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被马克思称为“最伟大的天才之一”,他的戏剧作品被译成各国语言为人们广泛阅读。美国著名诗人艾略特曾说:“莎士比亚的批评总是随着世界变化而变化。”[1]俄罗斯思想家舍斯托夫则认为莎翁看到了人性深处的幽暗,展示了一种悲剧的哲学。在莎士比亚的诸多作品中,《奥赛罗》曾经引起学术界的无数的争议。对于这部戏剧的评价,理论家斯泰斯提出,“《奥赛罗》一剧不是表现嫉妒,而是表现奥赛罗的嫉妒,一个与威尼斯姑娘联谊的摩尔人可能感觉到的那种特殊的嫉妒。”[2]他认为莎士比亚是以奥赛罗为人物象征来揭示种族之间的伦理问题。英国戏剧作家托马斯·利墨同样指出:“这个故事的道德意义当然是富有教益的,它教导贤良的主妇要好好保管自己的手绢。”[3]言下之意,该剧对于妇女在家庭中应担当的伦理身份也作出了特定或具体的要求。纵观国内外学者对这部戏剧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以人文主义视角对人物的性格特点进行多层次解读,从弗洛伊德心理结构理论分析剧中主人公的精神状态和形成原因,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揭示该作品的悲剧美学。上述研究极大地丰富了该剧的内涵和外延,让广大读者对其有更深层次、多方位的理解。但《奥赛罗》中包含的伦理价值仍不可忽略,而中国儒学在伦理方面具有精深且丰富的阐释途径。因此,本文尝试运用儒家伦理的相关理论剖析该剧主人公的伦理身份、伦理困境、伦理选择以及其三者的关系,进而探究该部作品所蕴含的伦理启示和道德规范。

一、从“黑鬼”到“元帅”:伦理身份的骤变

“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伦理身份有多种分类,如以血亲为基础的身份、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道德规范为基础的身份、以集体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从事的职业为基础的身份等。”[4]在莎士比亚笔下,奥赛罗兼具着黑人、元帅、丈夫、上级等多种伦理身份。这些身份的构建过程纵横交错,形成纷繁复杂的伦理关系,致使他逐步坠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首先,奥赛罗的族裔身份最为明显。摩尔人是被公认低劣于威尼斯贵族的黑种人。“老黑羊”“黑马”“恶贼”“丑恶的黑鬼”等蔑称皆体现出当地人对摩尔人的固有印象,而奥赛罗作为摩尔人自然也逃脱不了这种与生俱来的偏见与歧视。当他凭借着赫赫战绩成为元帅,想要与自己心爱的女子苔丝携手一生时,却因为摩尔人的身份遭到了众人的“白眼”和“非议”。在得知自己的女儿与奥赛罗的婚姻之前,勃拉班修对后者可谓是相谈甚欢、公诸同好。但当他从伊阿古口中得知奥赛罗和苔丝两人的婚事之后,他的态度却骤然变化:恶毒地怀疑女儿是被这“丑恶的黑鬼”用不雅的手段所欺骗,称这是“骨肉的叛逆”[5]。此外,一向称赞奥赛罗英勇品质的元老和公爵们对这桩婚姻也十分惊异,甚至是作为下级的旗官伊阿古也竟然因此感到愤愤不平。面对这些质疑和阻挠,奥赛罗表面上看似平静如常,内心却极度渴望“漂白”自己低贱的族裔身份:“世人还没有知道——要是夸口是一件荣耀的事,我就要到处宣布——我是高贵的祖先的后裔,我有充分的资格,享受我目前所得到的值得骄傲的幸运。”[5]20作为一个身份低贱的外族人,奥赛罗凭借勇猛无畏获取了曾经他不敢觊觎的地位后,便会企图获得更大的权势,继而跻身于贵族之中。所谓“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6]众人皆有欲望,奥赛罗也不免于此。但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奥赛罗不断膨胀的欲望更是使他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当中。

