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以下简称重点国有林区)作为拥有丰富天然林资源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其天然林资源在涵养水源、固碳释氧、保育土壤和净化大气环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2]。为解决森林资源过度消耗的生态问题,重点国有林区自1998年开始先后实施了一期和二期天保工程,不仅大幅度调减木材产量,以实现林业从木材生产为主向生态建设为主转变的目标,更在2015年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以遏制因天然林过度消耗而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3]。

自一期天保工程实施以来,相关学者开展了对天保工程产生的效益评价研究。例如,Shen等[4]运用投入-产出模型评估天保工程实施后潜在的环境和经济影响,发现天保工程实施所产生的正面影响完全可以抵消因禁伐而带来的负面影响;Yin等[5]认为,这些生态工程的实施确实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在生态效益方面的影响不尽人意。也有学者聚焦重点国有林区天保工程实施效果的研究。如黄龙生等[1]研究发现,重点国有林区天保工程实施具有巨大的可持续发展潜力;王玉芳等[6]研究发现,一期天保工程实施对国有林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具有促进作用。由此可见,现有研究针对天保工程在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等方面的效益评估已经展开广泛探讨。

天保工程之所以可以在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主要依赖于中央政府对天保工程政策的转移支付即政府投资,故而天保工程转移支付资金的投入与使用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问题。在资金投入方面,龚晓君等[7]基于项目管理的视角,认为资金短缺问题是天保工程实施的主要问题之一,并建议加大天保资金投入。在资金使用方面,庄作峰[8]对天保工程资金使用政策进行解读后发现,仍然存在转移支付落实不到位的问题;李娜娜[9]研究表明,天保工程资金应明确天保资金的使用去向,尤其是要提高森林经营活动的使用经费。从已有文献中不难发现,天保工程转移支付目前面临着资金总量投入不足的问题。故而,加大天保工程财政投入以及加强资金的有效使用已经成为现阶段必须解决的问题,并且对未来天然林保护恢复同样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近年来,对天保工程实施的研究角度、方法各异,且天保工程效益评价工作尤其是关于二期天保工程的评估尚处于发展阶段,系统地评估分析二期天保工程生态效益的研究相对较少,聚焦重点国有林区二期天保工程的生态效益评估和影响因素研究则更为少见。另外,虽然有大量文献研究政府投资对森林资源生态效益的影响情况[10,11,12],但是鲜有研究考虑森林资源的空间特征和森林资源变化的空间效应分析[13]。再者,较少有研究关注政府投资应该通过何种途径实现保护恢复森林资源生态效益的目标,在资金的投入和使用方面是否存在有效的中介传导路径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表述和分析。

实际上,重点国有林区开展森林经营活动需要一线的营林实施单位和实施主体,如果天保工程转移支付可以在这两个方面增加资金使用比例,那么对整个重点国有林区的森林生态效益可能会起到中介传导作用。鉴于二期天保工程的项目实施期为2011—2020年,因此在二期天保工程即将到期的时间节点,在弥补上述研究不足的基础上,本文从天保工程资金投入和使用的视角出发,以重点国有林区所属87个森林工业分局(以下简称林业局)为研究对象,分析二期天保工程转移支付对重点国有林区森林生态效益的影响,以及相关营林实施单位和实施主体在其中是否存在有效的中介传导作用,以期为重点国有林区二期天保工程的资金投入和使用提出有利于提升森林生态效益的政策借鉴。

1、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重点国有林区位于中国东北部的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山脉,拥有丰富的森林和湿地资源,是中国天然林资源和沼泽湿地资源最集中的重点生态功能区。重点国有林区现阶段主要由龙江森工、伊春森工、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内蒙古森工、长白山森工和吉林森工共6个森工集团组成,下辖87个林业局。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主要是国家林业局于2011—2017年出版的《中国林业统计年鉴》[14],样本区域单元为87个森工林业局,观测样本共609个。为剔除相关价格因素的影响,以2011年为基期的价格指数将所有价值变量调整为相应的不变价值,并且使用线性插补法补充相关缺失值。

1.3 变量选取

1.3.1 被解释变量

天保工程政策实施可以充分发挥天然林的生态效益,因为只有具备一定面积规模的森林生态资源以及完善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生态效益[15]。因此,在生态效益评价方面,学界主要有2种思路进行指标选取和衡量,其一是要重点反映实施区域内森林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的基本情况,即森林资源的生态效益[11];其二是评估实施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涵养水源、保育土壤以及释氧固碳等生态价值量,即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效益[1]。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天保工程转移支付对森林经营活动的资金使用以及由此提升的森林生态效益,并且考虑到林区森林生态效益数据获取的可得性原则,因此最终选择基于森林资源生态效益的研究思路来评估重点国有林区森林生态效益。借鉴已有文献对森林资源生态效益的指标衡量[16,17],本研究选择各林业局的森林管护面积(y1)与森林抚育面积(y2)来反映天保工程区生态效益情况。

