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我党革命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甘谷驿教堂和东村天主堂为例,探讨外来宗教建筑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地建造技术的影响下,其建筑风格和内外特征的演变过程,以及与建筑相关的革命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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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北部位于黄土高原沟壑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与外界较少接触。随着清末和民国初期天主教在陕北大规模传播,基督教文化和建筑对当地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在这种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和融合当中,在陕北黄土高原上产生了不少风格迥异的教堂建筑[1,2]。
本文主要介绍了在同一时期在陕北建造的两个教堂“甘谷驿天主堂”和“东村天主堂”。甘谷驿教堂虽然采用了哥特建筑形式,但吸取了当地建筑的传统营造模式,而东村天主堂则完全采用中国北方四合院形式,只是在较少地方保留了教堂特点。通过这两个较为极端的教堂案例,可以看出外来传统宗教建筑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地建造技术的影响下,从平面形式、内部空间、外部造型及结构技术等方面的演变过程。
1、甘谷驿天主堂
据《三边天主教志》五十二记载,1911年,天主教传入延安市宝塔区甘谷驿镇(1935年前属延长县辖),1924年安平静神父(西班牙籍)购得镇廓寨堡内东寨墙下街北土地五十多亩[3]。陕北延安是位于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整个基地属于中间平整,四面环山的沟壑地块。安平静神父于1926年,在基地东、南山坡处各挖出西窑3孔和北窑6孔,其中3孔西窑被用做临时教堂,窑面上镶嵌石匾一块,上有石雕圣号和“1926”字样,而6孔北窑则被用来设立小学;一年后,又在北坡挖出南窑8孔,设立教区小修院,又在东坡增建西窑5孔,开设育婴堂和教会医院。
随着基督教在当地的影响日渐增大,安平静神父开始在所购置的基地中部,一块较为平整的土地上修建大教堂,历经3年,雇佣当地劳工300人,教堂终于在1934年落成(见图1)。大教堂坐南朝北,平面形制为巴西利卡式,南北长约31m,东西宽约13m。教堂内部空间包括中厅、两边侧厅以及钟楼(见图2)。中厅的尽端是近似半圆形的圣坛,半圆形侧壁开有6个尖券高窗,其上覆盖穹顶。中厅层高高于两边侧厅,采用石砌半圆形肋骨拱结构,中厅侧墙上开有高侧窗。两个侧厅位于中厅两侧,左右对称,分别由6个连续的拱券组成,两边侧厅向外开窗(见图3),所有窗口玻璃皆采用彩色玻璃。可能因当时的人力、物力、财力所限,并未采用传统欧洲教堂式样,而是较为简洁抽象的现代式样。
图1甘谷驿天主堂正面
图2甘谷驿天主堂平面
图3甘谷驿天主室内圣坛及侧厅
甘谷驿教堂主体建筑为石基砖结构,青灰色墙面,设有一座钟塔,位于大厅入口中央。教堂南立面由钟塔及两边侧厅的山墙三部分构成,钟塔高14.6m。钟塔是整个教堂立面上的构图中心,垂直方向上被划分为大致相等的三段:教堂入口在最下段,由三层内凹的尖拱券门构成,中间段是三个中间大、两侧小的内凹的尖拱券窗,窗上方是一牌匾。上段则是一个六边形的钟楼,每边开一尖拱券采光窗。钟塔两边侧厅的山墙上部布置有三角形山花,山花中央呈现内凹的形似玫瑰窗的圆形假窗,下方则是一个尖券石雕假窗,雕刻着类似中国龙及植物样式的装饰(见图4)。
图4甘谷驿天主堂侧廊山墙上的假窗
从1935年起,中共中央开始在延安建立革命根据地,甘谷驿教堂被革命政府征用为延安县第一完全小学。从1937年至1947年,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宁边区首府。在1939年教堂被改为红军兵站医院、八路军第二后方医院,到了1944年,则成为红军著名的三五九旅的纺织厂,可以说,甘谷驿教堂建筑为中国人民的抗日和解放事业立下了不少功勋。
直至解放后的1951年,甘谷驿教堂主体建筑又被当地政府改作为储粮库,1953年辟为粮油购销站。1967年后又被重新改做粮库使用,教堂窗户封堵,内部设施被拆毁,并拆除了周边部分窑洞。改革开放以后,延安市政府于1984年将甘谷驿教堂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在1988年进行整修加固,目前教堂外观保存的较为完好。
2、东村天主堂
陕北富县北道德乡东村早在清初天主教传入后,就建有天主堂,现有的东村天主堂则是在1934年重建的。与同一时期建立的桥儿沟天主堂和甘谷驿天主堂所采用的传统的西方教堂建筑制式不同,东村天主堂则完全采用了中国北方传统的四合院形式(见图5,图6)。
图5东村天主堂平面
图6富县东村天主堂教堂院外观
