一个月之后，她的两个儿子才千里迢迢赶回奔丧”[3]。冯友兰、冯景兰两兄弟回唐河老家奔丧，在寒冷的冬天守灵、送葬，披麻戴孝，守了二十余天后，在冯家的墓地上，启父亲旧茔，入母亲新棺，“葬父母于同穴，其永宁于九原”（冯友兰《祭母文》），其《祭母文》彰显了子对母亲功德的感念，尽了孝心。冯友兰同时发布讣闻，完全按照中国传统的丧服制度和讣闻格式，由亲到疏按五服丧制而列，涵盖了冯氏家族的至亲关系，特别是五服丧制中的礼制在此讣闻中得以全面体现，孤哀子女媳是“泣血稽颡”，齐衰期服孙、孙女是“泣稽首”，功服夫弟即冯友兰的叔叔冯汉异是“拭泪拜”，期服侄、侄女是“泣稽首”，而最远的小功服、缌服是“拭泪顿首”，表达了一个文人对儒家传统丧礼的传承。[4]尽管冯先生没有居家守孝三年，但其孝行不可否认。

当今的丧葬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大多改变了厚葬、棺葬的传统，守丧时间压缩，守灵、守丧的地点、方式和追悼方法不一，有的在医院或殡仪馆进行，追悼会、追思会、献花圈、竖墓碑在今天常见。“丧事从简，提倡符合现代精神的葬仪。比如说，可以提倡树葬，植树一株，把死者的骨灰埋入树下，既省了土地又美化了环境。参加葬礼的人每人带鲜花一枝，在向死者致辞默哀后，留下鲜花静静离去，不更能表达悼念之情吗？”[5]

三、清明节上坟祭祀问题

清明节起源于春秋时期，晋文公为了纪念介子推，将寒食节的第二天定为清明节。传统孝道主张清明节上坟祭扫祖墓，清明祭祖成了中华民族传统习俗之一，历来被炎黄子孙高度重视，表达生者对已逝亲人和先辈的悼念。

在父母身边尽孝，到亲人墓地祭祀，是传统的行孝要求，若时间和条件允许，这样做是应该的。《论语·里仁》指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有人断章取义，忽略了“游必有方”。若父母现在还抱着子女一定要待在自己身边的思想，估计连孔子都不会同意。父母年迈时，子女因工作需要长期在外，但应告诉父母自己的去向、归期，提前安排好父母的生活，使其安度晚年，也不失为尽孝。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曰“子有四方之志”，修、齐、治、平的实现，要求务必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当今社会的流动性更强，普通老百姓经常外出打工，现代科技发达，人们通过手机、微信等与家中父老联系，做到工作家庭两不误，与传统孝道不矛盾。亲情永远，千金难换，行孝方式不拘一格。“作为子女常回家看看，常打电话问问，可以消除老年人心情抑郁、惆怅孤寞、心理失落、自悲自怜等情绪，使‘空巢’不常空，这也是子女应尽的精神赡养义务。”[6]远方的游子永远是父母的牵挂，“街头巷尾看见满头白发的父亲或母亲拄着拐杖眺望远方，无疑他们在等待自己的亲人归来。当你看到这一幕时，你就会感觉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意义了”[7]。

清明节的祭祀方式，也应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其实，古代汉族的清明祭祀就有两种基本方式，按祭祀场所的不同可分为墓祭、祠堂祭（家庙祭）。墓祭最为普遍，祠堂祭是宗族的共同祭祖方式。有的农村家庭在中堂条桌上的祖先神龛或者牌位几案上，摆上香炉、蜡扦、花筒、供品，烧上三支香，叩拜或者鞠躬三次，默念祈福和感念语。当代，公共墓地的森林绿化率越来越高，为了保护环境，防止火灾，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焚烧纸钱等，清明节去墓地献花就成为时尚。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人，如果清明节不能回乡扫墓祭祖，可以选择在网络上祭祀，在自己的QQ、微信、抖音上纪念故人；也可以写亲人的回忆录，在亲朋好友中分享，表示对先人功德的怀念，激励后人奋发进取，为家为国争光。

简言之，今天的清明祭祀需要实质上的心存敬意、形式上的灵活多样，无论是在家乡、他乡，都可以做得到、做得好。

四、养老方式变革问题

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加快，职业和工作地点流动大（有的是漂洋过海的“地球人”），孝文化对处理老龄社会下的家庭代际和谐、亲子关系，解决养老问题，形成尊老风尚，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如何行孝才能真正发扬光大传统孝道并且与当今社会契合，成为老龄化社会的突出问题之一。行孝的方式也应随时代更新。《诗经·尔雅·释训》对孝的解释为“善事父母为孝”；《说文》的解释为“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许慎认为“孝”字是由“老”字省去右下脚的形体，和“子”字组合而成的一个会意字。父慈子孝，上下互动，才能使孝道文化源远流长，永续发展。

