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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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且上述结论在经过缩短样本时间宽度、替换被解释变量衡量等方法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主要是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水平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东部地区企业和国有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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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不仅是经济“换挡增效”的基石,也是改变我国经济由传统粗放型增长转向效率集约型增长的重大尝试。2013年9月29日,我国(上海)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运行,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新试验田”。随后,在广东、天津、福建、浙江和河南等地区设立了21个自贸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是否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探究其影响程度及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相关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较为丰富,但是鲜有文献将两者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如张潭君(2023)基于2010-2020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使用多期DID实证分析了自贸区政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自贸区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但存在显著异质性差异。万丛颖等(2023)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能够显著提升区内企业绩效,且这种提升作用通过降低融资约束和期间费用等交易成本实现,而非通过降低税收负担实现,证实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区内企业绩效提升源于制度红利,而非政策红利。张柳钦等(2023)发现自贸区能显著促进本城市创业活力提升约16.5%,同时还可以辐射带动邻近城市创业发展,且对于园区周围的经济活动不存在明显的“虹吸效应”。此外,部分学者还研究了自贸区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敬莉和孙哲远,2023)、经济增长(胡艺等,2022)、环境污染(胡宗义等,2022)等的影响。
关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主要是关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和影响因素研究。如Chung等(1997)首次使用方向性的距离函数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原毅军和谢荣辉(2015)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测算模型。此后,部分学者开始重点研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如环境规制(吴朋等,2024)、数字经济(李占风和粟文元,2023)、政府竞争(孙杰刚和杨军,2023)、环境保护(韩菲和闫书淇,2023)等。
综上,目前学者对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净效应影响以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缺乏自贸区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其影响机制分析更无。因此,本文深入分析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旨在为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提供有益借鉴和决策依据。
二、研究假设
首先,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的实施通常会伴随着环境法规与标准的提升。为了与自由贸易伙伴达成协议,参与国往往需要加强环境保护立法和监管力度,提高环境标准,以此约束企业的生产行为,促使其采用更加环保的生产技术和工艺,从而降低资源消耗、减少污染排放,提高生产过程的绿色化水平。其次,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国内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其不断提升生产效率和品质。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将倾向于引进和应用更加先进的生产技术,包括绿色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董启琛等,2023),有助于直接提升企业生产过程的环保性和效率,从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后,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推动政府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加大企业对绿色创新的投入(张潭君,2023)。为了在自由贸易试验区中获得更大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企业将不断加大对绿色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和创新投入。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1:
假说1:自贸区政策实施有利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多种方式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从而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首先,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降低关税、贸易壁垒和减少行政程序的繁琐程度,降低绿色技术产品和服务的进入障碍,促进跨境合作和技术交流(张柳钦等,2023)。其次,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提供资金支持、税收优惠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鼓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研发和创新;通过建立绿色技术创新平台,促进产学研合作,推动技术成果转化和商业化。最后,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提供便利的融资、孵化和加速服务,支持初创企业和创新者,助其快速成长和扩张。综上所述,通过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提供支持和服务(敬莉和孙哲远,2023),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有效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和转型。
而绿色技术创新如何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首先,绿色技术的采用能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浪费,降低生产成本;其次,绿色技术可以改善生产过程,减少环境污染和排放,提升环境质量,有利于改善员工健康和生产效率;最后,绿色技术还能够提高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市场份额的扩大。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2:
假说2:自贸区政策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一方面,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能够显著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首先,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通过降低贸易壁垒,包括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创造了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使得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和资本能够更加自由地流动和配置到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中,从而有效优化了要素配置;其次,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鼓励外国直接投资,这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也促进了产业升级和创新,进一步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最后,自由贸易区政策实施还能够激发企业的竞争意识和创新活力,推动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提升,进而加速了要素配置优化过程(万丛颖等,2023)。综上所述,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通过降低贸易壁垒、促进外商投资、推动企业竞争和创新等多种途径,有效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如何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首先,要素优化配置意味着资源的更有效利用,包括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分配(刘潘和张子尧,2023)。可以通过提高生产过程中的能源和物资利用效率来减少浪费,并且使得生产更加环保和可持续;其次,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通常与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密切相关。通过采用更先进的绿色技术和生产方法,企业可以在同样的资源投入下实现更高的产出,从而提高了生产率;再次,要素优化配置还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使得更多资源流向绿色和环保型产业,从而推动整个经济向绿色发展的方向转型(文丰安,2023);最后,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还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性。通过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和提高生产效率,企业可以提供更具竞争力的绿色产品和服务,从而更好满足市场需求并获得更高利润。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3:
假说3:自贸区政策通过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
本文构建如下模型,研究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实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在式(1)中,i表示企业,t表示时间;被解释变量GTFPit表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心解释变量didit表示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实施,如果企业属于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实施区域,则didit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Controlsit为控制变量;其他变量分别为相关固定效应和误差项。
