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是科举制度发展的完备阶段，科举考试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严密，其场所——贡院也逐渐定型，成为一种制度化的、规范程度较高的建构空间。在贡院规制定型的过程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建筑——明远楼，尽管出现较晚，却对贡院空间的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样一座重要的建筑物最早何时出现在贡院之中？它对贡院的空间格局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尚无系统阐述。鉴于此，基于已有研究，笔者就上述问题发表一些管窥之见，以期推动科举学界深化相关探讨和研究。

1、明远楼出现前的贡院布局

作为科举制度的专用空间，独立构建的贡院到底出现于何时，目前尚有不同意见。本研究倾向于它经历了从空间暂借，即唐朝借尚书省官署“都堂”，北宋前中期则曾暂借过官署、府邸甚至寺院，到建构独立空间的漫长过程。独立建构的贡院，从北宋后期开始出现，经历了南宋的发展、元朝的衰退、明初的探索，至于明中期天顺、成化年间，方随着明远楼的出现而最终确定规制。为讨论明远楼的建构对贡院建筑布局的影响，首先简单回顾宋金元时期的贡院建筑布局。

1.1 宋代贡院的建筑布局

建造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的长乐贡院留存有最早详细描述其布局的文字：“……乃增筑厥址。崇其旧三尺，穹堂廷庑，中辟旷除，后敞公堂，缭以重室，以为考校之舍。外门之内，监门、巡铺、弥封、誊录之所皆具。……凡为屋百有二十区，是时举士才三千，峨冠鹄袖，雍容而入。”[1]从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由高墙围合而成的封闭性空间，其内部又被分割为考试、考务等多个功能性区域，与北宋中期以来完善科举制度的措施如锁院、弥封、誊录等制度密切吻合。南渡之后，关于贡院修造的文献记载逐渐增多，大致可以看出贡院的规模与格局，如淳熙二年（1175年），兴化军修贡院，陈俊卿撰文描述其形制：“立重门，建厅事，跨以复廊，室从而周，度可容万人。

厅事之后为两堂，以待主司考官。中门之外分二廨，以处对弥、謄录，凡为屋三百有六楹。规模伟甚，轮奂一新，山川为之改观。”[2]淳熙三年（1176年），彭州修贡院，陆游所记其形制为“重门大堂，高闳邃深，缭以修庑，沉沉翼翼，分职庀事，各有攸处”[3]；嘉定二年（1209年），黄州高仲远创建黄州贡院，楼玥为之作记，称其只有“五十余楹”，规模较小，但依然呈现“重门正厅，考试分位，左右长廊，庖湢吏舍，备具严整”的空间建构特征[4]。

《景定建康志》中有一幅“重建贡院之图”[5]，可以印证上述几种文献所描述的贡院建筑布局。此图所描绘的建康贡院重建于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是一个由三大院落组成的密闭空间。在进入此密闭空间前，有一个长与前部围墙等长的墙壁及东西两端的牌坊所组成的封闭区域；两端牌坊上的题字，左坊曰“更衣”，右坊似曰“层楼”，正门曰“贡院”；大门两旁有名曰“外受事”与“监门”的房屋；东西两端的墙角，建有高高的瞭楼。

由贡院大门至中门为大门以内封闭院落的第一部分。中门三间，居中开门，左右两侧分别开有东偏门、西偏门。入门后至中门，为一宽阔院落；其东西两侧又各有院落，均由标为“正厅”的正屋（在其院落最后）与其南北两侧的廊庑式厢房组成。东边院落入口处有标为“对读所”的房屋，其北侧有“监门”字样的房屋；西边院落入口处有标为“誊录所”字样的房屋，其北侧有“交卷”字样的房屋。这表明东边院落为“对读所”，西边院落为“誊录所”。东、西偏门则分别与“监门”与“交卷”所在房屋毗邻，应该是安排考生由东偏门进入，“监门”在此搜检；考生则由西偏门交卷后出贡院；所交之卷经由“交卷所”弥封、“誊录所”誊录、“对读所”校对方可送达内帘官校阅。“对读所”附近的“外受事”房屋则可能是用来处理考生入场前事宜，如对考生进行编排座号等。

中门之后至正厅为第二部分。此院落中，标为“箔水正厅”的房屋居于后部正中，面阔五间，中三间前有三间抱厦，是整个贡院中等级最高、建筑规模最大的建筑物。正厅何以名曰“箔水”，目前尚无人考论；结合“箔”之词义与宋代相关制度，笔者认为是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设帘都堂”制度在贡院建筑中的具体体现。其前至中门后，由甬道连接；甬道左右分别为若干个由长廊组成封闭院落，是考生答卷的地方。这些院落只在靠近甬道的一侧开门，表明已经注意到对考生进行分割管理。

