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来，我国生态资源保护

进入了新阶段。“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要“支持将生态功能区的发展重点放到保护生态环境和提供生态产品上”，并提出“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要求”。1983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首先提出“生态旅游”的概念后，国际生态旅游协会又将其定义为“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与传统旅游相比，生态旅游更加重视生态环境质量，注重旅游与生态的协同，突出生态系统的完整及各环境要素的原始性、多样性，侧重生态的稀缺性、健康性。而在2022年发布的《“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中，明确要求要遵循“以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原则，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引，搭乘乡村振兴这趟“快车”，将生态旅游发展在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最大化。

在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绿色金融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绿色金融作为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绿色金融工具在支持生态旅游资源价值实现模式的形成及创新上仍存在问题：一是未明确发展路径。虽然目前各地政府已经出台绿色金融服务体系，为生态旅游资源发展奠定良好的金融基础，但是没有出台明确的发展模式和方法，绿色金融支持生态旅游的路径仍存在缺失问题；二是未因地制宜。多地出台的可持续绿色金融发展体系没有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确定本地区生态旅游发展的主导要素，缺乏创新性和实践性；三是未明确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等多主体合作模式下的绿色金融支持体系对生态旅游业的管理容易存在主体不清的问题，从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或资源浪费，进而影响绿色金融支持生态旅游资源价值实现的总体效果。

面对以上问题，有学者认为，绿色金融以“先投资后消费”的形式促进宏观经济的增长[1]，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推动技术进步，放大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效应[2]。而一些地区由于融资困难、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面临挑战[3]。基于此，有学者提出引入PPP模式以达到实现生态旅游资源价值实现[4]。虽然国内外学者不断在绿色金融和生态旅游两者关系领域进行分析和探索，但多集中在单一变量的影响因素上，对于绿色金融工具内部的组合路径和模式探索的研究较少。

因此，本文把研究重心转移到微观层面，寻求绿色金融支持生态旅游资源价值实现的有效路径和模式。通过定性比较分析(QCA)，对绿色金融影响生态旅游资源价值实现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浙江省县域为例，提出绿色金融对生态旅游资源价值实现的实施路径，探究绿色金融支持生态旅游资源价值实现的有效模式，总结浙江先行经验，对今后全国生态旅游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1、影响绿色金融支持生态旅游资源价值实现效果的因素分析

生态资源是一个地区最原始的资源禀赋，生态旅游资源价值的实现过程本质上是原始资源被挖掘成生态产品并具有交换价值进行市场流通的过程。在整个环节中，绿色金融通过对不同路径的影响以及系统之间的互相作用来实现对生态旅游资源价值更深层次挖掘和利用的目标[5]。

根据生态产品开发利用系统论，人与生态要素紧密联系的“人—自然—社会”复合生态系统[6]，由山、水、林等资源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经济社会系统共同形成。张晋江[7]将农业生态旅游资源评价指标选取为资源景观自身的价值、自然资源的先天条件、资源所属的生态环境三个方面。自然资源先天条件包括了生态环境本身的面积和质量，而生态景观的价值包括了生态产品的开发利用和资源转换，生态产品的开发离不开生态资源和设施的保障，因此本研究将生态旅游资源整个系统分为资源规模、资源质量和开发条件三个部分。本文将生态旅游资源价值实现的动力机制分为三个系统：一是资源规模保障系统；二是资源质量驱动系统；三是开发条件支持系统。上述三个系统通过各个因素的交互作用来影响生态旅游资源价值的实现(图1)。

图1动力机制图

1.1 绿色基金发展情况

绿色金融主要以绿色保险和绿色基金为主要工具投入，为原始资源禀赋设立一定的规则进行维护和发展。由于对环境污染的投资具有期限长、风险高的特征，因此需要有效的激励机制引导资金进入绿色项目。绿色投资通过建立产业基金对地区自然生态资源进行保护和开发，加大了基金投入，加强了开发力度，在坚守生态红线的基础上创新开发模式，使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

