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获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百年孤独》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品。《百年孤独》自20世纪60年代问世以来，便以高超的魔幻现实主义叙事手法、驳杂新奇的时间观以及神秘迷幻的民间神话掀起了世界性的文学大爆炸。这部几乎使作者倾尽家产的作品讲述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命运遭际，通过“乌托邦”式的小镇———马孔多的兴衰没落展现了拉美民族神话的销声匿迹，表达了作者对拉丁美洲以及整个人类命运的思考与悲悯。

以细腻、温情、悲悯笔调著称的中国当代女性作家迟子建于2005年完成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创作，三易其稿的她最终以“史诗般的品格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厚度”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与赞赏，并于2008年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小说以年过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女酋长的自述口吻，谱写了一曲鄂温克人民在百年社会浪潮中不断被现代文明同化的挽歌，表达了作者对人的自然天性的礼赞与颂扬，对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的忧虑与焦灼，以及对文明间和谐相生的希冀与期盼。

细读以上两部作品，不难发现二者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例如都采用历经百年的孤独女性的视角，都通过一曲弱小民族的文化挽歌展现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悲哀，都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和强烈的生态文明与人类意识。其中，这两位作家都热衷于运用色彩语言和塑造色彩意象，如《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白色驯鹿、银色月光、白蝴蝶、白布口袋等，《百年孤独》中的黄花雨、黄玫瑰、黄火车、黄蝴蝶等。这些色彩意象正是作者表达主题意蕴和审美理想的媒介与载体，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与作用。

一、自然的化育：人性与神性的双重交响

《百年孤独》中拉丁美洲的热带风情与《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内蒙古草原的景观为读者呈现了一场视觉盛宴。不同地域的自然风貌固然有着不同色彩的景观。白色的桦树皮、金黄的月亮残片、纯白的雪以及斑斓的彩虹是鄂温克人民生存环境的真实写照，绿色的棕榈叶、黄色的细花、蓝色的薄雾以及黄蝴蝶、黄玫瑰则是拉丁美洲自然风物的艺术化身。这两部作品虽然在自然景观上存在差异，但在作者寓“情”于景的书写中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两人均以独特的自然景观与民族神话的融合谱写了这两部作品中人性与神性的双重交响曲。

《百年孤独》与《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作者并非为了简单描摹自然景观，而是想通过这些色彩意象来表达人性的善与恶和“万物有灵”的神性自然观。在鄂温克人民的观念中，“夏季白蝴蝶多，冬天的雪就会大”[2]112。在一次家族迁移中，鄂温克人遇见了大量的白蝴蝶，冬季便遭遇了“白灾”，人们认为这是自然显灵。“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民族传统不仅是鄂温克人信奉的法则，更是个体命运遭际的神话寓言。在林克出门交换驯鹿时，暴雨倾盆。雨后的天空出现两条绚丽的彩虹，先是热烈缤纷地绽放，随后其中一条忽然淡了颜色，消失在云层中；另一条彩虹虽还完整，但也失去了光彩，直至变成黑色消失不见。在鄂温克族的传统文化中，彩虹的变色是不吉祥的预兆。果不其然，林克被雷击身亡的噩耗传来。同样地，马尔克斯也将印第安人崇尚“万物有灵”的民族传统反映于作品中，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揭示隐藏其后的悲剧意蕴。老布恩迪亚逝世之际，“无数小黄花如细雨缤纷飘落，花雨在镇上落了一整夜，这静寂的风暴覆盖了屋顶，堵住了房门，令露宿的动物窒息而死”[3]。这极具夸张的描写蕴含了深刻的意义，预示着布恩迪亚家族的灭亡。在拉美文化语境中，“黄色”是邪恶、死亡、不幸的象征。作为马孔多小镇的第一位逝者，在汹涌的黄花雨的映衬下，老布恩迪亚的死亡更具悲伤色彩，“黄花雨”不仅是老布恩迪亚的送葬者，也是布恩迪亚家族悲剧命运的预言家。此外，作者还写到，在经历了四年十一个月零两天的雨灾后，马孔多小镇忽然迎来了砖红色的太阳。阳光的重现并没有给马孔多带来生机，而是让其陷入更深的苦难———10年旱灾。接踵而至的自然灾害预示了马孔多灰飞烟灭的悲惨命运。作品描写变幻多姿的自然景观与人类命运产生密切关联，显示了在“万物有灵”思想的民族文化语境下，民族命运走向悲剧的宿命色彩。