与此同时,身为摩尔人的奥赛罗还承担着“丈夫”这种家庭伦理身份。在妻子苔丝眼里,他奇伟的仪表和高贵的德行深深吸引着她。为了追求自己的精神之爱,苔丝甚至不惜背弃自己的父亲。也正是因为苔丝为他放弃了贵族的生活,所以奥赛罗一直体贴爱护苔丝,担负起作为一名好丈夫的责任,尽力维护好自己的家庭。当苔丝的父亲恼羞成怒,并给予奥赛罗严重警告时,他极力用生命保证对苔丝的忠诚;当元老们派他外出征战时,他更是提出让苔丝跟随自己一同前往的要求,因为与她短暂的分离都会令他苦闷不堪;当行军途中疲惫不堪时,他也时刻心系苔丝,保证她不受军中扰乱的影响。除此之外,奥赛罗作为一家之主,很多决策皆由他来定夺。但是为了兼顾苔丝的想法,他考虑问题时也更加地细致化、多面化。然而,当诡计多端的伊阿古凭借着他多年以来在奥赛罗面前塑造的忠诚形象,并以朋友和忠臣的角色质疑副将凯西奥和苔丝的私情时,奥赛罗那看似坚贞不渝的爱情信念开始产生了动摇。诚如《荀子》中所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6]434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有趋利、善妒之心。如果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情欲,就一定会出现违法乱纪的社会现象。剧中,奥赛罗任凭自己身为摩尔人的自卑情感再次泛滥,他需要通过反复试探苔丝来获得安全感。但这种安全感却是建立在不自信和趋利性的基础上,所以他势必会走向伦理混乱的歧途。

再者,就社会伦理身份而言,奥赛罗兼具着朋友与上级的身份。奥赛罗作为元帅,而伊阿古和凯西奥作为下级分别是他的旗官和副将。抛去上级身份,奥赛罗因伊阿古为人“忠厚老实”,与其之间建立了友谊。而奥赛罗在与凯西奥的关系中,如果正如伊阿古所说的凯西奥与自己的妻子有私情,那么奥赛罗便又担当着一种新的身份:情敌。但奥赛罗作为元帅,是富有威严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毕竟他承载着元老和公爵们对他再创战绩的期待,以及下属们对他所获荣耀、幸福的敬佩和崇拜。因此,奥赛罗在待人处事方面需时时留意自身的行为举止和道德品质。儒家伦理将人的德性分为“关乎自己之德性”与“关乎他人之德性”。“所谓‘关乎自己之德性’是有利于拥有者的品质,而‘关乎他人之德性’则是有利于他人的品质。”[7]若更偏向于“关乎他人之德性”,那么奥赛罗应摒弃自己对凯西奥是情敌的偏见,用上级的身份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若更偏向于“关乎自己之德性”,则奥赛罗应捍卫自己作为苔丝丈夫的权利来抨击凯西奥。由此可见,奥赛罗在凯西奥面前所展示的形象和真实的人格往往有一定的出入,而“厌恶”和“委以重任”两种情感显然不能同时并存,一种新的伦理矛盾便就此产生。

不难看出,奥赛罗所言所行皆是有意识地向贵族阶层靠拢,他想要尽快“漂白”自己以实现最终极的理想——“新贵”身份认同。从低劣的“黑鬼”到高高在上的“元帅”,奥赛罗原以为仅凭赫赫战功和不懈努力即可稳坐泰山,但他接连遭遇的现实远比战争残酷,最明显的就是周围人直接或间接地否认甚至想要摧毁他的新贵身份。诚如聂珍钊先生所指出的:“由于身份是同道德规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身份的改变就容易导致伦理混乱,引起冲突。”[4]257显然,奥赛罗忽视了身份骤变所可能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因而他周旋于不同的伦理身份之间必然会造成人际关系的混乱和冲突,致使其后期陷入无法自拔的伦理困境。

