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元丰九域志》载：“太平兴国七年（982）以瀛州废唐兴县地置唐兴寨，淳化三年（992）升为顺安军。治高阳县。……至道三年（997）以瀛州高阳县隶军。”[1]卷二，89北宋以后史家以此为主要依据，认为在北宋至道三年高阳县划归顺安军管辖时，顺安军治所同时迁至高阳县1治所，地在今河北省高阳县庞口镇旧城村[2]卷一二，537-538。现代相关学术论著仍然延续这一观点，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国历史地图集》[3]第六册，16-17、《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4]337等，较近的如李诚《独立与依附的变奏———雄安三县政区演变研究》[5]也持此种观点。但从《武经总要》[6]前集卷十六上2、《元丰九域志》及其他北宋文献记载分析来看，顺安军在政和年间（1111—1118）以前并未曾徙治高阳县。由于顺安军的治所关系到对北宋时期河北边防格局的深入分析，因此有必要厘清这一问题，如有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武经总要》顺安军记载辨正

《武经总要》载：“顺安军治高阳县，旧瀛州属邑。太宗置唐兴寨，淳化中建为军。东至莫州六十里，南至瀛州一百一十里，西至安肃军三十里，北至契丹界易州二十里，东北至雄州八十里，东南至莫州约七十里，西南至保州七十里，西南至安肃军约四十五里。”3关于唐兴寨所在，《太平寰宇记》载：“废唐兴县，在（鄚）县西北五十里。本汉高阳县地，旧名葛乡城，一名依城。”[7]卷六六，1348《水经·滱水注》载：“滱水又东北径依城北，世谓之依城河。地说无依城之名，即古葛城也。《郡国志》曰：高阳有葛城，燕以与赵者也。”[8]卷一一，293唐代唐兴县治所即葛城，在今河北省安新县安州镇[2]卷一二，5354。《武经总要》虽称“顺安军治高阳县”，但若推究顺安军至周边州军方位、里程及顺安军所辖寨铺情况，却与高阳县治位置不合，以下将作一详细分析。

（一）顺安军至周边州军方位、里程比较

《宋史·舆服志》载：“今法五尺为步，三百六十步为里。”[9]卷一四九，3493根据古代度量衡相关研究，北宋一尺约合公制0.31米[10]542-544，则一里约合558米。由此推算《武经总要》所载顺安军至各州军里程，与高阳县、唐兴寨位置分别进行比较。

顺安军“东至莫州六十里”，约合33.5公里；又“东南至莫州约七十里”，约合39.1公里。同卷莫州条未载至顺安军里程5。北宋中期莫州治今河北省任丘市鄚州镇[1]卷二，89[2]卷一三，557，在高阳县东北25.5公里6、唐兴寨东25.6公里。上述两条记载都是顺安军治所与莫州治所间的里程，之所以会有“东六十里”“东南七十里”之分，应当是所取驿道不同而存在的差别，而非文献的衍文。相较而言，唐兴寨符合由东、东南两个方向取驿道至莫州的文献描述，《太平寰宇记》载废唐兴县治所在莫县“西北五十里”[7]卷六六，1348。

顺安军“南至瀛州一百一十里”，约合61.4公里，同卷瀛州条则未载至顺安军里程。瀛州治今河北省河间市城区，在高阳县东南30公里、唐兴寨东南53公里。按《太平寰宇记》载高阳县在瀛州“西北七十里”[7]卷六六，1344，显然与《武经总要》所载矛盾，而唐兴寨较符合文献描述。