1.3.2 核心解释变量

选取中央政府对重点国有林区实施天保工程的转移支付资金(x1)即政府投资作为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

1.3.3 中介变量

为实现提升重点国有林区森林生态效益的目标,重点国有林区在天保工程资金的投入和使用方面可能存在不同的侧重点。有研究发现,通过开展森林经营活动可以有效提升森林生态效益[18]。根据上文关于天保工程转移支付对森林生态效益的影响机制理论分析,营林实施单位的建设情况和实施主体的技能经验可能存在中介传导作用。因此,选取林业工作站数量(z1)与林业职工人力资本水平(z2)分别作为代理营林实施单位和实施主体具体情况的中介变量。其中,林业管护站数量使用林业局设立的森林管护站和管护中队的数量这一指标来衡量[19];人力资本水平使用林业局的在岗职工人均工资水平这一指标来衡量[20]。

1.3.4 控制变量

参考既有研究对森林资源生态效益的影响因素分析[12,21,22],选取林业总产值滞后一期(x2)、林业产业结构(x3)、年末在岗职工总数(x4)与林业局非林产业比重(x5)作为控制变量,在控制这些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研究天保工程转移支付资金对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生态效益的影响机制。其中,考虑到林业总产值与森林资源生态效益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因此选取林业总产值的滞后一期代替林业总产值,以消除内生性的可能。此外,使用第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来衡量林业产业结构;使用非林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来衡量林业局非林产业比重。之所以选取这些林业经济相关变量作为实证模型的控制变量,是因为重点国有林区实施天保工程政策对林区发展会同时产生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23],并且相关文献在研究两者之间关系时也证明,林区经济发展与其森林资源禀赋可能存在脱钩关系[23]或耦合关系[24]。

为消除异方差的存在,本研究对数值较大的变量作对数化处理,分别是森林管护面积、森林抚育面积、天保工程转移支付资金、人力资本水平、林业总产值滞后项、年末职工总数。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

1.4 模型设定

1.4.1 空间聚类检验

空间聚类检验是指对一定空间范围内的集聚现象进行测度分析,常用的检验方法是莫兰指数(MI)[25,26],具体测度标准为:当MI的值介于-1～0时,表明区域分布特征呈现负向的空间相关性;当MI值介于0～1时,表明区域分布特征呈现正向的空间相关性。

1.4.2空间计量模型

无论是使用空间聚类检验还是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其前提均要厘清空间区域之间的关系,因此,必须要建立空间权重矩阵来对空间关系进行量化[16]。鉴于重点国有林区87个森工林业局分布位置较为复杂,且部分林业局处于同一行政单位的空间区位,因此比较适合使用空间地理邻接矩阵(简称邻接矩阵)。邻接矩阵的构建条件[27]是2个区域单元在地理位置上是否相邻,若相邻则相应权重设置为1,反之则为0。接下来,研究天保工程转移支付资金对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生态效益的影响机制,需要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常用的空间计量模型主要有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以及空间杜宾模型(SDM),通过使用LM检验和LM-Robust检验,本研究最终选择空间滞后模型:

y1/y2=α+ρW(y1/y2)+β1x1+βnxn+ε(1)

式中:y1、y2分别为森工林业局的森林抚育面积和森林管护面积;x1为天保工程转移支付资金;xn为相关控制变量;α为常数项;β1、βn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W为空间权重矩阵。

此外,基于空间滞后模型同时建立了相关中介效应模型:

z1/z2=α+ρW(z1/z2)+β1x1+βnxn+ε(2)

y1/y2=α+ρW(y1/y2)+β1x1+βnxn+βm(z1/z2)+ε(3)

式中:z1为林业管护站数量;z2为人力资本水平。

2、结果与分析

2.1 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生态效益在二期天保工程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2可以看出,在2011—2016年,重点国有林区的森林抚育面积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17年比2016年森林抚育面积只略有下降,并且2017年相比2011年的增长率为89.6%;其次,重点国有林区的森林管护面积在2011—2017年间呈起伏波动态势,但是总体仍是上升的趋势,2017年相比2011年的增长率为11.0%。

以森林抚育面积和森林管护面积为例,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在二期天保工程实施期内整体呈现向好增长的趋势,表明二期天保工程对重点国有林区的森林资源生态效益具有促进作用。

2.2 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生态效益的莫兰指数

在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之前,使用全局莫兰指数(MI)对重点国有林区各森工林业局的森林管护面积和森林抚育面积进行空间聚类检验以验证其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从表3可以看出,在2011—2017年,重点国有林区的森林管护面积和森林抚育面积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在空间区位上表现出高值与高值聚集或低值与低值聚集的空间相关性。

