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战争为主轴的军事活动是人类文明史这部波澜壮阔的大戏的一出重要场景。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军事,这幕血雨腥风之剧演绎着人类为实现特定目的而相互攻伐残杀的悲戚故事。而上演军事这部戏剧的舞台,便是地理环境。因而,想要一窥军事行动这一出大戏的全貌,不得不先行考察与之密切相关的军事地理问题。“军事地理学研究军事与地理条件之间的关系,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1)。

军事地理学着力于研究军事活动发生的地理原因,评估军事行动的地理条件,并分析军事行动对地理环境产生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一部军事史,起笔之处有地理行文之中依赖地理,收尾时更创造着地理。我们研究历史时期的人类军事行动,不可不从探索历史军事地理状况切入。本文拟就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有关问题,从“学科定义”“叙述模式”“前景展望”这三个角度,试论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囿于笔者学力,本文的讨论定有缺漏,恳请同仁不吝指正。

一、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学定义的讨论

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学,顾名思义,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个二级分支。由是,又因上一层级的学科属性而自然地归入了人文地理学的学术系统,同时可因其时间序列的指向而被视作中国史的一个密切相关学科。参照日本历史地理学家菊地利夫先生的划分法(2),我们可以将历史军事地理学进一步解析为系统历史军事地理学与区域历史军事地理学两个模块。系统历史军事地理学滥觞于军事地理学,是把历史背景引涉入军事地理研究的成果。系统军事地理学致力于探索“历史长时段”语境中的军事地理概况,并构筑本学科的理论体系;区域历史地理学是区域地理学、军事史的交叉产物。以研究具细的,框定区域范畴内的历史军事地理状况为己任。总体而言,系统历史军事地理学是区域历史军事地理学的“母学”,为“区域历史军事地理学”的研究提供“背景环境”支持与方法论指导。但这两者之间又有着鲜明的分野,并不存在依附包含关系。

我国古史时期的军事家、文化学者围绕“历史时期军事地理状况”这一核心,已然进行了一定的沿革地理性质的探讨。例如,清代贤达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就实现了对历代“山川险要形势”、“辨证的人地关系和军事战略思想”等军事地理问题的较宏阔讨论(1)。追溯而上,北宋《武经总要》中亦专列“‘边防’五卷,主要从军事角度记述了仁宗时期沿边地区—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益利路、梓夔路、荆湖南北路、广南东西路的地理”(2)。这些肇端于军事资治目的的军事沿革地理论著,实为我国历史军事地理学的泉源根系,昭示了我国历史军事地理学深厚的学术积淀与纯正的本土适口。

然而,我国古史时期比较丰厚的军事沿革地理成就多未能完整地流传到今日。我们当下所接触到的传世军事沿革地理论著,大半是零散的,缺泐的。甚至有硕学曾感慨:“我们连古人写过多少、哪些军事著作,现在也无法查考清楚。”(3)这一缺憾使得中国现世的历史军事地理学研究缺少颇为必要的沿革地理时期的史料台基支撑,颇具“白手起家”之感,一“出生”便严重“营养不良”。事实上,受“先天不足”问题的影响再加上建国初期人为遏制人文地理研究的冲击,目前的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学,已然成为了“历史地理学诸多分支学科中最为薄弱的环节”。(4)尤其是系统历史军事地理学,“短板”之态尤为明显:截至笔者写作此文时,公开出版的讨论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宏观大势的专著仅两部,分别为胡阿祥的《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历史军事地理要览》(5)以及宋杰的《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6)。此外,只有少量的,例如饶文胜《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7)等短篇述论散见诸报刊。

