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作为古代中国繁荣的象征之一，其发展源远流长。早在遥远的史前时期，桑蚕便被驯化，在中国先民们的手里开始了绵延几千年的丝织生产。渐渐的，新石器时代先民学会了画缋，用赤铁矿给织物染色或描绘花纹。到了先秦时期，中国先民已经能够利用多种矿、植物染料对织物进行染色。战国以前，丝和麻的精炼、染色、绘画等织物加工系统已经形成，矿物颜料制色和植物染料染色技术进入发展创新阶段。草石并用、染画并用使各种织物和服饰绚丽缤纷，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服色礼制。秦汉以来，织造业在先秦基础上继续发展，染色工艺技术进一步提高，印染色彩更加广泛。马王堆1号、3号西汉墓所出土的丝织品颜色有36种之多，其中植物染料和矿物颜料都有使用。[1]84在两汉时期，丝织品盛行于世，其恢弘大气的特点亦反映在色彩表达上，鲜艳亮丽、图纹生动的丝织品彰显出身份与地位。其中，黄色作为5种“正色”1之一，分析染黄织物的发展对社会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秦汉丝织品及相关问题研究的成果丰硕，对丝织染色文化方面的研究逐渐开展。在古代服饰色彩领域的研究丰富多彩，各个角度多有涉及，学术成果颇丰，但在某些方面依旧存在些许空白，缺少系统性、专门性的论述研究。基于此，本文拟对秦及两汉时期的织染制度和染黄织物发展概况等方面略作探讨。

1、秦汉时期织染工艺及制度的流变

根据考古学家对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中期遗址中出土的大麻布和陕西岐山县贺家墓地西周墓出土的丝织物的科学分析证明，在商周时期，丝和麻的精练技艺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2]73-74利用植物染料染色，是中国古代染色工艺的主流，《尚书》记载“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3]在这一时期，织物染色发展出了较为成熟的植物染色技术，普遍使用，并建立了相关的职官制度。根据《周礼》记载，当时设有专门负责征收植物染料的“掌染草”，其下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4]238在春秋时节“敛染草之物”，收集茅蒐、橐芦、豕首、紫茢等能用于染色的植物。还设有专职管理丝帛染色的染人，“凡染，春暴练，夏纁玄，秋染夏，冬献功。掌凡染事”，[4]210并在下设“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4]22。植物染整在工艺流程上已经发展完备，分工染色的生产模式和多次浸泡的染色工艺出现，“设色之工五：画、缋、钟、筐、”，[4]1063画缋之事杂五色，钟氏染羽，筐人设色，氏湅丝，“三入为纁，五入为緅，七入为缁”，[4]1117完备的植物染整工艺和有序的染色职官制度，为植物染色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秦汉时期，织染业在先秦良好基础上得到了长足发展，工艺和制度都进一步完善。“秦置平准令，汉因之，掌知物价及主练染作彩色”[5]，秦汉两代均设平准令，除了负责平抑物价，也职掌织物色彩练染。韦昭《辨释名》曰：“平准令，主染色”，“掌染缯色”。[6]并设置了专管染色的机构，从事织物的练制和染料的生产，“暴室者，掖庭主织作染练之署，故谓之暴室，取暴晒为名耳”，[7]237在掖庭中有专门负责织作和染色的官署，因为织物染色后需要暴晒而称为“暴室”。织染器物方面，先秦时期，染缸和染棓等染色器具已经开始出现并使用。秦汉时，又出现了成套的染炉和染杯（图1),[2]267孙毓棠[8]、史树青[9]等学者认为这种器物可容少量丝帛，为民间进行家庭染色提供了条件。到了汉代，以家庭为中心进行丝织品生产的情况十分盛行，[10]此便捷染色装置的出现使得私营丝织业更加发达。在考古发掘中，海昏侯西汉墓中便出土了成套的青铜染炉（图2），或许用来水煮染料植物以获得汁液对织物进行染色。

