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到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文化理论和文化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四个自信”，甚至于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自信。从本质上说，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1]5。当前，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日趋频繁，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自信不仅指向了对自身文化的坚守与信念，也成为新的语境下中外文化交往的基础和原则。如果说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民族，那么外国文学——无论是中文系还是外语系的教学或研究实践——是最需要文化自信的领域了。

一、中外文化交往中的主体意识与文化自信

外国文学教学中的文化自信问题实质上是中外文化交往间的主体意识和主体立场问题，换言之，这既是一个吸纳外来文化的立场问题，也是一个借鉴外来文化的宗旨问题，即我们的外国文学教学者和研究者乃至其他一切与此相关的人员究竟站在什么立场和位置来看待外国文学、审视外国文学？赛义德认为“迄今还没有人发明一种方法，能使学者脱离生活环境，脱离他（有意或无意）参与的某一阶级、某一信仰、某一社会立场的事实，或脱离作为某一社会的一个成员所从事的纯粹活动”[2]，外国文学研究与基于这种研究基础上的外国文学教学也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必然收到具体文化语境的制约，“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目的来看，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只能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立场上和文化基石上来吸取外国文学和外国文论的优秀资源，繁荣与发展我们的文学研究，探寻世界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3]15。

“中外文化交往”中的“中”与“外”二者虽然并列，事实上并不对等，而是一种“一”与“多”的关系，如果“中”所意味的“中国文化（文学）共同体”在假定的意义上可以成立的话（当然其内容并非一元整体，而是充满了多元差异），那么“外国文化（文学）”应该是一种居于中国“自我”主体立场对“他者”的组合性指称[4]8。作为重要哲学范畴的“自我”与“他者”在中西方文化中已经有较多的探讨，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四种关系向度：对立、从属、平等以及和而不同[5]，大体对应于汉字“北”“从”“比”“化”，在字形上，这四者都由两个“人”形组合而成，只是结构位置不同罢了。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关系是指彼此之间的敌意、异己与隔绝，亨廷顿认为当今世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是“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6]，这种“文明冲突论”在“911”事件后颇有市场，比较文学与中外文学交往应该承担起东西方异质文明之间对话、交流与融会的使命。“从”有两种表现形态，“弃绝自身”或“牺牲他人”[7]，“弃绝自身”即将自我从属于他者，在外国文学教学以及中外文学交往中，表现为某种“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倾向；“牺牲他人”是将他者同一于自我当中，即“自我中心论”，在中外文学交往中表现为某种狭隘民族主义所导致的“中国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这种基本的爱国主义动机造成了中外文化交往研究成为两国文化、文学之间的“外贸”和“文化功劳簿”的计算。“比”有平等、并列的意义，如“比目鱼”、“比翼鸟”等。人总是在与“平等”主体的比较中产生自我意识，主体意识的确立是对话与沟通得以进行的前提，是展开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入口，也是尝试和建立各种不同研究范式的最直接的依凭[4]1。异质文化间的文学是和而不同的“共在”，他们共同构成世界文学总体。人类文明多种多样，世界文化多姿多彩。除中华文化、西方文化外，诸如曾是古代文明发祥地的中东文化、南亚文化，创造过玛雅文明的拉美文化，还有被古人类学家称为人类起源地的非洲文化，都是平等的，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应该说，在这四种关系中，“从属”与“对立”是中外文化交往应该力图避免的，“平等”关系是中外文化交往的基点，而“和而不同”关系是中外文学交往力图达到的目标，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见、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8]。这事实上也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艰巨过程。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人总是将自我之外的他者视为异己之物，并力图以自我意识去同一他者，只有经由理性的思考与比较，才会意识到自我与他者的平等主体地位，并进而形成和平共处的理念。那么，如何在外国文学工作中树立文化自信呢？笔者认为要做到以下几点：

二、在开放包容中奠基外国文学工作的文化自信

人类世界存在着多种生活方式、多种社会结构以及多种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20世纪以来，随着交通与网络等科学技术的突破，以及国际市场、商贸、旅游、文化乃至移民等跨国交往的日趋增强，促使人类社会形成了空前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各种文化彼此依存、相互促进，每一种文化都以各自的方式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中华文化作为世界唯一一个没有中断或者消亡的文化，她的生生不息、经久不衰，就在于她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传统。

《外国文学》课程的设置本身隐含有跨文化理解的意图在内。一方面，作为全世界共同的文学遗产，我们应该对其他国家的文学引起重视，文学成为全球交往时代我们了解不同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对其他国家文学的借鉴和学习，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本土文学。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中的开放包容应该避免自我封闭、食洋不化、唯洋是从等弊端。