顺安军“西至安肃军三十里”，约合16.7公里；又“西南至安肃军约四十五里”，约合25.1公里。同卷载安肃军“东南至顺安军四十五里”[6]前集卷十六上。安肃军治今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城区，在高阳县西北44公里、唐兴寨西北21.4公里，因此“西南至安肃军约四十五里”中“西南”当为“西北”之误。“西至安肃军三十里”短于安肃军到高阳县或唐兴寨的直线距离，疑为安肃军治所或顺安军治所至两军交界处里程；若为顺安军治所至两军交界处里程，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嘉祐六年（1061）林伸曾上言：“国朝上世陵寝在保州保塞县东，犹有天子巷、御城庄存焉。”[11]卷一九五，4699“国朝上世陵寝”即宋祖陵，在今保定市清苑区望亭乡御城村[12]卷一五。可推知安肃军辖区不应当跨越保州境内的宋祖陵，而延伸至高阳县西三十里处，并且与安肃军条记载也互相矛盾。而就“西北至安肃军约四十五里”而言，若顺安军治唐兴寨，则此方位与里程约当是两军治所间的相对方位与驿道里程；若治高阳县，则均作为本军治所至两军交界处的里程来解释较为合理，但却与《元丰九域志》记载相矛盾，详见下文论述。

顺安军“北至契丹界易州二十里”，约合11.2公里。易州治今河北省易县城区，在高阳县西北82.5公里、唐兴寨西北59公里，而记载里程过短，显然不是至易州治所里程，而当是顺安军治所至宋辽边界的里程，因界北属辽国易州故称“契丹界易州”。唐兴寨较符合文献描述，高阳县则距宋辽边界过远。

顺安军“东北至雄州八十里”，约合44.6公里。雄州治今河北省雄县城区，在高阳县东北37公里、唐兴寨东北27.2公里。同卷载雄州“西至顺安军八十里”[6]前集卷十六上，惟称“西”而不称“西南”。高阳县的里程符合文献记载，而唐兴寨直线至雄州距离虽然只有不到30公里，但即使在现代，雄县到安新县安州镇的公路仍然需要绕白洋淀一带河湖水系而行，而在北宋时顺安军、雄州境内都有塘泊[6]前集卷十六上，因此驿路长达八十里是符合实际的，因此唐兴寨也符合文献描述。

顺安军“西南至保州七十里”，约合39.1公里。同卷载保州“东至顺安军七十里”，惟称“东”而不称“东北”。保州治今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在高阳县西北42公里、唐兴寨西南28公里。若此两条记载均为顺安军治所与保州治所间的相对方位与里程，则高阳县不符合文献描述，而唐兴寨较符合。按北宋时顺安军西至保州有塘泊[6]前集卷十六上，驿路里程当较直线距离为远；若为保州治所或顺安军治所至两州军交界处的里程，则高阳县虽然勉强符合里程，却不能解释保州和顺安军条均载“七十里”的矛盾，两条记载中必有一条记载有误。另外，高阳县的方位也不符合文献描述。