第三部分为以“衡鉴堂”为中心的封闭院落。“衡鉴堂”为三间正房，之前有穿堂与正厅连接，穿堂东西分别有天井、花台，与衡鉴堂东西两边的监试、主文、考试等功能性房屋组成院落，是主考与监试等人命题、阅卷之所（相当于明清贡院“内帘”）。

建康贡院是地方考试场所，作为省试场所的临安贡院记载简略，只在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中有零星记载：“礼部贡院。在观桥西。……贡院置大、中门。大门里置弥封、誊录所及诸司官；中门内两廊各千余间廊屋，为士子试处。”[6]不仅未详细描述内外帘设施，甚至连各重要建筑位置也未遑标注，可能是因为作者生活于南宋晚期，未曾涉足贡院，更无缘进入“正厅”之后的重要区域，故其所写只能如此简略。何忠礼据此描述宋代省试贡院的空间布局，并提到“元、明、清礼部贡院的构造更加复杂，增加了如至公堂、明远楼等各种雄伟建筑，显得更有气派”[7]，尚嫌粗略。

由上可以看出，此时的贡院尽管规模不等，有大有小，却都是结构复杂、功能齐全的建筑群，建筑布局也基本相似，充分体现出科举制度在此时的发展与完善。这样的空间设置，明确而直观地体现了宋代内外帘制度；但从上所引“箔水”悬于正厅门前的描述来看，事实上是将位居贡院中央的正厅（相当于明清贡院的至公堂）也当作内帘来封闭的，与明清贡院的内外帘制度在空间呈现上有较大不同。

然而，从现在的视角来看，如果仔细考虑贡院各部分的功能，就会发现有三个重大缺陷：一是受卷所、弥封所、誊录所、对读所等处理试卷的场所靠近大门，尽管便于考生交卷，但亦便于这几个职能部门的人员与外界沟通，从而产生舞弊事件。二是正厅前至大门内这一大块地方，中间是甬道，宽广平坦，两边还有不少空地，考生极易在此形成“群体”，一若应对不当，则直接冲击甚至捣毁“正厅”，严重扰乱贡院秩序。南宋笔记文献所记载的考生闹场之事数见，即可印证这一点。三是“正厅”被划为“内帘”，维护考试秩序的人员不能进入，但也没有相应的建筑专门供他们使用，不便于对他们进行管理。

1.2 金代贡院至公楼的出现及元代贡院建构的衰退

与南宋并存的金代，贡院布局的具体情况记载较少，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至公楼。据洪皓记载：“府试，差官取旨，尚书省降札，知举一人，同知二人，又有弥封、誊录、监门之类。试闱用四柱，揭彩其上，目曰‘至公楼’，主文登之以观试。”[8]元好问在《续夷坚志》卷四“平阳贡院鹤”条，有“群鹤旋舞至公楼上”[9]之描述，表明此至公楼作为一种建筑规制，得到普遍使用。不仅如此，在一些元初杂剧中，也常常出现这个词语，如《西厢记》中崔莺莺有“脂粉丛里包藏著锦绣，从今后晚妆楼改做了至公楼”[10]的唱词，

可表明这种至公楼给元初的落魄文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此至公楼仅仅“用四柱”搭成，简单粗陋，取具临时，在明前期的顺天贡院中仍有遗留。之前，宋代贡院内的楼房建筑，只有位于外墙四隅的瞭楼，如宋代郭印有题为“蜀州试闱登楼，西山巍然可爱，因用试举子股肱萧曹诗肱字韵赋诗一篇，呈同舍”的一首诗，中有“棘闱倦羁束，何异鞾上鹰。突兀有高楼，寸目堪远凝。……危栏朝暮意，拉君时一登”[11]之句，所看到者只是场外的西山，而未及场内的建筑情形，则可能就是这种瞭楼，并非如至公楼那样竖立在贡院中间。