绿色基金可以将各种融资手段和工具进行组合，通过使用组合的方式降低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并通过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使绿色项目通过该种模式实现产业链延伸，从而达到增强盈利能力、最大化聚合社会资本的目的[8]，绿色基金可以聚合大量社会资本投入生态旅游项目中，进而影响生态旅游的发展和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

1.2 绿色保险保费支出

基础设施的完善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时间，这会导致投资回收期的增长。在金融功能论视角下，绿色金融科技服务等工具具有一定风险管理以及资源配置的作用，其中保险是风险共担的机制之一[9]，环境责任险等绿色保险工具能改善产业结构，引导资金流入。环境责任险可以促进增信机制的发展，减少市场主体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引导资金进入生态旅游等绿色旅游行业。因此影响开发条件支持系统的主要方式是绿色基金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以及绿色保险增信机制的引流作用[10-13]。

绿色生态项目前期资金需求量大，能够提供的担保物少，金融机构担保风险大。在生态旅游投融资、运营以及价格形成等环节引入保险工具，能够不断扩大信贷保险、价格保险等保险产品供给，分担生态领域的各类风险，有利于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14]。

1.3 节能环保发展水平和节能环保支出

企业是污染防治的重点监测对象之一。绿色技术创新是企业减少排放、提高能效，提高整体节能环保发展水平的有效举措[15]。绿色创新使企业面临巨大压力，除了政府的支持，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支持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绿色信贷一方面通过对有重大环境风险的企业不予贷款或者信贷退出的方式，使依赖银行的重污染企业进行环境治理；另一方面通过定向支持机制，在绿色信贷授信框架下，使企业面临严苛的授信审核[16-19]，若企业想获得资金支持，则必须提高自身节能环保发展水平。

政府对于节能环保的支持和投入情况会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状态，进而影响投资项目的落实和发展，政府投入越多，生态产品的质量就越好，生态旅游行业发展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根据政府政策和有关部门下发的文件，特定金融主体通过简化绿色项目申报程序，下调绿色项目信贷活动产生的贷款利率，限制三高企业的贷款金额，对其贷款利率进行把控。通过相关补贴和利率优惠，引导资金流入节能环保产业和绿色项目，通过技术研发吸引人才和资金，提高生产产能，淘汰高耗能能源结构和落后的生产技术，提高节能环保发展水平，减少环境污染，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1.4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和自然资源保护支出

生态旅游资源、自然环境、区位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是旅游发展潜在能力的条件之一，一定程度上预示着生态区域未来的发展前景和发展空间[20]。目前社会各界主要是通过测算当地自然保护区面积的大小和资源丰富度来实现对资源规模的衡量，因此原始资源禀赋是影响系统的原因之一。政府是目前我国生态资源保护的主导力量，政府有关部门通过对环境污染、污水治理和节能环保这三方面给予资金支持来维护资源规模保障系统的稳定。

企业基于对长远发展的考虑增加环境投资，试图通过改善环境来缓解信贷约束；政府则通过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改善生态环境。根据康晓虹等[21]的研究，政府的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非线性的促进效应，对整个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当地的自然资源保护情况即生态资源数量及质量，同样会影响绿色项目投资的导向。

2、实证方案设计

本研究在理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模糊集定性分析方法(fsQCA)，从组态视角剖析绿色金融和生态旅游资源价值实现影响因素之间的多重并发关系。以绿色金融工具为基础，以生态旅游为对象和载体，利用“绿色金融+管理”助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问题，从金融、管理多领域联合出发，探索出影响生态旅游资源价值实现的影响因素。

2.1 研究方法——fsQCA

定性比较分析(QCA)是一种面向多因诱致的复杂社会问题的研究方法，是从集合的角度来探寻社会特定问题的途径之一。QCA方法认为，某种结果产生的条件是复杂而非单一的，它是以组态的方式来共同影响结果，而这整个组合就是影响结果产生的路径。QCA有多种分类，除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外，还包括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vQCA)。本文选择的fsQCA与csQCA和mvQCA相比，整合了定量和定性两种研究方法的优势，考虑了要素不同程度的变化对结果造成的细微影响，能在数据转化过程中避免信息丢失，提高数据精准度，更能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22-25]。

