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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库辑本《畏斋集》误收的考究
摘要：元程端礼《畏斋集》清代已佚，今所流传者乃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得。此本存在误收他人作品现象，考订发现《畏斋集》误收程文文5篇及程端学诗文2篇，探析其误收现象及其缘由，并将四库辑本误收之诗文进行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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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端礼(1271-1345)，字敬叔，号畏斋，元庆元府(今浙江鄞县)人。元朝儒学家、理学家、诗人。曾任广德路建平县(今安徽郎溪县)、池州路建德县(今浙江建德县)儒学教谕，历任信州稼轩书院、建康江东书院山长，后迁铅山州儒学教授，以将仕佐郎、台州路儒学教授致仕。著有《读书分年日程》《畏斋集》。现存《畏斋集》六卷，乃清代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得。四库提要云：“其(程端礼)诗文名《畏斋集》，见于黄溍所作墓志，而不著卷数，诸家书目亦多不载，故世久无传。惟散见《永乐大典》中者，尚得诗文百余篇，谨依类编次，厘为六卷。”[1]此本《畏斋集》共收录诗歌二卷，序二卷，记一卷，跋、说、铭、墓铭、祭文等一卷。此后，《畏斋集》均以四库传抄本流传。
坊间一直有《畏斋集》误收了他人作品之说。例如，栾贵明在《四库辑本别集拾遗》中提到，四库馆臣误将程端学《雪野斋诗》辑到了程端礼之《畏斋集》，并予以纠正，将《雪野斋诗》置入程端学《积斋集》[2]。另，《全元诗》在整理程端礼诗时，发现《畏斋集》中有37首诗与程文诗重出，考之《永乐大典》残本，证实确为程文之诗，因此应将这些不属于程端礼的诗剔除，归于程文名下，兹不赘述[3]。笔者在阅读《畏斋集》过程中，另发现多篇误收之诗文，特予以考校，并试就误收现象及其缘由作探析。
1、误收原因分析
四库馆臣的辑佚工作较繁重，四库辑本别集中漏收和误收他人诗文的情况甚为常见。袁同礼在《<四库全书>中<永乐大典>辑本之缺点》中曾指出：“四库馆臣，采辑《大典》，弃多取少，菁华未尽……故四库馆臣于辑佚时，既多凑合成书，而遗漏之处亦不鲜，且有业经辑出而并未收入《四库》者。”[4]又，栾贵明据残本《永乐大典》发现四库大典本和各家校辑本共漏辑了1,864条，将漏辑各条辑成《四库辑本别集拾遗》。
考校发现，《畏斋集》误收的作品主要是程端学和程文的诗文。程端学有《积斋集》行于世，亦为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得。程文《程礼部集》清初已不传，因而四库馆臣未有辑录。今《全元文》从《新安文献志》及其他方志、别集文献中，辑得程文作品32篇[5]。王树林《<全元文>中程文漏收文拾辑及生平著作小考》又从《永乐大典》、元明人别集及杂著中拾辑程文作品17篇[6]，以补《全元文》之缺，所辑之诗文皆有关一代文史，弥足珍贵。笔者认为，《畏斋集》出现误收之缘由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永乐大典》在抄录过程中出现错误。例如，《永乐大典》残本卷七千八百五十七《禳金星》条下所引之文即标示为：“元程端学《畏斋集》”[7]。但《畏斋集》乃程端礼之诗文集，而程端学所作为《积斋集》。在《永乐大典》抄写出现讹误的情况下，四库馆臣无法辨别此条下之诗文到底是《畏斋集》还是《积斋集》之诗文。
表1《永乐大典》引录程端礼、程端学、程文别集之名称
