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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社会中红色的功能和象征意义

  2021-08-28    2905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宋朝火德尚赤,红色是宋政府的一种文化力量。宋代在礼仪等方面有一系列的规范,赋予红色更多的效应,将红色政治化、神圣化,甚至编造出红光,附会于多位皇帝诞生,从而使原本就强势的红色有了更多哲学、政治内涵。宋代皇权一方面垄断某些红色资源,限制平民成年男子穿红、平民家具等饰红,另一方面也使红色成为官民同乐、军民互用的大众色彩,达到了权威尊贵与民间喜爱的统一。红色密集在官方和妇女两大阵营,唯成年平民男子与红色很少有缘。宋人享受红色、赞美红色,不同程度地发挥了红色尊贵、美艳、权威、勇猛的视觉功能和象征意义。

  • 关键词:
  • 宋朝
  • 尚赤
  • 红色
  • 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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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色彩有着很强的社会功能和政治规范,分为五正色和五间色两等十种。正色指青、赤、黄、白、黑五种纯正的原色,今有“中华五色”之称;1间色是五种由正色互相混合而成的颜色,即绿、碧、红、紫、骝(黄黑色)。这一理论是五行学说的产物,如宋人所谓“青(东木甲),赤(南火丙),白(西金庚),黑(北水壬),黄(中央土戊)”2,对应着五金、五味等诸多事物。

色彩的复杂性同样体现在每一色彩的色相。就本文论述的广义的红色而言,古代有多种表达,诸如赤、朱、红、绛、纁、丹、彤、绯、赭等。其中,赤是不能通过其他颜色混合调配而得出的基本色,即原色、正色,其他都是以赤色为主与别的色彩调和的色彩。赤的历史久远,甲骨文中已有“赤”字,《说文解字》云:“赤,南方色,从大火。”3是会意字,按五行说南方属火,赤为南方代表色,是火的颜色,也即火与热烈是赤的意象来源。古代的红与今不同,是狭义的红色,地位较低,属于间色:“赤是南方正,红是南方间,南为火,火赤,剋金,金白,故红色赤白也。”4即赤中加白,由两种颜色调和成红。甲骨文中没有“红”字,先秦文献中所见也少。在古汉语和色彩制度中,表示红色的字词虽复杂,但至少在宋人那里多通用。如梅尧臣《赐绯鱼》诗云:“蹉跎四十七,腰间始悬鱼,茜袍虽可贵,发短齿已疏。”5所赐品服为绯,当时正式名称为朱,诗中称茜,可知名异色同。又如宋初范质言:“赤即朱也。”6本文的红,包括赤、朱、红、绛、茜、绯等,论述时一般统称为红。

红色如生命之血、燃烧之火,刺激视觉,富有感染力,而且红光在空气中不易被吸收、散射,穿透力强,于诸色中传播最远,故而自古以来深受喜爱,被广泛运用,成为中华民族色彩崇拜的核心符号,其中大红又称中国红,现今国旗旗面即用此色。在宋代,红色更是天下第一色,在社会政治、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光彩熠熠。此问题因史学界罕见专论,故笔者试作探讨,以俟指教。


一、红色政治


(一)赵宋德色

依据“五行德运”理论规律,每个朝代都要有自己的色相。宋代建国伊始的建隆元年(960)三月,即确定了这一根本问题:“国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当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7宋取代后周而生,就是木德生火德,火色赤,就要崇尚红色。其严肃意义,正史谓之“定国运”8。宋太宗时,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本朝当越五代而上承唐统为金德。”宋真宗时又有人提出应为金德尚白,也有人认为应从土德尚黄。但经群臣讨论,均没有更改。9红色被确定为国色,可谓时代特色、流行色。这样,宋朝就纳入了正统历史的合法序列,红色则由大众喜爱上升为国家意志,有了政治权威。

德运色彩是基本,还要涉及一系列关键问题,试举两例。

一是感生帝的选择。五行理论认为,天有青、赤、黄、白、黑五帝,帝王先祖皆感五帝之精以生,既尚赤就是以赤帝为感生帝,是其政治血脉源头。所以,“以宋火德,制赤帝像于宫中,以祈皇子”10。保佑的是赵宋皇室子嗣绵延兴旺。此外,皇家每年“孟春祈谷,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祀感生帝于赤帝坛”11。祭祀时的主要祭品当然要用红色:“《郊特牲义》云:‘祭感生帝,玉与牲、币宜从所尚之色。’今详四圭合用赤色,难于改易。诏如所议。”12一为皇家血脉延续,一为皇家和人民延续的前提粮食生产,都是至关重要的实际问题。

二是更重要的理论问题:天是什么颜色?单就观感而言,这并不是问题,公认是蓝色。但在古代却很复杂,传统文化认为“天地玄黄”,玄的本义是赤黑色,朱熹云:“天明,则日月不明。天无明。夜半黑淬淬地,天之正色。”13白天的明亮是日光,夜间的漆黑才是天的正色,是他对天玄的理解。玄也作青色:“玄,青色,天之色。黄,地之本色。玄黄,天地相杂之色。”14陆游曾言:“蔚蓝乃隐语天名,非可以义理解也。杜子美《梓州金华山诗》云:‘上有蔚蓝天,垂光抱琼台。’犹未有害。韩子苍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蓝’,乃直谓天与水之色俱如蓝耳,恐又因杜诗而失之。”15天色蔚蓝是自然色彩,但不是文化色彩,更不是政治色彩。

最早提出疑问的是庄子:“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耶?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16天真是青色的吗?是不是因为距离太远看起来是青色的呢?似是物理问题,实为哲学问题。在尚赤的宋代,至高无上的天应该是红色的,其依据的理论基础有儒家经典,也有道家经典。

