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创作领域的“真实美学”概念，最早由法国著名理论家巴赞所提出。他认为，电影应当关注直接的、现实性主题，并通过普通人的真实生活遭遇来反映当代社会问题。在叙事结构上，注重时空完整性，强调镜头段落营造的真实感，采用实景拍摄原则，追求纪实风格。

随着近年来网络影像自媒体的兴起，电影产业从中获得了取之不尽的灵感与优质素材。得益于此，一些基于真实事件改编或依据社会热点题材创作完成的作品，既较好地发挥出影像本身的纪实性作用，又在更具互动性的媒介传播过程中显示了强大的意识形态渗透功能。与此同时，自媒体拍摄风格和非虚构素材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为现实题材电影“真实美学”注入了新的元素。原本温情主义的情感叙事，逐渐融入更加沉稳的对个体生命的深切体察，人物命运的起伏与社会层面的反思有了更多的交汇，积极推动着电影叙事主题与中国社会现实的进一步紧密贴合。

一、以“小我”见证历史：融入时代的现实主义叙事策略

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是客观历史记录与主观艺术创作的综合体，也是对于特定社会语境下民族心态的真实写照，它既可以对社会现实进行系统性盘整，也能够表达主观个体对时代的反思。对电影作品来说，现实主义电影“不是历史的旁观者，其本身就是历史进程的参与者”1。虽只作为历史的众多记录形态中极其微小的一隅，但不同于纪录片、史料书籍等媒介形态，其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创作过程又可被看作是一次融入时代的社会实践。创作者基于实际调研提炼出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符号，并将其纳入视听语言体系，以具像化的个体或群体的故事来表达其“小我”之见。

回顾电影发展历史，便可理出中国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中美学的发展流变，基本遵循着一种从疏离现实、贴近现实到批判现实的发展路径。中国电影中现实主义美学早在1913年的短故事片《难夫难妻》中便初见端倪。上世纪80年代，由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美学和法国巴赞倡导的“真实美学”在中国电影理论界受到大力追捧和张扬，引导艺术工作者在创作中引入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自此，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在中国本土得到发展。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电影市场的日渐成熟，商业化和类型化元素成为电影创作者极力追逐的表现对象，逐渐衍生出以戏谑、荒诞等风格批判社会现实的电影美学，即“玩世现实主义”。中国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既基于诸多美学理论的沉淀，又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注入了民族色彩，传承着中国特色的文化基因，反映出不同社会阶段的核心矛盾，也使得大众思想倾向在意识渗透中不断进步。

影视市场的不断扩张，观影媒介的丰富，为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的影片带来了生存空间。同时，随着大众物质生活的丰富及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中国社会也在逐渐养成电影消费习惯，电影观众群的审美偏好也正在形成更为精致的垂直细分类型，带来了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机遇。近年来涌现出诸多精品力作，既能够回应时代需要，同时也得到了观众的有效反馈。

中国市场上表现优秀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可按照叙事策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国家宏大叙事为视角，基于重大纪念性史实，运用战争的场景和国家层面的主题宣扬爱国主义，传播主流舆论的影片，如《八佰》《战狼》《红海行动》《中国机长》等。另一类以小人物的人生经历为切入点，将个人或特定群体作为影片的叙事主体，讲述其面对重大疾病、灾害与家庭变故等人生难题时，个体与群体通过努力抗争使主体命运和处世态度发生转变，并利用情感渲染传递温情主义，如《亲爱的》《无名之辈》《滚蛋吧！肿瘤君》《我不是药神》《驴得水》《你好，李焕英》等。后者更加贴近百姓生活，试图在具有时代特色的语境下重构社会伦理关系，利用“再现式”的叙事表达，直面社会问题，并在观影过程中与观众形成情感层面的深度互动，营造出一种“满座皆是戏中人”之感，引发受众共鸣并激发其对于人生哲学及社会伦理的思考。

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从创作者“小我”之见的表达，逐渐在新媒体语境下的互动性传播过程中得到广泛渗透与回应，进而形成整个社会舆论场对影片讲述的核心命题的关注与讨论。影像不再只是记录过去成为符号，也开始作用于时下的社会现状甚至未来的发展变化。

二、用“记录”承载真实美学：新现实主义在自媒体语境下的发展

二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思潮的兴起与发展，主要得益于当时社会各阶层群体反法西斯的共同倾向，其创作观念具有强烈的谋求社会进步意识和民主色彩，理论核心则在于追求电影与现实的同一性，正如罗西里尼所认为的那样：“新现实主义就是生活本身”2。新现实主义注重电影的记录性，主张编剧和导演从现实中寻找素材，使用实景拍摄和长镜头技术使用，在保持影像真实、原始特质的同时，充分展现出现实本身的多义与暧昧。

在此基础上，巴赞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美学进行了系统化概括：“电影影像的美学特征在于真实”3，并提出“影像本体论”及“真实美学”原理，从而深刻推动了世界纪实性电影美学体系的形成。大量基于真实题材创作的作品，以再现事物原貌为基础，逐渐发展出对社会现实的观照与批评、对社会本质的揭示与反思。这种创作观念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基于信息技术和新型媒介形态的广泛普及与应用，重新得到了诠释和发展。