二、性别的博弈：男权神话和女性主体的对立与消解

法国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女性主义代表作《第二性》中表明：“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4]女性的“他者”形象是男权文化专制下男性自我主体意识主导的结果，因此，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建立是摆脱男权神话桎梏的首要前提。然而，迟子建的女性意识并非以批判男权神话为中心的极端女性主义，其女性观的精髓是和谐，她特别关注女性自身的生理及心理特性，强调在男女性别的差异与联系中建立和谐的两性关系。“女性是以母性的特征出现在社会舞台上的，她应该包含着母性特有的宽容、善良、隐忍、无私的性格特征。女性在生殖中获得对生命的认识，在抚养子女中自然而然地参与了对社会角色的认同。女性从来就不是完全独立的，她天生有比男性强烈得多的依附感和归属感”[5]。迟子建这种看似保守的女性观反而拥有更真实、更大众化的力量，她在尊重女性特性的基础上肯定女性独有的社会价值与功用。而马尔克斯更多地关注男女两性的二元对立关系，他认为：“妇女们能支撑整个世界，以免它遭受破坏；而男人们只知一味地倒退历史。”[6]马尔克斯毫不避讳地批判男性的狂热昏聩，并对女性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给予了至高的评价。《额尔古纳河右岸》与《百年孤独》是作者性别观念的典型代表，书中所呈现的色彩意象不仅表达了男权规范对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确立的束缚，也寄托了作者对敢于抗争、主动追求的觉醒女性的欣赏与赞扬，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在二元对立中不断消解与重构。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塑造了一位善于染布的女性形象———娜拉。她对色彩的掌握有着天然的超能力，“用都柿的果实把白布染成蓝色，用红豆把白布染成水红的颜色”[2]73，对色彩审美的敏感与自身关于美的创造力使娜拉成为女性力量的代言人，她的染布技能不是为了赢得男性欣赏的眼光，而是为了满足女性对美的欲望与追求，是女性自我价值显现和自主主体意识的强烈写照。这表明女性从男性的“他者”角色转为自我意识明晰的女性自身，挣脱了男权规范下男性审美对女性要求的操纵与束缚，女性在获得自主权的基础上不断实现自身的主体性超越。“染布”实质上是原始社会男女性别分工的差异显现，男性捕猎劳作、女性生殖顾家的两性生存模式是和谐两性关系的基石。迟子建通过男女的性别分工肯定了女性发挥自我天性和追求自我价值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迟子建并未回避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影响。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我”第一次画岩画时画的第一个图形就是男人的身姿。女主人公“我”在青色的岩石上面用赭红的线条勾勒了一位集父亲、丈夫为一体的男性形象。由此可见，这两位男性的神话形象在“我”的生命中已然是根深蒂固的存在。这看似无意识的行为实则展现了女性对男权神话的崇拜与敬仰。

男性霸权主义对女性的压迫与扭曲是马尔克斯指责男权文化的表述之一。《百年孤独》中的阿玛兰妲是马尔克斯笔下男性霸权主义的牺牲品。年少时的阿玛兰妲为了争得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的爱情，不惜下毒害死自己的妹妹丽贝卡，不料却意外毒死身怀六甲的蕾梅黛丝。愧疚、自责、忏悔的阿玛兰妲自此之后禁欲修道，不问情事，不仅拒绝男人的求爱，更是手缠黑纱，誓死捍卫自己的处女身份。被男性束缚一生的阿玛兰妲最终孤独终老，凄惨死去。黑色的手纱是阿玛兰妲在男权制社会中对自己欲望的强制割裂，体现了女性在男权神话语境下无法自主自立的悲惨命运。此外，马尔克斯还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书写了被欲望操纵的男性走向毁灭的必然结局。乌里肖·巴比伦沉迷于美人蕾梅黛丝的美色无法自拔，每天傍晚都潜入她的浴室与其进行鱼水之欢。然而，乌里肖·巴比伦的身边总伴随着许许多多的黄蝴蝶，挥之不去的黄蝴蝶阻碍了他与梅梅“地下恋情”的发展，在一天傍晚时分他被当作偷鸡贼中枪身亡。“黄蝴蝶”这一色彩意象揭示了被爱欲操纵的男性只能以悲剧收场。

无论是色彩缤纷的染布和岩画，还是黑纱与黄蝴蝶，这些色彩意象的刻画与描写是作者性别意识的寄寓与表述，男女之间的性别博弈在这些色彩意象的烛照下更为强烈，男权神话与女性主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呈现出对立冲突的姿态，但正是这种矛盾对立促使两性不断寻求更为和谐的相处之道，极端的男女二元对立模式不断被消解与重构。