宋人汪莘论道:“《易》曰:‘乾为大赤。’横渠曰:‘赤者,天之正色。’何以言其然也?《易》曰:‘乾,阳物也。’天也者,太虚之中有物之最大者,乃纯阳之气为此大物,其初为纯阳,故其色为大赤。其大不可量,则其气何可当?况夫天者纯阳之体,而日者又太阳之精,是故一昼夜之间而天行有升有降,一天行之间而日月有往有来。”17天是大阳,故应为红色;天的代表是日,更是红色。从经典《易经》到大儒张载,都是如此主张。那么,如何解释“玄天”呢?宋儒易祓辩解道:“阳之色以赤为本,而以玄为正,其色复乎幽天之正色也,故天谓之玄。阴之色以黑为本,而以黄为正,其色得乎中地之正色也,故地谓之黄。”18玄色兼有黑赤,赤是根本,黑是正色,红色突出了。在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有着明确的态度:“吾道乃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有心,赤者太阳,天之正色。”19强调了红色是天之正色。宋真宗、宋徽宗都崇信道教,这一理论因契合宋朝需要而被采用。宋徽宗朝的祭天礼器元圭,就是“内赤外黑”“永为定制”20。总之,既不能否定玄黑,又要凸显红色,既不失传统理念,又解决现实问题。

(二)红色崇拜与警戒

因为上述原因,宋朝强化了对红色的崇拜。典型例子如宣和元年(1119)蔡京等表贺得赤乌21,即传说中的瑞鸟红色乌鸦;宣和二年,“内出鱼,纯赤色,蔡京等乞付史馆,拜表贺”22。只要是红色的就是祥瑞,就值得祝贺,载入史册。

更具政治色彩的是,宋代皇帝出生时多伴有红光的祥瑞。如宋太祖“赤光绕室”,宋太宗“赤光上腾如火”,宋真宗“赤光照室”,宋英宗“赤光满室”,宋哲宗“赤光照室”,宋高宗“赤光照室”,宋孝宗“红光满室”,宋理宗“赤光属天,如日正中”。23这都是火德的感应。如此制造出的红色,强化了赵宋君权神授的天命色彩,是皇权的保护色。

红色与血、兵火密切相连,有时又是不祥之兆,主要体现在天象方面。在兵家看来:“白云如匹布起于东方者,大兵起也,色赤者尤甚。”24东方红布一般的云,预示着惨烈的战争。星变中的红色,多与兵、旱相关。如天理四星“赤云气犯之,兵大起,将相行兵”;太一一星“云气犯……赤为旱、兵”。25庆历三年(1043),“河北降赤雪,河东地震五六年不止”,谏官孙甫推导《洪范五行传》及前代相关情况,上疏指出:“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缓之应。舒缓则政事弛,赏罚差,百官废职,所以召乱也。”26天降红雪属于不祥的赤眚,为兵火之灾的征兆,原因是皇帝怠于政事,上天以此来警告皇帝不要沉溺嫔妃,应当勤政。天象中的某些红色,是上天警诫的红灯,维护着统治规范。


二、红色服装


人文红色,最多体现在服装方面。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都有红色服装,但有具体的制度。

(一)皇帝及神像礼服

皇帝的礼服中,有套“通天冠、绛纱袍”,绛纱袍即深红色的纱袍,多用于重大典礼上。

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在泰山封禅时,“上服通天冠、绛纱袍,乘金辂,备法驾,至山门,改服靴袍”27。所谓“靴袍”,“袍以绛罗为之”28,与绛纱袍一样都是深红色的袍。宋真宗祀汾阴时,也曾“改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辇诣庙,登歌奠献,省封石匮,遣官分奠诸神”29。大中祥符七年赴老子庙祭祀,“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奉上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加号册宝”30。南郊祭天大礼时,“故事,将郊,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辂以出;至景灵宫,止大次,衮冕而行事;至太庙、圜丘亦然。还则御太平辇,冠袍如初”31。红袍总是伴随着皇帝外出活动。

贺新年的大朝会上,通常仍是这套礼服。如淳化三年(992)正月初一,宋太宗“朝元殿受朝毕,改服通天冠、绛纱袍”32;天圣五年(1027)正月初一,宋仁宗“服靴袍,于帘内皇太后前再拜称贺”33。仁宗皇帝穿着红色罗袍。

宋神宗曾在大庆殿举行仪式,上仁宗皇帝、英宗皇帝玉册玉宝:“上服绛纱袍,再拜廷中,跪授册宝。”34皇帝纳皇后的六项礼仪中,四项穿红:“发册、奉迎、命使及皇后入内,皇帝皆服通天冠、绛纱袍。”35外交场合如宋神宗接见日本僧人成寻一行,“圣主坐银倚子,白银床,著赤衫衣”36。在故宫南薰殿收藏的十五位宋帝画像中,十二位都是身穿红袍,这充分说明红色是皇袍的主色。

宋代供奉的神祇多着红袍。如宋代崇祀天神太一,多建宫观供奉,所有太一神像“并用通天冠、绛纱袍”37,与皇帝同一规格的服色。宋真宗为制造天书,对大臣说半夜看到“忽一室明朗,惊视之次,俄见神人,星冠绛袍,告朕曰:‘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38。该天神身着红袍。洪迈记载有人入冥见到其舅,“金冠绛袍若今王者”39。这都是现实社会的再现,可知帝王常服红袍。

(二)中级官员品服及大朝会服色

宋代品官依据不同等级,穿着品服的颜色、形制、质地也不同,以示尊卑。其中红色是中级官员的服色:“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元丰元年,去青不用,阶官至四品服紫,至六品服绯,皆象笏、佩鱼,九品以上则服绿,笏以木……中兴,仍元丰之制,四品以上紫,六品以上绯,九品以上绿。”40以元丰改制为界,此前的四品、五品官服朱红色,之后五品、六品官服绯红。从唐到宋,服色变化趋势有两点:一是品色简化,由唐朝的紫、朱、绿、青四色,简化为紫、绯、绿三色,减少了级差,二是改朱(赤红)为绯(深红),品位下移到六品。

但在朝会等隆重喜庆的场合,百官多穿红衣。元丰二年(1079)规定:“今制,朝服用绛衣,而锦有十九等。其七等绶,谓宜纯用红锦,以文采高下为差别。惟法官绶用青地荷莲锦,以别诸臣。”“其后,又诏冬正朝会,诸军所服衣冠,厢都军都指挥使、都虞候、领团练使、刺史服第五等,军都指挥使、都虞候服第六等,指挥使、副指挥使服第七等,并班于庭。副都头以上常服,班殿门外。其朝会,执事高品以下,并服介帻,绛服,大带,革带,袜、履,方心曲领。”41文武百官不分品级都穿红锦衣,营造出一派喜庆气氛;品级区别于绶带的花纹,除了法官外仍是红色。