自2012年开始，物联网技术与智能移动终端迅速推进，大大拓展了人们获取、加工和传播信息的渠道与效率，从而导致自媒体平台大量出现并逐渐成为大众传播中使用最为广泛的媒介形态。因其具有个性化、碎片化及使用门槛低等特性，被大众广泛用于日常生活的记录与分享，由此衍生出了全新的UGC(UserGeneratedContent用户原创内容）影像生产模式。电影编导则可以直接获取大众的真实生活状态，为其创作筹备开拓了视野，拥有了更多选择素材、扩充主题的机会。总而言之，得益于网络海量信息的摄取与快速传播、投放终端的不断拓展，原本只能在特定场传播的电影艺术活动被赋予了更加灵动的色彩。这些因素为电影艺术更加真实地反映人们生活、进一步促进现实性题材的厚积薄发、拉近艺术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提供了强大的资源和渠道。

自媒体生态下的影像生产在贴近大众日常生活，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观看的同时，也赋予人们一种“成为记录自己生活的导演”的权力。新现实主义美学传统讲求的电影艺术与生活“渐近线”般的关系，在相对自由生长的网络自媒体语境下被高度强化。艺术素材可以来源于生活，生活中也可以处处见诸艺术。在电影作品中引入自媒体素材内容，让观众深切感受到了电影创作与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在充满代入感的叙事逻辑中进一步深化了对影片叙述主题的理解与认知。

自媒体影像素材往往通过匹配不同的媒介特性，发挥与之相对应的情感表达和社会象征功能。在2021年初上映的抗癌题材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中，众多新媒体语境下的社交文化符号被融入叙事过程，如“病友群”的微信社群运营、马小远的微博直播片段以及流行的游戏术语等。在影片主题情感的升华处理部分，韦一航父母专门拍摄了送给儿子的VLOG(视频日志)，既将中年父母对于新兴事物的好奇与笨拙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巧妙利用影像语言与新兴数字媒介形式的互文手法，让更多的青年群体在观影过程中产生了集体归属感与文化认同。

在片尾处，导演还插入了一个源于自媒体平台素材的混剪合集，集合了抗洪消防员、山区支教老师以及武汉“抗疫”医生等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职业人员，作为典型的社会符号连接影片与现实世界，将影片的主体对象由抗癌群体扩展到更具普世性的大众群体，充分调动了观众的情感因子，并自然地从剧情升华到社会主题的深刻呈现。

在电影素材中加入平民视角的自媒体内容还能够增强观众的互动性与参与感。一方面创作者得以“润物细无声”地将影片的内涵哲理渗透给观众；另一方面，也能够实现在新颖且真实的社会语境下与观众进行隔空对话，共同探讨社会问题，充分发挥电影在社会中的教育功能。

自媒体平台也可以作为电影主题的二次创作阵地，通过大众的自主创作或者官方的创意延伸，帮助电影作品进行商业化宣传推广，也推进其核心社会问题的舆论探讨。如在上映初期，抖音平台与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创作团队联合出品了一部广告片，将“家乡”的母题解构为具体的地域符号和情感故事，选择6个家乡，聚焦6个日常瞬间。为适应手机自媒体投放采用竖屏拍摄，在最简单的故事与镜头中，把抽象的家乡概念转换成具体而典型的城市影像，并抓住当地居民日常生活中最具代表性和趣味性的片段切入，自然流畅地让观众形成情感联动，影片所表达的核心命题也在大众碎片化的日常消遣中得以渗透。

经典的电影美学理论，在随着时代进步而产生的新语境下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含义，自媒体所具有的特殊表意性，也进一步拓展了电影艺术的叙事时空。一方面，自媒体作为大众普遍使用的媒介形态，为电影创作提供了大量的优质素材；另一方面，自媒体成为影院“媒介的延伸”，由原来创作者隔着银幕向观众进行单向度传播，到现在观众可以在自媒体平台上发表个人对于电影内容的主观价值评判，甚至自主创作影像作品，直接给予创作者真实、生动的反馈。这种良性的双向互动得以激发公众对于社会问题的积极参与和理性思考，有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让电影艺术对社会的“介入感”变得更加具有现实性。

三、将“生命哲学”引入社会：后疫情时代下电影艺术的温情表达

在当代社会，不过度放大娱乐功能或过分地抽离现实，似乎已经成为优秀电影创作者们的某种共识。一部作品在素材和主题上的选择，往往就是因为考虑了社会和时代的需要，才让观众得以感同身受，唤起内心的情感共鸣，从而发挥出强大的社会教育功能。一部成功的现实题材影片往往基于导演对现实中大众真实生活状态的深入调研，挖掘社会痛点，利用事件发展的多面性进行艺术的再创造，将自己对于社会问题的体察与思考融入情感叙事，并力图使艺术作品作用于政治与社会生活。如2018年上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围绕法与情的尖锐矛盾展开叙事，利用剧中印度神油店老板药品走私行为动机的两面性，对于中国部分“天价药”问题进行了揭露与深入剖析。