中国区域历史军事地理学目前发展态势则相对较好,尤其是断代框架中的区域历史军事地理学已取得了颇佳业绩:史念海先生具有开宗意义的《河山集·四集》,鞭辟入里地梳理了陕西的历史军事地理状况;张文华、左鹏教授分别在《汉唐时期淮河流域历史地理研究》、《楚国历史地理研究》两部著作中各独辟一章,探讨了历史时期淮河流域和楚国的军事地理形势。近十年来,一批以陈堃、贾文丽、白洋、贾伟、由迅为代表的青年学人(8)纷纷选定区域历史军事地理方向的博、硕论文课题,为区域历史军事地理学的跨越式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觉,近几十年来我国的历史军事地理研究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性突破,但意义系统、叙述范式层面的模糊、不成熟性仍旧阻挠着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学的健康发展。我国的历史军事地理学实际仍处在基础薄弱的起步阶段,内容还欠充实。这方学术的“处女地”,着实还有着很大的开垦空间。

二、探索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学叙述模式

一个学科的长成意味着其能以独立的思考切入、叙述方式来达成对某些专业问题的学理性讨论。同样,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学的“塑形工程”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思索其叙述模式的有关问题。叙述模式,简而言之,就是历史军事地理学该研究些什么。笔者才疏识薄,万万不敢妄图在这短短篇幅内对尚有较大争议的历史军事地理研究方向做出定论。此节所进行的对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学研究旨趣的讨论,建基于笔者的学术综述性总结以及自身思索。因而,以下所举指向或不是涵盖全面的,特此祈请方家有以教我。笔者认为,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学从理论视角来看,至少可进行如下十二个方面的研究:

(一) 历史战争地理

研究战场的定位、部队的行进路线以及地理形势对战争局面的背景性影响。战场是战争发生的处所,定位战场实质是就是定位了战争的空间范畴。王健先生综合运用多类资料,推定了“垓下之战”的战场所在(1),实是此类研究的一个代表性成果。部队的行军路线是战争中动态地理过程的形象化反映。研究相关路线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模拟出当时交战方间的对峙、战斗态势,并剖析其对战争形势的左右。张修桂有《赵佗犯长沙的路线与龁道县置废的年代》一文(2),致力考察了南越国王赵佗北犯长沙国的路线及其对战争的影响;辛德勇作《论刘邦进出汉中的地理意义及其行军路线》,研究了刘邦在营略关中地区的战争中的行军路径。斯二文可谓该方向研究进路的圭臬。

(二) 历史兵力地理

研究各区域的兵力分布,兵种构成及其对总体军事形势的地理意义。士兵,是战斗中最为能动的因子。兵力的布置,直观反映相关军事集团的战略构想,也径直关系着相关地区的军事状况。就笔者目力所及的资料而言,目前国内尚缺少宏观论述各地历史时期兵力布置之地理状况的专门著作。仅有少量的论文,如程民生《宋代兵力部署考察》(3)、何玉红《南宋川陕战区兵力部署的失衡与吴曦之变》(4),从微观视域而发,进行了指向历史殊象的考释。此外,目前学界的此类研究基本是以某一时间断面相关各战线(区)兵力分布为核心而展开的。对于各地兵种的地理差异,则少有详述。该领域的发展前景诚可谓宽广宏阔。

(三) 历史兵工地理

研究兵工生产的地域特色,并分析有关军工产品装备部队后对部队战斗力之地域特色所产生的影响。全面深入地以历史地理学手法来解构兵工生产的著作,显然还未能成其气候。王毅的《三线建设中的重庆军工企业发展与布局》,对近代重庆地区的兵工厂建设进行了基于历史地理学视角的专业考察。这篇论文可谓是目前中国历史兵工地理研究的一棵“独苗”。然而国内学界对兵器的研究已然有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新近的顾莉丹《考工记兵器疏证》(5)便是其代表。这些考古学、博物学意义上的素地将对往后的历史兵工地理,尤其是区域历史兵工地理研究产生莫大裨益。