(三)引赞吏服

宋代有担任引导、赞礼的吏人,谓之引赞吏,与通常的皂吏不同,穿红色衣服,俗称朱衣吏。“朱衣者,乃台省引班之小吏耳。”42其职能主要是引导官员上朝、出行。如“朝殿日,皇太子、宰相、亲王、使相、参政各有朱衣吏二人自下马处前导至殿门”43。这是权贵高官仪仗式的礼遇。此外,文官学士以上也享受类似待遇:“旧制,学士以上,并有一人朱衣吏引马,所服带用黄金而无鱼,至入两府,则朱衣二人引马,谓之双引,金带悬鱼,谓之重金矣。世传馆阁望为学士者赋诗云:‘眼里何时赤,腰间甚日黄’。”44学士由朱衣吏一人在前引导,官至执政大臣则增为两人。宋神宗时,“曹佾拜中书令,特赠公使钱一万贯,朱衣双引。皆近朝待戚里之殊礼也”45。作为一种尊荣,由皇帝恩赐。京城以及地方官府长官,享用朱衣吏引赞的待遇:“三司、开封府、外州长官升厅事,则有衙吏前导告喝……皆用朱衣吏。”北宋中期,寺监长官亦用此礼,“非故事”46,是礼遇泛滥的表现之一。蔡确被贬任知安州时,游览车盖亭有诗云:“公事无多客亦稀,朱衣小吏不须随。”47到南宋,地方官中的学士也用双引。洪迈载:“国朝优待侍从,故事体名分多与庶僚不同,然有处之合宜及肆意者。如……引接用朱衣。”但已经不按北宋的规矩,举例如:“唐瑑以司农少卿,王佐以中书检正,皆暂兼权户侍,及出知湖、饶二州,悉用朱衣双引。此数君,皆失于讨问典章,非故为尊大也。陈居仁以大中、集撰知鄂州,只用一朱衣,盖在法,学士乃双引,人以为得体。迈顷守赣、建,官职与居仁等,而误用两朱,殊以自悔。”48洪迈知道典故后自知官位不够而失误,但朝廷显然并没有严格管理。

朱衣吏还充当宰相的传令人员。宋敏求任知制诰时,曾“梦丞相遣朱衣吏召,命草某人为邃清殿学士制。既寤,不能记其姓名及其文词也。明年五月甲辰,丞相遣朱衣吏召当制舍人吕缙叔草制,除邵不疑为宝文阁学士”49。又如“大忌日,百官集于相国寺……宰相揖讫,方行香。既毕,御史台知班,复传呼立班,而朱衣吏乃曰:‘相公传语,请不立班’,遂退”50。李格非《试院》五言云:“斗暄成小疾,亦稍败吾勤。定是朱衣吏,乘时欲舞文。”51则朱衣吏还出现在科举考场。大致而言,朱衣吏属于高级吏人。

(四)军装

宋初军装为褐色,即处于红黄之间的颜色。翰林学士张方平对宋仁宗上奏言:“臣闻太祖训齐诸军,法制甚严。军人不得衣皂,但许衣褐,其制不得过膝,岂有红紫之服。”52后来由褐色改为美观的紫色和红色,逐渐红色为主流。宋徽宗到南郊祭天时,警卫部队“铁骑围斋宫外,诸军有紫巾绯衣素队约千余,罗布郊野”53,全部穿红衣。两宋之际的袁文言:“古者戎服,上下一律,皆重赤,殆欲与殷轮衅鼓等色相乱,战阵之间,不遽见伤残以沮士气。”目的是伤亡流血与红色的军装、车轮、战鼓相浑搅,可减轻士兵的恐惧,北宋后期,“天下军州戎服皆用绯,余尝亲见之。自绍兴末年,忽变为皂色,用墨汁染成,殊非古人之意,略无一人以为非,何哉?”54宋高宗末期忽然改为黑色军装,令人不解。赵彦卫也有此记载,并言:“惟浙漕司兵士独衣绯衲,颇存往制。”55唯有两浙转运使司的士兵穿红衣。实际上南宋多数时期仍以红色为军装颜色。如南宋前期的王质指出,朝廷强调军人要区别于平民,“恶其无辨于民也不足,又以其服判之。其品七,中而至于屦;其采五,白而至于绯,谓之军容”56,则是以包括绯色在内的五色服装区别于平民。宋理宗开庆年间明州作院制造的军需物品中,有红衲袄并腿裙壹千副计贰千件,红布衫柒百肆拾贰领,朱红笠头伍百肆拾玖顶。57宋理宗时期的建康作院,先后制作有红布衲袄五千八百三十一领,红布衲裙二千七十三腰,红布绵絮软缠袄五千七百六十三领,红布小绵袄五千五百领,红布衲袄一千领,红布绵絮软缠袄一千五百三十六领、红布衲袄九千一百四十四领、红布纸台帽子一千七百个,红布小绵袄五千五百领,红布绵絮软缠袄一千五百三十六领,红布衲袄九千一百四十四领,红布纸台帽子一千七百个,刷染红布衲袄一千九百三十五领,红布衲袄四千领。尽管同时还有招军黄布衫五千四百一领,绿布衫二千二百二十七领等不同颜色的军装,58但红色军装动辄数千,种类多样,显然是基本色调。

仪卫队伍中的将士,更多红锦袄、绯背子。59春季皇帝游金明池观看龙舟赛,“有小龙船二十只,上有绯衣军士各五十余人,各设旗鼓铜锣”60,助威助兴的打击乐船队全部是红衣。

宋代实行募兵制,军人多“失职犷悍之徒”,故而“都下鄙俗,目军人为赤老”。61军队又名“赤籍”,一般解释为“尺籍”,似不通,应与军装多红色有关。

(五)女子服装

与作为政治的红色不同,作为生活的红色由于鲜艳、喜庆,民间普遍用之于服装,尤其是女装。红装,通常泛指妇女的艳丽装束,甚至代指青年妇女,也作红妆。有一良家妇因夫婿久出不归,报官请求改嫁,知州在判决书中言:“淡红衫子淡红衣,状上论夫去不归。”62则是该女上身穿两件红衣。靠色相为生的妓女,以红装为基本色调。官员陈造诗云:“坐上红衣未放歌,客间冷面釂金荷。”63陪酒演唱的妓女身着红衣。红衣甚至成为妓女的别称,黄庭坚诗云:“颇复集红衣,呼僚饮休假。歌梁韵金石,舞地委兰麝。”64有一善于画竹的妓女引起了众官员的惊奇:“谁信红衣万钧笔,拟分此派嗣湖州。”65农家姑娘下地插秧时,身穿红衣:“村姑儿,红袖衣,初发黄梅插稻时,双双女伴随。”66或者穿红裙:“盈筐斗草红裙女。”67西南山区的瑶族女子,同样喜欢穿红裙:“大布红裙猺女著。”68元祐年间,户部尚书李常上书指出:“今积钱至五千万贯,而坐视农夫红女贱易谷帛,而未免饥寒,殆非仁术也。”69红女显然是农家女。所谓红衣、红袖、红裙等红装,通常泛指妇女的艳丽装束,代指青年妇女。红鞋更是寻常:“谢娘扶下绣鞍来,红靴踏残雪。”70这些现象,说明红色服装在宋代大俗大雅,男女同享,贵贱共享。