图1秦汉染炉、染杯

图2西汉墓出土的青铜染炉

此外，还有学者则认为染杯、染炉是作为酒器或食器使用的，黄盛璋、孙机、李开森等学者亦就此进行了激烈的学术争鸣，从多方面对染杯、染炉展开考证。后世学者多把此种器物作为饮食炊具用于研究，因此关于染杯、染炉的具体考辨，本文暂且不论。

这一时期，染色原料更加丰富，人们对染色技术的掌握也更为熟练，染色工艺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红色染料方面，利用朱砂的石染法发展到较高水平，涂料染色的胶漆应用普遍性与多样化。茜草的提炼工艺和染色技术也已经相当成熟，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重要染色植物红花，后在中原地区广泛种植用作染料。青色即蓝色染料以蓝草叶为主，一般指马蓝叶，也有将蓼蓝、木蓝作靛染色的用法。[1]84春秋战国时期发明的靛蓝制取技术在这一时期更加成熟，染蓝不再受季节限制，蓝色的染色方法由直接染色法发展为还原染色法。黄色染料多为草本植物，秦汉时期普遍种植和使用的染黄植物有荩草、栀子和郁金等，并出现了利用不同媒染剂染得各种黄色色调的技术。自秦统一六国尚黑后，染黑植物及染黑工艺得到推动。先秦时期主要利用皂斗作为黑色染料，“可以染帛为黑色”[11]31。由于黑色植物染料多为媒染性染料，媒染法广泛使用后，创新出利用明矾代替河泥作为黑色媒染剂的技艺，到东汉末年，还发明了用人造铁浆代替明矾作染媒剂与橡实、五倍子、鸟柏叶等含单宁酸的植物用于染黑的织染技术。

除了“五色”广泛应用于织染外，秦汉时期还出现了利用茈草进行紫色染色的方法，《说文解字》中记载了“紺”、“繰”、“緺”等描述不同紫色色调的色名，说明当时已经掌握了多种染法。汉代完善的浸染、套染、媒染等染色技术，使得起源于春秋战国的凸版印花技术到了西汉有了较高水平的发展，出现了用木板捺印和手绘结合的方法。中原地区的染缬技术、西南民族利用蜡防染技术染制蓝底白花或白底蓝花、印缋并用的敷彩印花和印染并用等染色技艺也陆续出现，汉代各种染色技术的流行，反映出印染的色彩更加趋于广泛。[12]在马王堆1号西汉墓中出土的丝织品中，有采用套印印花工序的“金银色印花纱”，还有通过型版印花和彩绘2种方法印染而成的“印花敷彩纱”。武威磨嘴子22号西汉晚期墓中也出土了印花绢加套印彩色矿物颜料而印染成的苇笲。[1]85

2、秦汉时期染黄织物的发展流变

黄，“地之色也”。[11]459作为最早被人类感知、获取和掌握的颜色之一，黄色早在先秦时期便是社会生活中的常见颜色。《尚书》、《诗经》等先秦文献中多次出现了各种色名，包括黄、玄、黑、素、彤、赤、青、绿、朱、苍、白，基本涵盖了主要色相。据统计，[13]《诗经》在形容织物服饰的色名中，“黄”出现的次数超过“赤”、“青”、“绿”，仅次于“素”，可以得知，人们很早便掌握了黄色染料的提取技术，并将之广泛用于织物染色。1975年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中，在泥土上发现了鲜艳的黄色织物印痕，学者推测其是将矿物颜料石黄磨成粉末，涂在织物上。[14]这一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西周时期，先民们就已经熟练掌握了提取、研磨矿物颜料的办法，并发明了利用矿物作为黄色染料为织物上色的技术。