(四) 历史兵源地理

研究有关军队的士卒来源,并结合风俗地理、体质人类学等学科综合评估目的士卒群的环境适应范畴。征兵是政治实体组建武装力量的基础性工程。士兵的生长地与服役地之间的环境差异会或多或少地动摇其作战能力。史文生的硕士学位论文《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兵源问题浅探》(6)就对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兵源地理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此外,何玉红的《南宋川陕战区兵源问题述论》(7),对南宋时期川陕地区的士卒来源做了比较周备的论证。近些年来,随着“大数据”应用技术的不断发展,规模化模糊材料的条件筛选工作已然大为简化。这为我们整合兵源个案而进行归纳性研究提供了良好契机。今后的兵源地理统计将在新兴数据处理技术的协助下走向更为系统、详尽的高层次。

(五) 历史关隘(长城)地理

研究关隘、长城的定位、兴废变迁,及其人文、自然地理意义。长城、关隘研究,可以说是笔者所罗列的12个门类中最为发达者。不论是沿革地理时期还是历史地理时期,长城一直是学人百谈不厌的研究对象。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8)、段清波、徐为民的《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9)等学术成果,便是新时期长城研究的代表性业绩。从事长城地理研究的前贤可谓甚夥: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先生着力考察西北地区的长城、国家文物局罗哲文先生以南方长城研究为毕生职志之一。

近些年来,北京大学唐晓峰、辛德勇结合历史政区地理学对长城进行了细密的整合梳理,效果颇佳;此外,一批诸如天津大学吕庆东、西北大学张海报等青年学人也积极投身入长城研究之中,日渐展露锋芒。从关隘研究的视角来看,诸如复旦大学安介生著《雄关漫道》(1)宁夏社会科学院薛正昌的《历史上的秦汉萧关与唐宋萧关》(2)之类的成果,也是林林总总,数之难穷。就上述情况而言,笔者认为,在目前中国长城、关隘研究已基本成熟的状况下,我们应当进一步拓展视域的覆盖面,着力深化对长城、关隘背后的人文、自然地理要素的考察。这将促进学界在“大历史”语境中鸟瞰长城(关隘)全景,从而构筑更健全的长城、关隘学术研究体系。

(六) 军事古地图学

研究相关古地图遗存所反映的地理信息及折射的军事测绘技术水平。目前学界针对特定的古地图进行了密集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以马王堆汉墓出土《驻军图》研究为例,詹立波在其《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守军图探讨》(3)一文中,详备地介绍了《驻军图》所反映的长沙国南界附近兵力配备及战线构筑状况。葛剑雄的《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4)一书也着笔墨论述了《驻军图》所折射的当时汉军高超的军事测绘技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高歌猛进,运用GIS(地理信息系统)等现代地理科技手段继续深化解构军事古地图的知识性、技术性内涵,将是未来军事古地图学发展的一个或然趋势。

(七) 历史军事交通地理

研究相关军用交通的通达情况,并在复原相关交通网络的基础上评价其对军事活动的地理作用。交通,是人员、物资等人文地理要素的空间流动现象。军事交通的通达程度会极大地左右军事力量的集结情况,从而影响相关军事组织的作战水平。历史军事交通地理可谓是历史军事地理学中的一门“显学”,精品成果颇为丰富。例如辛德勇在《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下编中,专辟“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一章(5),纵论了秦汉时期的军用道路—直道的交通地理状况;于赓哲的《贞观十九年唐对高丽的战争及其影响》(6),独列“唐军的运输”一节,探索唐军运兵的地理路径及其历史影响。此外,尤佳的《刘邦西征前行兵函谷道探因》、张宪功的《明清山西交通地理研究———以驿道、铺路为中心》等论作也屡见不穷,显现了青年学者对这一方向的研究热情。

(八) 历史后勤补给地理

研究对前线部队粮、衣、用补给的路线、成本,并评估其对相关军事活动的地理影响。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如费仙梅《从敦煌汉简看王莽伐西域后勤补给问题》(7)、程龙《论康定、庆历时期西北沿边屯田与宋夏战争的互动关系》(8)、刘军《汉代后勤补给模式探研》(9)等论作对特定战事、制度环境中的后勤补给地理问题做了专门研究。此外,青年学者对这一方向也给予了较多关注:上官绪智《秦汉军队后勤保障问题研究》、丛海平《元代军事后勤制度研究》、曹柳丽《隋炀帝、唐太宗征高句丽的军事后勤建设比较研究》便是其表现。