紧随宋金而来的元朝，尽管在科举发展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12]，然而由于长期不实行科举，原先南宋区域存留下来的贡院，则大多处于废弃状态，有不少甚至改为他用。在汉族儒士的不断努力下，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恢复科举，但由于录取名额极为有限，参与考试的考生数量很少，因而在考试空间的建构上乏善可陈，在不少地方甚至倒退到借用官舍举行考试，如山东宣慰司（宣慰司驻益都）所辖三路十三州四十六县，但参与乡试的考生才四五百人，就以路总管府（在济南）为试院，“考试官居黄堂之寝，而司宪居堂西，宣司居堂东，帘内合外，弗专弗严”[13]，内外帘都不区分，遑论其他制度。元末剧作家柯丹邱改编南戏《荆钗记》，其中叙述之“印卷所、弥封所、对读所、誊录所，密密严严”[14]情形，仍是南宋的贡院格局。

由上可以看出，就科举考试空间的建构而言，北宋末开始出现独立空间建构的贡院，在南宋获得进一步发展；金代的主要贡献是，其所创建的至公楼作为居高临下监视考生的设施，至于其对明清贡院明远楼的构建是否有启迪，尚无法断定；元代则贡院衰废，多借用官廨、学校来举行考试，与元代特殊的政治体制以及参与考试人数较少等状况密切相关。贡院附丽于科举制度，贡院的兴衰折射出科举制度兴衰，因而元代贡院的衰废，只能折射出元代科举制度的衰退。

2、明远楼的出现与明清科举空间的最终定型

明代是科举制度的成熟期，贡院的基本布局、规制也成为定制，清代完全承袭。然而有明一代长达276年，明代科举制度与之相终始，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与之相一致，明远楼的出现，与贡院建筑布局的最终定型，也应该有一个过程。明远楼最早出现于何时何地？又是怎样被其他地方贡院在建设过程中采纳，成为贡院最主要的建筑？这些问题尽管微小，却是科举研究绕不过去的问题。

2.1 已有研究回顾及明代前中期贡院的重建

已有研究中，马丽萍等的专著《明清贡院建筑研究》[15]对明代京师及各直省共15所贡院的文献进行了整理，也对明清贡院的建筑形制进行了阐述，但限于静态描述；当言及明远楼时，仅就明中叶顺天府贡院“于中止盖楼房一间”的记载而作出“从明代起开始就出现明远楼”的断言，尚有必要进行充分讨论。刘海峰在《科举学导论》中专辟“贡院论”一章，论述此问题时，引《夜航船》上所载杨士奇于永乐十年所撰贡院联，认为此时贡院有号舍与明远楼，从此成为固定形制的根据[16]289；又另文重申此“大概迟至1412年（明成祖永乐十年）以后，具有明远楼和号舍的贡院形制已形成”[17]的观点。而刘赟俊则对清代江南贡院明远楼有专门研究，经过梳理江南贡院的相关文献，认为“明远楼在贡院中，并非开始就有，是随着贡举制度的成熟出现的，并在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首建”[18]。

在梳理已有史料基础上，笔者认为，上述关于明远楼起始时间的观点，不是过早，就是过晚，未进行深入论证，较为粗疏。明代贡院从最初的“借闱”，到逐步建构独立空间，再到规制的逐步完善，经过了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不是在明朝开科之初，就已然形成规制的。史载，洪武二年（1369年）五月，诏外府州县赴各行省（后试于布政司）、直隶府州县赴应天府乡试，中者送礼部会试[19]；洪武三年，颁《科举诏》，令自是年八月起，直隶及各行省开科取士，并对所涉及各项如时间间隔、每次考试时间、应试条件、乡试解额及考试内容等方面进行详细的制度规定，并于是年八月举行应天府及河南、山东等十一行省乡试，四年二月举行会试，应试者一百八十九人，取中俞友仁等一百二十名，却未涉及考试场所问题；至十七年（1384年），命礼部颁布奠定了明代科举制度基本规制的《科举成式》，其第二十三条特别提到“在京及各布政司搭盖试院房舍”，则可视为有明一代在京师及各行省省会之地创设科举考试贡院之始[20]。然而，真正有独立空间建构的贡院的出现，则要晚几十年。

从应天府贡院似可窥见这种情形。应天府在南宋时期为建康府，建有建康府贡院，《景定建康府志》上有图有文，制图谨严，记文详细，如前所及；元《至大金陵志》，则没有文字描述“贡院”建筑，可能是因为已无建筑遗存。至于明初，建康府改称应天府，为京师重地，永乐以后又为留都；然而成书于隆、万年间的《皇明典故纪闻》则如此记载：“应天旧无试院，每开科，借京卫武学为之，学地狭，每将仪门墙垣拆毁，苫盖席舍。试毕复修。至景泰五年冬，始以应天府尹马谅言，以永乐间锦衣指挥纪纲没官房改造试院。”[21]225亦即明初在应天举行会试，是借用“京卫武学”来举行，甚至要将此地的仪门及部分墙垣拆毁，搭建临时号房以容考生；只是到了景泰五年（1454年）冬天，才将籍没入官的永乐年间锦衣卫指挥纪纲的房舍改建成试院。具体建制如何，史无明确记载；然此时距离明朝开国已八十余年矣，距洪武十七年朝廷“在京及各布政司搭盖试院房舍”的诏命也有七十年了。