（二）顺安军寨铺情况

《武经总要》顺安军条还列有顺安军所辖的十五个寨、铺，分为军北路和军东路两部分，可以作为辅证，以下将对这段文献进行校释。

原文

顺安寨下至柳林铺三里。军东路自顺安寨至莫州界二十六里，凡一十一铺7。

柳林铺下至新铺二里。

新铺下至祭头铺二里。

祭头铺下至向阳寨四里半。

向阳寨下至旧寨铺一里。

旧寨铺8下至上新铺一里半。

上新铺下至绪口铺一里。

绪口铺下至下新铺三里。

下新铺下至百易铺三里。

百易铺下至泥口铺三里。

泥口铺下至莫州地界一里。

开事铺9下10至牙家港铺约三里。军北11路自开事铺至安肃军界约一十五里，凡四铺。

牙家港铺至第二铺约二里半。

第二铺至马村铺二里半。

马村铺至安肃军界约六里。

校释：按北宋称顺安寨之地有二，一在河北，一在陕西[1]卷三，108，河北顺安寨应即宋初顺安军治所唐兴寨，宋初何承矩曾上书称：“于顺安寨西开易河蒲口，导水东注于海。”[9]卷二七三，9328何承矩议开屯田须引用多条河流，所称顺安寨西易河，当指南易水，而高阳县离南易水距离过远，也不符合附近有河流汇水的特点，不当为顺安寨所在。何承矩上言时间约在端拱元年（988）至淳化四年（993）间，结合顺安军置军于淳化三年（992）的时间来推测，约在淳化三年（992）始置顺安军于唐兴寨时，唐兴寨才改名为顺安寨。由顺安军所辖寨铺，结合现代地名考证也可确定顺安寨所在。今安州镇东有际头村，当为祭头（際头）转变而来，际头村东又有向阳村，里程均可与祭头铺、向阳寨相对应。其余各铺，当按所载里程在今安新县府河南岸依次求之，而文献称各寨方位为“下”而不称“东”，此“下”当作“下游”解，顺依城河而下，方位则为东方。按照里程推测，泥口铺应在今安新县城南，而安新县城宋时称浑泥城12，城侧有泥同口[7]卷六七，1365[8]卷一一，283，泥口铺即由此而得名。咸平五年（1002）四月，何承矩“遣小校杨万金率卒五千，自顺安军东出混泥城，称众寡不敌而还”[11]卷五一，1125。可见顺安军治所在浑泥城西，当仍在唐兴寨。

由顺安军至安肃军当向西北行，军北路四铺应当呈东南至西北走向排列。牙家港所在，明万历《保定府志》载：“牙家港，在安州城西北五里，易水之傍。”[13]卷三清代雍正《畿辅通志》则载“在安州城西北三里”[14]卷二二，而牙家港至开事铺里程亦为三里，则开事铺即在顺安寨。若开事铺、顺安寨在一地，便没有分置寨铺的必要，因此当以五里说为是。开事铺当在顺安寨西北二里，牙家港铺在开事铺西北三里，合为五里，则牙家港约在今安新县安州镇西北府河南岸的建昌村一带。第二铺按里程当在今安州镇建昌村与寨里乡西马村之间，正处于依城河、徐河等河汇流入淀处，则宋时当有铺及桥、堤等阻水设施，后或被河流冲毁，今已无迹可寻。马村铺当在今安新县寨里乡西马村一带。按《武经总要》安肃军条所载寨铺内容及里程推测，在西马村西北约6公里的保定市徐水区大因镇汉阳村约当北宋时安肃军汉阳口铺所在[6]前集卷十六上。

（三）小结

综合里程与寨铺内容记载，北宋庆历年间顺安军当治顺安寨，亦即宋初唐兴寨。顺安军所辖寨铺与安肃军、莫州等地东西相接，近在宋辽边界南侧，与北宋为防御辽国而在此置军的目的相适应。如以高阳县作为顺安寨所在，则寨铺距宋辽边界过远，失去置寨铺的军事意义。而《武经总要》所述“顺安军治高阳县”，应当作顺安军治所在高阳县境内解释，而并非与高阳县治所在同一地。

二、《元丰九域志》顺安军记载辨正

《元丰九域志》虽载顺安军“治高阳县”[1]卷二，89，但若理解为顺安军与高阳县治所相同，则以同书所载顺安军至各州军里程（地里）估算，则多有不合。

顺安军“东至本军界一十六里，自界首至莫州五十五里”，又“东南至本军界四十里，自界首至莫州三十五里”，与《武经总要》所载“东南至莫州约七十里”描述相仿。同卷载莫州“西至本州界五十里，自界首至顺安军二十里。……西南至本州界五十三里，自界首至顺安军八里”[1]卷二，69，同卷载莫州“治任丘县”[1]卷二，69，任丘县治今河北省任丘市市区。若自任丘县向西寻找顺安军治所，只能以高阳县当之。而高阳与任丘两县相距二十七里余（15.3公里），其间地势平坦，驿路里程不当有六十里或八十里之远。据《元丰九域志》所载莫州至周边州军里程推测，莫州治所当在莫镇[11]卷二四六，600213，与庆历时莫州治所一致，则唐兴寨符合文献描述。

顺安军“西至本军界二十五里，自界首至保州四十五里”，同卷载保州“东至本州界四十里，自界首至顺安军二十里。……东南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顺安军二十里”[1]卷二，86，可证《武经总要》所载“西南至保州七十里”当为保州治所至顺安军治所里程。此里程短于高阳县至保州直线距离，而唐兴寨则符合文献描述。