一些兄弟学科的成果也为该问题的进一步科学讨论提供了支持。如裘锡圭先生通过缜密的出土文献考证,写作《关于每车载粮数量的新资料》(10),对汉代军用补给车辆的运载能力进行了精确的介绍。这将对我们研究相关时间段内军用补给车辆的路线选择、估算其运输成本产生莫大裨益。虽然在此领域,我们已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仍需侧重“地理学”思维体系在此类历史地理研究中的运用。同时,基于“因果链”评估相关补给状况对军事行动的反馈情况,也应当得到更多关注。

(九) 历史军事人才地理

研究将领等军事人才的籍贯分布,并尝试摸索其中的分布规律。以将领为代表的军事人才是有关军事行动的核心枢纽,其质量之优劣,配合之好坏皆深刻地作用于部队战斗力的发挥。在这方面,李爱军、司徒尚纪合作的《山西籍军事人才时空分布演变及文化背景分析》、阳伶《晚清军事将领地理分布研究》、郭秀云《新中国开国将帅人才地理分布研究———以建国初期授衔将领为考察对象》等成果,做出了探索性的研究。特别是李、司徒文以地理科学的统计、分析手段,周备地论述了山西籍军事人才的地理分布特征,并溯源而上,考察了相关分布特征产生的文化地理渊源。但就高水平作品的匮乏而论,目前国内这方面研究还是较欠缺的,希冀学界能加紧步伐,深入研究历史军事人才地理学。

(十) 历史时期的军事地理思想及文献

研究相关军事家的军事地理思想及其应用。保护、整理、深入研究相关沿革军事地理古籍以及出土文献资料。中国有着颇为丰厚的军事地理文献积存。从妇孺皆知的《孙子兵法》中的军事地形学思想到银雀山汉简中有关军事地理的讨论,无不反映了有关军事家突出的军事才能与卓越的军事地理认知能力。这些“非地理”的思想、文献出于地理,反映地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造着地理,理应成为历史军事地理学的一个重要门类。

就笔者当下所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军事地理思想史研究已有张九辰的《春秋战国时期兵书中的军事地理思想》(1)等论作。关于军事地理思想史的时间序列问题,笔者在这里想借思想史家葛兆光的“花”来献一次“佛”:“知识与思想的问题从思想史的起源处就需要讨论”(2),进行军事地理思想史发展脉络的谱系重构可以成为未来中国军事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兴航向。历史军事地理文献的研究当以对《读史方舆纪要》的研究为标志,不少学者积极研读并校勘《读史方舆纪要》(3),做出了很好的成绩。

(十一) 历史军队疾病地理

研究军队中疾病发生的地理原因、军队中防疫的地域特色以及军队行动对疾病扩散产生的地理影响。陕西师范大学于赓哲教授的代表作《疾病与唐蕃战争》(4)便是该方向的一篇标志性论文。需要指出的是,历史军队疾病地理是一个学科跨度极大的交叉学科,需要相关研究者具有较高的历史地理、医学、医疗社会史学术素养。而如何让史地学者能够在研究中逐步适应其他学科的知识背景,并能够使之顺利地为我所用,将是个严峻的挑战。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历史军队疾病地理研究的最佳方式仍是团队合作,凭借“众力”来取长补短,实现对历史军队疾病地理相对精准的、深透的考证、阐释。