但是,并不是说红色在民间可以任意使用,这在某些方面有着严格的限制。宋政府用法律维护红色的尊严,规定:“诸僭拟乘舆服用(谓以龙为饰。非小儿、妇人,纯以红、黄为衣,并服红、黄、遍地密花透背、绵背、绣背段,及以纯绵遍绣为帐幕,以红、黄帕覆茶担食合之类,或乘马坐轿,令人持扇围蔽,及妇人纯用红、黄扇者)各徒二年。……以上工匠罪各如之,并许人告。”71除了妇女儿童以外,其他平民禁止穿纯红、黄色衣服,禁止用红、黄帕覆盖茶担食盒,即使是妇女也不准使用纯红、黄扇。违犯者判处两年徒刑。唐代《唐律疏议》中尚无此条文,宋朝将红色的使用从礼教层次上升到法律层次。

(六)民间武装服饰

各种性质的民间武装力量,为便于识别、管理,且具有威慑作用,稍具规模者即有统一服饰,常以红色为标志。宣和时天下大乱,群盗蜂起,红色闪闪。如江东泾县“群不逞鸠恶少数百,着五彩衣,以朱巾帕首,将从贼”72,头戴红巾造反。在受剥削最重的河北路,群盗最多,“河北红巾甚众”73。当时两浙的方腊规模最大,“自号圣公,改元永乐,置偏裨将,以巾饰为别,自红巾而上凡六等”74。南宋初钟相杨么的农民军,“号百万人。湖北抢攘,比屋红巾”75。嘉定年间兴元府军士张福、莫简等作乱,“以红巾为号”76。南宋末期,辗转于金、宋、蒙古之间的李全、杨妙真义军,也是“衣以红袍,号红袄军”77。民间武装造反,不约而同地推崇红色,使之又成为令官府和平民胆颤的叛逆暴力之色,以至于红巾成了盗贼的代名词:“急符唤出雅州丁,刀染红巾血雨腥。定蜀论功谁第一,茗山合着后溪铭。”78四川的义军也是红巾。

动乱时期民间的自卫武装,有的统一标记使用红色。如南宋抚州金溪县邓氏、傅氏两大家族,“各有乡丁数千,以朱漆皮笠冒其首,号红头子,远近颇畏之,号邓、傅二社”79。朱漆皮笠是显著标志。

(七)其他

乐工。刘沆任陈州长官时宴请客人,“使妓乐迎引至通衢。有朱衣乐人误旨,公性卞急,遽杖于马前”80。每年冬季皇帝赴南郊祭天时,伴奏的“乐工皆裹介帻如笼巾,绯宽衫勒帛”81。南宋刘辰翁曾参加太学祭典,“见太常乐工类市井倩人,被以朱衣”82。临时雇来的市民充当太常乐工,标志是穿着红衣,则是官方的乐工都穿红衣。或者戴红巾,如每年春季,皇帝登金明池宝津楼观看诸军百戏:“鼓笛举,一红巾者弄大旗,次狮豹入场,坐作进退,奋迅举止毕。次一红巾者手执两白旗子,跳跃旋风而舞,谓之扑旗子。”83皇宫内的百戏演出,“艺人或男或女,皆红巾彩服”84。还有穿红靴者:诸军为皇帝表演马球,“有黄院子引出宫监百余,亦如小打者,但加之珠翠装饰,玉带红靴,各跨小马,谓之‘大打’”85。服装多红色,醒目且便于远距离观赏。

僧道。僧尼衣总称为“袈裟”,“袈裟”本义即“赤色”。传入中国后,佛教不许用五正色,多缁色、黄褐色。宋僧一般衣黑褐色的缁衣,通常以“缁衣”指代僧人,但红色袈裟逐渐盛行。一是按官府品服习惯,高级僧人由皇帝赐紫衣或者红衣。范成大在四川一寺院中,看到宋仁宗“所赐红罗紫绣袈裟”86。二是北宋中期,禅宗南宗兴起并北上,“有一南方禅僧到京师,衣间绯袈裟,主事僧素不识南宗体式,以为妖服,执归有司”87。随着南禅普及,间红色袈裟遍布全国。道士服装色彩多种,用于不同身份和不同场所,一般在作法时高级道士穿红色法衣,也有日常穿着者。孙铠得道士传符后,“遂市一牛骑之,戴铁冠,披绛服,流转至大名府”88。洪迈载“一朱衣道士捧玉盘出”89。朱熹曾提及“朱衣道士谆谆之诲”90。

巫师。“招村巫马氏子施法考验。巫着绯衣,集邻里仆童数十辈,如驱傩队结束。”91巫师作法时穿红衣。


三、红色建筑


(一)宫廷建筑

宋代建筑的装饰色,最能反映人文色彩的爱好,也最具礼教特色,在皇宫有明确的规定。

范祖禹对宋哲宗提示道:“臣恭闻太祖皇帝诏:‘宫殿之制,准得赤白。’累圣遵守,不敢有加,俭德之美,过于汉祖远矣。”92赵匡胤亲自规定宫殿的装饰只能用红白二色。苏辙的记载指明了是墙壁:“元祐间,宰相为哲庙言:‘祖宗有家法,禁中墙壁惟是赤白泥’。”93宋高宗言:“祖宗时殿宇皆用赤土刷染,饰以桐油,盖以国家尚火德故也。所以只用赤土、桐油者,弊则易于更修。后来多用朱红漆,不维所费不赀,且难于修整。”94宫廷的墙壁,前期是简朴模式:红土上加涂透明的桐油以固定并防止沾染,后来逐渐升级为红漆,但费用昂贵且不便修整。刘挚的记载有所补充:“艺祖遗训,宫中止用赤白为饰;仁宗故事,栏楯彻去朱绿之采。”95可知皇宫的用色,早有宋太祖的诏令规定,墙壁粉饰只允许使用赤色和白色两种,到了宋仁宗朝,木制栏杆上也不允许使用红色和绿色,目的都是反对奢侈,提倡节俭,拒绝金碧辉煌。涂料中的红色是主色,白色是陪衬和补充。