应天府地位重要，宋元以来文风最盛，有“天下文枢”之称，贡院情形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陕西贡院创建于景泰七年（1456年），之前“每试士于三皇庙中”[21]229；湖广贡院初创于正统年间，正德丙寅（1506年）扩建，之前假借城隍庙试士[22]；广东贡院创建于宣德元年（1426年），之前于“光孝寺暂设棘闱，历十有六科”，应是创建较早者[23]25-26。可见不少地方大都经历过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借官署、寺庙或其他地方为闱场的过程，至早在宣德以后才逐渐营造固定场所。其他各行省贡院的情形，与上述情况大致相同。固定场所的贡院，从北宋晚期发展起来，经历了元代贡院的衰废，至此方逐渐得以重建。

2.2 地方贡院明远楼的建造与京师贡院使用明远楼的情形

与贡院从借闱他处到专门建造的过程相似，明远楼在贡院内的出现也是时间不短的一个过程。核查已有文献，较早在贡院修建时即建造楼房以防止场中舞弊的是云南。修建贡院以前，“（科举）每假郡学或公馆以行其事”，于景泰四年（1453年）初创贡院时，“扃钥之堂之前有论秀之门，亦若堂然。虚其中，可以坐停，乃敞其外地以为试场，而蔽以重屋之门，命伺察者居其上，以探场中之弊。”[24]结合“伺察者居其上，以探场中之弊”的具体功能，则此“重屋之门”或为具有居高临下监视功能的明远楼，但尚无“明远”之名。最早以“明远”作为此楼名称的是浙江贡院。

据相关文献记载：“天顺三年（1459年），徙观桥东，旧仁和仓基，为堂曰‘至公’，东西庑为授卷、弥封、誊录、对读所，堂后为穿堂，后堂两厢为仪门，门内为楼一间，直至公堂前，曰明远。又外为外门，庖湢在堂之前。其试场在至公堂路东西，巡绰、供给等执事官房在仪门之外。”[25]成化甲午（1474年）重修此贡院，“中为至公堂，及东西廊舍，后为直舍，舍后为五经考试房，以至供膳执事之次，大略皆备。重门高墉，内外谨严。门之外，东西坊牌二，榜曰：‘腾蛟’、‘起凤’，耸美观也。堂之前，续构层楼，匾曰‘明远’，便瞭望也。然岁月既久，风摧雨蚀，……其规制亦多弗称”[26]，表明已有明远楼等构建，且使用了不少时间，需要重修。

与此年代相距较近的福州贡院，宋元祐五年即已创建，明朝成化七年（1471年）迁移新址并大规模改建，“中建至公堂，后为衡鉴堂，两旁为厢房。堂之东为誊录、受卷、弥封之所，西为对读、供给之所。衡鉴堂之北为内帘中堂，匾曰‘公明堂’。东西列屋数间，为考官阅卷之所。两旁庖湢列焉。至公堂之前为试场，场之中为明远楼，南为门三重，前临长街，中建一坊，匾曰‘贡院’。”[27]这是明远楼在南方几座贡院中逐渐出现的情形。

河南、湖广贡院在此后的沿革也可说明这一点。明初河南贡院本以元平章竺正故宅为之，狭隘不足以容众，宣德甲寅（1434年）迁至汴城西南隅，然而地势低洼，因循至于天顺壬午（1462年），河溢入城，遂为水所淹没，乡试只好改在故藩司巨盈库，事出草创，因陋就简，文衡至公二堂都借旧屋为之，而士子号舍及其他功能性建筑都是编苇为之，遑论明远楼这样的建筑巨构。至弘治丁巳（1497年），因为次年（1498年，岁次戊午）为大比之年，故倡议修建，至其年四月告成，“又前乃为至公堂，堂之隙地为文场，其号舍旧用蓆，今以板易之，为槛一千八百有奇。文场之中为层楼曰明远”，这样“井然皆中程度，而深严壮丽加于旧规”[28]。从文中使用的“皆中程度”一词，表明至弘治丁巳前，河南贡院没有明远楼，更说明明远楼已经成为贡院定制，而“明远”作为楼名也被广泛接受。如前所述，湖广在明初假城隍庙举行考试，弘治甲子（1504年），包泽为湖广按察使，重修湖广贡院，亦径名其“立于台上”之楼曰明远楼[22]，情形亦应同于河南。