本文探究的是多个绿色金融工具对生态旅游资源价值实现的多路径支持方式，是分析组态视角下不同工具对结果影响的多元化路径，因此fsQCA是探究绿色金融支持生态旅游资源价值实现路径的有效方法。

2.2 案例选取与数据来源

浙江省是全国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倡导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加快建立绿色生产、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浙江生态旅游走在全国前列，绿色金融支持生态旅游取得一定成就，生态环境保护、绿色经济发展成效显著。因此采用浙江省县域作为案例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先进性，可为绿色金融支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贡献新的发展模式。fsQCA方法对样本规模的要求是15～80个。为便于充分比较案例和保证结论的外部有效性，并保持一定的异质性，本研究将浙江省全部90个县级区划作为一级备选案例库，通过调查、补充、分析删除数据缺失的案例，在确保浙江省每个市都有相应案例入选的前提下，选择其中42个县域地区作为本研究的最终案例，符合fsQCA方法对中等规模案例数量的要求。

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主要有政府、市场、政府与市场混合三种路径，我国主要采取第三种路径。政府与市场混合路径主要通过法律或政府管控、给予政策支持等方式，培育交易主体，优化市场环境，促进市场交易，进而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而本研究绿色金融支持生态旅游资源价值实现也即政府通过绿色金融相关政策支持，培育生态旅游业发展主体，优化生态旅游业的整体环境，最终实现生态旅游资源的价值实现。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42个县域案例的“十三五”规划中对绿色金融与生态旅游相关政策进行研究，由于政策实施的结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本研究测量结果变量数据的时间设定为比条件变量滞后2年，即使用2020年的旅游收入数据，其他条件变量数据来自“十三五”规划中期，即2018年。本研究所需数据来自各县区县域统计年鉴、金融统计年鉴、“十三五”规划、旅游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等。

2.3 研究变量设定

2.3.1 结果变量

本文采用各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旅游收入指标作为基础指标。根据浙江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浙江省旅游收入8 275亿元。其中，乡村旅游是生态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由乡村旅游收入作为生态旅游收入的代理变量。据统计，2020年浙江省乡村旅游收入为431.1亿元，约占旅游总收入的5.2%。因此，采用2020年各县区旅游总收入的5.2%作为本研究的结果变量。

2.3.2 条件变量

根据曾学文等[26]对绿色金融发展综合评价指标的研究，绿色金融工具主要分为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信贷和绿色投资。根据上文的分析，本文的条件变量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节能环保发展水平、绿色基金发展情况等六个要素(表1)。六个要素对绿色金融工具产生调节作用，进而影响生态旅游资源价值的实现效果。

表1前因条件定义

2.4 变量校准

在fsQCA的研究中，前因变量和结果同属于一个集合，每个案例样本均有相对应的隶属值。由于绿色金融缺乏标准的校准值域和理论标准，因此，参考RAGIN[27]的研究，本文运用直接校准法将数据转换为模糊集隶属分数。为确保校准过程的客观性，设定本文前因条件的校准点分别为上四分位数、中位数和下四分位数。各变量及校准值见表2。

表2前因条件和结果的校准锚点

3、数据结果分析

3.1 必要条件分析

进行组态分析前，需要对组合中单一条件进行必要条件分析，若某项条件是导致结果产生的必要条件，则该条件一定处于所有组态之中。本研究采用QCA方法检验了单一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借鉴FISS[28]和其他文献对必要性条件分析的阈值，本文采用0.9的较高阈值，若该条件一致性水平超过0.9，则表明单一条件是导致该结果产生的必要条件，反之则表明该单一条件不足以实现生态旅游资源价值。