赵匡胤选择赤白,固然有个人审美因素,但沿袭的是深厚久远的传统理念:“青与赤为文,白与赤为章,文章犹美德见于外也,近文章,则不至于鄙野矣。”96红白二色组成的纹饰谓之章,既不简陋,又不奢华,更主要的是彰显了尚红的德运。

其他方面同样遍布红色。如宫殿前的台阶涂红色,称丹墀。夏竦“举制科,庭对策罢”,赋诗云:“纵横礼乐三千字,独对丹墀日未斜。”97丹墀又代指皇宫。皇帝座后的红色屏风名丹扆,“户牖严丹扆,鹓鸾簉紫庭”98。宋徽宗时,开封“大内正门宣德楼列五门,门皆金钉朱漆……曲尺朵楼,朱栏彩槛,下列两阙亭相对,悉用朱红杈子”99。大门、房屋的栏杆、阻拦人马通行的隔离木架等,均为朱红色,其中“朱栏彩槛”已经突破了宋仁宗时的规定。作为皇家警戒线的朱红杈子,延伸到宫外御街:“路心又安朱漆杈子两行,中心御道,不得人马行往,行人皆在廊下朱杈子之外……过龙津桥南去.路心又设朱漆杈子如内前。”100朱漆杈子意味着权威与禁止。程颐在迩英殿看到“门南北皆朱漆”101。凡是涉及皇帝的器物,都要用红色表现。如南宋馆阁内有记载:右文殿五间,“太上御书金字‘右文之殿’牌。前设朱漆隔黄罗簾,中设御座、御案……后山墙周以壁风朱漆沓……殿后秘阁五间……中设御座、御案……阁上木雕朱漆殿一座,安奉圣政、会要、日历、御制札等。阁上下周回设朱漆隔子”,“次一间御书石刻,门设朱漆栏”。102皇家园林金明池中的仙桥,“南北约数百步,桥面三虹,朱漆阑楯,下排雁柱,中央隆起,谓之‘骆驼虹’,若飞虹之状”103。桥的栏杆全是朱红色。

由于红色涂料使用量极大,朝廷设置有后苑烧朱所,“掌烧变朱红以供丹漆作绘之用”104。朝廷唯一制作宫廷用颜料的机构,专门制作唯一的颜色朱红漆,用于装饰和绘图。因为朱红是天然矿物朱砂所制成,需要一定的火候提炼,所以称烧造。似为历史上唯一的烧朱所。

(二)各类官舍

朝廷机构的房舍颜色,遵从皇宫理念,都用红色或红白装饰。正如程大昌所言:“今世凡官寺皆饰朱。”105景德四年(1007)宋真宗诏:“自今皇城内外亲王宫宅、寺观、祠庙用石灰泥,诸司库务营舍、厅堂、门屋用破灰泥,自余止麦糠细泥,营舍、厅堂、门屋用赤色装。如自备泥饰者,听。”106亲王、寺观祠庙、官府、军营建筑的涂料颜色,以红色为正宗,由官方统一发放,但如果自费自备涂料,听任选择颜色。不是粗暴的政治强制,而是温和的经济诱导。地方官府建筑如四川都大茶马司新建的签厅:“望其表,则绮疏华焕,门序峻整。赤白炯发,观者増气。”107赤白二色炯炯有神,令人振奋。庆元府重修府衙的西楼,“盖级之故阙者赤白之,漫漶者治之,则已无侈前人,无废后观”108。重新粉刷的也是红白色。南宋陈淳言:“大扺官司创造,始必发公帑,以市屋材……凡用若干,竹木若干,瓦石若干,砖墼钉若干,头灰若干斛,朱漆若干斤。”109建筑材料预算中的涂料,唯有朱漆一种。

说明赤白色在宋代官方建筑物普遍存在的最好例子,是从事涂饰墙壁粉刷的工种,就叫赤白作:“旧八作司,太平兴国二年分东西二司,乃泥作、赤白作、桐油作、石作、砖作、瓦作、竹作、井作,以上名八作。”110有关工匠即赤白匠。建康人蔡润原是南唐画家,随李煜归宋后,“籍为八作司赤白匠”111。翰林院北壁原有名家壁画,被韩丕“呼工之赤白者杇墁其半,而用朱画栏槛以承之”112。甚至成为粉饰的代名词,李焘言:“虽迷国误朝若崇宁宰相,其致力尤甚。异时纵不说学,亦必枝拄邪倾,圬墁赤白,盖虚矜伪,以干缝掖之誉。”113指责宰相文过饰非,像用赤白粉饰破旧房屋一样。

(三)民间房舍

民间建筑,基本也以赤白为主色调。如“新息临通衢,赤白分栋宇”114,整个新息县城房屋的墙壁外观,都是红与白。不少地区的酒店是红墙:“河东见所在酒垆,皆饰以红墙,询之父老,云:‘相沿袭如此,不知其所始也。’后读《李留台集》有《怀湘南旧游寄起居刘学士诗》云:‘静寻绿径煎茶寺,遍上红墙卖酒楼……。’据此诗,则湖南亦有之,不独河东也。”115酒店的外壁全是红色,应当是一种区别于其他民房、商店的广告行为,分外醒目,远远地吸引着酒客。一些大户人家的院墙,则有红墙。张耒诗云:“芳草长时寒食天,红墙低处见秋千。人家无事鸡犬闲,日暮芳郊留醉眠。”116看来民宅大面积刷饰红色比较普遍。

此外,对民间房屋的装饰有着具体限制。如“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117,即禁止彩绘等奢侈行为;景祐三年(1036)又诏:“非宫室、寺观毋得彩绘栋宇及朱黝漆梁柱窗牖、雕镂柱础。”118不准彩绘和用红色、青黑色漆梁柱、窗牖。