2.3 天保工程转移支付对林区森林资源生态效益的空间计量

2.3.1 森林管护面积的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在以重点国有林区森林管护面积为被解释变量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中,回归结果见表4。其中,模型1为天保工程转移支付资金对森林管护面积的回归结果;模型2为天保工程转移支付资金对林业管护站数量的回归结果;模型3为天保工程转移支付资金与林业管护站数量对森林管护面积的回归结果;模型4为天保工程转移支付资金对人力资本水平的回归结果;模型5为天保工程转移支付资金与人力资本水平对森林管护面积的回归结果。

具体而言,模型1～3的组合为检验林业管护站数量的中介效应,模型1与模型4～5的组合为检验人力资本水平的中介效应。此外,空间自相关系数检验证明,模型1～5均存在显著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森林资源生态效益的影响机制是适合的。

首先观察模型1～3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天保工程转移支付资金对森林管护面积和林业管护站数量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当天保工程转移支付资金和林业管护站数量这2个变量同时存在时,两者对森林管护面积的影响均呈正相关,这意味着重点国有林区天保工程转移支付资金对森林管护面积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林业管护站数量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其次观察模型1与模型4～5的回归结果,天保工程转移支付资金对人力资本水平也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并且当天保工程转移支付资金和人力资本水平同时对森林管护面积进行回归分析时,可以发现,两者均表现为显著正相关性,表明在重点国有林区天保工程转移支付资金对森林管护面积的促进作用中,人力资本水平同样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继续观察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对重点国有林区森林管护面积存在显著影响的主要是林业总产值滞后一期和林业产业结构,其中,林业总产值的滞后项对森林管护面积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而林业产业结构则表现为显著正影响。

2.3.2 森林抚育面积的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除森林管护面积之外,本研究还选取了森林抚育面积作为被解释变量。相关空间计量回归结果见表5。其中,模型6为天保工程转移支付资金对森林抚育面积的回归结果;模型7为天保工程转移支付资金与林业管护站数量对森林抚育面积的回归结果;模型8为天保工程转移支付资金与人力资本水平对森林抚育面积的回归结果。具体的,模型2与模型6～7的组合为检验林业管护站数量的中介效应,模型4、模型6和模型8的组合为检验人力资本水平的中介效应。

观察模型6～7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天保工程转移支付对森林抚育面积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当天保工程转移支付资金和林业管护站数量这2个变量同时存在时,林业管护站数量对森林抚育面积的影响不显著,表明重点国有林区天保工程转移支付资金对森林抚育面积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是林业管护站数量在其中并没有发挥中介效应。进一步观察模型8的回归结果,当天保工程转移支付资金和人力资本水平同时对森林抚育面积进行回归分析时,人力资本水平不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表明在重点国有林区天保工程转移支付资金对森林抚育面积的促进作用中,人力资本水平没有发挥中介效应。

在控制变量中,对重点国有林区森林抚育面积存在显著影响的有林业总产值滞后一期、林业产业结构和非林产业比重,其中,林业总产值的滞后项对森林管护面积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而林业产业结构和非林产业比重则表现为显著正影响。

3、讨论

本研究首先基于2011—2017年《中国林业统计年鉴》[14]的森林抚育面积与森林管护面积的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发现森林抚育面积与森林管护面积呈总体上升的趋势,这表明二期天保工程中重点国有林区的森林资源生态效益状况逐年变好。其次,通过使用全局莫兰指数MI对各森工林业局的森林抚育面积和森林管护面积进行空间溢出效应检验,发现各森工林业局的森林资源生态效益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最后,使用空间滞后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天保工程转移支付资金对重点国有林区森林抚育面积和森林管护面积的影响机制,发现天保工程转移支付资金对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具有生态效益加成,并且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和一线管护站的建立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但是这一中介效应主要是作用在森林管护面积,对森林抚育面积的作用不太明显。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提升二期天保工程的森林生态效益提出如下建议:第一,中央财政预算是天保工程资金的主要投入渠道,因此,为了促进林区森林生态效益提升,应加大天保工程转移支付资金的投入力度。与此同时,伴随天保工程任务从天然林保护转变为天然林保护和修复,天保工程转移支付资金也应进一步增加投入规模,实现天然林资源从恢复性增长向质量提高转变。第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一线管护站的建立工作。

森林管护基础设施建设对促进天保工程森林管护工作顺利开展具有积极影响,增加森林管护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强一线管护站在林区交通和网络技术通讯等方面的建设,有利于推动天然林资源保护恢复事业健康发展。第三,加强林业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人才的管理是整个林业经营管理工作的基础,提升林业局层面的人力资本水平比如引进和培训专业技术人才,是保证天保工程总体效益的重要措施。此外,对一线管护职工的技能培训和提升其工资收入水平也是提高职工工作积极性的有效举措,对加快森林资源管护进程并提高森林资源管护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评估森林生态效益的方法主要有两类,本研究是基于森林资源生态效益的研究思路对重点国有林区森林生态效益进行评估并分析其影响机制。因此,未来将尝试搜集林区生态系统价值量的相关指标,基于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效益研究思路,进一步完善重点国有林区天保工程转移支付对森林生态效益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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