京师顺天府贡院的情形与此相似。弘治七年（1494年），礼部尚书倪岳上《题科举事》，要求京师贡院“照依应天府并各布政司试院之制，于中止盖楼房一间，四角望高楼俱不必用，临时止用军士二三十人四面观看，最为省便”，此前这里还只是“场内望高楼三座，俱用芦席搭盖，埋脚不牢，有风之日，军士不敢在上”[29]，则可知京师贡院之明远楼此前尚未修建，仍依照金朝至公楼的情形，临时搭建，因此倪岳建议采用各行省贡院的建制，在京师顺天贡院建明远楼。至于如何建造、规制如何，则因缺少文献资料，不能臆断。不过，万历初与张居正一道记述京师贡院在此年重修情况的赵用贤，他的一段话：“独贡院之畿内者，间岁得一再从事，乃其制独庳陋弗称，无以尊重事、严国体；又百执事，各瞻其事，而湫隘嚣尘，燥湿之不时，何以稽奸慝而警禁御也？”[30]可以佐证这种三年方用一次的地方贡院，在建造布局设计上走在前面，而使用频率较高的京师贡院反而落在后面的情况。

由上可以看出，明远楼最早在景泰年间出现于云南贡院，而作为首善之区的顺天贡院反倒较晚建造，至弘治七年以后方修建固定楼阁建筑，然尚无“明远”之名。云南、福建、浙江贡院则一开始就借鉴当地多有的谯楼、鼓楼形制，早于顺天贡院几十年建造，且径自以“明远”命名；至于河南贡院、江南贡院以及顺天贡院修建明远楼，则很可能是借鉴以上各处而陆续修建的。

2.3 明远楼的构建与贡院规制的确定

明远楼出现后的贡院建设，在基本规制上并没有再作大改动，最多只是号舍数量上的增加。如前文提及的广州贡院，创设较早，初期建筑、后来扩建的情况都不详细，明远楼建造情况不得而知；至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扩建贡院，则径书“中为明远楼，东西号舍五千间。北为堂三进”[23]26，表明已成规制。这种布局结构形成之后，不仅没有再改动过，而且一些由于“分闱”需要新建的贡院，如雍正元年（1723年）湖广南北分闱，湖南省新建贡院，以及晚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陕甘分闱，甘肃省新建贡院，均径用此种早成规制之布局，而明远楼都是其中的最重要建筑，不可或缺。

明远楼的构建导致贡院空间布局上的变化。前文所描述之南宋建康府贡院，布局严整，分工明确，已经是一种成熟的空间形态。然而，可以看到，在贡院中门附近设置各项功能性房屋，而将院中最为高大的建筑物——“正厅”作为主要内外帘的分界处，这样院中后半部就都成为内帘的办公场所，而外帘的考官则没有相应场所，这其实是降低了考务工作的重要性。明朝中期之后的贡院建制，则将至公堂（即唐宋在尚书省中举行考试时的“都堂”，南宋贡院中的“正厅”）作为外帘主考办公的地点，将外帘所掌受卷、誊录、对读等移置于至公堂两旁，形成对称性结构，便于外帘考官随时监督（“内帘”建筑移于其后，且常常用高墙隔开）。

由于明远楼的存在，贡院前半部空间被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明远楼为中心的考场区域，另一部分就是以至公堂为核心的考务区域，区域分工更加明确。原先处于贡院最主要位置的“正厅”（明清命名为至公堂）是贡院外帘最为重要的建筑，外帘主官在此处理前场相关事务如掣签、印座号、散题纸等，一些礼仪活动也在此举行；然而由于前面多了一座高大雄伟的明远楼，则此建筑被遮挡，使人感觉更为神秘，科举制度的神秘色彩也由此得以增强。