(十二) 军事语境中的人地关系研究

研究战争、军事屯垦等军事性活动对自然生态造成的影响以及相关结果的反向作用。近年来,环境史学正在华夏大地上飞速雄起。环境史研究的一个聚焦点,便是“人与自然矛盾运动引起的自然变迁和生态后果,以及这种后果对人类社会的反向作用”。(5)军事语境中的环境史学,致力于研究历史时期军事性活动对生态变迁的影响,并尝试探讨其后果对军事性活动的反馈。侯仁之先生早在1960年就曾深入宁夏河东沙区(6),实地调查了军事屯垦活动与明代红山堡周边地区生态退化的关联所在,并指明了沙地扩大对红山堡衰退乃至最终湮灭的根本性影响。与本话题相关的论作虽不多,但已基本搭建了清晰的学术框架。例如屈宁的《试论传统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的学术关联—以〈读史方舆纪要〉为中心》(7)一文就对本方向的学术进路有所剖析。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着力求“有用于世”的优良传统,深入挖掘军事环境史的研究潜力,将对当下的边防、军事战略制定奉献诸多有益参考。

三、余论: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学的前景与挑战

历史军事地理学作为一个初生的朝阳学科,其发展的前景不可谓不广阔。同时,囿于自身体系建设的欠完善,叙述模式的待改良,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学在草创阶段的研究诚然也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

笔者认为,未来十年间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学的发展前景主要可以指向三个方面,它们分别是:

(一) 集中资源进行系统历史军事地理学的开拓

正如本文开篇所指出的,我国目前的系统历史军事地理学显然是软肋。然而,系统历史军事地理学不是各区域历史军事地理学在空间富集意义上的简单聚合。它更有其独立的切入视野与问题意识,故不能为区域历史军事地理学所简单掩盖。系统历史军事地理学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系统历史军事地理学是本学科学术逻辑框架、话语体系的建构者。倘若没有其强力支撑,绝大多数区域历史军事地理学研究将出现碎片化、凌乱化的趋向;第二是本学科的公共接触面主要依附于系统历史军事地理学,绝大部分阅读者没有过多的富余时间、兴致来一一细读所有的区域历史军事地理学成果。一部优秀的,高度囊括的系统历史军事地理学著作将使读者受惠,同时也将充分提升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学的知名度、影响力。

(二) 跨学科协同创新助力下实证主义考察的面向拓展与程度加深

在当今这个“知识爆炸”的学术环境中,单一学科背景学者的自我丰富水平已远不及学科的刷新速率。当今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学科之间的打通联系,固守一隅者,终将通向失败。历史军事地理学,本身就是一个边缘学科,其诸多重要研究通道也都建基于交叉平台之上。未来十年间,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学的发展离不开与兄弟学科的紧密交互。这种沟通应当是双维度的,既包含知识具像的交流,也包括思维、方法的共享。近些年来,历史城市地理学研究引进了时间地理学、康泽恩理论等一系列关系学科话语,已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亲的成绩也应当激发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学研究的自我审视,跨学科协同的强大创造力是集成的,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学的前程当顺此潮流。

(三) 实现对研究弱势时段、地区的“学者在场”,走出“区域困境”

从本文行文中所引介的成果来看,目前学界对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有“扎堆”的现象,一些重点区域,例如西北区、东北边疆区无论从成果数量还是讨论面向而言,都早已遥遥领先于西南地区、江南地区。同样,在时间维度上也存在这一特征,汉、唐、元、明的受关注程度远高于其他时期。虽然这一形势有力地促动了部分地区、时段区域历史军事地理学研究的较快成熟,但那些无意中走向边缘化的弱势区域则显然“被滞后”。区域、时段之间有材料的不平衡性,但无重要性的绝对差异。今后十年间,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学应当强化对弱势时段、地区的针对性研究,落实“学者在场”的关怀意识,走出困顿的区域局促。

笔者认为,未来十年间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学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要特别警惕交叉学科背景下话语体系的紊乱问题。交叉性为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学的高速前进提供了有益支持,同时,也为其学科自我界定造成了一定困扰。无论研究方向的综合性有多庞杂,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学本质上的历史地理学属性是无可撼动的。如何趋利而避害,排除“解体”风险,之于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学的健康成长极为关键。二是对研究材料的技术处理将面临一大瓶颈。几十年来的学术史已然证明:新材料的出现是特定历史机遇下的殊象,不具备稳定的必然性。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学就不能单纯依赖于对新材料的解读、应用,如何在传统资料中寻觅新的问题意识,将是一个摆在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学面前的难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对那些牵强附会的“新瓶陈酒”保持警觉,避免这种缺乏基本创造力的伪学贻害学林。

