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对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建设管养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梳理,发现投放点在规划选址、监督管理、宣传督导等方面均存在改进之处,其背后受到居民社会责任感、奖惩监督机制和资金保障诸因素影响,应通过科学规划选址、加强精细化管理和宣传教育、健全监督考核机制等途径提高管养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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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2013年广州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413.35万吨[1],2023年广州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604.89万吨[2],十年间这一数值增长46.3%,围城风险仍在。当前广州垃圾分类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是如何进行垃圾分类的精细化管理,其中分类投放点的建设管养是其中关键的一环。广州市统计局通过对全市11区41条行政街200个社区的1515名年龄在18~65周岁的常住居民进行了调查,证实投放点设置配套是影响居民垃圾分类投放行为的重要因素[3]。因此,剖析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建设管养中存在的问题,探寻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及优化之道对提升分类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1、分类投放点建设现状与存在问题
1.1投放点建设概况
截至目前,全市共设置生活垃圾分类固定式投放点约1.6万个,其中定时投放点约7600个,误时投放点约8400个。此外,广州建设具有遮雨棚、语音提示、硬底化、洗手设备、照明设备、纸巾、洗手液等硬件设施条件的星级投放点超过3000个。
1.2规划设置不合理
《生活垃圾分类设施配置及作业规范》要求“城市居住区300-500户设置不少于1个固定式投放点,服务半径不超过70米”。调查发现部分小区并没有按规范设置投放点或投放点的建设标准不统一,存在过于集中或分散等情况。投放点过于分散会导致居民投递垃圾不便,从而削减居民按规定投放垃圾的积极性,而投放点设置过于集中一方面造成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距离投放点近的住户容易受到垃圾臭气的干扰而产生抵制情绪,导致矛盾和冲突。
1.3日常管养不到位
投放点日常管养主要涉及保洁和设备维护等方面,存在着“重建设轻维护”现象。具体表现为:一是点位保洁效果不尽如人意,有人站桶督导的点位保洁效果较好,无人站桶的点位经常发生垃圾乱扔、积水严重等情况,卫生环境差。财政经费紧张、人口密度大、投放点位少的区域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二是设备维护滞后,点位的垃圾箱体锈蚀或损坏、标识破旧或未更新、地板凹凸不平等未能及时解决。投放点的公示标牌和垃圾桶标准不一、标识不清甚至没有贴公示牌。
1.4宣传引导不深入
督导员是当前分类投放点主要采用的监督机制。据调查,督导员年龄普遍偏大,工作积极性并不高,虽然针对其进行过多次培训,但其业务素养提升有限。按照投放点的作业管理规定,定时和误时投放点应每小时巡查一次,频率颇高,但实际投放点管理人员配备不足,管养质量难保证。
1.5科技赋能不够强
智能化技术的运用可极大提高垃圾分类投放管理水平和效率。然而,在建成的投放点位中融入AI自动识别、视频监控、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手段和智能化设备的点位只占了约30%左右,且各区之间差异较大,比如,黄埔区配备了智能视频监控的投放点达到92%,而在花都区只占了不到25%。
2、影响因素分析
2.1居民社会责任感缺失
投放点配置完善可以促进居民的规范投放行为,居民按规定分类投放的行为反过来也会提升投放点的管养质量和水平。实践中,居民个人对垃圾成堆的现场、垃圾产生的环境污染和垃圾可能给个人带来的健康风险缺乏直观的感知,在垃圾分类中获得感不强,很难产生垃圾分类行为的内驱力,且瞬间投掷垃圾的行为难以被固定下来作为证据让违法的居民受到执法震慑,居民投放垃圾可以“无拘无束”。另外,宣传发动中信息披露不充分使居民不能全面了解垃圾分类前端、中端、末端的具体流程,居民对自己所做的分类行为缺乏贡献感,其环保和分类意识长久以来未被培育,社会责任感缺失,因而,居民因为垃圾分类“善小”而不为,因为不进行垃圾分类“恶小”而为之,分类习惯难养成。
2.2考核监督机制有待完善
分类投放点建设管养考核工作中引进第三方专业考评机构,原意是确保考核结果的公平公正,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却滋生出许多问题。首先,考核指标公平性存疑。“每月检查一个街道的39个投放点”是考核中的硬性指标,由此造成了不同街道不同点位的管养质量和检查频率差异较大。如花都区某街道点位总数只有20多个,街道对点位的关注度高,维护管养质量就好。由于数量不够,要达到39个点位的目标,有些点位就会被检查两次以上。南沙区某街道有几百个点位,街道存有侥幸心理,未能对每个点位给予足够的关注,点位维护管养质量极差。由于点位数量多,抽检的方式会出现部分点位经常被检查而另一些点位从未被检查的情况。其次,考核方式不完善。考核采取的是“盲抽检查点+盲抽检查人员”的“双盲”检查方式。实际上由于抽多个投放点的检查人员无法同一日检查完毕而改期检查的情形导致无法实现真正的“双盲”。考核过程受工作人员职业道德、专业素养、工作态度等主观随意因素的影响,考核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大打折扣。再次,考核权力受限制。考评机构和市垃圾分类管理部门一起承担考核任务而没有被赋予执法的权力,在考核过程中遇到不配合甚至抵制的企业或居民有时显得无力。最后,如果没有更合理的制度安排作为,第四方力量去约束第三方的行为,长此以往,第三方将因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向上级欺骗瞒报从而引发道德风险。
2.3奖惩制度效力疲乏