此外,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对其机制进行分析:
其中,β1为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和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γ2为上述中介变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其他变量含义和式(1)相同。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借鉴李占风和粟文元(2023)的做法,使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对其进行测算。期望产出选择企业资本投入、企业劳动投入、营业收入表示;非期望产出选择企业排污费用表示。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2.核心解释变量: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didit)。参照张潭君(2023)的做法,将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具体来看,如果企业位于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实施区域,则did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
3.控制变量。借鉴万丛颖等(2023)的做法,选取以下控制变量:现金持有量(xjcy)用货币资金与资产总计比值表示;营业利润率(yllr)用净利润与期末总资产比值表示;管理费用率(gllr)用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比值表示;资产负债率(zcfz)用负债总额与资本总额比值表示;企业规模(jcjg)用企业总资产取对数表示;企业年龄(frtz)用企业成立年限取对数表示。
表1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量定义
4.中介变量:绿色技术创新,借鉴赵沁娜和李航(2023)的做法,使用上市公司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衡量;要素配置效率,借鉴罗长远和曾帅(2022)的做法,通过计算企业劳动要素配置效率和资本要素配置效率,随后取两者均值表示。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为保证数据可靠性,将研究期间内被标记为ST公司和部分指标缺失较多的公司样本予以剔除。所需数据均来自国泰君安数据库,少量缺失数据使用插值法补齐。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列(1)是未添加控制变量和未控制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研究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实施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列(2)是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结果和列(1)相同。列(3)是加入了控制变量和控制了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系数值为0.371,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实施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主要是因为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实施降低了贸易壁垒,通过提供更开放的市场环境和更多的机会,促进了跨境合作和技术交流,推动了绿色技术创新和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同时,还激发了企业竞争和创新活力,推动了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使得资源能够更有效地配置到绿色和环保型产业中,从而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由此,研究假说1成立。
(二)稳健性分析
虽然前文已经证明了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能够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生产率,但是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一是改变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法,使用随机前沿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重新测算;二是考虑到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实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滞后性,将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进行回归;三是排除其他政策的影响,如智慧城市政策、低碳城市政策等;四是将样本时间长度缩短,由原来的2012-2022年缩短为2014-2020年重新进行基准回归。表3结果进一步表明本文的基本结论是稳健的。
(三)机制分析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为验证上述猜想,使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验证,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列(8)报告了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为0.122,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实施显著提高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原因在于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实施促进了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吸引了先进环保技术和管理经验,激发了企业对绿色创新的需求与投入,加速了绿色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从而显著提高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列(9)结果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实施的确是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同理,从列(10)可知,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实施有利于提高企业资源配置,列(11)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实施的确是通过资源配置提高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以上分析表明研究假说2和研究假说3均得到验证。
表1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量定义
表3稳健性检验结果
表4机制分析
表5异质性分析
(四)异质性分析
为深入分析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实施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异质性影响,本文从区域异质性、企业产权性质两方面分别进行实证分析,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列(12)-(14)表明,自贸区政策实施对东、中、西部地区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影响水平分别为0.223、0.131、0.029,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实施对东部地区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更能起到提高作用。其原因在于东部地区通常拥有更为发达的经济基础和更先进的产业结构,企业在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方面相对较高,更容易接受和应用绿色技术创新。从列(15)(16)的回归结果可知,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实施对国有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更能起到提高作用,这主要是因为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实施常常伴随着市场化改革措施,能够进一步激发国有企业的活力。在更开放的市场环境中,国有企业面临更大竞争压力,因此必须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适应市场需求。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2012-2022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分析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实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实施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且上述结论在经过缩短样本时间宽度、替换被解释变量衡量等方法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水平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东部地区企业和国有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强。
为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政府应该增加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包括建立一个专门的绿色技术研发和转化平台,以促进企业与科研机构、高校之间的合作。政府也可以通过提供税收优惠、创新奖励等激励措施,吸引更多企业投入绿色技术创新中,从而提高其绿色生产能力。另外,政府还应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企业创新提供更稳定的环境,鼓励企业进行长期技术研发和创新。
第二,政府应该推动市场化改革,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减少行政审批程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鼓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调整生产要素配置。同时,应加强对企业的技术培训和管理指导,提升其生产要素利用效率,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第三,政府应该增加对绿色技术发展较为薄弱地区和企业的支持力度。通过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比如设立专项基金、提供定向支持等方式,加强对这些地区和企业的扶持,推动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同时,应加强与东部地区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合作,共同探索绿色技术创新和资源优化配置的途径,促进产业升级和转型升级。还可以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力度,鼓励其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推动企业向绿色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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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2022年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编号:Y202249815);
文章来源:徐谦.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J].商业经济研究,2025,(05):12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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