与中国传统四合院中以北房为正房不同,东村天主堂将东房用作教堂主殿,其原因是东房坐东面西,而西方则是西方耶路撒冷的方向。主殿面阔七间,南北24m,东西12m,高约8m(见图7)。室内设两排共12根柱,将室内分为三部分,人为的将室内隔成巴西利卡式平面,圣坛设在教堂南部,南墙两侧偏上位置设两个漏窗,中下部两侧各有一个祭灯洞。主入口在当心间,两个次入口设在尽间,门窗均为哥特式尖券窗,尖券上方饰以砖雕,主入口上方曾经镶嵌有“天主堂1934年重修”的石匾(1947年时牌匾曾改为解放堂)。北房和南房各4间,均面阔15m,进深7m,外廊1.5m;西房7间,面宽10m,进深5m,中为大门。教堂为砖木结构,采用的也是中国传统民居中的硬山两坡顶,正脊上曾有2m高的莲花镂空砖雕,但不幸的是毁于文革。
图7东村天主堂室内
东村天主堂也是于1935年被红军征用。1935年11月30日,毛主席在此教堂召开的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做了《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2003年9月24日陕西省政府将此处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进行了维修加固,现空置保存。
3、分析与讨论
天主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和宗教思想,自传入中国之日起,就同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不断产生着碰撞和融合。而陕北革命旧址中的两座教堂甘谷驿和东村天主堂,可以说的上是中西方文化碰撞、融合甚至被同化的两个极端代表。天主教传播的初期,传教士基本上根据本国的教堂建筑样式进行设计和修建,但由于建筑材料、施工技术的不同,不得不向当地的建筑学习。于是出现了穿着“洋装”但已经开始本地化的教堂。如甘谷驿教堂建筑虽然采用的是西方传统教堂的建筑形式,但在建造过程中都不同程度的吸取了当地建筑的传统营造模式,还因地制宜地发展出了大跨度的空间形态。而陕北富县东村天主教堂则完全接纳了中国北方传统的四合院布局和建筑形式,然而与中国传统四合院的严格布局不同,因西方为耶路撒冷的方向,则是以坐东朝西的东屋为正房。
在西方传统的教堂建筑中,会在发劵、拱脚、柱头、檐口等石质部位采用雕刻装饰,题材以程式化的植物为主,如柱头的装饰题材大多是忍冬草叶,也有少量的动物装饰。在桥儿沟、甘谷驿教堂中,也会在相同的位置做石雕或砖雕装饰,图案则是梅、兰、菊等中国人喜爱的植物品种,而动物则采用了中国龙的形象。而佛教堂中常用云纹和莲花纹装饰也被频频用在教堂装饰中,如在文革中被毁去的东村天主堂,其正脊上采用的是高达2m的莲花镂空砖雕,由此可见东西方文化在碰撞中的融合。
与此相应的是西方天主教文化和建筑对当地文化显而易见的影响。如甘谷驿和东村教堂在通过修建教堂的同事,也会兴办教会学校、育婴院与诊所等社会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方科技和文化在当地的传播,改变了陕北故有的思想观念,这为中国革命在陕北建立根据地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而教堂建筑也是较早使用西方先进的建造技术和材料的建筑。如甘谷驿教堂就是采用大跨度的砖石拱券结构等,因此比当地的窑洞建筑更加结实耐用,也很好的解决了当地建筑中普遍存在的采光通风问题。西方传统教堂建筑中大量建筑语汇如古典柱式、拱券等西方建筑装饰,也被接纳到当地建筑中,在陕北米脂冯氏店铺门面到陕甘宁边区银行大楼和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都有这些西方建筑的痕迹。
4、结语
陕北延安是中国革命的红都,位于延安地区的这两座教堂建筑在中国革命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见证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中共七大等一系列影响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如毛泽东在东村教堂做了著名的《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报告。甘谷驿天主堂则在抗战后期成为三五九旅的纺织厂,这显示了我国老一辈革命家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由此可见,陕北教堂建筑不仅在历史文化、艺术景观等方面具有较高的价值,也记录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很多重大革命史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珍贵财富,因此有着重要的保护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吴农,吴蔚.陕北革命旧址中的延安桥儿沟天主堂[J].山西建筑,2020,46(6):13-14.
[2]王莉.中西建筑文化交融下的陕北天主教教堂建筑[J].山西建筑,2007,33(28):68-69.
[3]纪风雷.三边天主教志[EB/OL].天主教榆林(延安)教区:杨晓亭主教[2018-09-10].
吴蔚,吴农.陕北革命旧址中教堂建筑的演变[J].山西建筑,2020,46(2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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