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探讨与分析经阴道超声(TVS)联合血清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对宫外孕的诊断价值。方法:选择2019年8月—2022年12月在我院诊治的76例宫外孕孕妇作为宫外孕组,同期选择在我院进行常规孕检的健康宫内妊娠孕妇76例作为宫内孕组,检测两组的血清β-HCG、VEGF含量,并且采用经阴道超声检查,记录超声特征并进行诊断价值判定。结果:宫外孕组的宫内动脉血流阻力指数明显高于宫内孕组(P<0.05),血清β-HCG、VEGF含量都显著低于宫内孕组(P<0.05)。Pearson分析显示超声子宫内膜厚度、包块最大直径、阻力指数与血清β-HCG、VEGF含量都具有相关性(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经阴道超声、血清指标、联合检测对宫外孕的诊断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65、0.828、0.898。结论:宫外孕孕妇宫内动脉血流阻力指数更高,血清β-HCG、VEGF含量更低,经阴道超声及血清β-HCG、VEGF联合诊断能提高宫外孕的诊断效能,有很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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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外孕(Ectopoic Pregnancy, EP)也叫异位妊娠,是孕妇常见的急腹症之一,是导致孕妇死亡的重要疾病之一。输卵管妊娠为宫外孕的主要类型之一,宫外孕的早期诊断能有效改善孕妇预后,比如可有效防止异位妊娠囊破裂,可避免病情的恶化,可保存输卵管的完整性,有利于改善孕妇的再次妊娠的能力。由于宫外孕的临床表现不明显,如果依靠临床表现进行诊断,导致约为50.0%的患者误诊,还可导致出现一定的死亡率。超声是诊断早期妊娠部位的重要方法之一,具有无创、敏感性高等特点,特别是随着经阴道超声(Transvaginal Sonography, TVS)的普及,使宫外孕早期确诊率不断提高,但是其在临床上也存在一定的漏诊与误诊情况,为此在临床上多采用联合方法进行诊断。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是反映人体妊娠的重要标志物之一,可以刺激妊娠黄体分泌大量孕酮,维持妊娠胚胎的发育,在人体妊娠时可大量升高[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是当前判定肿瘤生长状态的重要指标。作为一种糖蛋白,是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可以增强毛细血管的通透,也具有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分裂增生的能力[2]。本文具体探讨与分析了经阴道超声联合血清β-HCG、VEGF对宫外孕的诊断价值,以促进宫外孕的早期检出。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9年8月—2022年12月在我院诊治的76例宫外孕孕妇作为宫外孕组,同期选择在我院进行常规孕检的健康宫内妊娠孕妇76例作为宫内孕组,两组孕妇的一般资料等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见表1。
表1两组一般资料对比(x¯±s)
1.2造择标准
纳入标准:临床资料完整;检查前3个月未接受相关治疗;孕妇依从性良好;孕周≤12周;宫外孕组经过手术与病理证实为宫外孕;所有孕妇都知情同意本次课题研究;本次课题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患者无盆腔器质性疾病史;患者无盆腔手术史;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宫外孕破裂或流产腹腔出血>200ml的患者;合并急、慢性感染者;临床资料不完整者;合并肿瘤者。
1.3方法
1.3.1经阴道超声检查:
所有孕妇均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选择PHILIPS公司生产的EPIQ7型号检查仪和三星公司生产的H60型号检查仪,探头频率为3~5MHz。孕妇取膀胱截石位,进行阴道行多切面、多角度扫查,记录子宫、子宫内膜、孕囊等超声影像学特征,记录超声的血流特点[宫内动脉的血流阻力指数(RI)],选择典型图像进行摄片保存。由本院2名副主任医师职称的超声科医师对超声图像进行判定,如果意见不一致时取第三者(1名主任医师职称的超声科医生)进行最终判定。
1.3.2血清β-HCG、VEGF检测:
两组所有孕妇均空腹抽取静脉血3~4ml,促凝后,4℃条件下3 000r/min,离心10min(离心半径为16cm),取上层血清存于-80.0℃冰箱。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血清β-HCG含量,检测试剂盒购自德国罗氏公司。采用酶联免疫法检测血清VEGF含量,检测试剂盒购自上海生工公司,检测过程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
1.4统计学方法
