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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元杂剧为例对蒙、汉、女真的文化交融探究

2021-03-09 529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蒙古和女真二族是强大的北方游牧霸主,他们生性自由洒脱,语言通俗平实。少数民族试图完成统一中原的必然前提是大量吸收中原文化,以有力的汉文化作统治支撑。少数民族统治者鼓励吸收汉文化,汉人试图接受少数民族语言。长期占据中原且绵延数千年的汉文化,一旦有了可供接触的土壤,便能很快的流入少数民族士族社会中。元朝时期,文学“其声犹未纯一”,体现在语言相互渗透,内容逐渐融入少数民族风俗,创作者亦不乏少数民族文人。元杂剧正是此时文学的代表。

关键词：
元杂剧
女真
少数民族风俗
文化交融
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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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中从语言角度给予了元杂剧很高的评价:“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元杂剧以金元之交的河北、河南、山东等中原地区的北方话为基础,并吸收糅合了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的腔调及语言。蒙古族语言生动形象,诙谐幽默;女真族腔调直率朴实、雄健粗野,多以谐音方式糅入元杂剧中。方龄贵在《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中提到:“元明戏曲中有一些契丹、女真、蒙古和波斯阿拉伯语,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其中最多的还是蒙古语。”在一些少数民族人物出场的杂剧中,常用蒙古族词汇进行对话,如关汉卿的《哭存孝》:“米罕(肉)整斤吞,抹邻(马)不会骑,努门(弓)并速门(箭),弓箭怎的射!撒因(好)答刺孙(酒),见了抢着吃,喝的莎塔八(醉),跌倒就是睡,若说我姓名,家将不能记,一对忽刺孩(贼),都是狗养的!”而在一些汉族人物杂剧中,也会使用蒙古族语言,如王实甫《西厢记》:“头房里下,先撒和(饲喂和遛放)那马者”;马致远《汉宫秋》:“不如送他去汉朝哈剌(杀死),依还的甥舅礼,两国长存。”

元杂剧对于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大部分是蒙古语,其次是女真语。宋代的东北、华北、西北等地,许多汉人穿女真服、说女真语、唱女真乐。在陆游《剑南诗稿》中有明确记载:“上源驿中搥画鼓,汉使作客胡作主;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这首诗真实记录了汉族和女真族的文化互相渗透、融合的现象,说明女真族统一北方之后对汉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女真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有自己的语言。一些女真口语广泛应用于生活中,逐渐演化为生活用语,有“胡同(街巷)”、“海冬青(猎鹰)”、“虎皮驮驼(虎皮包)”、“赤瓦不剌海(该打的,该死的)”等,如石君宝《紫云亭》:“嘴尖馋嗓子,爪快撮天灵,娘呵,委实道搦鸦的天上鹞,不如你个拿雁的海冬青。……你若打死他,路上呵,你独自难过,却叫谁牵你那虎皮驮驼。”“海东青”是东北长白山特有的凶猛猎鹰;“虎皮驮驼”即金人骑马时所用的虎皮袋。这些流传下来的元杂剧的只字片语,绝大部分是女真语言的音译,它们的具象多数是女真族所特有的物什,比如“虎头牌”、“海东青”,这些词汇广泛流于中原并为元杂剧所用。根据《北京方言词典》,使用较多的女真语言有“六儿(角色通称,童仆)”、“茶茶(金人对夫人的泛称)”、“千户(官员名称)”、“阿马(父亲)”等,这些是常见的角色通称,在元杂剧中常能见到。

元杂剧中亦有蒙、汉、女真多方文化交融的现象。如关汉卿《调风月》:“双撒敦(亲戚)是部尚书。”《虎头牌》:“我也曾吹弹那管弦,快活了万千,可便是大拜门(子婿礼)撒敦(亲戚)家的筵宴。”“大拜门”即女真风俗,指男女自由结合,待生子后双双到女家行子婿礼,也叫做“拜门”。“撒敦”即蒙语中的亲戚之意。女真族的故事背景和风俗习惯,蒙古族的语言,汉文字的表达和书写,说明当时“渐染胡语”、“多染胡语”的语言交融现象相当普遍。

民族习俗是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交融的聚焦点和中转站。民俗影响着元杂剧的创作题材和艺术风格。源于汉文化中的民俗,在长期演化中流入蒙古、女真二族,后者以不同于汉文化的内核来体现。如汉文化元旦拜日的习俗,《礼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可见春秋时期便有元旦拜日之举。《大金国志》有述:“元旦则拜日相庆。”元杂剧《虎头牌》中金柱马和银柱马对日祈祷:“待我望着那碧天边太阳浇奠,则俺这穷人家又不会别咒怨,则愿的俺兄弟每可便早能勾相见。”元杂剧作家将这种自然崇拜与祈愿之礼融合到一起,增添戏剧的生动性。《多桑蒙古史》记述成吉思汗“崇拜太阳,而尊崇珊蛮之陋习。”可知当时蒙元统治者十分重视拜日活动。元杂剧中对拜日活动的描写,无意中迎合了蒙元统治者的审美意趣。