实际上,这一禁令后来逐渐被民间突破。宋徽宗时,开封店铺“近里门面窗户,皆朱绿装饰,谓之欢门”119。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的楼台亭阁、商店、民房等建筑的木质建筑构件柱、斗拱、枋、门窗、栏杆等,则多为红色。《宋画全集》中的中型、大型建筑基本是这种风格。具体情况在《营造法式》中有具体规定,即俗称的“七朱八白”120。在宁波保国寺还可看到国内现存最明显的一例“七朱八白”法式。

贵官府第多以朱红漆门,故称朱邸:“后世诸侯王及达官所居之屋,皆饰以朱,故既曰‘朱门’,又曰‘朱邸’也。”121如宋太宗即位后,“未数年,旧为朱邸牵拢仆驭者,皆位至节帅,人皆叹讶之”122。朱邸即晋王的藩邸。又如“朱门茅屋偶为邻,北阮那怜南阮贫”123,以大门的颜色指代宅院主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红门为尊贵。


四、红色器物


(一)宫廷器物

宋代皇家器具多用红色。皇帝的多种辇舆:大辇、凤辇、逍遥辇、平辇、小舆、腰舆、明远车、羊车、指南车、记里鼓车、鸾旗车、崇德车、皮轩车、黄钺车、青旌车、鸣鸢车、飞鸿车、虎皮车、貔貅车、凉车,均为“赤质”。124靖康时赵构出使金国,至磁州被民众阻留,皇太后“忽遣厅子马,以所乘小朱漆舆令上乘归”,赵构辞道:“吾人臣,岂敢乘?”被大臣赞道:“神民共济,乘以金舆,大命已兆,是为宝符。”125朱漆的舆只有皇帝后妃能乘坐。皇帝出行的伞盖是红色的,其他任何人不得使用。伪楚张邦昌曾“张红盖”,遭到宗泽的抨击:“人臣安有服赭袍、张红盖、居正殿者乎?”126在一次宋哲宗祭祀太庙时,有嫔妃“内中朱红车子十余两,争道于乾明寺,前有张红盖者”。卤簿使苏轼予以指责,次日宫中即“申敕有司,严整仗卫。上自太庙还,后以下皆不复迎谒中道”127。红盖具有皇帝专用的唯一性。由此也可知,嫔妃出行乘坐的车子都是朱红色。而皇后的盖为茜色,宋仁宗宠爱的张贵妃专宠骄恣,一次出游,“欲假茜盖于后,后即欣与之。妃以白帝,帝曰:‘此国家文物,上下有秩,汝张之出外,台谏必有言。’妃不乐,遂不出”128。嫔妃没有资格用红盖。

宫内桌椅等家具,多朱红色。如床:金明池中心的五殿是供皇帝休息的地方,“大殿中坐,各设御幄,朱漆明金龙床”129,御用龙床为朱红色。后妃同样使用红漆床。京城南愍贤寺温成张妃坟院中,有宋仁宗宠妃后追封温成皇后的宫中故物“素朱漆床”,“以温成宠冠六宫,服用止于此”130。所谓素,就是纯朱漆没有纹饰。如桌:赵从善任临安府长官时,宦官故意刁难他,“一日,内索朱红桌子三百只,限一日办。从善命于市中取茶桌一样三百只,糊以清江纸,用朱漆涂之,咄嗟而成”131。淳熙十四年(1187),皇帝接见金国贺正使的朵殿内,负责准备工作的翰林司提出:“御燎子内有朱红漆桌杌等,并使人入见拆书朱红漆桌子,并乞改用固黄素衣子遮围。”132殿内正常放有朱红漆桌凳、桌子,但因在宋高宗丧期,不愿让外国使者看到。绍熙年间,天章阁安放已故诸皇后位牌各一座,“并朱红漆桌子二只”133。如椅子:周必大在宫中看到宋高宗“御吉服,朱红椅”134。

皇家祭祀典礼上的相关器物,凡是最神圣最尊贵者,都用朱红色。如景德二年(1005)南郊祭天大礼,改定神灵板位:“坛上四位涂以朱漆金字,自余皆黑漆。”135宋高宗时的明堂大礼,“止设天地祖宗四位,其位版朱漆,青字,长二尺有五寸,博尺有一寸,厚亦如之”136,牌位都用红漆。宋孝宗时,太史局修建小殿安奉天皇大帝、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黄帝、北极、夜明、神州地祇、大明等上十位神位,“用朱红漆匣,日、月、星辰、岳、渎神等用黑漆匣”137。宋光宗绍熙年间的郊祀,“圜坛上铺设御书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四位,并系朱红漆腰拚匣罩,见在文思院雅饰。每位制造迎引朱红漆献案一只……点照神位朱漆红纱烛笼四只”138。列祖列宗神主前的帐幕谓之神帐,139均为朱漆。

日用工具如水桶也多红色,宰相文彦博曾入禁中,看到的水桶颜色“只是朱红”140。南宋临安的馆阁内路旁,“左右列朱漆大水桶十”141。宋仁宗“用红漆唾盂”142。皇家还有红色笔杆的毛笔,如宋真宗曾“出太宗镂文红管笔赐王旦以下,人一双”143。周密曾登秘阁,看到“有朱漆巨匣五十余,皆古今法书名画也”144。用红色显示珍贵。

(二)官方器物

官府器物的红色,多是权威或紧急的象征。最常见的是印色:“古今印史,印色通用朱。”在宋代、元代的私人信札中,偶有用墨色、用青者,都是因为有孝在身,“不忍用朱,故易之耳”145。宋代有法令规定:“印色常使朱红,每料伍两。”146朱红印色一是庄重醒目,二是耐久不褪色。宋孝宗时周必大看到唐朝神龙年间的官告,“距今淳熙七年庚子,已四百七十六年,而印色如新”147。历经四百七十余年尚颜色如新,便于长期保存。

县衙发出的文书有专用红色者,名县符,多为催缴赋税、拘捕传讯等事的文件。苏辙诗曰:“同尔乐丰穰,异尔苦税役。时闻吏号呼,手把县符赤。”148赵汝燧有诗记录了催征赋税的场景:“后胥复持朱书急急符,预借明年一年租。”149陆游的邻居被县符追入官府,连饭也没有吃成:“舂得香粳摘绿葵,县符急急不容炊。”150两首诗都强调了“急急”,足见县符的权威与紧急。