顺安军“南至本军界八十一里，自界首至瀛州四十里”，同卷载瀛州“西北至本州界四十里，自界首至顺安军八十里”[1]卷二，67，与《武经总要》所载顺安军“南至瀛州一百一十里”的描述类似，唐兴寨更符合文献描述。

顺安军“北至本军界一十三里，自界首至雄州七十七里”，又“东北至本军界一十六里，自界首至雄州七十四里”，同卷载雄州“西南至本州界八十里，自界首至顺安军一十里”[1]卷二，69。如以唐兴寨为顺安军治所，则其北十三里约在今安新县三台镇南，而三台城属雄州所辖[7]卷六七，1365，从此处向东通往雄州治所，驿路一则有河湖水系阻碍，二则不可距宋辽边界过近，绕行长达七八十里是合理的。但如以高阳县为治所，则雄州辖境须向西南延伸，包括今白洋淀地区在内，《中国历史地图集》即如此绘制（图1），却与《元丰九域志》载莫州“西至本州界五十里，自界首至顺安军二十里”相矛盾，有误。

顺安军“西南至本军界四十四里，自界首至永宁军七十六里”，同卷载永宁军“东北至本军界五十里，自界首至顺安军七十三里”[1]卷二，88。永宁军治今河北省蠡县，在高阳县西南37公里，唐兴寨西南48公里。永宁军东北至高阳县一带地势平坦，两地之间还有永宁军博野县所辖新桥镇[1]卷二，88[12]卷一四14，驿路里程不当有如此之远。唐兴寨则符合文献描述。

图1《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绘北宋顺安军周边地区图（1111年）[3]第六册，16-17

顺安军“西北至本军界一十六里，自界首至安肃军二十九里”，同卷载安肃军“东南至本军界二十里，自界首至顺安军二十五里”[1]卷二，87，两条记载的顺安、安肃两军治所间驿道里程合计均为四十五里，与《武经总要》记载大致相同。高阳县距安肃军距离过远，唐兴寨较符合文献描述。

结合以上分析可知，《元丰九域志》成书时，顺安军当仍治唐兴寨，今安新县安州镇地。

三、宋、金、元其他相关文献记载

除《武经总要》《元丰九域志》等文献外，宋、金、元时期的其他文献也对顺安军的相关情况有记载，兹列于下。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五《商税岁额》载：“顺安军，旧在城及高阳县二务，岁三千四百二十一贯。熙宁十年，在城：三千三十四贯六百三十五文；高阳县：一千四百一贯三百六十一文。”[15]食货一五，6309食货一九《酒麴岁额》载：“顺安军，旧在城及高阳县（二务），岁万四千四百七贯。熙宁十年，祖额一万一千四百五十四贯二百二十一文，买扑一千二百八贯六百四十一文。”[15]食货一九，6398参照同目下其他州军的描述，“在城”当指州军治所，如保州、广信军、安肃军等州军，只有“在城务”一务，当与其境内除附郭县未有其他辖县、亦无重要的镇和贸易点有关。其他州军则普遍在附郭县不设务[15]食货一九，6396、639815，而在其他辖县、镇或重要地点设务。据此至晚到熙宁十年（1077）时，顺安军与高阳县治所仍不在同一地。又食货六三《屯田杂录》载嘉祐四年（1059）二月十一日“诏内开牙家港十洪桥并顺安军北门外界河北岸水口子两节”[15]食货六三，7634-7635。高阳县距宋辽边界尚远，周边有滹沱河[7]卷六六，1344，县治北门外河流不当称作“界河”，因此治所当仍在唐兴寨之地，而牙家港亦在顺安寨西北。

成书于政和年间的《舆地广记》载：“太平兴国七年，以废唐兴县地置唐兴寨，淳化三年升为顺安军。……（高阳县）至道三年属顺安军。”[16]卷一二，323所记载顺安军沿革与废唐兴县相关，而未提及高阳县，而高阳县则未载顺安军徙治事。而《舆地广记》对同时期其他州县改名、置废、治所迁徙的情况都有记载，说明此时顺安军仍未徙治高阳县。