孝道讲究物质赡养与精神安慰相结合。精神赡养古已有之，一直蕴含在孝道中，并且是孝的重要方面。古代社会为保证孝的推行，不仅在思想理论上进行大力宣传，而且采取了一套相应措施加以保障。当今社会的保障与福利越来越完善，有养老保险金的老人吃、喝、住、用不成为问题，精神上的安慰，成为老人的第一需要。但精神赡养难以保证，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一对夫妇在养孩子的同时还要赡养四位老人，有的甚至更多。在履行赡养义务时，他们往往力不从心，无暇顾及老人的情感需求。还有人把赡养父母仅仅看作是一种法律责任、物质需要的满足，而不是道德义务、精神需要的满足，与父母沟通交流少，对父母的唠叨缺少理解，在细微方面关注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社区、老人服务机构可以补位，发挥其社会服务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18年修订版）第三十七条主张：“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发展城乡社区养老服务，鼓励、扶持专业服务机构及其他组织和个人，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紧急救援、医疗护理、精神慰藉、心理咨询等多种形式的服务。”当代敬老、养老出现很多新问题，寻找新的孝道方式，成为当务之急。

养老行孝需要寻找适合的方式，当今大致有如下三种基本方式。

1．家庭养老

这是传统的养老方式。在自己家里，自由自在，多代同堂，享天伦之乐，方便和亲友来往，是农耕时代乡土社会悠久的习俗。“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年人能够帮助年轻人料理家务、照顾孩子，还能够传授生活、工作方面的经验与智慧。如果父母与子女分居两地，不能经常见面，也可以利用电话、微信视频来弥补。特别是在中国老百姓最重视的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等，要回家看看，尽尽孝道。民间对老人的生日特别是“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等生日非常重视，一般都要举行庆祝仪式，子女此时除到场庆贺外，送礼物、送“红包”已经在百姓间流行。无论社会养老机构如何普遍，服务如何周到，家庭养老的优势是不能忽视的，子女近距离照顾老人，人间亲情、温情是不能替代的。建议有关部门出台老人户口随子女迁移或者其他便民政策和措施（如异地医疗报销制度就大得人心）。

2．养老院专业养老

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随着老人的增多，养老机构大量出现已成为一种符合社会发展潮流、不可或缺的养老方式。养老院对入住老人直接负责，提供周到细致全方位的养老服务，让入住老人满意，是养老院的职责所在，也是评价一家养老院是否称职的最根本标准。养老院有专业陪护人员，生活、医疗等设施一应俱全，是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人的理想去处。例如，武汉某高校的教授夫妻，2021年已经95岁，其子女都要照看自己的孙子，无暇照顾二老，教授夫妻现在就安居在武汉某社会福利院。教授是运筹学专家，对此也有筹划，寻觅过最优化的方案，最后认为这是不二的选择。我们认为这未尝不是最佳方案。

3．社区养老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三十八条强调：“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将养老服务设施纳入城乡社区配套设施建设规划，建立适应老年人需要的生活服务、文化体育活动、日间照料、疾病护理与康复等服务设施和网点，就近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发扬邻里互助的传统，提倡邻里间关心、帮助有困难的老年人。鼓励慈善组织、志愿者为老年人服务。倡导老年人互助服务。”在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无法满足的情况下，社区提供养老服务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的养老服务已逐步出现和发展起来。现在不少老龄化程度高的社区，在街道办事处的统筹下，都成立了社区集中养老机构。社区是老人熟悉的环境，知根知底，能够为老人提供天然的“近水楼台”优势，且费用较低，拥有周到的、专业的服务，又离家近，还可以经常回家，自由往来，免除了繁重家务，非常受老人欢迎。如上海、武汉等地有的社区已经实施，效果好，得到广泛肯定。

五、小结

孝道经典是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对于当代社会而言，如何批判地继承这些遗产，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孝文化美德，是一项重大而严肃的历史使命、时代课题。孝文化的培育和发展有助于健全社会主义公民的人格，有助于建立和谐家庭，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有助于提升民族凝聚力、幸福度、获得感。因此在现阶段，充分发扬优秀孝道文化、推进优秀孝道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孝文化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应当引导和规范人们的孝德行为。季羡林先生强调：“我们当然不能再提倡愚孝；但是，小时候父母抚养子女，没有这种抚养，儿女是活不下来的。父母年老了，子女来赡养，就不说是报恩吧，也是合乎人情的。”[8]

孝的本质在于仁爱之心。爱亲应该是家庭美德，孝之爱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养亲、尊亲、思亲、义亲等。孝的价值就在于爱老人，为家争光，展示家国情怀。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传统节日与人生仪礼等特定时节，大力培养人们的孝德善念。在传承孝文化时，应该发扬光大其积极因素，剔除其糟粕，并且寻找适合当下的内涵、条件，创造性地加以灵活运用。[9]

参考文献:

[1]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C]I/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34.

[2]杨润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学习读本[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34.

[3]赵金钟.院士世家冯友兰·冯景兰[M].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39.

[4]哲学大师冯友兰母亲去世发出的"讣闻”[EB/OL].(2018-11-17)[2021-03-01].

[5]杨昌江.谈“孝文化"的现代化问题[J].湖北社会科学,2006(4):133.

[6]刘伟.三年之丧:《左传》中服丧礼研究[J].青春岁月,2015(5):214.

[7]藏乐源.析"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J].齐鲁学刊,2005(2):34-35.

[8]季羡林.读书与做人[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12-13.

[9]萧放.孝文化的历史传统与当代意义[J].民俗研究,2015(2):31-35.

文章来源：孙君恒,关殷颖.对传统孝道的反思[J].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21,41(04):19-23.

基金资助：湖北意识形态建设研究院(省级智库)课题(2021HBYSXT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