无论是在建筑形制还是实际功能上，明远楼都与中国传统建筑中的谯楼、瞭楼等有着直接联系，而与至公楼并无直接关联。据专家研究，谯楼多设于城邑（当其建于通衢之中时，亦可称为鼓楼），多为高台建筑，居于城市中心交通枢纽之处，其下常设交叉通道，均设鼓、角、漏等物件，主要功能是计时、警众[31]；瞭楼主要为防御建筑，主要功能是登高望远、预警防御[32]，规模可大可小，一般位于建筑群外围墙之四角，既用于城池，亦用于庄园，建筑比前者简单，用以御外，及时发现外敌，故贡院围墙四角常常修建瞭楼，严防外人逾越贡院围墙。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明远楼的建造，以及贡院建筑布局的定制，并非明廷的制度规定，而是地方贡院设计建造者不断探索、借鉴的产物。

贡院以制度化的空间设施出现在京师及各大省城之中，成为当时城市中的重要地标，在考试年份更是万众瞩目的所在；在这样的建构过程中，明远楼以其高大雄伟，取代至公堂成为贡院的独特标志。明远楼对于贡院规制的最终形成具有决定性与标志性的意义。

3、明远楼的出现对于贡院空间建构的意义

有论者认为：“明代科举在考官选任、考场、阅卷以及录取各环节已形成一套严密的规制，还形成了明远楼、号舍等独特的贡院形制，从明远楼到至公堂，从外帘到内帘，贡院的所有建筑布局谨严有序，蕴含着统治者力求维护考试权威和保证考试公平的良苦用心。”[33]在此精辟论述的基础上，需要探究的问题是：明远楼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使得明代成、弘以后，各直省贡院争相修建，从而使之成为贡院的标志性建筑？它对于维护考试权威和保证考试正常进行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结合建筑学及社会空间理论，可以认为这样的“魔力”体现在“实”与“虚”两个方面：前者是指明远楼在建筑学意义上的实用功能，后者是指明远楼在贡院空间建构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3.1 明远楼在建筑学意义上的实用功能

“建筑物的作用在于创造出供人们使用的空间。”[34]明远楼的构建就其在建筑学上的实用功能而言，使贡院前场有了一个监督考场区域各项活动的多功能建筑，科举考试过程中的监管措施得以有效实施，保证考试能够顺利进行。宋元以后以迄明清，随着科举考试规模的扩大，外帘人员也逐渐分为场内执事官与场外执事官两大群体：前者主要从事与试卷散发、收缴保管、弥封、誊录、对读等具体考务工作，每种工作类型都有具体的办公场所；后者包括监门、点名、供给、搜检、巡绰等人员，前四种也都有固定场所，而众多巡绰人员却只能在至公堂前的甬道上来回走动。

考生入场后，巡绰官要催促他们及早归号，不要在此逗留；考试过程中，巡绰官要不断透过号栅窥视，及时发现号巷中的各种情况，并向上级汇报；考试结束后，巡绰官还要督促考生及早离开：因此，为维护考试正常进行，巡绰官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责任，由于他们人数较多，大都由品级较低甚至无品级的杂佐、候补人员担任，需要统一管理与调度。明远楼的建造不仅为相关人员监试考场区域提供了一个居高临下监督全场的建筑设置，而且也为巡绰官等巡场人员提供了一个聚集、管理的场所。故此，明远楼的建造对维护考场秩序和确保每场考试能够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覆准：“举子进院，多在龙门拥挤谈论，恐有换卷、代作诸弊，嗣后巡绰营官，或参将游击，在京每翼副都统，一体入场，坐明远楼前，同御史管理，务令举子照卷号押进号舍，督同封固，不许私从栅栏逸出。”[35]

不仅如此，明远楼的构建为贡院前场区域的有序平稳进行提供了物质保障。贡院本身就是一个“时空压缩”的产物，内帘传出题纸、外帘散发题纸、开始交卷及交卷截止等都有明确的时间节点要求。明清乡会试，考生人数动辄上万，加上众多的受卷、弥封、誊录、对读人员及号军、水夫等人役，这么多的人集中在前场这样狭窄区域，必须对空间进行精心分割，务使除监临、提调、监视等大员以外的人员，都只能在一定时间内在规定的空间活动。明远楼综合了谯楼、鼓楼与望楼等建筑功能与形制，其上常常设置滴漏与大鼓、鼓角、鸣钲，具备计时、报时、传递信号等多种功能。

明远楼上传出的鼓声、号角声、鸣钲声，使各色人等知道现在何时、自己身处何地、应该如何活动，才能“符合功令”，从而确保考试能在有序平稳状态下进行，明远楼此时具有贡院前场“信号中心”的功能。考试期间，成千上万人集聚在这个有限的封闭空间中，安全保卫工作，如防火、防盗等就显得特别重要，故明远楼还具备望楼的安全保卫功能。明中期以后以迄清代，考试过程中贡院失火导致相关人员特别是应试士子殒命、试卷焚毁的情形少有发生，当与明远楼的建造有密切关系。