经过QCA分析之后可得必要条件分析结果，由表3可知，所有前因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水平均低于0.9，表明在整个组态系统当中，并不存在促进实现生态旅游资源价值实现的单一必要条件。

表3 fsQCA方法单一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3.2 充分性分析

前因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是fsQCA方法的核心，主要目的是分析不同因素交叉组合形成的前因组态对结果变量产生的充分性，通过对真值表的完善和分析来得出充分性的结论。本文案例属于中等样本，所以将案例频数阈值设置为1，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研究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一致性为0.93，大于0.9，表明结果可靠。此外，本研究整体方案覆盖率为0.56大于50%，表明本研究具有可行性，即本文所有案例组成的集合同样也是解释绿色金融支持生态旅游资源价值实现的充分条件。本研究共得出八条组态路径，一致性检验结果都大于理论最低值0.8，符合一致性检验的要求，即选取的关系组合中的案例矛盾性少。因此，每条路径都能作为绿色金融支持生态旅游资源价值实现的充分条件。

表4模糊定性比较分析法路径结果

根据表4，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节能环保发展水平在多数路径当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提高节能环保发展水平，革新技术，减少排放，有利于引导绿色资金进入企业。企业在发展各旅游项目的同时关注环境保护，能够促进传统产业形成绿色新业态。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绿色企业积极探索并实践发行绿色债券，满足了绿色项目的融资需求。②绿色投资在对生态旅游资源价值实现的路径中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从表4中可以看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在整体路径中处于辅助地位，其发生作用并不明显，甚至在有些路径中并不是必要的前提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目前市场环境中绿色投资的施行情况并不理想，结合案例可得，对于绿色投资的整体实施机制和政策并不完善，绿色投资在除政府以外的领域发展并不活跃。③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因路径不同而存在差异。不同的影响因素在八条不同路径当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④多个绿色金融工具互相补充共同作用能更好地发挥支持作用。根据fsQCA结果可以发现，没有一个前因条件是支持生态旅游资源价值实现的单一工具，其中S3路径六个条件变量中有五个要素影响该路径的驱动，这五个要素共同促进了生态旅游资源价值的实现。

3.3 稳健性分析

SCHNEIDER等[29]提出了QCA的三种稳健性检验方法，即调整校准的隶属值、一致性阈值和案例频数。由于本文数据缺乏调整校准锚点的标准，用调整锚点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的可操作性不强，同时本文的案例数量在40个左右，因此改变案例频数的方法会影响后续的组态效果。综上，本文采用提高一致性阈值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将一致性阈值从0.8提高到0.85进行稳健性分析，结果表明，以0.85为一致性阈值的结果所含条件组态，与以0.8为一致性阈值的结果相同，组态路径未发生本质变化，因此本研究所得结果通过稳健性检验，即上述条件组态构型可靠。

4、组态路径分析

根据fsQCA所得结果，共有八条路径，但由于S7、S8的唯一覆盖率为0，表明这两条路径为重叠解释，即与前六条路径中的S2、S3重叠，因此经过筛选后，对最终得出的六条主要路径进行分析。

4.1 路径S1：CR+～EX+～INS+～FU+INV

在组态S1中，在以节能环保的发展水平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核心条件的情况下，无论节能环保支出的比例为多少，该路径都能实现绿色金融对生态旅游资源价值实现的支持作用。各个主体在各自发展过程中，提高自身节能环保发展水平，有利于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并促进节能技术的更新。基于政府角度，增加污染治理的投入，有利于污染减少和环境的保护。

该组态的典型案例是岱山县。岱山县位于舟山群岛，依托文化古镇、海滨旅游等特色资源重点开发海洋文化、渔俗文化等海洋旅游产品。岱山县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在污染整治方面大下功夫，加大重污染高耗能行业整治，鼓励企业进行工艺技术装备的清洁更新，推行企业、园区循环式运行，加强生产和生活两大系统的链接，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由此可知，企业自身节能环保水平的发展，以及政府对污染治理的投入会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从而更好地促进生态旅游资源价值的实现[30]。