选择SPSS20.00软件分析数据,计数数据采用百分比表示,计量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涉及的对比方法采用χ2分析与t检验,应用ROC曲线确定诊断价值,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分析,检验水准为α=0.05,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超声特征
宫内孕组孕妇宫内均可见孕囊回声,平均孕囊大小(11.48±0.25)mm,平均胎芽长度(3.20±0.86)mm。宫外孕组孕妇子宫内膜平均厚度为(8.34±0.24)mm,附件区异常包块最大直径(27.45±3.13)mm。宫外孕组的宫内动脉血流阻力指数0.62±0.03,明显高于宫内孕组0.54±0.02(t=11.093,P=0.000<0.05)。
2.2血清β-HCG、VEGF含量对比
宫外孕组的血清β-HCG、VEGF含量都显著低于宫内孕组(P<0.05)。见表2。
表2两组血清β-HCG、VEGF含量对比(x¯±s)
2.3相关性分析
在宫外孕组中,Pearson分析显示超声子宫内膜厚度、包块最大直径、阻力指数与血清β-HCG、VEGF含量都具有相关性(P<0.05)。见表3。
表3宫外孕孕妇经阴道超声特征与血清 指标的相关性(n=76)
2.4诊断价值
选择血清β-HCG、VEGF的临界值分别为5 000mIU/ml和245ng/L,ROC曲线分析显示经阴道超声、血清指标、联合检测对宫外孕的诊断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65(95%CI=0.545~1.226)、0.828(95%CI=0.516~1.347)、0.898(95%CI=0.412~1.445)。见图1。
3、讨论
宫外孕是妇产科常见病与多发病,以输卵管妊娠最为常见。由于孕妇年龄的增大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当前国内外的宫外孕孕妇越来越多,严重威胁了妇幼安全。由于多数宫外孕孕妇在宫外孕破裂前仅有出血、恶心等症状,在临床上容易被误诊[3]。而一旦宫外孕出现破裂出血,可出现晕厥、休克等症状,严重可危及孕妇生命,为此加强早期诊断具有重要价值。经阴道超声为宫外孕的常见诊断方法,可清晰显示输卵管的解剖关系,也可清晰显示腹部结构。近年来由于彩色多普勒超声技术有助于了解胚胎生命力,能够提供滋养动脉血流信号、血流分布情况,更加有利于辅助进行宫外孕的诊断[4]。宫外孕组的宫内动脉血流阻力指数明显高于宫内孕组(P<0.05)。但是单独使用阴道超声检查无法区分宫外孕的类型,使得部分孕妇需要进行血清学诊断[5]。
图1 ROC曲线分析显示经阴道超声、血清指标、联合检测对宫外孕的诊断曲线下面积
血清标志物是检测早期宫内孕重要辅助手段之一,本研究显示,宫外孕组的血清β-HCG、VEGF含量都显著低于宫内孕组(P<0.05);Pearson分析显示宫外孕孕妇的超声子宫内膜厚度、包块最大直径、阻力指数与血清β-HCG、VEGF含量都具有相关性(P<0.05)。从机制上分析,β-HCG是由合体滋养细胞合成并分泌的一种糖蛋白,可以维持胚胎的发育,可以反映孕妇的妊娠状况[6]。当孕妇出现宫外孕时,滋养细胞发育受限制,β-HCG增长速度受限制,可导致血清β-HCG含量降低,为此可以鉴别诊断宫内孕和宫外孕情况。VEGF为一种同型二聚体糖蛋白,广泛分布于人体的各个组织中,对维持血管的正常形态和功能具有重要作用。VEGF可作用于内皮细胞表面的受体,与受体结合后可促使内皮细胞生长、内皮细胞增殖与迁移,促使新生血管的形成,可反映宫内孕状况[7]。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宫外孕约占所有妊娠的1.5%,但是约占妇科急腹症的80.0%,也是早孕期孕妇死亡的重要原因[8]。宫外孕典型症状为停经、腹痛、阴道流血等三联症,但是上述症状并不具有特异性。并且很多医生在鉴别宫内孕与宫外孕时,更倾向于宫外孕的诊断,造成过度医疗资源浪费,也会影响并干预正常宫内胚胎生长[9]。本研究显示,ROC曲线分析显示经阴道超声、血清指标、联合检测对宫外孕的诊断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65、0.828、0.898,表明联合检测的诊断效果更好。从机制上分析,在单独采用经阴道超声中,部分宫外孕包块可缩小直至消失,也伴随有滋养血管血流的变化,容易导致诊断误差。单个指标的检测不能将自发流产与宫外孕区别开来,为此需要进行血清学指标协同检测[10]。本研究由于涉及一定的伦理问题,没有纳入健康人群进行对比分析,也没有纳入流产人群进行分析,调查的人数也比较少,将在后续研究中探讨。
总之,宫外孕孕妇宫内动脉血流阻力指数更高,血清β-HCG、VEGF含量更低,经阴道超声及血清β-HCG、VEGF联合诊断能提高宫外孕的诊断效能,有很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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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刘园,张晓芳,张桂芹等.经阴道超声联合血清β-HCG、VEGF对宫外孕的诊断价值[J].医学理论与实践,2023,36(21):3713-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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