从本文的讨论来看,虽然目前仍有问题缠身,且前途或有些许障碍,但总体而言,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学的发展是前途无量的,其研究对象、方法、叙述模式也处在积极的建构过程中。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学亦能如同历史政治地理、人口史、历史城市地理一般,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王冠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注释：

1.谭其骧:《<河山集>第四集序》,见谭其骧:《长水集·续编》,3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菊地利夫著,辛德勇译:《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

3.参见牟元珪:《论<读史方舆纪要>军事沿革地理学性质》,载《军事历史研究》,1991(4)｡

4.李新伟:《<武经总要>纂修体例研究》,载《军事历史研究》,2011(1)｡

5.谭其骧:《<河山集>第四集序》,见谭其骧:《长水集·续编》,379页｡

6.张文华:《汉唐时期淮河流域历史地理研究》,上海,14页,上海三联书店,2013｡

7.胡阿祥:《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历史军事地理要览》,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

8.宋杰:《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9.饶文胜:《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载《军事历史》,2002(1)｡

10.几人的博(硕)论文分别为:陈堃:《西汉河南郡军事地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硕士,2011年;贾文丽:《西汉河西军事地理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2011年;白洋:《战国秦汉武关道军事地理论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硕士,2011年;贾伟:《秦汉时期河南地及周边地区军事地理研究》,内蒙古大学,历史地理学,硕士,2013年;由迅:《南宋荆襄战区军事地理初探》,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2011,硕士｡

11.王健:《楚汉之际黄淮､江淮间军事交通地理与垓下地点的推定》,载《军事历史研究》,2011(1)｡

12.张修桂:《赵佗犯长沙的路线与龁道县置废的年代》,见《历史地理》,第6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3.程民生:《宋代兵力部署考察》,载《史学集刊》,2009(5)｡

14.何玉红:《南宋川陕战区兵力部署的失衡与吴曦之变》,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1)｡

15.顾莉丹:《考工记兵器疏证》,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博士,2011年｡

16.史文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兵源问题浅探》,山西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硕士,2004年｡

17.何玉红:《南宋川陕战区兵源问题述论》,载《史林》,2007(1)｡

18.《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19.段清波､徐为民:《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20.安介生:《雄关漫道》,长春,长春出版社,2012｡

21.薛正昌:《历史上的秦汉萧关与唐宋萧关》,载《甘肃社会科学》,1997(3)｡

22.詹立波:《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守军图探讨》,载《文物》,1976(1)｡

23.《葛剑雄文集·普天之下》,428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24.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下编,285~30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

25.于赓哲:《贞观十九年唐对高丽的战争及其影响》,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2000｡

26.费仙梅:《从敦煌汉简看王莽伐西域后勤补给问题》,载《文博》,2012(2)｡

27.程龙:《论康定､庆历时期西北沿边屯田与宋夏战争的互动关系》,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1)｡

28.刘军:《汉代后勤补给模式探研》,载《求索》,2010(9)｡

29.见《裘锡圭文集·简牍帛书卷》,228~23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30.张九辰:《春秋战国时期兵书中的军事地理思想》,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3)｡

3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2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32.主要校勘本有:《读史方舆纪要稿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读史方舆纪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施金和､贺次君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代表论作有,齐仁达:《<读史方舆纪>要辨误一则》(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4))｡

33.于赓哲:《疾病与唐蕃战争》,载《历史研究》,2004(5)｡

34.梅雪芹:《环境史研究叙论》,9页,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

35.陈光中:《侯仁之》,16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

36.屈宁:《试论传统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的学术关联---以<读史方舆纪要>为中心》,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

周蓉,邹赜韬.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学研究刍议[J].军事历史,2017(06):5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