由上可知，明远楼是一座具有多种功能的建筑物，其“多种功能”均指向科举考试的顺利举行。至于用以储藏外场使用的部分物品、楼上插红旗蓝旗以强化“因果报应”以及一些外帘官员登临此楼赏月酬唱、一些考生干犯禁令潜登此楼吟诗题壁以抒发复杂情感，则可看作是此楼功能的溢出或异化，这些已超出本文所论范围，不再赘论。

3.2 明远楼的空间营造功能

以上从建筑学的角度阐述了明远楼的建造对于贡院科举考试的实际意义。建筑能够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为人们行为的发生提供有效的场所”，此其“实”者也；建筑又形成空间，能够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求，此是其“虚”者也[36]。明远楼除上述“实”的功能外，还具有哪些“虚”的，亦即能够满足人们（主要是设计者与使用者）精神需要的功能呢？

首先，明远楼占据了至公堂前甬道的空白点，将甬道截为两段，减少了考生可能聚集生事的空间。位置决定空间形式的占有[37]。本来宽广平坦、可由龙门直抵至公堂的甬道，被明远楼从中间截为两段，使得考生可以聚集的空间大为减少，从而大大消弭了贡院在考试过程中发生考生聚集、闹事的可能性。

其次，明远楼与位处前场四角的瞭楼相呼应，形成全景监视的效果。明远楼居于贡院龙门之后、至公堂之前的甬道的中点，左右大致对称，处于贡院考试区域的中心位置，使得贡院前半部原以至公堂为中心、其前以甬道为轴线的对称结构，变为以明远楼为中心、考场区域四角围墙上的瞭楼与之呼应的一个放射性结构。这种放射性组合综合了集中式与线式组合的要素：集中式组合是包含一个居于中心的主导空间，多个线式组合从这里呈放射状向外延伸；放射式组合则是外向型平面，向外伸展到其环境中。

通过其线式的臂膀，放射式组合能向外伸展，并将自身与基地上的特定要素或地貌连在一起，形成“以中央空间为核心的线式臂膀，可能在形式和长度上彼此相近，并保持着这类组合总体形式的规整性”[38]，从而将整个考试区域笼罩其中，弥补了宋元贡院只有瞭楼、中间没有建筑物与之呼应的缺陷。王阳明在嘉靖乙酉年为浙江监察御史潘仿重修浙江贡院作记文，直言明远楼与四角瞭楼相呼应，从而形成这种全景监视的效果：“又拓明远楼，下疏三道，创石台于四隅，而各亭其上，以为眺望之所，其诸防闲之道靡不恪修。

夫然后入而观焉，则森严洞达，供事者莫敢有轻忽慢易之心，而就试者自消其回邪非僻之念。”[26]清朝道光丙午科顺天乡闱，内监试王东槐进入贡院，即注意到“四隅瞭望楼各一，与明远楼相拱向”[39]的特征，就是对此种空间意蕴的直觉感受。这个建筑有着与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中所描绘的情境完全一样的效果：“完美的规训机构应能使一切都一目了然；中心点应该既是照亮一切的光源，又是一切需要被了解的事情的汇聚点，应该是一只洞察一切的眼睛，又是一个所有目光都转向这里的中心。”[40]

再次，明远楼通过建筑体量、规制与数量的三重对比，形成对号舍的多重“压制”，从而营造出对比鲜明的独特氛围。在建筑形制上，明远楼往往采用高达十余米的三层（四川、广东贡院为两层）楼阁式建筑形式，是整个贡院建筑群中最为高大的建筑物，层檐翚飞，用材硕大，雕刻华丽，形成巨大体量，迥出于号舍之上。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甫定，广西巡抚郝浴即就原明靖江王府修建贡院，乡试主考乔莱描述其建筑特色：“建明远楼，构东西号舍，分内外帘，悉如他省制，而峻宇崇轩，飞甍画栱，崇台耸堞，丹户雕栏，非他省可比。”[41]其中所描写的“峻宇崇轩，飞甍画栱”等高大、华丽的建筑，很明显就是明远楼等重要建筑的情形。晚清四川举人丁治棠曾经三次参加会试，第三次考试结束后，登上顺天贡院附近的城墙，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的贡院：“棘闱挂眉睫，号舍密排，坎坎如雁齿。