其二，四库馆臣辑佚工作过于草率，以致误辑、漏辑情况出现。在《畏斋集》辑佚过程中，由于馆臣工作草率，致使讹误丛生。通过表1，可以发现“程端礼”“程端学”“程礼部”三个作者的名字甚为相像，而别集之名《畏斋集》《积斋集》也甚似，稍不仔细就会将他人之作品误入其中。例如，今人在参考利用《江浙进士乡会小录序》这一资料时，就曾不加查辨便迳直引用：“在此期间，在京朝官宴请同省籍乡贡进士和登榜监生，称‘进士乡会’。如江浙行省籍进士至正十一年(1351)乡会，程端礼作为与会的乡贡进士，撰《江浙进士乡会小录序》记载此事。”[8]引者将程端礼当成是元代至正十一年(1351)与会的乡贡进士，其实不然。程端礼早在至正五年(1345)就已离世，更没有乡贡进士这一身份。因此，将四库辑本误收之诗文一一进行考辨，很有必要。
2、误收程文作品
程文(1289-1359)，字以文，号黟南生，元徽州婺源人。泰定初入京，深为揭傒斯和虞集相推许。天历、至顺年间，会修《经世大典》，程文隶揭傒斯(时为授经郎)馆下，以师事之。书成，按常例应授儒学教授，因无职缺，遂借调黄竹岭巡检司。任满，调怀孟教授。后丁内艰，居于家。至正元年(1341)，科举复兴，浙江行省以掌卷官召用。比还，又丁外艰。服阕，再为临清漕运万户教授。满考往京师，授翰林编修，时年已逾六十。再授助教，拜监察御史，程以年老请辞，遂授礼部员外郎，奉命往浙东赍赏天台方国珍。有《蚊雷小稿》《师意集》《黟南生集》(即《程礼部集》)，刊之西湖书院，今均已佚。
据陈基为程文作《程礼部集序》云：“门人张吴同里且亲，收拾遗稿，会粹为三十八卷，与同门临安胡世显校正刻之。”[9]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九著录“程文《黟南生集》三十八卷”[10]。因此可以推断，所谓《黟南生集》即为《程礼部集》之别名。
《全元文》辑录者在整理程端礼之著作时，即发现其作品成文时间之不妥。例如，《宝林编后序》的编者在文后的校勘记中曾提及：“至正戊戌二月之望：据黄溍墓志铭，程端礼卒于至正五年。至正戊戌为至正十八年，此时不仅程已作古，黄溍亦已谢世，故‘至正’、‘戊戌’必有一误。”[11]实际上，成文时间并无问题，而是该文并不是程端礼之作。也许是发现文中记载的年代和程端礼卒年不合，《全元文》编者直接将《送朵郎中使还序》《枣强县学修饰两庑及从祀先贤像记》删除不收，而将《江浙进士乡会小录序》《祭外甥文》二文直接入《畏斋集》予以收录，但却没有解释《江浙进士乡会小录序》写作时间和程端礼生平不相符的原因。
《畏斋集》误收程文之作有5篇，分别是《江浙进士乡会小录序》《宝林编后序》《送朵郎中使还序》《枣强县学修饰两庑及从祀先贤像记》《祭外甥文》。依照原书之排编顺序，列见于表2。
表2四库辑本《畏斋集》误收程文之作品正、误考析
表2将《畏斋集》中误收程文的作品择列出来，并在“备注”中提供线索，以证《畏斋集》误收程文《程礼部集》的事实。以下是笔者对误收之事所作考察与思辨。
其一，就所收录的《祭外甥文》一文进行推断，《永乐大典》残本卷一万四千五十三《祭文十一》中加以收录，并明确标注为“元《程礼部集》祭外甥文”[12]，与《畏斋集》卷六《祭外甥文》一文完全一致。由此可见，《祭外甥文》当是程文之作。
其二，从前4篇作品所记载的时间来看，分别有“至正十一年春”“至正戊戌二月之望”“至正十八年岁在戊戌四月甲申序”“至正十四年十二月记”等字样。程端礼卒于至正五年(1345)，这4篇序记文所作的时间都在至正五年(1345)以后，最晚的是至正十八年(1358)。而程文卒于至正十九年(1359)八月，时间上符合程文之生平。
其三，关于时间的抄写上出现讹误的推断。考其序记内容，这种可能性不大。表2备注中《宝林编后序》《送朵郎中使还序》所述作者之行迹，考之汪仲鲁《程礼部(哀辞)》：“选除御史，转任礼部。赍赏天台方氏还，寓会稽之钱清僧舍，道阻不克归。”[13]1053又按汪幼凤《程礼部文传》所载：“拜监察御史，弹劾不避权贵……以年老，乞身于朝，授礼部员外郎，奉命赍赐江浙省丞相达公……遂寓居绍兴钱清僧舍。”[13]1628《宝林编后序》《送朵郎中使还序》二文所述作者之事迹与程文的生平恰相吻合，由此证明《宝林编后序》《送朵郎中使还序》当属程文之作。又《江浙进士乡会小录序》中所述至正十一年春之事，当时的情形是，程文以翰林编修官的身份在京任职，因程文是徽州婺源人，属于当时的江浙行省，并参加了当年的江浙行省“进士乡会”，在江浙士子心目中有很高的声望，程文为《江浙进士乡会小录》作序便顺理成章。