“靖康之变”以后，北宋在河北的州县陆续被金国攻占，金天会五年（1127）九月，“挞懒克祁州，永宁军、保州、顺安军皆降”[17]卷三，57。《三朝北盟会编》载南宋建炎三年（1129）金国改顺安军为安州[18]丙集卷一三二，73。《金史·地理志》载：“宋顺安军治高阳，天会七年（1129）升为安州，隶河北东路，后置高阳军。大定二十八年（1188）徙治葛城，因升葛城为县，作倚郭。泰和四年（1204）改混泥城为渥城县，来属，八年（1208）移州治于渥城，以葛城为属县。”[17]卷二四，577-578然而究竟是北宋末顺安军徙治高阳县，还是金国在夺取顺安军后徙治高阳县，文献记载并不清楚。《金史》又载金世宗于大定四年（1164）正月到安州春水，二月“辛酉，猎于高阳之北”[17]卷六，133。此处称高阳而不称安州，未知此时安州治所是否在高阳。金代王伋所作《云锦亭记》称：“安之为郡也，其来远矣。在周曰葛乡，在汉曰依城，唐曰唐兴，又曰兴镇，五代曰顺安寨，至宋曰顺安军，盖与辽人接境，而为屯戍守御之地，筑堤浚塘，以为边备。（金）易名曰安，启建郡治。”[19]卷二五，342未载成文年月。此段文献因是题记，描述安州沿革较为含糊，且有错误，也不能确定金初安州治所的位置。

《文献通考》载：“顺安军，本唐瀛州高阳县地。宋太平兴国七年，因故唐兴县置唐兴寨。淳化中，建为军。至道三年，以瀛州高阳来属。属河北路。靖康后，陷于金。金人为安州，隶中都大兴路，置葛城县。”[20]卷三一六，8576未载顺安军徙治事。

《宋史·地理志》载：“顺安军，同下州。本瀛州高阳关寨。太平兴国七年，置唐兴寨。淳化三年，建为顺安军。至道三年，以瀛州高阳来属。”[9]卷八六，2130亦未载顺安军徙治事。据北宋时期文献，则未载有“高阳关寨”的地名，且此说与北宋时地志对顺安军的描述也有较大差异。北宋时高阳关当指瀛州，《宋史·地理志》载：“（河间府）旧名关南，太平兴国七年，改名高阳关。”[9]卷八六，2123《元丰九域志》载：“（瀛州河间县）有滹沱河、高阳关。”[1]卷二，67而宋人也因瀛州为高阳关路治所，常以“高阳”代称，如景德元年（1004）冬，辽军围攻瀛州，“其后，李继宣浚高阳壕，得遗矢凡四十万，（辽军）攻城不遗余力盖如此”[11]卷五九，1310。辽军不会如此费力地去攻打一个小小的高阳县，而瀛州作为高阳关路治所，则是北宋在河北的重镇。疑是元人修《宋史》时误以为北宋顺安军治高阳县，又未考察北宋高阳关在瀛州，才会错谬至此。

综合上述几种文献记载可知，北宋政和年间以前，顺安军治所当仍在唐兴寨，而北宋与金易代过程中的沿革记载较为模糊，因此顺安军在政和以后的治所位置存疑。元代对顺安军沿革的认识已经出现了偏差，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北宋末期至金初局势混乱而短期内区划调整未被记载，也可能是元代对这一时期的史料整理有误所造成的。到明清时期，对顺安军的沿革因为年岁既久而无法考实，又缺乏对宋代文献的整理和分析，遂出现了宋至道三年（997）顺安军徙治高阳县的误解。

四、基于宋辽对峙形势对顺安军治所位置的分析

除通过北宋以来历史文献探讨顺安军治所问题外，按照宋辽对峙形势也可以推断顺安军治在唐兴寨而不在高阳县治。

（一）交通条件

河北缘边州军均控扼南北要道，如北平军扼守太行山间孔道，广信、安肃军扼守太行山前道路，信安军扼守淤口关，雄、霸二州之间的保定军“扼边陲之喉”[7]卷六八，1386，乾宁军扼守御河。而唐兴寨所扼守的是自安肃军向东南通向瀛州的要道唐兴口，兼及东北面的泥同口，还是东西依城河、易水水路要津；高阳县治的交通比之唐兴寨要逊色很多。北宋庆历年间划定河北四安抚使路，顺安军隶属定州路所辖，而非控扼河北中部和东部的高阳关路所辖[9]卷一九六，4898，也是因为顺安军所主要抵御的辽军来自太行山前南北大道，而非冀中南北道路，主要配合广信、安肃军进行防御。