虽然存在着语言与文化的差异，但不同国家的文学并非不可通约的，如果自我封闭、排斥外来，一种文化、一种文学就会失去发展的活力，甚至走向消亡。在文学交往中，我们也有过“文革”期间对外封闭的教训。在“文革”时期，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外国文学工作——不管是翻译、阅读，还是教学、研究等——都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外国文学领域一时成为“禁区”，对西方现当代文学更是以“毒草”称之[9]，认为它是资产阶级颓废、腐朽思想的反映。这种全盘否定、关门主义的作法直接导致了整整一代人与外国文学、尤其是同时期的西方文学的隔绝，在“文革”结束后，翻译、介绍和评论当代及现代的外国文学就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引发了文学译介的又一热潮。从历史来看，虽然我们有过闭关锁国、抱残守缺的封闭时期，但在漫长的历史上，开放包容始终是中华文化发展的主流，并且历史证明文化越是开放，社会越是发达。

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学曾经引起外语系教师的强烈批判，他们认为一个教师要同时讲授古希腊语的《荷马史诗》、古希伯来语的《圣经·旧约》、英语的《哈姆莱特》、德语的《浮士德》和法语的《巴黎圣母院》是不正常的，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认为应该由学习对象国语言的学者来从事该语种的文学教学和研究。这种“源语至上”的优势在于阅读和理解原著较为容易，也能够方便地掌握第一手资料，但也可能导致某种“食洋不化”的弊端，“正由于习惯对象国语言的阅读，易受该种语言文化的熏染和影响，从而在思维上陷入对象国的文化模式而不能自拔。甚至有的研究者从不自觉到自觉地依附顺从这种思维定式，还自以为能够更切近地更深入地理解对象国的文化”[3]16。表现在教学过程中，有部分老师自觉不自觉地奉对象国文学和文化为圭臬，对本土文学、文化和社会进行批判，这种“月亮是外国的圆”是一种明显的文化不自信的表现。

外国文学教学中还存在着某种重欧美文学而轻东方文学的倾向。目前大多数外国文学教材采用了“欧美文学”和“东方文学”（“亚非文学”）的二元区分，如被广泛采用的郑克鲁和朱维之主编的教材就是如此[10-11]。这种结构体系能够打破“西方文学”中心论的束缚，争取“东方文学”独立平等的地位，但是“东方文学”的命名本身就隐含有某种后殖民主义的色彩在内，东方始终是西方注视和想象中的东方，“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也只是两种相关联的区域文学史而非整体的外国文学史或世界文学史。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由于课时有限，很多学校的外国文学课程往往只讲授“欧美文学”部分，而不讲授“东方文学”部分，或者是把“东方文学”降格为选修课程，这造成了“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事实上的不平等，导致了某种“唯西方是从”的倾向。西方世界凭借其政治、政治和军事的优势，在当下的全球文化交往中也占据着明显的优势，但各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从本质上是平等的，尽管在整个文学的世界地图上占位可能不一样。由聂珍钊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外国文学史》打破了“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二元对立的结构，将两者合并为一个整体，建立起东西合一的外国文学史结构体系，应该说一定程度上也纠正了“唯西方是从”的某种倾向，力图建立各民族文学平等包容的世界文学体系[12]。

三、在辩证比较中确立外国文学工作的文化自信

外来文化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良莠不齐、优劣并存，每一个国家的文化，也都有其发生和发展的特定语境，都有其发挥作用的特定历史条件，如果离开了这种历史条件和社会语境，其作用和价值也必然发生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对待外来文化一定要有分析、有比较、有鉴别，做到辩证取舍、择善而从。如果说“从其诞生之时起，比较文学就担负着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学及其文化之间的对话、沟通和交流的职能”[4]1，那么，当“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合并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时，也已经隐含了文化自信的要求在内。聂珍钊教授就认为“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13]，在中国研究外国文学，本身就包含了比较视域。同样，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程，所做的实际上是吸收和消化的工作，这种工作使得外国文学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过滤、转换与阐发，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中外文学与文化的碰撞及融合，具有“比较文学”的性质。

无论从学科归属、课程设置还是学生接受来说，在外国文学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强调比较视域都是应该的。比如说，我们在学习《荷马史诗》时，不仅可以将其与古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以及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进行比较学习，还可以进一步借助比较文学文类学中的“缺类研究”来探讨“汉民族有没有史诗？”等问题，并进而说明用西方史诗概念来衡量中国文学是不恰当的。中国虽没有古希腊《荷马史诗》那样的长篇叙事史诗，但也有着以“生民”、“公刘”等为代表的周民族史诗，汉民族史诗中的英雄是聪明睿智、文质彬彬的圣哲，而不是西方史诗中骁勇善战、英勇顽强的英雄，两者存在明显不同。我们应该力图让学生形成各民族文学平等发展的思想，不能以某种模式来框套其他国家的文学发展现象。再比如在学习伏尔泰时，教师可以重点讲述其改编自中国《赵氏孤儿》的《中国孤儿》一剧，不仅可以透视出启蒙作家的思想和追求，也可以借以说明比较文学的“循环式流传”——《赵氏孤儿》在18世纪流传到法国，并改编和上演，以及约两个世纪以后它的回传：1940年张若谷把它翻译成中文在重庆发行；事隔半个世纪以后即1990年，天津人艺又把它搬上舞台。这种异质文化的跨文化交流是最具比较文学意义的。而在学习《百年孤独》时，莫言、陈忠实、王安忆、韩少功等人对其的接受、模仿与误读、创新也应该是学习的主要内容。这种学习方式经实践证明是卓有成效的，李万钧教授在谈及自己的教学体会时说到：“十多年来，我始终立足本土文学去讲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由于讲外国文学取比较法，讲比较文学不尚空谈，故受到学生们（包括研究生）的热烈欢迎，他（她）们听课后最大的收获，就是既学到了外国文学，也学到了中国文学”[14]。