综上所述，可以推断表2所列四库辑本《畏斋集》中的5篇诗文属于误收，实际上是程文《程礼部集》中的作品，应予以剔除。
3、误收程端学作品
程端学(1278-1334)，字时叔，号积斋，元庆元府(今浙江鄞县)人。程端礼之弟。通《春秋》，泰定元年(1324)进士，授仙居县丞。泰定二年(1325)，改国子助教。迁翰林编修，后任瑞州路经历。程端学以《春秋》之学著称，欧阳玄撰端学墓志铭言其“慨念《春秋》在诸经中独未有归一之说，遍索前代说《春秋》者凡百三十家，折衷异同，续作《春秋记》。由是沉潜紬绎二十余年，乃作《春秋本义》三十卷、《三传辨疑》二十卷、《春秋或问》十卷，以经筵官申请，有司取其书锓梓传世”[13]1748。今三书俱存。关于程端学之诗文集，明初书目即有著录。核《文渊阁书目》卷十之著录：“《程积斋集》一部一册(阙)”[14]。至清代编修《四库全书》，馆臣未见传本，自《永乐大典》辑出，厘为赋、诗一卷，文四卷，定名为《积斋集》。此本与《文渊阁书目》著录之本已相去甚远。《文渊阁书目》著录《程积斋集》入诗词类，本应只收诗，或以诗为主。四库辑本则诗一卷、文四卷，远非原本面目，今传各本的底本均为四库本。《畏斋集》误收程端学之诗文有二篇：《送敬叔兄之建平》《张克宽义聚序》。依照原书排编顺序，列于表3。
表3四库辑本《畏斋集》误收程端学之诗文正、误考析
在表3中，笔者将《畏斋集》中误收的程端学诗文择列出来，并在“备注”中提供线索，加以证误，以说明《畏斋集》误收程端学诗文的事实。下面对误收的事实做一简单考辨。
其一，关于《送敬叔兄之建平》一诗的考析。“敬叔”，为程端礼的字，而且程端礼曾任建平县儒学教谕，自赠送别诗是不可能的。从“送敬叔兄”字面，可以推断此诗作者当是程端礼之弟。考之程端学曾作《九月喜敬叔兄自建平归》一诗[15]卷一，兄任职建平，作诗赠别；从建平归，作诗庆贺。因此，《送敬叔兄之建平》当是程端学之作无疑。
其二，《畏斋集》卷三《张克宽义聚序》中提到：“余助教国学，伴读张生克宽偕兄子汝遴从予游。”考之程端礼之生平，程端礼以荐举出身，多在各地方任教职，其生前从未担任国子助教一职。倒是其弟端学以进士出身，曾在泰定初任国子助教。按程端学《上都国子监题名记》载：“泰定二年四月十一日，将仕郎、国子助教程端学，以诸生随驾至上都，学录王琰、伴读张汝遴、裴士完、颜恪、杨钜在行。十九日开学，七月二十六日南还……此行也，治书侍御史蔡公逢原厉意学校，故克有济。国子司业虞公伯生仍以进讲经筵，同寓斯堂。将行，改除秘书少监云。七月既望记。”[15]据此题名记可知，泰定二年(1325)，程端学以国子助教的身份扈从上都，国子司业虞集也扈从上京进讲经筵，时同行者还有学录王琰，伴读张汝遴、裴士完、颜恪、杨钜。按元制，“选七品以上朝官子孙为国子生，随朝三品以上官得举凡民之俊秀者入学，为陪堂生伴读。”[16]由此可知，国子伴读生张汝遴和国子助教程端学是师生关系，二人较为熟知。所以，在程端学任职国子助教期间，伴读张克宽和侄子张汝遴随程端学同游，便成为可能。另考之其他史料，并未发现程端礼与张克宽、张汝遴之间有何往来。综合看来，《张克宽义聚序》当是程端学之作无疑。
综上所述，表3所列四库辑本《畏斋集》中的二篇诗文属于误收，实际上是程端学的作品，应予以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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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日本静嘉堂所藏宋元珍本文集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8ZDA180)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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