地方官员出行的仪仗,红旗是醒目的代表:“十里红旗拥使星,一杯绿蚁话长亭。”151如例行的春季劝农:“皂盖朱幡游近郭,野桃山杏炫红旗。”152长官春游:“潼川侈风俗,一春事嬉游。太守与民乐,高会邀良俦。……红旗肃冠盖,画鼓翻倡优。”153其中“红旗肃冠盖”点明了要害是为了显示官员的威严。

(三)民间器物

为了维护红色的高贵性、象征性,朝廷不准民间器物随便使用红色。如天圣七年(1029),“诏士庶、僧道无得以朱漆饰床榻。九年,禁京城造朱红器皿”。景祐元年(1034)又诏:“凡器用毋得表里朱漆、金漆,下毋得衬朱。……宗室、戚里茶檐、食合,毋得以绯红盖覆。豪贵之族所乘坐车,毋得用朱漆及五彩装绘,若用黝而间以五彩者听。”154无论贵族还是平民、出家人,家具和器皿、车辆等不能朱红漆、绯红修饰,高官贵族的车辆可以用青黑的黝色为主点缀五色,就是说可以有一点红色。法律明文规定:“非四品以上及宗室近戚,器不得用金棱,其床榻之属间朱,及器皿纯朱者,亦禁之。”155皇亲国戚和四品以下官员及平民百姓,不准使用纯红色器物,连床色用其他色彩混在红色间也不行,大有垄断红色之势。

因而,宋代民间一般多用黑色和暗淡的黄、褐等色。如杭州北大桥宋墓中,随葬盒、钵、盘、唾盂、巾架、笔架等皆黑漆,唯一桶状残漆器为“暗淡无光”的绛红漆。156在白沙宋墓的彩色壁画中,主人夫妇坐在赭色椅子上。157河南新安县梁庄北宋壁画墓中,男女主人座前各置黄色方桌一张。158洛阳邙山宋代壁画墓主为一富贵人家的女性,南壁雕一方桌,桌面涂黑色;东耳室后壁绘一黑色长方桌,西耳室后壁也绘一黑色长方桌,桌下绘一长方形黑色矮几。159河南新安县梁庄北宋壁画墓,东壁画面为右侧置黄色方桌一张,西壁画面为女主人座前置一黄色方桌。160古人“视死如生”,常常将现实社会的生活彩绘在墓中,提供了家用器物、室内装饰的色彩实物景象。河南新安县古村北宋地方绅士的墓中,“满室彩绘,缤纷华丽。墓内壁面皆刷白石水灰,而后施彩。色调基本为白、黑、褚、褐黄四种”161。相对鲜艳的也不过是深红色、红褐色而已。

但是,对色彩美的向往是人的本性欲望,权贵为了追求排场享受,总会千方百计地违禁。如林灵素主持的通真宫有一密室,蔡京打探到里面“有黄罗大帐,金龙朱红椅桌,金龙香炉”,遂怂恿宋徽宗前往亲自查验,结果事先被林灵素清理一空。162这些僭越设施,包括朱红椅桌。宋仁宗景祐元年朝廷诏令禁止“宗室、戚里茶檐、食合,毋得以绯红盖覆”,但似乎不限制其他官民。因为不久以后,苏轼就公然托人置办“朱红累子”即多层食盒。他在给滕甫的书信中连连道:“许为置朱红累子,不知曾令作否?若得之,携以北行,幸甚”;“某好携具野饮,欲问公求朱红累子两桌二十四隔者,极为左右费”;“某干求累子,已蒙佳惠,又为别造朱红,尤为奇妙。物意两重,何以克当。捧领讫,感愧无量。旧者昨寄在常州,令子由带入京。俟到,不日便持上也”。163苏轼喜欢野炊,也喜欢红色的多层食盒,便托好友利用当地优势代为制作,催促不已,得到后十分感激,尤其是朱红色的,更是喜出望外。南宋初张浚自福州被召回朝时,同在福州的李纲“赆行一百二十合,合以朱漆缕银装饰,样制如一,皆其宅库所有也”164,奉送的礼品装满了120个朱漆盒子。如此无视禁令的行为,朝廷似乎听之任之。南宋初的东南地区,大户人家甚至用朱漆棺材:“礼文亡阙,无若近时,而婚丧尤为乖舛……如士族力稍厚者,棺率朱漆。”165以朱漆为荣,至今多有考古发现。166

像妇女的服饰不限颜色一样,一般女用物品也多红色。以梳子为例,北宋时有女仆使用“红梳”167,南宋临安市场上出售“染红绿牙梳”即有红色象牙梳子。168高低档次的梳子都有红色的。

红色纸张,以笺纸为代表,即彤霞笺,“亦深红色也。盖以胭脂染色,最为靡丽。范公成大亦爱之。然更梅溽,则色败萎黄,尤难致远,公以为恨”169。以胭脂染红,打造出以靡丽为特色的笺纸。

法律将旗帜列为“禁兵器”,与甲弩、矛槊、具装等一样不准民间私有:“旌旗、幡帜及仪仗,并私家不得辄有,违者从不应为重,杖八十。”170旗帜及仪仗等具装,虽非具有杀伤力和防御力的武器,但属于组织队伍的标志,民间持有者至少有惑众乃至组织队伍的嫌疑。而且,红旗是官员的仪仗,象征着威严。但是,在民间的生产、娱乐活动中实际上多有红旗助阵。如都是女性的采茶:“春衫逐红旗,散入青林下。阴崖喜先至,新苗渐盈把。”171杭州西湖每年的赛舟盛事,“龙舟竞渡数千艘,红旗绿棹纷相戛”172。而八月钱塘江潮的冲浪表演中,弄潮儿的道具也是红旗:“年年中秋海潮过,万顷银山面前堕。少年轻命争弄潮,手掣红旗逆潮簸。”173蓝水白浪中,红旗是众人观赏的焦点所在。对此,官方显然是默许的。


五、红色军事


与血、火等密切关联的军事,除了军装以外,另有许多红色的装备。

(一)红色武器与军需

红色武器如红弩:景德元年(1004)天雄军钤辖孙全照所辖无地分弩手,“皆执朱漆弩,射人马洞彻重甲,随所指麾,应用无常”174,属于重武器机动部队。红枪:南宋明州作院制造有红枪三千六百三十七条。175红刀、枪:南宋建康府作院制造红油靶手刀二千五百把、珠红油大朴刀枪一百条、朱红漆靶痕面刀一百把,等等。176红缨枪:宋代枪头皆饰红缨,《宋画全集》可以看到实图。