巴赫金所强调跨文化理解中的“外位性”问题事实上也是一种比较视域，“在文化领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15]。“外位性”是时间、空间和文化上的他者意识和立场，他者提供给了自我观照的一面镜子，中国文化亦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论说，他者于是成为比较的对象也成为比较的理由。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中指出：“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16]。可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意识需要在自我反思的基础上，通过与他者文化的周全比较才能确立。

四、在吸收转化中壮大外国文学工作的文化自信

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不应当是单纯的“物理嫁接”，而应该是有机的“化学反应”[1]6。正如毛主席所谈到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17]。但在我们今天的外国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教学中，依然存在生吞活剥、囫囵吞枣等消化不良的现象，突出地体现为某种“传记式”研究模式和“认定式”研究模式上[18-19]。这两种研究模式都有对国外既有研究成果的现代汉语编译、转述和再阐释，也必然导致其研究思路停留在刺激－反应或翻译－阐释的模式上，即对于西方某一批评理论进行时尚性的跟进，挪用某些术语、概念，在认定的畴内进行西方局部知识的中国式注解。某些研究者热衷于这种抢占山头，成为西方某种学术理论在中国的代言人的行为，而忽视了中国学者与其他国家或区域的学者在同一领域或对同一问题的研究在学理上是一致的，即在材料、视角和研究方法中所展现的洞察力和原创性，中国学者更应由于处于不同的文化区域和历史时段，提供一种能够激发理论想象的中国视角和中国方法。这两种研究模式的盛行必然导致“失语症”的产生，外国文学教学言必称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尚不为过，但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也言必称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时，就需要我们进行认真反思了，甚至于出现预设性地将某些经典作家和作品套上这样那样的的帽子，如海明威的生态意识，则有可能贻笑大方了。归根结底，这两种研究模式以及基于这两种研究模式基础上的教学内容只是对西方知识的亦步亦趋、人云亦云，只是“物理嫁接”，机械搬运，并没有将外国文学理论进行“中国化”的改造，其往往排除了西方局部知识与跨文化认知共同体的结构性问题，对这些局部知识的发生和发展缺乏整体的、动态的考察，缺乏对其理论取向、呈现问题的方式、研究方法的构成等内在学理性进行有效的历史还原，也忽略了文化区域间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交互影响，同时亦缺乏这一分支性研究对于中国学术和知识学的可能探讨[19]。

对于外来文化、文学的吸收借鉴，目的是为了转化再造、丰富发展我们自身的文化和文学。毛主席曾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17]。并提出了对外来文化的“批判－借鉴－创新”的方式与过程，对于外来文化，“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20]。鲁迅先生可以说是这种“批判－借鉴－创新”的典范。鲁迅先生提倡“拿来主义”，从不一概排斥，但也从不全盘吸收，而是根据人民大众的需要汲取有用的部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鲁迅先生介绍外国文学是为唤起人民觉醒，激发人民的革命精神，促进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写道：“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21]。鲁迅先生翻译的众多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其目的就在于此。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立场恰恰体现了其作为具有世界眼光和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作家的高度文化自信。

莫言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也体现了这种“批判－借鉴－创新”的过程。莫言的创作深受福克纳、马尔克斯、川端康成等人的影响，但莫言并没有因这种影响而被外国作家所俘获，而是通过他自觉的、特有的、生动的创造性转化确定了自己。他认为，“我们向外国作家学习，就要把他们吃掉，吸收了营养后，再把他们排泄掉”[22]。在莫言看来，真正的中国文学，真正我们自己的文学，是把西方文学当作养料和肥料，去种植、去培育自己特有的树木，最终结出的自己的果实。在《檀香刑》后记里，莫言提出了“大踏步撤退”的说法。“所谓‘大踏步的撤退’，我的本意是要离西方文学远一点，离翻译腔调远一点，离时尚远一点，向我们的民间文化靠拢，向我们自己的人生感悟贴近，向我们的文学传统进军。我认为这个撤退，看起来是撤退，实际上是前进，向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个性特征的文学作品大踏步地前进”[23]。回归本土、回归民间，作为应对西方文学影响的策略，作为创新的方式，莫言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

总之，外国文学工作中的文化自信问题实质上是中外文化交往间的主体意识和主体立场问题，树立外国文学工作中的文化自信需要在开放包容中奠基外国文学的文化自信，需要在辩证比较中确立外国文学的文化自信，需要在吸收转化中壮大外国文学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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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YBA167);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XSP19YBC105)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