岿然与城齐者，为明远楼，若可抚摩。”[42]明远楼与号舍的高低、大小与数量都形成鲜明对比。当代有人描述甘肃贡院时这样说：“明远楼高达十来丈，而楼南北都是八尺高的号舍，楼东至公堂、观成堂、衡鉴堂均高约二丈许；城墙高三丈五尺，城墙外建筑物大致在一丈左右。因此，明远楼有鹤立鸡群之势，危乎高哉！”[43]15很明显，明远楼体量巨大、雕刻华丽的建筑特色与号舍之低矮狭窄、阴暗潮湿、简陋集约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使得“一个形式或空间在等级方面的意义和重要性，是通过异常与正常的对比、规则图案中的不规则形状来体现”[44]53的建筑学原理得到鲜明体现。

在数量上，明远楼只有一座，号舍却有成千上万，围绕在其左右，从而形成另一种鲜明对比。明远楼代表着朝廷，体现着“功令”，数量只有一个，体量巨大；而号舍供考生所用，数量巨大。在登临明远楼的考官及其他监视者的眼里，楼下号舍鳞次栉比，千间万间，整齐统一，毫无差别；而在考生方面，一行行号巷的几十号、上百号号舍，是一个个“格子”，一个个考生被纳入其中，时刻受到来自明远楼的巨大压力，也由此感受到自己所在位置的特点，从而甘心受到管理。

建筑学家说，“建筑上那些特别提供来容纳我们的形体和尺寸的特征也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尺度根本不是什么抽象的建筑概念，而是一个含义丰富，具有人性和社会性的概念”，所以“尺度是建筑反映其使用者在世界上的社会角色的重要部分”，“尺度是空间的社会语言最后最重要的要素之一”[44]56；尺度是“一种人与物及物与物相互间有一定关系的说明”[45]，但往往会以“恐吓人的空间，或者因为尺度过大而使人疏远”形成“非人性尺度”[46]。正是通过明远楼与号舍在建筑规制上的鲜明对比形成“非人性尺度”，显示着“规训”与“被规训”的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

不仅如此，有不少贡院的明远楼还通过多种方式，增强自己的“存在感”，如：在飞檐翘角上悬挂铃铎，风吹铃动，声至号舍，以声音显示其存在；不少贡院的明远楼使用琉璃瓦，江南贡院明远楼甚至使用黄瓦，阳光照射下熠熠生光，更为醒目；还有的在顶楼四周插满各色旗帜，风吹旗摆，声色兼具，时时提醒号舍内的考生，有一双巨大的眼睛在时刻注视着你，威慑着你，从而减少在号巷中的活动，集中注意力于答题作文。清中期著名诗人蒋士铨在乾隆二十年应江西乡试，在号舍写题壁诗四首，其中有“危楼檐铎夜叮当，蚁穴蜂房界短墙”[47]之句，形象地写出了明远楼使用声音装置显示其存在的情形。曾有研究者认为贡院中“号舍”及“号板”是极为美妙的设计[43]26，笔者认为，这种设计相比于明远楼的构建及其对于贡院空间构造的影响而言，还有些微不足道，明远楼的构建才是匠心独运的大手笔。

明远楼的实用功能与空间营造功能，虚实相生，相得益彰，既解决了统一步调、维护外场秩序以及安全保卫等问题，又营造了贡院空间的独特氛围，使得它尽管是贡院中晚出的建筑，然而却成为最不可少的建筑，对于贡院规制的形成，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故此，明远楼在此后迅即取代至公堂而成为贡院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在不少描述贡院建制的文字、吟咏考场的诗句中，它是最为常见的意象。科举既废，贡院成为历史刍狗，号舍区域最先毁坏，鞠为茂草，而明远楼往往岿然独存，遗留至今，成为科举历史陈迹的醒目标志。

4、结语

在科举学的广阔研究领域中，科举考试场所尤其是本文所探讨的明远楼的相关研究可能只是细枝末节，微不足道。然而，正如刘海峰所指出：“如果用超越科举学本体的思维去观照，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其光彩照人的正面，或是其阴暗灰蒙的背面，都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政治面貌、社会状况、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种种光色。”[16]4本文所阐述的内容主要是从这些看来微小的方面入手，将科举制度及相关实践中看似微小而实则意义重大、意蕴深刻的东西揭示出来，使人们对于科举的认识更为全面，从而推动科举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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