二、“英勇的摩尔人”:人生理想与伦理困境

奥赛罗的多重伦理身份造成了他所面对的社会环境的复杂和混乱,在本剧的相关情节中,奥赛罗更是无可避免地面临着伦理困境。伦理困境是指“文学文本中由于伦理混乱而给人物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冲突”[4]258。而伦理混乱与人物伦理身份的改变有着必然的联系。奥赛罗的多重伦理身份使他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在家庭上都面临着各种矛盾或冲突,而这些因素则进一步导致伦理困境的产生。

奥赛罗最初面临的伦理困境体现在他对族裔伦理身份的态度上:是坚持实现人生理想还是将错就错、竭泽而渔。就自身方面来说,奥赛罗本身的摩尔人血统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因为元帅的身份获得了尊重,元老、公爵们也纷纷赞赏他的英勇,但依旧摆脱不了大众对待摩尔人的世俗偏见。所以,奥赛罗试图凭借赫赫战绩证明摩尔人英勇不屈的高贵精神,渴望他人对自己族裔身份的认同,进而享受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而不是俯就他人的妄言妄语。朱熹在《与延平李先生书》中提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8]可见,义利问题在人类伦理思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奥赛罗面临的正是义利之辨。究竟是继续追随自己的理想,完成族裔身份的认同,选择“义”;还是抛却初心,只是一味地融入新的贵族环境中以获得更高的地位,选择“利”。如果奥赛罗选择继续执着于“漂白”自己低贱的族裔身份,那么他时时都可能会同身边共事的贵族们产生间隙与隔阂。如果选择的仅仅是融入新的环境,那么奥赛罗凭借着他的战绩会得到更高的官职并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没能改变自己摩尔人的身份会让他心怀不甘。

当伊阿古说自己的妻子苔丝不贞洁时,奥赛罗因家庭伦理身份而引发的伦理困境便产生了——选择坚守婚姻的初衷还是享受婚姻带来的荣誉。婚姻的初衷是给予爱和拥有爱。“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贯穿着整个儒家伦理体系。“仁爱”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亲爱关系,而家庭作为社会最小的单位,是“仁爱”实行的最佳范围,也从侧面体现了实践者经营婚姻的智慧。可见,儒家伦理所提倡的“仁爱”是对婚姻初衷最理想化的解释。如果相信妻子苔丝的忠贞,那么奥赛罗与苔丝的情感会愈加深厚,同时会让妻子不后悔作出背弃父亲的决定并且一心一意地追随着自己,以此坚守住了婚姻的初衷,即是做到了“仁者爱人”。但是这桩婚姻给奥赛罗带来的至高的地位,与贵族阶层建立的深厚关系以及由此而增长的社会见识,这些都会随着谣言或诽谤逐渐消散甚至是彻底覆灭。反之,如果选择相信伊阿古,奥赛罗定会以丈夫的身份来管制甚至惩治自己的妻子,这样既能够堵住悠悠众口,也能从一定程度上维护和提升他作为元帅的尊严,并巩固了对外的公众形象。以伊阿古为代表的广大下级更会信服于他,在获得极大的荣誉的同时,虚荣心也会得到满足。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却会引起奥赛罗对妻子不断猜疑,甚至做出过激行为致使两人爱情的破灭,两人之间的亲爱关系也将不复存在。