影片在带给观众感动与温情的同时，也引起了举国上下对于白血病患者群体困境的关注，有效推进了中国《药品管理法》的修订，真正在社会制度的完善层面为患者群体生活带来了实质性变化。此外，影片借助新媒体传播而实现的受众影响力，反过来也触动了影片的制作方。该片投资方一致决定向白血病慈善机构捐出部分票房收入，用于白血病患者的治疗以及术后康复。从影像文本到现实文本的跨越，从戏剧化的虚构叙事到现实语境的真切改写，既体现了电影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高度统一的商业和意识形态综合属性，更进一步印证了现实题材故事在揭示人性、记录生命过程中的独特价值。

与“纯艺术”电影相比，现实题材电影对“生命哲学”的深切思考更多体现为对世俗人伦的情节化叙事。叙事的核心在于利用实际生活中的故事和场景将观众带入其中，进而激发他们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在整个叙事过程中，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不会对社会问题的发生过程进行“窗”式再现，而是突出在问题解决过程中个体自身以及人与人之间心理的救赎与愈合。现实题材电影往往将主人公的处境设置在较为曲折的境遇当中，再通过叙事逻辑的推进为主人公命运设计各种转折，并通过情感因素的引入，增强影片的整体饱和度，从而与观众在情感连结上形成良性互动。

近年来许多在票房和口碑上兼获成功的作品都在印证这样一个事实：电影创作不能依靠声画特效及情节设置简单的表达温情主题，而是需要结合社会与哲学命题深入打磨电影立意，有时还需要借助新兴媒介资源优势寻找合适的素材，才能够与观众在短暂的交流时间内深刻传达创作者对于生命的体察与人文关怀，从而在社会层面发挥长效持久的激励作用。

随着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的不断蔓延，人们的心理与情感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动荡，极易造成社会恐慌及对于现实不满等心理倾向。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就更应当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面“镜子”，在真实映照社会图景的同时，引导民众进行理性思考并发挥某种正向的激励作用。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当观众置身于漆黑的影院时，电影银幕就相当于镜子，观众对银幕的“凝视”，“如同婴儿一样向影片中的角色寻求认同，把自己的目的和欲望投射到影片中的人物身上，然后反过来再与人物所体现的动机和价值实现认同。”4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兼顾感性表达与理性思考，以戏剧化故事触动观者心灵的同时，注重在电影叙事中多角度呈现社会不同角色的真实处境及他们面临的实际问题，引导观众跟随主人公视角关注这些现象，让观众在观影中直面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完成“一次认同”。导演通过视听语言和情感渲染让观众对镜头客观性有所认可并与电影创作者拥有共同的视角，进而形成相似的价值评价。当观众的价值评判与电影所表达的观念达成共识时，就完成了观众“目光”与导演“镜头”的高度统一，也就是观众获得了对电影所传递价值观的感性触动与理性认同，即拉康意义上的“二次认同”5。

在这个“认同”过程中，观众产生了对影片主人公的共情意识，从中获得精神的激励和情感的力量。身处后疫情时代的旋流之中，人们审视世界秩序、看待生命价值的意义和角度都发生了许多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现实题材电影比从前更容易引发观众的民族主义热情。观众发挥主观能动性将自身生活与片中人物的际遇进行对比，从而渗入对现实社会的感观与意识，在面对类似情景时会抱以更加积极和乐观的处世态度。

如《八佰》《金刚川》《中国医生》《血战长津湖》这样一些具有主旋律意识形态特征的影片比以往更容易激发出人们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热情。另一方面，影片中日常小人物让人感同身受的命运起伏也将影响观众在现实中待人接物的行为原则，人们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以及个体之间的互助与和谐关系也得到适度的改善，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精神风向良性发展。

因此，在疫情为大众带来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电影产业也因不可抗力作用遭受重击的当下，如何使电影产业在经济上复苏，进而带动社会心理的修复，是今后一段时间现实题材电影创作的重要使命。创作者们要从电影内在本质入手，除了着力挖掘特殊时期珍贵素材的意蕴和价值之外，更应引入典型性的时代命题，充分发挥艺术寓教于乐的功能，以温情主义的叙事策略表达生命主题，揭示矛盾、反思问题、总结成果。

四、结语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媒介的革新，电影作为兼具商业和艺术特性的大众文化形式，正在不断融合各种新的传播观念与技术元素，以求更好地完成娱乐身心和精神内化的双重使命。这样一个充满着挑战和矛盾的多元时代，尤其需要更多优秀的现实题材作品，在展现创作者悲悯的人性呼唤的同时，也在意识形态领域渲染积极入世的精神；在引导观众理性洞察社会真相并力图挖掘事物本质的同时，也给予大众坚定的信念和继续前进的动力。这些力量最终会汇聚成河，促使人们在行动上谋求改变，从而对后疫情时代的社会重振产生深远的驱策作用。

文章来源：何斯格,毛琦.“真实美学”视域下的中国现实题材电影[J].视听,2021(08):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