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晋独立电影厂牌A24出品的恐怖电影具有其独特的恐怖美学,即在题材内容方面追求人文视角介入,视听语言方面重视创新表现形式,并独具深度哲学视角。本文结合A24出品的几部恐怖电影代表作,分别从叙事内容、视听语言、哲学元素三个维度切入,解析A24系恐怖电影的美学特点,以见出其拥有构建崭新恐怖电影图景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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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公司成立于2012年,由三位从业多年的电影人创办于纽约,主要发行成本预算低于1000万美元的中小成本电影,在当下商业电影大行其道的市场中,A24电影票房上出色的表现令独立文艺电影异军突起并实现盈利。他们所发行的影片始终秉持独特的创作风格,具有非常典型的“独立美学”的标签,从而形成了独具A24气质的品牌文化。
近年来,A24已出品多部屡获嘉奖的影片,比如获得第89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月光男孩》,以及获得多项提名的《龙虾》和《机械姬》。而恐怖惊悚类型的影片是A24更为青睐的领域,《遗传厄运》《仲夏夜惊魂》《女巫》《灯塔》等影片在广受影迷的同时,也呈现出其精致而独特的恐怖美学,“A24系”恐怖片由此成为在恐怖圈识别度话题度双高的标签。
下面将结合A24出品的几部恐怖电影代表作,分别从叙事内容、视听语言、哲学元素三个角度切入,解析A24系恐怖电影的美学特点。
一、更多元的人文背景,突破好莱坞恐怖片的类型化叙事
不论是阿里·艾斯特《遗传厄运》中无处不在的神秘学符号、《仲夏夜惊魂》体现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奇遇”,还是罗伯特·艾格斯《女巫》以及《灯塔》的百年前新英格兰民俗传说,抑或是欧格斯·兰斯莫斯《圣鹿之死》的神话寓言,都丰满了传统恐怖电影“吓人”背后苍白的故事背景,通过人文背景的交融令恐怖片不再是一种单纯追求心理刺激的“花瓶式电影”,从而赋予影片深邃的文学生命力。
作为青年导演阿里·艾斯特的长片处女作,《遗传厄运》讲述了一个家族异教诅咒的故事。这部影片没有立足于更具现实意义的宗教故事,而是站在神秘学的边缘异教的角度进行隐喻,打造了一个有距离感的“异度空间”,观众可以在反复的观看中解读出更多影片含义,甚至考据出许多历史中的邪教背景。充满理据性的细节和伏笔,形成了A24公司出品的电影的一贯风格。
事实上,宗教渊源在东西方恐怖电影里是十分常见的,而西方恐怖电影中又以《圣经》故事作为其重要的取材宝库。在《圣经》的《启示录》部分,重点描绘了地狱的恐怖,杀戮、饥荒、瘟疫充斥在由末日审判笼罩的世界背景之下,生动的语言和神秘可怕的末日图景,给众多恐怖电影的创作提供了绝佳的前文本。早在1973年的经典恐怖片《驱魔人》中便出现了大量《圣经》中的魔鬼典故,而到后来大卫·芬奇的《七宗罪》等影片,也站在圣经故事中人类原罪的角度建立起颇具象征意义的心理恐怖叙事。
除此之外,希腊神话也是A24系恐怖电影叙事的重要前文本。2017年上映的《圣鹿之死》,内容取材自古希腊神话中阿伽门农的故事。看似超自然能力导致的怪病笼罩在神秘诅咒与人性试炼之中,讽刺性地戳破了家庭内部的血缘情感,使影片成为一部悲剧式的神话寓言。而在罗伯特·艾格斯导演的新片《灯塔》中,同样也吸纳了希腊神话中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以及海神波塞冬的形象,故事内核则是将克苏鲁神话以及新英格兰民俗恐怖志相结合而成的志异怪谈。
二、更丰富的表现形式,拓展传统恐怖片套路化的视听语言
A24的电影还采用了多样化的呈现方式来探索和拓展传统恐怖片的视听效果,减少使用已经开始令观众倦怠的JumpScare或是那些扭曲爬行的鬼怪形象,而致力于将实验性的表现形式同诡异的故事氛围整合,构建起统一性极强的战栗空间。
《仲夏夜惊魂》号称极具小清新气质的恐怖片。由于村庄故事发生于瑞典接近极昼期间,时时刻刻都是白日当头,夜戏十分少,因此不同于众多恐怖片的冷色调,影片反而突出了温暖阳光的明亮色彩。被“死亡”笼罩的轮回仪式等场景,都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在刺目的艳丽与明亮背后,恰恰为诡异恐怖的气氛带来了强烈反差,视觉和心理表现力反而更加抢眼。
相比之下,同样以“明色”美学著称的法国恐怖片《鬼天使》尽管使用了大量白色来进行气氛的烘托,色调却仍然是冷峻无比的。而2017年的大热恐怖片《小丑回魂》虽然也使用了偏温暖的清新色调,但几乎都存在于与恐怖故事线索相平行的青春故事线索中,因而并未形成与恐怖气氛相伴相生的统一整体感。