不仅如此，黄色织物还象征着一定的政治符号，被赋予文化内涵。“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4]1115黄色被纳入五“正色”中，具有了某种祭祀意义，服务于宗教和政治，在先秦礼制中成为不可忽视的存在。“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乾坤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黄”，[15]3661自尧舜时起，中国古代帝王的冕服制度皆为“玄衣纁裳”，“天玄地黄，而玄纁者，土无正位，托位南方火，火色赤，与黄共为纁也。凡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故云以为祭服。即《祭义》云‘玄黄之’者是也”。[4]211冕服是古代帝王举行祀昊天上帝、享先王、享先公飨射、祀四望山川、祭社稷五祀和祭羣小祀等重大仪式时所穿戴的礼服，随事而异，分为不同的等级，但皆为“玄衣纁裳”。根据《周礼》记载，“三入为纁”，这里提到的“赤与黄共为纁”或许源于经多次浸染后呈现出了偏红调的深黄色，而“玄”“黄”并列，可见“黄”在礼制中具有一定地位。而《周礼》对王后服饰的记载中亦出现了黄色织物的身影，“黄繶者，王后玄舄之饰”。[4]216繶为丝线编成的带子，舄指鞋，王后的玄鞋上会装饰着黄丝带。此外，《玉藻》引孔子“黄衣狐裘，谓是十月农功毕，腊祭先祖之服”，[4]172黄衣与狐裘并列，用于祭祀先祖，其重要性可见一斑。由此可知，在先秦时期，黄色的地位虽然低于玄色和赤色，但在礼制中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具有浓厚的宗教政治意味。

虽然秦朝承水德而崇尚黑色，“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衣服旎族节旗皆上黑”，[16]186并且“郊祀之服皆以袀玄”[15]3662。但秦汉以来继承先秦礼制，黄色服饰依旧具有较高政治地位和强烈的宗教色彩。西汉早期，人们通常在季夏时举行祭祀、祈祷等求雨仪式，“令各为祝斋三日，衣黄衣，皆如春祠”，“丈夫五人，斋三日，服黄衣而舞之，老者五人，亦斋三日，衣黄衣而立之”，[17]在举行求雨仪式时，祝告之人均要身着黄衣，其中由5名年轻力壮的成年男子穿着黄衣跳祝舞，5名德高望重的老人穿着黄衣伫立。到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盛行，汉代丝织品色彩呈现出等级化倾向，服饰色彩逐渐成为等级划分的重要标志。[18]太初元年，汉武帝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7]199黄色被赋予正统礼制的政治地位，“染园出卮、茜，供染御服”[19]，帝王服饰由染黄植物栀子和染红植物茜草染成，尚黄传统自此而始。新莽时期，王莽建新朝即位时，哀章“即日昏时，衣黄衣，持匮至高庙，以付仆射”，[7]4095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旛皆纯黄”，[7]4095-4096规定服色尚黄，再一次确定了黄色服饰在上层建筑中的重要地位。到了东汉，宗教礼制中依旧有尚黄传统，侍祠之人皆着黄衣，“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7]1222并在后世的不断继承发展中逐渐成为帝王的专属，对黄色织物穿戴的管控变得十分严格。

不过在两汉时期，染黄织物尚未受到严格限制，平民阶级也可以自由穿戴使用。另一方面，就技术及经济层面而言，由于常见的植物染色大都适合丝、毛等色彩，吸附力较好的质料在丝、毛等织物上呈色鲜艳，而在棉麻等织物上则暗淡一些。因此，饱和度高的纯色成为“贵色”，饱和度低的颜色则显质朴，成为“贱色”，所染就的色彩担当起区分社会层级、彰显身份地位的职责，[20]于是柔顺舒适、明丽鲜亮的染黄丝织物深受城市富民阶层的喜爱。根据文献记载，西汉时期栀子作为经济作物被广泛种植，“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16]3334种植栀子、茜草等染色植物的经济效益之高，反映出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织染技术十分发达，黄色在日常服饰用色中极为流行。