（二）军事地位

结合《武经总要》记载可知，唐兴寨填补了北宋在雄州和安肃军之间的防线缺口，形成了西连安肃、广信，东接雄、莫等州军的寨铺防线。相较之下，高阳县治距宋辽边境过远，如果作为顺安军的指挥中心所在，军事行动较不便利，又近在瀛州西北，已经深处内地。雄州虽然管辖三台城以东以北的地区，但防务方面仍当主要集中在雄州北面的白沟等地，如包拯就说：“（雄）州城至北界只三十里，路径平坦，绝无蔽障之所。”[21]第二十六册，卷五四六，43因此，雄州对容城县境的防御难免捉襟见肘。安肃军辖境土地平旷，防御辽军尚不足，很难填补这一空白。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辽军在宋初也频频对唐兴寨附近地区发动进攻。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将崔彦进在唐兴口击败企图进攻高阳关的辽军[11]卷二三，521。辽统和四年（986）十一月、统和二十二年（1004）闰九月，辽军又多次进攻过唐兴[22]卷一一，126；卷一四，160。而明清文献认为北宋至道三年顺安军徙治高阳县，试问在宋辽战争如火如荼之时，北宋统治者怎么会作出这种决定？因此，即使顺安军徙治高阳县，以形势分析，也当在宋辽战争结束之后。而即便是在“澶渊之盟”以后，宋辽边界上的摩擦仍然不断，因此甚至在北宋获得燕云之地前，顺安军徙治高阳县都很难实现。

五、对北宋河北“州军与县不同治”现象的讨论

事实上，除了顺安军外，在北宋中后期河北地区还有霸州、莫州等州军，虽有“附廓县”，但却与州军治所相距甚远。霸州是最明显的案例，而《元丰九域志》所载的“某州军治某县”，并不一定是此州军与此县治所相同。以霸州为例，霸州“治文安县……景祐元年省永清县入文安，徙文安县为州治，皇祐元年复徙旧地”[1]卷二，70。则在皇祐元年（1049）以后，霸州和文安县治所又恢复到景祐元年（1034）之前的状态，即霸州仍治益津关，在今河北省霸州市，而文安县则仍治今河北省文安县，州县治所不在同一地。此外，《宋会要辑稿》也明确记载北宋后期霸州没有附郭县[15]方域五，9366-9367，《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绘制的北宋政和元年（1111）时霸州就没有附郭县（图1)[3]第六册，16-17。但《元丰九域志》将文安县视同其他州军的附郭县，没有记载霸州治所到文安县治所的里程，令人误以为州县治所在一地。然而如果推究《元丰九域志》记载，霸州所属大城县在“（霸）州东南一百五里”[1]卷二，70，而文安县不符合此里程。同理，顺安军条下的“治高阳县”当与霸州条下的“治文安县”的含义类似，即治所在县境内，而并非一定在县治16，高阳县被视为顺安军的附郭县。尽管顺安军治所当在唐兴寨，但根据这种表达方式可以推断，顺安军治所的民政应当属高阳县管辖范围。