值得一提的是,A24出品的电影在乐音效果上也表现出色,《遗传厄运》的配乐充满复古感,令人想起20世纪早期悬疑片,烘托出古老宗教的诡异气氛。而贯穿全片的弹舌声也成了电影的一大经典元素,许多观众对这部影片印象最深的部分不是某幅画面,而是妹妹查理弹舌的“滴答”声令他们心有余悸。声响不再仅是视觉的配角,而在视听作品中获得其独立地位。
三、权力问题与家庭伦理——A24电影中的哲学命题
(一)解构家庭伦理与血缘霸权
不同于传统恐怖片中常将女性作为色情或恶灵表征来表现,《遗传厄运》中的女性角色成为一种权力形象,令父权话语体系在电影中则始终处于缺失的状态。通过身份权力的置换,对血缘伦理关系进行了解构。在西方后现代哲学思想中,血缘人伦建制的基础不是亲情而是权威1,是一套前现代社会建立起来的社会价值体系,在现代社会中这种血缘纽带逐渐被理性纽带所取代(个人主义的不断壮大),而到了后现代社会,“新式家庭伦理”的归属感缺失问题则在这种趋势中更为深刻地显现。电影中正是通过极端的邪教回归结局进行了一个寓言式的反讽,体现出家庭关系中每个人都身陷孤独之处境。
(二)探索理性国度之外的“疯癫”
《仲夏夜惊魂》无疑是一部个人风格非常独特的电影,而全片充斥的迷幻体验以及怪诞的群体仪式,都会让人联想到剑走偏锋的诡异邪典影像。电影中所描述的北欧村落代表了远离主流社会理性文明的异质文化,人们或许会用疯狂、野蛮、原始来形容这些看似反人性、反社会的怪异仪式,但正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认为的,“疯癫”存在于“理性”国度之外,而何为“理性”,则成了一个在社会权力身份约束下的主观命题,并通过“非疯癫”语言来交流和辨出自己的同路人。因此电影并没有对这个村落中的文化进行正义或是非正义的评判,只是让异质的价值观与现实相碰撞,从而引发观众去思索这种所谓的“非理性”。
纵观以上分析,能够清晰地感受到,A24恐怖电影热衷于探讨权力、家庭伦理等人性议题,尤其是权力在家庭内部的身份关系,因此可以从中看出A24的恐怖美学植根于恐怖心理之外的诸多后现代哲学元素之中。在伊·彼耐多的论文《娱乐性恐怖:当代恐怖电影的后现代元素》中论述到当代恐怖电影让善与恶、正常与变态、现实与幻觉变得难以分辨2,人们所熟悉的类型在其中分崩离析,由此反映了后现代界限模糊化、碎片化的表象。虽然彼耐多认为1968年以后的恐怖片都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但在进入20世纪第二个十年之际,A24的恐怖片更加凸显了后现代主义必须面对的伦理问题和身份权力问题,并在向经典致敬的背后闪现出大众文化的转向——不盲从于市场主流,也拒绝曲高和寡的自娱,却获得越来越多的观众青睐,一方面,体现了大众文化的泛审美化及泛艺术化的现象;另一方面,A24将艺术性与商业性完美融合,不也正是后现代主义所表现出的对现代主义所划分的高级文化(艺术)与低级文化(大众)之区隔的挑战吗?
自有声电影时代初期,恐怖片便成为一种重要的电影类型,20世纪20—30年代环球公司出品的《德古拉》《弗兰肯斯坦》等都成了时代经典,之后20世纪40年代怪物影片大热、20世纪50年代以思想控制为主题的恐怖片盛行,再到后来血腥画面占据西方恐怖片主导,以及如今所谓的好莱坞式恐怖和亚洲式恐怖在套路中挣扎,恐怖电影急需寻找一条新的路线,探索更具时代意义的表现方式,获得新生。A24便是这样一个实验者与先驱者,它希图通过更加多元的人文背景、更丰富的表现形式,以及更具后现代意识的理论视角,去构建一幅崭新的恐怖电影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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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果基伊辛.“惊吓背后”——解码A24的恐怖美学[J].今古文创,2021(29):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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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3我要评论
期刊名称: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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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分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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