4.2 路径S2：CR+～EN+EX+INS+～INV

组态S2是以节能环保发展水平、自然资源保护和绿色保险保费支出为核心条件的路径，即以“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投资”为核心要素的路径。这种组态的路径，通过绿色保险等形式实现对自然环境最大程度的保护，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并以良好的生态资源优势获得绿色信贷政策的优惠，获得进行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的资金和补贴，循环往复，不断更迭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通过发行绿色债券或者建立绿色产业基金等模式将资金引导到绿色产业之中，增加对绿色产业的投资，加大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31]。

S2组态的典型案例是德清县和诸暨市。德清县大力开展绿色金融创新试点，充分发挥德清县良好的生态特色优势，因地制宜探索绿色金融的体制机制。完善差别化信贷服务，提升对绿色农业、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等领域的金融服务水平，引导资本流向绿色产业，将绿色理念与金融创新紧密结合。

诸暨市则积极发展环保行业和绿色金融，鼓励金融机构设立信贷专属部门，推行专利质押等知识产权类信贷政策，鼓励并规范融资租赁等新型金融服务模式。根据乡镇资源优势和人文特色，深入贯彻绿色生态与转型提升并重的理念，培育优化各类特色生态乡镇，发挥各小镇独特优势，引导差异化发展。在此基础上，诸暨市推广实施绿色信贷等环保政策，完善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项目奖励补助机制。鼓励各类投资主体以独资、合资、租赁等多种形式参与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经济项目开发。培育和弘扬生态文化，强化全社会的生态道德和生态价值意识。

4.3 路径S3：CR+EN+EX+INS+INV

组态S3是除了绿色基金，所有条件都存在的组合，其中绿色保险、节能环保发展水平、自然资源保护是核心条件。其核心条件的组合包含了S8路径，这种组合重视的是对自然资源禀赋的保护。对原始生态资源做到最大程度的保护是后续发展生态旅游业的基础，也是生态旅游资源价值能够实现的根本保障。

嘉善县是S3组态的典型案例，嘉善统筹推进生态资源的保护，完善并严格执行耕地和生态红线制度，切实加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分类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抓好北部湖荡群湿地生态修复工作，全力打造南北部生态屏障。大力实施绿化造林工程，积极推进绿道、绿化建设，不断充实拓展城乡绿色生态空间内涵，提升绿化品位，加快形成水、绿共生互融的城乡生态系统，推动南部高效生态农业、工业旅游和休闲旅游业的融合发展。

在相同核心条件下，组态S8是一种主要通过绿色投资和绿色信贷为核心工具的生态旅游资源价值实现路径。此种路径是资金流动最为活跃的路径，主要通过政府、企业对绿色项目的投资，增加绿色生态项目的资金投入，在资金不充裕的情况下，根据绿色项目的审核向金融机构申请绿色信贷，保障资金的投入和使用。该种路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仙居县。仙居县倡导发展生态大旅游产业，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以发展民宿经济为抓手，积极探索山水特色型、农业采摘型、养生养老型、民俗体验型等乡村旅游新产品。在资金融通方面积极引进金融机构，丰富金融业态。加快构建由银行、保险、证券、租赁、典当、信托投资、担保等多业有序竞争的区域格局，鼓励企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生态旅游等信贷投放。完善大旅游产业发展机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县—乡镇(街道)—重点村”的三级大旅游管理体系，深化旅游综合协调、产业融合、产业用地等机制改革。此外，仙居县健全环境资源优化配置机制，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和环境权益交易服务中心；开展区域用能权交易、水权交易、碳权交易试点，推行阶梯式水价制度；深化碳排放总量控制研究，探索开展项目碳评估、碳标识、碳计量、碳监测，建立仙居县碳汇专项基金，积极培育碳交易和碳金融市场。