早期女真散居野处,没有所谓的节庆活动,金朝建立后才逐渐形成许多特定的节日,多是继承汉族和契丹习俗,同时亦增些女真旧俗。据《大金国志》:“官员元日假三日,寒食假五日,冬至、立春、重五、立秋、重九各给假一日。”女性会在寒食节开心出游,进行踏青、吃寒食、荡秋千等活动。元好问《壬子寒食》诗云:“儿女青红笑语哗,秋千环索响呕哑。今年好个明寒食,五树来禽恰放花。”描写了寒食节荡秋千的景象。《诈妮子调风月》记录金朝时的寒食节习俗与下层女性服饰装扮和娶妾礼俗:“却共女伴每蹴罢秋千,逃席的走来家。这早晚小千户敢来家了也。年例寒食,邻姬每斗来邀会,去年时没人将我拘管收拾。打秋千,闲斗草,直到个昏天黑地。”展现了寒食节的民俗风格和独特趣味。

《金史》有记载蕤宾节射柳为戏的习俗:“重五日拜天礼毕,插柳球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自三,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蕤宾节,即端午节。端午打球,简称蕤丸。射柳蕤(锤)丸,为金人端午节所举行之角艺。这在元杂剧《丽春堂》《射柳蕤丸》中生动再现。《丽春堂》描述世宗朝威望甚高的左丞相徒单克宁奉旨在端阳节主持“射柳会”,完颜乐善在会上连射三箭,最终赢得胜利;《射柳蕤丸》中完颜延寿马奋勇当先,大败敌军,时遇五月蕤宾节令,打球射柳宴赏太平之世。其他民俗习惯如《调风月》中写小千户与莺莺结婚时,新郎新娘的穿着打扮及男女宾客的服饰穿戴,与《金史·舆服志》所记载的女真人的服饰打扮基本相同。《虎头牌》里,描写女真族男子尚武,以“打围猎射”,“飞鹰走犬,逐逝追奔”作为消遣,即使女子也“自小便能骑马”,以及展现金人嗜酒,敬酒之前要向太阳浇奠,军中责罚可以别人“替吃”等特点都反映了女真人的生活习俗,是元杂剧中体现少数民族因素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元杂剧的少数民族交融亦体现在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中。少数民族生性豪迈,文化政策宽松,礼教制度薄弱,统治者崇慕汉文化,这给文人的创作带来了相对自由的空间。文化政策的宽松和戏曲发展条件的成熟,有利于戏曲作家的成长和从事戏曲创作,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成为大量元杂剧作家诞生的摇篮,其中不乏由金入元的作家,如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纪君祥等人,关汉卿的《拜月亭》描绘蒙古军进攻金国中都下离散的小儿女结为伉俪的场面;《调风月》描写金朝婢女燕燕积极求娶不甘人下的风月案;王实甫的《丽春堂》描述金代名臣完颜乐善射柳击球所引发的趣事。尽管他们是由金入元的汉人,然作品浸染少数民族文化,所描绘社会背景多是当世。少数民族的融入极大程度上影响时人的创作风格。

此外,还有生于北部草原长于马背之上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女真一族的剧作家石君宝、李直夫、王景榆等人;蒙古族作家杨景贤等人。他们的语言表达通俗平实,审美趣味独特,如石君宝精心创作的杂剧《秋胡戏妻》就是多种文化凝结的成果。罗梅英代表的是汉文化下遵循妇德、妇言的传统女性,全剧又融汇女真民族文化、蒙古民族文化,其振聋发聩之举是在戏剧中首发“整顿我妻纲”的宣言。石君宝的另一篇《紫云亭》也是充满女真特色的元杂剧之一,诸宫调女艺人韩楚兰与女真贵族完颜灵春相爱受阻,以出走和街头卖艺抗争,反映了女真女性冲破束缚、追求自由的积极主动的婚恋观。李直夫的《虎头牌》讲述军法与情理之间的矛盾,赞扬女真族英雄将领山寿马不偏私的优良品德,展现女真将士军纪严明和忠孝两全的是非观。蒙古民族剧作家杨景贤杂剧《西游记》中一系列女性形象的塑造,有意彰显冲破传统礼教束缚和打破世俗化观念的社会现象,对性与爱大胆肯定,对宗教禁欲思想大力批判。杨景贤《西游记》中的女性以勇气与果敢不断冲击着腐朽文化制度对她们的束缚,呈现出市民壮大后对世俗文化积极追求的生活愿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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