《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规定,个人未按规定分类投放处100~500元的罚款,此举虽加大了对个人不按规定投放的处罚力度,但具体执法中由于取证难、力度小,法律法规刚性约束不足,难以发挥有效的震慑功能。为促进居民分类投放行为,广州制定了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奖励办法。然而,奖励名额少,奖金激励金额尚不能引起居民的消费计划的改变,奖励办法激励力度有限。奖惩制度效力除在居民端表现疲乏外,在垃圾分类基层管理端也未能有效发挥。基层垃圾分类从业队伍的专业背景、业务能力、职业道德等影响着垃圾分类投放点精细化管理效能。受科层制组织特征影响,优秀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因为晋升渠道狭窄、物质及精神激励不足而降低工作积极性;工作效率低、质量差的工作人员又会因为缺乏惩戒措施而无法促使其做出整改以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2.4资金投入缺乏保障
投放地点的建造费、投放设备费用较高,建设及维护经费投入不足影响分类投放点的正常运行。财政紧张的行政区资金得不到保障,资金持续性面临困境。缺乏物质基础,智能化配置无从谈起。
3、对策建议
3.1科学规划设置投放点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属于邻避型环境设施,现有研究针对广州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邻避问题展开探讨,认为因地制宜科学选址有助于提高居民分类投放配合度[4]。化解环境设施邻避问题须运用系统思维,通过发展技术减轻投放点带来的二次污染,建设与居住环境相协调的投放点以减少冲突,培育居民生态环保思维,广泛开展垃圾分类政策营销,用给予经济补偿的手段调和利益相关者的矛盾[5]。通过科学做好投放点的选址,合理设置投放点的数量及配套设施,可最大限度降低居民分类投放的时间、精力成本以增加居民支持感。当前须总结全市各区各类垃圾投放点的实际配置、环境界面和作业情况并完善投放点配置标准。
3.2推进投放点精细化管理
投放点精细化管理涉及两个层面,一个是从业队伍的精细化管理,另一个是硬件设施设备的精细化管理。第一,明晰投放点建设和维护的主体职责人,招募高素质、能力强、具有环保意识的人员夯实督导员队伍,加强督导员和志愿者队伍的培训,提升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第二,有条件的区域尽量将智能垃圾桶、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系统、电子督导员等智能技术应用到投放点管理中,减少监管过程中对人力的依赖,提高监管效率。第三,完善投放点设置指引和公示牌建设规范,强化投放点设施维护和环境卫生保洁。第四,做好源头控制,巩固分类投放点建设管养成效。
3.3健全监督考核机制
首先,构建科学合理的考核指标,慎用末位约谈制和采用极端的考核时间,以免倒逼被考核单位积极性降低甚至采用非正常手段应付检查。其次,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及时纠正未按标准设置投放点行为,对拒不整改的单位或个人,依法依规予以处理,增强法规政策的刚性约束。再次,增加考核评估结果的透明度,避免考核机构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道德风险,确保第三方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和权威性。最后,探索定量定性相结合评价的第三方服务绩效评价机制以保证服务质量。
3.4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
积极探索投放点运行维护的市场化运作机制,运用市场手段缓解投放点资金投入不足的困难。政府部门应持续完善生活垃圾相关项目的招投标机制和政策环境,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分类投放点建设管养领域,如企业在投放点投放广告须支付广告宣传费。另外,公共财政适当向经济落后的行政区倾斜,让全市各区的投放点建设管养协调发展。
3.5强化宣传教育
社会营销大师菲利普·科特勒认为,社会上可以营销的东西除了有形的商品和无形的服务外,还包括各种思想、理念和经验等。它通过观念等的传输渗透性的重塑目标对象的内因进而促进目标对象行为的改变[6]。垃圾分类宣传中应尝试运用社会营销思维,综合法律的、行政的、市场的和道德的手段去改变公众的思想,变革公众的行为习惯。第一,加大对垃圾分类相关法规政策及违法案例的宣传力度,提高法律法规震慑力,让居民投放垃圾“心生敬畏”。第二,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应采取不同的宣传策略,提高宣传信息的可接受性。第三,注重信息公开,避免宣传内容与居民感知产生偏差,逐步实现居民由个人认知向集体认同的转变,自觉破除习惯路径依赖,增强对垃圾分类的支持感。
4、结语
分类投放是分类处理体系链条上的关键环节,投放点的管养水平影响着居民投放行为,对其建设管养本质是一场观念与治理的赛跑,考验的是整个城市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广州垃圾分类投放点建设管理在投放点选址、日常管理、考核监督和宣传引导的体制机制方面仍存在需要修正完善之处,建议有关部门加强投放点选址统筹布局、科学规划,运用智能化技术提升精细化管理程度,健全第三方考评服务绩效评价机制,强化公共宣传教育,提升工作人员素质,探索引入市场手段环境投放点管养的资金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难题,巩固提升垃圾分类效果。
参考文献:
[1]2013年广州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2]2023年广州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3.
[3]广州市统计局.分类意识、分类收运、投放点设置配套影响市民垃圾分类投放行为[EB/OL].
[4]粟颖,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邻避问题分析[J].中国资源综合利用,2023,41(5)142-144,148.
[5]杨雪锋,李爽,熊孟清.基于社区营造视角的环境邻避效应治理对策初探[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8,17(5):61-68.
[6]张明丽,覃玉辉,向姝璇.社会营销环境下垃圾分类宣传现状与问题研究——以兰州市城关区为例[J].大众标准化,2021(8):65-67.
文章来源:黄洁,贺荣平.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建设管养存在问题及优化之道[J].黑龙江环境通报,2025,38(03):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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