红色防御装备如盾牌、马甲:宋神宗曾手诏西北前线将领刘昌祚,赐予朱漆圆排等,177即红色的圆形的盾牌。宋代有著名的“背嵬军”,“背嵬即圆牌也,以皮为之,朱漆金花,焕耀炳日”178。政和三年(1113)有诏:“马甲曩用黑髹漆,今易以朱。”179将黑色的马甲改为红色。

红色军需用品,如明州作院制造有红油水桶五十只、红油吊水桶二十五只、红油饭差五十只。180建康府作院制造有红麻鼠尾索四百五十条、红麻解扎条四百五十条、红油食篁二百六十只。181其中的饭差、食篁,大概是红色的竹制炊具。

(二)红色军旗

军队中红旗使用最为广泛。如“旗帜者,军中之标表也。以门旗为首,竿上置金铜珠,大纛深红八幅,树大将牙帐前”182。深红色的大旗,就是统帅的标志。军中有五色旗,但红旗最主要,乃至成为军队的标识。如王珪:“神兵十万忽乘秋,西碛妖氛一夕收……莫道无人能报国,红旗行去取凉州。”183朱继芳:“年年塞草欲秋时,左右红旗说战机。”184说到红旗,无不与战争有关。皇祐年间宋军平定广西侬智高叛乱时,临时调集民兵,转运使王罕“取库绢染绯为大小旗帜授之”185,旗帜全部是红色。

无论训练、行军、作战还是驻扎,都有红旗助威相伴,或传递情报、号令。“三官者,鼓、金、旗也”,旗帜是军中三大指挥形式,“习见旌旗指挥之节”。如“诸军行止,视大将之旗……朱旗点,角声动,则左右厢齐离”。186还象征着南方:“若南方有贼,大将举赤旗以应之”,“其军行在路,若要唤人,及进退止息,即令每队取晓事者两人,一人执小绯旗子,于本队外傍行,去队十步以为望;一人专听待唤。如去贼近,即递相暗报。欲令止息,即卧旗子,当队下即住。候见旗立,即速行。”探旗:“军前及左右下道各十里之内,五人为一部,人持一白幡、一绛幡。见骑贼举绛幡。”187军中的红色旗帜,至少有深红大纛、赤旗、朱旗、绯旗、绛幡等区别,分别起着不同作用,近距离传达着不同的旗语号令。故而有“旗帜之用,大军之本也”188的说法。

(三)红色令牌

远距离传递军情信息和军令,有特制的传令牌。普通的是军队与军队之间的信息传递,为朱漆木牌:“别造传信朱漆木牌,给应军中往来之处……传信木牌:先朝旧制,合用坚木朱漆为之,长六寸,阔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字云某路传信牌。”189特别的是皇帝下达指令的朱红金字牌子:“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190红色加金色,达到色彩表达的最高层次,令人望而敬畏,不仅权威无比,而且绝密迅速。

(四)红色讯号

由于红色光波传播最远,保障着军事情报的迅速有效传递。宋度宗时期,襄阳城被蒙古军队包围,民兵首领张贵率军救援,“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以红灯为号”,一路奋战至城下。191

宋代红色文化是自古以来红色文化的延续,前此也多有尚赤的朝代,如周朝、隋朝等即是。只是在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下,宋代更加出色。红色不仅是宋政府的审美追求,更被当作一种政治资源和文化力量。尚红的德运确立后,红色成为宋朝的政治生命象征,宋朝廷在礼仪等方面制订了一系列的规范,赋予红色更多的效应,将红色政治化、神圣化,甚至编造出红光附会于多位皇帝诞生,从而使原本就强势的红色有了更多哲学、政治内涵,仿佛色彩图腾。宋人不同程度地发挥了红色的尊贵、美艳、权威、勇猛的视觉功能和象征意义,把红色功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宋人的恋红情结,既是私密的政治血统,更是公共的喜庆审美。

与自然中红色无所不在相异,人文红色不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公共资源,恰恰相反,是权力分配的供给。百姓成年男子穿红,或者平民家庭器具用红,要么是奢侈,要么是僭越——那就是犯罪。色彩美异化为权力崇拜,皇权一方面垄断某些红色资源,另一方面也使红色成为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官民同乐、军民互用的大众色彩,达到了权威尊贵与民间喜爱的统一。红色密集在官方和妇女儿童两大阵营,唯成年平民男子与红色很少有缘。对官方而言红色是权力,对拥有性别与年龄优势和无害的妇女儿童而言,红色是福利,朝廷允许占人口大多数的妇女儿童穿红用红,以满足和保持美的社会需求。红色的奥义,是能统一绝大多数人的审美和观念,共情共鸣,这个纲和占有权、分配权在皇帝,是以色彩治国的形式。

就物质文化史而论,宋代将红色器物制造推向历史新高峰,留下精妙绝伦的遗产。如漆器工艺发展到宋朝最为成熟,以剔红工艺即雕红漆为代表,即在器物的胎型上刷几十层朱漆,干后刻出层次分明的浮雕纹样。明代张应文赞道:“宋人雕红漆器,宫中所用者,多以金银为胎。妙在刀法圆熟,藏锋不露,用朱极鲜,漆坚厚而无敲裂。所刻山水楼阁,人物鸟兽,皆俨若图画,为绝佳耳。”①192明人认为香合以“宋剔合色如珊瑚者为上。”②193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宋代朱漆花瓣形盘,内外髹朱漆,底髹黑漆,光素无纹饰,口沿有金属扣边。“根据现有资料,出土的南宋素髹漆器几乎没有通体髹朱,大部分都是表里异色,或底足异色,以朱黑为主。”③194这些高贵的红色器皿,当属宫廷所用,为后代所罕见的珍藏。

总之,在宋代历史上,红色有着独特的作用、强大的气场,是宋文化可视的一部分、宋朝的“颜值”担当,并促进了使其成为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的色彩表征。认清宋史面貌,不宜无视这一抹“腮红”。


文章来源:程民生.宋代社会中红色的功能[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1(05):5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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