北宋河北地区所出现的州军与县不同治情况，与沿边州、军的军事需要与民政需要并不完全统一有关。霸州、顺安军等地州军治所的附近地区，土地狭小而缺乏农业人口，以戍边部队为主。唐兴寨附近是塘泊密集分布的地带，益津关则是紧靠界河。后周时割文安、大城二县入霸州[7]卷六七，1365，北宋至道三年割高阳入顺安军，目的是为了供给沿边州军，希望以农业区税粮补充军资，以缓解沿边州军的军事开支问题。但就军事需要来说，较唐兴寨、益津关而言，高阳、文安、大城等县的县治，并不适合作为州军的军事中心和防御重点。另外，由于战乱等原因，河北边地人口减少，为了裁撤冗余的县以精简机构，缩减北宋政府的庞大开支，也是州军与县不同治的一个原因。北宋在庆历时就有省并州县的动议[9]卷三一四，1027417，熙宁六年（1073）曾废河北莫、长丰、高阳等县[11]卷二四六，6002；卷二四八，6064。因此，以靠近内地的县治所作为治理民事的行政中心、以靠近边地的州军治所作为治理军政的军事中心，就能够兼顾军事和民事治理的需要。同时，从宋代的行政区划制度看，在路一级的区划就有军政、民政分开的模式，这与北宋统治者惩晚唐五代之弊而削弱地方权力的思想也是分不开的。

六、结语

明清以来对北宋顺安军的治所长期缺乏正确的认识，文献理解的偏差导致前人多认为“某州军治某县”即是指“州（军）与县同治”，而不是“州（军）与县同域”。这使得在研究宋辽对峙时期河北边防时，常存在不少难以合理解释的问题，例如《武经总要》所记载的河北沿边寨铺具体分布问题，以及北宋时期顺安军治所与高阳县、周边其他州军、塘泊、宋辽边界地带的地理位置关系。而从宋辽对峙时期的各种文献尤其是《武经总要》记载来看，北宋时期在控扼交通的唐兴口设置顺安军具有浓重的军事色彩，而现代安新县安州镇在历史时期则因特殊的地理位置，长期在白洋淀周边地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宋辽战争中也是争夺的焦点之一。厘清北宋时期顺安军治所长期位于今安新县安州镇这一问题，纠正了过去所认为北宋河北防御体系在白洋淀地区出现“缺失”的问题，对于深入研究宋辽对峙时期河北沿边防御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地方行政制度、推进白洋淀周边地区历史地理研究、探寻“安州”地名的由来，都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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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下文所述“高阳县”如不作特殊说明,均为宋代高阳县｡

2.文中《武经总要》引文均以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据明正统刻本及明金陵书林唐富春刻本校正｡

3.按以“太宗置唐兴寨”开头的八十二字,原错简于同卷信安军内容前,今移补｡

4.《读史方舆纪要》认为葛城为明代安州治所,但认为唐兴县和葛城是两地,则有误｡

5.按《武经总要》前集所载莫州内容至周边各州军里程亦多不见于记载,疑有脱漏｡

6.下文所述唐兴寨或高阳县至某州军距离,若无特殊说明,均为两地间直线距离,用现代公里数表示里程,与文献记载的宋里折算后的公制里程进行比较｡

7.“一十一铺”,明正统本､明金陵本皆作“十一寨铺”｡

8.“旧寨铺”条原阙,据明正统本､明金陵本补｡

9.“开事铺”,按明正统本､明金陵本皆作“问事铺”,下同｡

10.按明正统本､明金陵本无“下”字｡

11.“北”,原作“壮”,据明正统本､明金陵本改｡

12.宋金文献中“浑泥城”也常作“混泥城”｡

13.北宋熙宁六年(1073)废莫县为莫镇入任丘,但并未记载莫州治所也迁至任丘县｡

14.新桥镇在今河北省高阳县西演镇新桥村一带｡

15.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九》,莫州有在城､任丘县､长丰镇及鄚县四务,永宁军有在城及博野县二务,与其他州军情况不同,今存疑｡

16.按《元丰九域志》载莫州“治任丘县”,而莫州治所实在莫镇,亦是治所在任丘县境而非任丘县治,但莫州在熙宁六年以后只有任丘一县,因此不能像类似霸州从大城县判断州治位置的方法说明,而是通过莫州州治至周边各州军方位及里程判断的｡

17.时范仲淹建议:“减徭役｡户口耗少而供亿滋多,省县邑户少者为镇,并使､州两院为一,职官白直,给以州兵,其不应受役者悉归之农,民无重困之忧矣｡”

卜凡.北宋顺安军治所辨误[J].保定学院学报,2020,33(06):4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