利用植物染料染色，是我国古代染色工艺的主流。除了使用石黄、雄黄和雌黄等黄色矿物染料，两汉时期的织物染黄以植物染料为主，包括荩草、黄栌、黄檗、郁金以及上文所提到的被广泛种植和使用的栀子。荩草，又名菉、菉蓐、王刍等，根据《说文解字义证》记载，荩草“味苦，可以染流黄，作金色”，[21]说明当时已经具备从荩草中提取黄色染料的技术，并且能染出金黄色的效果。此外，《汉书》中提到“盭，草名也，出琅琊平昌县，似艾，可染绿”，[7]741据考证，[22]“盭草”便是“草”，即荩草。关于荩草可染黄亦可染绿这一点，其具体染色工艺未见于古籍文献，推测是由于套染次数或媒染剂的差异，而导致成色出现或偏黄或偏绿的色调，还需进一步的化学分析和实验还原加以证明。黄栌，即橐芦。“象牙色，芦木煎水薄染；金黄色，芦木煎水染，复用麻稿灰淋，碱水漂”，[23]直接浸煮芦木可以染出象牙色，加入媒染剂则可染成金黄色。先秦时期的一种职官“掌染草”在春秋时节收集的“染草之物”[4]238中便有橐芦，说明早在先秦时期便已经掌握了利用黄栌进行染色的技术，并较广泛应用于织物染色中，成为古代传统的黄色植物染料之一。黄檗，又名黄柏。鲍照的《拟行路难》诗中有：“锉蘗染黄丝，黄丝历乱不可治”。蘗，即黄檗，说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用黄檗将丝织品染成黄色已经是一项常见工艺。郁金，作为一种香草，是中国古代最早使用的带香味染料。西汉史游《急就篇》中提到“郁金半见缃白”。[24]缃，“帛浅黄色也”，[11]439白，“缟也”，[11]440“半见言在黄白之间”，即郁金的色调在浅黄和白色之间，应该为更淡的米黄色。可知在西汉时期，郁金染出的黄色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色调，并且这种黄色用其染料来命名。此外，除了郁金和缃，《急就篇》和《说文解字》中提到的黄色系织物色名还有蒸粟、缇等，说明相比先秦时期单一的“黄”，汉代织物的黄色色调更加丰富，织物染黄技术也较先秦时期更为精进。

3、结语

秦及两汉是中国古代丝织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全社会自上而下都具有巨大的丝织品需求，织染制度和织染工艺都在先秦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色彩，作为精神文化的体现，其内涵借由丝织品表达出来，使得丝织品富有了政治宗教的深层意味，不再是单纯的服饰，而染色也不再是简单的工艺。在这一过程中，染黄织物表现出不同于其他颜色织物的地位变化，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对秦汉时期的染织工艺概况考证和染黄织物演变探究，对这一时期政治制度、传统文化和社会经济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本文立足古籍文献，结合考古出土发现，对秦汉时期织染工艺、制度以及染黄织物的发展流变进行了探究。

首先，秦汉时期的制度完善与经济发展为织染工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先秦时期设有多种织染职官，在此基础上，秦汉中央王朝对织物染色亦极为重视，设置了专门的染色职官“平准令”和负责官家织物染色的机构“暴室”，并推动了织染器具的发展，出现了染炉和染杯。这一时期织物染色以草染为主，红、蓝、黄、黑4种正色均发现了丰富的植物染料，并创造出直接染色法、套染法、敷彩印花、印染并用和多种媒染剂等染织工艺。

其次，先秦文献中多次出现对黄色织物的记载，无论是在平民还是帝王的服装配饰中都有黄色织物的应用。而帝王服饰中的黄色织物则承担了祭天礼地的作用，被赋予浓厚的政治宗教色彩。这一礼制在两汉时期继承下来，依旧是祭祀活动中的重要色彩。经汉武帝朝和王莽新朝颁布的尚黄政令，染黄织物的政治地位再次提高，并在中上层平民中引发一时流行。这一环境下，栀子、荩草、黄栌等多种黄色植物染料作为经济作物被广泛种植，相应的染色技术也随之发明出来，形成多彩缤纷的黄色色调，产生了蒸粟、缇、郁金和缃等形象生动的黄色色名，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促进了古代政治、经济生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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