再者,奥赛罗面临着社会伦理身份上的伦理困境,即坚守自己的想法还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所谓“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9]“智”在儒家思想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它要求人能够辨别是非,能够与他人和谐相处。从某种角度上来看,生活中用于待人处事的“谋”同样属于“智”的范畴。作为一名战绩斐然的将领,奥赛罗的“智”大部分都倾注在战场上。而正是因为他过度投入于战争,同时缺失后天的学习教育,致使奥赛罗形成了有勇无谋的品质,这进一步令他陷入伦理选择的困境。当伊阿古挑唆奥赛罗与妻子苔丝的关系时,奥赛罗开始并没有片面地听从他的话语,而是想要根据自己的判断来继续信任苔丝,这也从侧面显示出他本人对“智”的向往和渴望。但面对越来越多的流言蜚语,还有伊阿古伪造出的妻子偷情的铁证后,奥赛罗的理智逐渐被冲动的情感所侵蚀,心中的天平开始往猜疑一侧倾斜。如果相信自己的判断,奥赛罗可能会落得难以服众的下场,公众形象的崩塌意味着他无法获得良好的社会形象来争取更大的权力。如果相信伊阿古的话语,那么他的婚姻必然受到重创甚至走向终点,与妻子苔丝关系密切的贵族们也会因奥赛罗婚姻的破裂而疏远或贬低他。那么,奥赛罗想跻身于贵族之列便是难上加难,利益同样会遭受损失。

显而易见,该剧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丰富的、潜在的道德力量,因为如何解决上述种种困境最终还是取决于奥赛罗对自我价值观的定位:是力求达到正义、仁爱、理智等为人品德的根本,以此完成身份认同、实现理想的人生价值?还是不顾周围社会的任何羁绊,只求位居高位、追逐名利,过上舒适享受的贵族生活?无论奥赛罗做出何种选择,都不可避免地导致部分甚至是整个个人或社会利益的丧失。正是由于难以权衡上述选择的利弊,奥赛罗每每面临进退两难的伦理困境时都颇为踌躇。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他固有的身份印记遭遇强烈的转换后,一种“卫道士”情怀便应运而生,随之形成的强烈的趋利性行为势必会一步步地推他走向最终的悲剧。

三、悲剧的诞生:伦理选择与道德审判

聂珍钊教授指出,“在文学作品中,伦理选择往往同解决伦理困境联系在一起,因此伦理选择需要解决伦理两难的问题……伦理两难是难以做出选择的,一旦做出选择,就往往导致悲剧。”[4]268在《奥赛罗》一剧中,伴随着每次伦理困境的产生,主人公奥赛罗必然面临着各种伦理选择。而这些选择不仅推动了整个戏剧情节的发展,同时也将奥赛罗置身于严肃的道德审判之中,最终通过其悲剧人生的落幕使观众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道德觉醒。

奥赛罗首先面临的伦理选择便是能否继续为自己的族裔身份“正名”,这不仅关乎他个人的名誉,更是他实现理想人生、追求精神自由的重要方式。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10]。即使奥赛罗被封为元帅,但是摩尔人低贱的身份仍然不时影响着他。他尽心尽力地立下屡屡战功,为威尼斯贵族们保卫了重要领土,但却因为摩尔人的身份与高等地位的不相称,只是获得了元帅的头衔,从未得到与元老、公爵们相同的权力。他与贵族小姐苔丝的婚姻同样遭到后者父亲的反对和贵族们的非议,只因他不具有与苔丝同等的贵族身份。如果不能为自己“正名”,那么身份自卑感将贯穿于他的生活中,而这种自卑感也正是驱使奥赛罗走向悲剧的罪魁祸首。另一方面,如果不顾及自己的族裔身份,他将以元帅的身份融入贵族中,让贵族们渐渐淡忘他摩尔人的身份,继而更平顺地接纳自己,那么奥赛罗在贵族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便指日可待。在“正名”与权利之间,他暂时选择了后者,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这种趋利性的行为却带来了新的问题和矛盾。