在绿色资金支持方面，仙居县逐步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为项目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仙居县通过政府统筹、民资介入、社会参与的方式扶持绿色产业项目发展，鼓励创新金融产品，积极探索应收账款质押融资、仓储产品抵押融资等方式，建立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有效对接机制，鼓励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业务，通过上市发行股票、发行债券等形式筹集资金，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此外，有关部门还针对仙居县特色优势产业开展精准招商，组建绿色化发展基金，为绿色金融支持生态旅游发展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4.4 路径S4：～CR+～EN+EX+～INS+FU+～INV

组态S4只存在绿色基金和自然资源保护两个条件，且都是核心条件。这种组合是比较保守的路径，通过各种产业基金平台，或者通过环境基金产品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宁海是这种模式的典型区域。宁海坚持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共生，生态经济化与经济生态化并举，以产城绿融合为引领，强化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加速生态资源向生产力的深度转化。其中包括：做优做大旅游产业，进一步挖掘放大生态和文化资源优势；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市场化机制，将生态保护和绿色基金紧密结合起来等措施。

4.5 路径S5：CR+～EN+～EX+～INS+FU+～INV

组态S5是其他条件都不存在，只有绿色基金和节能环保发展为核心条件的路径，即“绿色证券+绿色信贷”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以投融资相结合来促进生态旅游的发展。具有代表性的是青田县，青田县有关部门加大财政对绿色信贷的贴息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抵(质)押贷款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绿色金融产品。青田县完善绿色金融信用信息数据库，发挥绿色信贷指引、绿色金融政策引导的积极作用，鼓励商业银行加大对绿色、循环、低碳经济发展的信贷投入，促进绿色金融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以绿色金融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创新“绿色金融+休闲旅游”的合作模式。

4.6 路径S6：～CR+EN+EX+INS+FU+～INV

组态S6是四种条件共同存在的模式，即多种方式共同推进，其中自然资源保护和绿色基金发挥核心作用，绿色信贷和环境污染治理条件不存在。这种组态有利有弊，能多方位尝试路径的多样性，但相对其他路径，没有重点方向，这可能会导致资金配置效率降低。这种组态的典型案例代表是磐安县。

在金融政策方面，磐安县首先积极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民间资本通过获取股权等方式进入生态休闲旅游产业；其次带动金融资本支持乡村发展，再筛选相关企业采用公司债、企业债、股权融资等方式进行直接融资，积极推动金融创新。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方面，以“药乡磐安、身心两安”为主题，整合当地可利用资源，做精做强优势生态旅游品牌，加快综合配套设施建设，加强公共服务资源协同布局，全力培育磐安县休闲旅游这个“一号产业”。在产业融合方面，积极推进旅游与农业等产业的融合集聚发展，延伸农业等产业链和价值链；推进产城融合发展，坚持产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融合发展；积极培育江南药镇等不同主题的特色小镇。

5、结论分析

根据fsQCA的简洁解，有核心要素存在的四条简洁路径为：INV+～FU+CR、INS+EX+CR、～INV+FU+EX+～CR、～INV+FU+CR+～EN。

上述六个影响因素分别对应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信贷和绿色投资四个绿色金融工具(表5)，生态旅游资源价值实现路径离不开资金的利用，根据资金利用方式以及绿色金融工具特性，可以进行以下分析。

表5影响因素对应表

(1)以投资形式为主导的模式有利于挖掘行业潜力、提高技术创新。

以绿色信贷和绿色投资为核心条件且不存在绿色证券的支持路径，企业通过绿色信贷获得资金进行绿色项目投资，以投资方式为生态旅游资源价值实现提供发展前提。有关部门鼓励金融机构完善绿色信贷体系，大力发展能效贷款、排污权抵押贷款等绿色贷款模式，积极支持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的节能减排项目和服务。支持企业依托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促进传统产业形成绿色新业态，打造“低碳升级+循环改造+绿色替代”新模式。将传统旅游打造成为生态友好型旅游项目，引导资金、天使投资等进入生态旅游行业等绿色产业，进而支持生态旅游业发展。路径S1是这种模式的典型路径，S1以节能环保发展水平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核心条件，即以绿色信贷和绿色投资为核心条件，排除了绿色证券、保险对该路径的影响。这种路径适用于信用良好、资金循环稳定、技术创新能力强和投资眼光较前沿的市场主体。该模式下的主体着重对外投资，适合具有良好发展潜力的生态旅游产业，要求市场主体对生态旅游发展前景具有独特的敏锐度。