三、孤独的守望：现代文明的进击与原始文明的失落

在原始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依赖构成社会运行机制的轴心。然而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现代化进程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模式，现代文明的进击打破了原始文明的生存机制，在资本、异化劳动的冲击下原始文明分崩离析、日渐没落。心系人类发展的马尔克斯和迟子建在其文学创作中或隐或显地表达了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性思考，二人都通过原始社会形态下百年家族的瓦解，批判了现代文明对原始文明的“吞并式”改造，都以一位百年女性“孤独的守望”揭示原始生态文明失落的悲哀与无奈。正如迟子建所言：“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以一些原始生活的永久消失和民间艺术的流失作为代价的。”[7]34在这两部作品中，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通过大量色彩意象的塑造来揭示的。马尔克斯和迟子建都有意识地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描述了充满色彩质感的原始文明景观的消逝，塑造了为了捍卫民族的生存顽强抵抗现代文明的百年女性的“孤独守望者”形象。现代文明的进击与原始文明的失落在这两位女性形象的映衬下更显苍凉与悲哀。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作者运用了极富色彩感的语言，表达了对鄂温克族原始文化景观的诗意展现和原始部落生存哲学的倔强坚守。鄂温克，在其文化语境中意为“住在大山林里的人”，因此，在面对“留守”还是“走出”的现实抉择中，“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留守大山。在山中生活了一辈子的“我”宁愿孤独地留守，也不愿下山住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我的身体是神灵给予的，我要在山里，把它还给神灵”[2]2，这是“我”的生存哲学，是鄂温克人不可动摇的民族文化力量。然而，这只是“我”个人的生命独唱，其余的族人都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主动放弃原始民族的生存环境，纷纷走向现代社会。作为民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我”对现代文明抱有深深的质疑。无论是科学知识还是现代医学，“我”始终不愿接受。“在山里认得各种植物动物，懂得与它们和睦相处，看得出风霜雨雪变幻的征兆，也是学习”[2]193。“风能听出我的病，流水能听出我的病，月光也能听出我的病……我的医生就是清风流水，日月星辰”[2]216。“我”对现代文明强烈的拒斥态度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原始部落“乌托邦”式的生存姿态，这种规避型文明心态在面对现代文明的进击时注定以失败告终。

同样地，在《百年孤独》中，以资本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给原始的马孔多小镇带来了毁灭性影响。现代资本的入侵刺激了马孔多镇民对商品、金钱的极度崇拜，沦为“被钉在黄金十字架上的囚徒”。“黄金”是贯穿全文最典型的色彩意象，它不仅预示了布恩迪亚家族自我封闭式的“孤独”命运，也是现代资本对原始民族的殖民与掠夺。从第一代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对炼金技术的痴迷到第二代奥雷里亚诺上校对小金鱼的疯狂制作，布恩迪亚的家族成员始终困扰在“黄金”的世界里。除“黄金”之外，“黄色的香蕉”也是现代文明冲击原始文明的象征性存在。美国香蕉公司的入驻掀起了马孔多人对金钱的狂潮，人们投资、进香蕉工厂工作只为了赚取跟香蕉一样颜色的金币。然而，香蕉公司并未给马孔多带来数不尽的金币，相反地，它带来了殖民、剥削、压榨甚至是死亡。马孔多镇民为了抵制公司的剥削自发罢工，以争取相应的权利。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罢工并没有赢得想要的权利，反而遭到残酷的机枪扫射，全部死于非命。在马尔克斯笔下，现代文明的进步与馈赠并不存在，它带给人类更多的是欲望、战争、剥削与死亡，一如布恩迪亚家族的命运，在现代文明的持续冲击下家族劣根性日益暴露，最后被飓风卷席而去。

四、结语

《额尔古纳河右岸》与《百年孤独》在色彩意象的运用上存在着明显的共性，色彩缤纷、变幻多姿的自然景观折射出鄂温克文化与印第安文化中崇尚“万物有灵”的泛神论思维，人性与神性的交相辉映在自然色彩意象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男女两性的关系作为文学书写的母题之一，在马尔克斯与迟子建的笔下充满了色彩美感，男女的二元对立模式在男性神话的颠覆与解构中不断走向瓦解。此外，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运用了富有象征意味的色彩意象，表达了现代文明对原始文明的毁灭性冲击，寄寓了作者对现代性的反思与对原始文化没落的哀叹。总体而言，《额尔古纳河右岸》与《百年孤独》这两部作品在色彩美学范畴中所表现出来的共性，不仅体现了作家间审美理念的相似性，还彰显了不同地域文化在文学表现上的共同特征。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不仅能促进文学的多元化发展，也能为人类文化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案。

参考文献：

[1]费尔雷.色彩的语言[M].归溢,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2.

[2]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3]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M].海口:南海出版社,2011:125.

[4]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110.

[5]迟子建.听时光飞舞:迟子建随笔自选[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85.

[6]张昌华.世界名人名篇经典[M].汪修荣,编.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6:1269.

[7]迟子建,胡殷红.人类文明进程的尴尬､悲哀与无奈:与迟子建谈长篇新作《额尔古纳河右岸》[J].艺术广角,2013(3):34-35.

刘伟琴.“孤独与悲凉”:百年民族史的命运着色——色彩美学视域下《额尔古纳河右岸》与《百年孤独》比较[J].新乡学院学报,2020,37(04):4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