由于伊阿古洞悉了奥赛罗深入骨髓的身份自卑感,于是他便处心积虑地为后者设计了另外一个伦理选择,以此达到他不为人知的险恶目的。出于对奥赛罗平步青云的嫉妒、对苔丝的求而不得和对妻子爱米利娅精神出轨的猜忌,伊阿古全然释放了自己的畸形欲望,并且任由这些欲望迅速转化成自由意志从而付诸行动。他首先通过说服威尼斯人罗德利哥与自己同时在苔丝父亲面前揭发奥赛罗和苔丝的婚姻,借苔丝父亲之口来提醒奥赛罗身为摩尔人的低劣性,刺激后者时刻忌惮于自己的族裔身份。其次,伊阿古又诬陷苔丝与凯西奥之间有私情,其间还利用爱米利娅拾来苔丝的手绢作为私通证据,这无疑给根基不稳的奥赛罗造成致命一击。伊阿古为奥赛罗精心设计的陷阱已悄然呈现于后者面前:如果奥赛罗依然相信纯粹的爱情,那么他势必会选择与苔丝同沐风雨、携手并行,但是他极度自卑的内心尚未强大到可以对外界的一切传言都充耳不闻;如果奥赛罗选择相信伊阿古所谓的“铁证”,那么前者必然要中断婚姻来给自己和下属一个交代,但是这桩婚姻附带的利益关系也会就此消失。在真爱与利益之间,他再次选择了后者。他虽以隐忍的方式捍卫自己的尊严和地位,但他心中的猜疑逐步侵蚀到身体的每一部分,令他痛苦不堪。

随着流言蜚语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奥赛罗不得不设法应对这一局面。当初在被告知苔丝与他人有染的情况下,他只是选择了以沉默来应对,这种态度其实暗中助长了伊阿古计谋的实施。现如今,众多关于苔丝与凯西奥私通的铁证一一摆在奥赛罗面前,这已然超出他的理智所能控制的范围。他若是坚定地与妻子站在一起,那么流言一定程度上会得到平息,但是贵族们与下级对他的偏见仍会存在;若是要快速平定流言对自己的影响,那么奥赛罗只能以“杀妻”这种骇人的举动来维系自己的公众形象。再者,苔丝有某种殉道精神,她至死都会追随着爱情,当奥赛罗对她态度急转直下时,她提出:“他的无情也许会摧残我的生命,可是永不能毁坏我的爱情。”[5]95就算奥赛罗对她的态度依旧恶劣,她还是抱着一种宽容的态度,认为是国家大事让奥赛罗烦忧:“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或是在塞浦路斯这里发现了什么秘密的阴谋,结果弄得他神志不清。”[5]76就连最后奥赛罗亲手杀死了她,她还是一如既往地维护着奥赛罗,声称自己的死与奥赛罗无关。在苔丝眼里,爱情就如同一座高塔,而这座高塔一直都是光明的,所以即便察觉到奥赛罗对自己抱有怀疑时,她仍然选择相信爱情,并没有尝试用解释来打消奥赛罗的疑心,以至于奥赛罗一步步踏入伊阿古的陷阱。在各种复杂情况下,奥赛罗的理智完全被冲动的情感蒙蔽,于是作出了杀死苔丝的伦理选择。事后,由于伊阿古的阴谋被他的妻子爱米利娅所揭露,奥赛罗才得以顿悟,以自杀的方式完成了对自己的道德审判。

莎士比亚借助《奥赛罗》一剧,通过展示主人公奥赛罗的伦理身份、伦理困境和伦理选择三个方面带给观众丰富的道德启示,与此同时也达到了文学创作的根本目的——“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4]14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导致奥赛罗人生悲剧的客观原因是源于殖民时代的种族歧视,而主观原因则始于奥赛罗对自己伦理身份的错误认知。从低贱的“黑鬼”骤然转变为高高在上的“元帅”,奥赛罗并没有认识到这些身份原本是由当时社会和他人所赋予的。此外,他对身份认同的向往、对婚姻关系的理解以及对日常事务的处理等,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一种极不稳定的理想化状态中。当残酷的现实屡屡打败他的认知,奥赛罗自然便陷入了难以言状的伦理困境,乃至最后以自杀来终结他的伦理选择。奥赛罗的悲剧提醒着人们:应该摒弃种族歧视,面对善恶之争,必须有正确的伦理价值观,才能构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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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瑶,胡心月.儒家伦理视阈下奥赛罗的悲剧人生[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0(02):82-86.

基金: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美国现代戏剧的中国化阐释”(项目编号:SK2019A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