(2)以融资形式为主导的模式有利于满足资金需求、扩大市场。

以绿色证券和绿色信贷为核心条件，绿色投资不存在的条件下的路径是以绿色证券等直接或者间接融资形式为主导的支持路径。有关部门支持企业通过发行绿色债券来满足绿色企业和项目的融资需求，鼓励符合条件的法人金融机构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和二级资本债券来实现信贷资产证券化。此外，多方市场主体还会设立产业基金，创立更有效率的融资平台，使生态旅游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资金得到有效利用。这种以资金配置效率最大化为前提模式，为生态旅游资源价值实现提供稳定的资金和基础设施的保障。路径S5是这种模式的典型路径，适用于处于营业范围扩张时期资金需求量大、资金相对不足且承受风险能力强的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相关主体通过各种模式的金融产品进行融资，成功获得资金进行内部革新和外部扩张。

(3)多种金融工具聚合模式有利于资金稳定、减少风险。

以绿色保险、绿色投资等为主导要素的多种工具共同聚合的路径，通过设置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为生态资源保护提供一定的基础保障。此种模式在保护生态资源的前提下聚合了其他金融工具，在保障环境这个大前提下以稳健的形式将资金运用到适合的领域中。这种模式下生态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但在资源使用效率和价值实现上与前两种模式相比是滞后的。因此这类模式适用于资金量稳定、承受风险能力中等且创新能力相对较低的市场主体。这种模式通过多种模式融合在降低风险的同时获得对外进行投资的能力。

6、对策建议

(1)因地制宜选择最佳发展模式。

根据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状况和自然资源保护程度，制定适合当地生态资源发展和价值实现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方案。加大对当地生态环境治理的投资与开发，使绿色金融与生态旅游资源一一对应，提高绿色金融支持作用的效率和契合性。完善绿色金融信用数据库，界定生态资源产权和相关利益主体职能。建立并完善各地信用数据库，发展联网机制，推动建立生态资源指标管控，明确政府、金融机构等主体环境保护职能，充分发挥各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2)夯实最佳发展模式的主导要素发展条件。

根据各个模式主导型要素的特点开展对应性工作，根据实际需要落实模式发展，夯实主导要素在模式中发挥作用的条件。以投资为主导的模式应当稳定资金流通，时刻关注市场动态，提高信息敏感度，扩大对绿色产业的投资；融资主导模式应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确保资金的流入，不断进行创新，使资金能够得到有效配置和高效利用，不断尝试多方主体推出的“金融+旅游” “管理+旅游”“科技+金融+旅游”等多种模式的金融产品；稳健型多方融合模式则应稳扎稳打，稳中求进，把握好各要素发挥作用的协调性和稳定性。

(3)推动最佳模式各要素协同发展。

各个要素穿插在不同的模式当中，应当加强六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共同支持最佳模式的发展。政府方面应制定相应的政策，通过补贴等措施鼓励各类投资主体以独资、合资、租赁等各种模式参与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经济项目开发。市场方面应发挥各个主体的能动性，创新绿色金融服务科技的方式和途径，鼓励发展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和天使投资，推动各类权利质押贷款，鼓励生态旅游企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发挥各要素优势，推动不同要素的协同发展，共同支持生态旅游价值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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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浙江省社科规划“社科赋能行动”专项课题“优化山区创业营商环境,促进县域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23FNSQ49YB);

文章来源:尹国俊,朱佳娴.绿色金融支持生态旅游资源价值实现的因素及模式分析[J].生态经济,2025,41(01):168-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