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双碳”目标的背景下,以高水平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为抓手,统筹大运河沿线城镇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已成为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在大运河研究体系中运河沿线城镇的绿色发展没有受到重视。通过对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航道生态失衡等突出问题的探讨,提出大运河沿线城镇绿色发展的对策。为实现运河沿岸城镇的绿色低碳发展,有必要全面激活运河文化中的绿色基因,将运河保护、传承与利用与产业绿色发展、能源绿色转型、航运绿色升级相统一,形成政策、技术、产业、文化等多方位的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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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是我们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代表着流动的文化,需要全面考虑如何保护、传承和利用。202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十四五”实施方案》,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被提升至新高度。这项工作与生态环境提升、沿线名城名镇修复、运河流域的绿色发展是有机统一的,因此深入探索大运河沿线城镇的绿色发展,为高水平推进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提供了新视角。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了我国的“双碳”目标,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大运河作为中国古代的重要水利工程,其沿线城镇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关键的经济地位。在“双碳”战略的背景下,以高水平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为抓手,统筹大运河沿线城镇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将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重要支持。
1、大运河沿线城镇绿色发展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大运河沿线城镇环保意识显著提升,绿色发展成为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旨在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包括增加绿化面积、推广新能源汽车、提倡节能减排,等等[1]。例如,杭州、苏州等城市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减少碳排放,同时积极推广使用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2]。传统重工业和制造业逐渐向高技术、低碳环保产业转型。以徐州、扬州等城市为例,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减少了传统工业对环境的压力。同时,这些城市也在积极发展服务业和数字经济,进一步降低产业碳排放强度。在生态环境修复方面,运河沿线城镇也有积极探索。以北京、天津段的运河保护为例,通过生态修复、水质净化等项目,有效改善了运河水域的生态环境。沿线城市还通过建立湿地公园、绿色走廊等,增加城市绿地面积,提高城市生态质量。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也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双碳”战略的背景下,大运河沿线城镇的绿色发展展现出了新风貌,但同时也呈现出南北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空间格局特征。长江以南地区和紧邻核心城市的运河古镇绿色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而沧州市—淮阴市河段沿岸的运河古镇绿色发展水平则相对较低。此外,超过一半的运河古镇绿色发展面临较大的挑战。根据运河古镇绿色发展指数空间格局判断,受到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影响较大,整体符合核心边缘结构理论。具体来看,江南运河段沿线城镇地理位置优越,拥有丰富的文旅资源、发达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相对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呈现出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的趋势。相反,德州—徐州段运河沿线古镇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生态环境质量较差,两者相互制约,呈现失调衰退状态,迫切需要进行绿色发展转型[3]。
2、大运河沿线城镇绿色发展的问题与挑战
大运河的文化价值内涵中蕴藏着人与自然融合发展的哲学自然观,不论是“白浮泉引水济漕”,还是扬州“三湾抵一坝”,无不体现着大运河道法自然的文化智慧。因此,研究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其文化内涵中的天人合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共生共融等绿色基因不应被忽视,值得深入挖掘。长期以来,运河沿线城镇的绿色发展课题没有受到重视,不仅在学术研究中尚未充分探讨,而且在实践层面上面临诸多挑战。这一系列的问题不仅体现在生态环境方面,还关系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以及整体绿色发展的推进。
2.1产业结构单一,环境污染严重
大运河沿线城镇的产业结构单一,主要依赖传统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比重较大。这种产业结构难以适应绿色发展的要求,同时也限制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4]。虽然近年来部分城市开始探索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等绿色产业,但整体上来看,转型进程缓慢,绿色经济规模和影响力有限。由于大运河沿线城镇长期以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面临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首先,空气污染成为突出问题。工业排放、汽车尾气以及城市建设中产生的扬尘等因素,造成了大气质量恶化。其次,水体污染同样严峻。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运河,导致水质下降,生态系统受损。此外,土壤污染也不容忽视,一些重金属和有害化学物质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土壤,影响农作物生长和人体健康。
2.2能源结构落后,基础设施老旧
目前的能源结构还依赖于高碳排放的煤炭和石油,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高,这与“双碳”目标的要求相悖。转变能源结构,发展清洁能源,降低碳排放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是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然而大运河沿线城镇在这方面面临着明显的短板[3]。一方面,绿色技术研发投入不足,创新体系不健全。另一方面,即便是有限的绿色技术成果,其推广应用也面临资金、政策等多重障碍,难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发挥效用。绿色发展缺乏有效的驱动力,这限制了运河沿线城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政策支持不足、技术创新缺乏、产业转型难度大等问题,导致绿色发展的动力不足。在推动绿色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加强政策引导,鼓励技术创新,降低转型成本,激发企业和社会的参与热情,以推动运河沿线城镇朝着绿色、可持续的方向迈进。同时,大运河沿线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更新不足,也是制约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传统的能源供给系统依赖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难以满足绿色低碳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老旧,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污染严重,迫切需要进行绿色化改造和升级。
2.3城市规划不足,航道生态失衡
大运河沿线城镇在城市规划和管理方面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首先是城市规划缺乏长远视角和系统性,未能有效整合绿色发展理念。其次,城市管理水平相对较低,环保法规执行不力,公众环保意识不强,导致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较为普遍。运河沿线城镇绿色转型面临着周边资源环境状况不佳的挑战,航道生态环境问题严峻,其中包括高污染高耗能老旧船舶占比较高、工业生产与生活污水未得到有效控制、土壤环境受到污染、生态空间受到过度挤占等问题[5]。不同河段存在不同程度的环境问题,具体来看,沧州—衡水—德州段主要受高污染高耗能工业企业污染,而长江三角洲段则面临水环境污染的挑战。另外,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存在着质量不高的问题。实地调研发现,部分运河古镇沿河存在乱建乱拆的现象,这不仅破坏了运河历史文化遗迹的原真性,还导致了运河堤岸侵蚀和河床淤积问题加剧,对运河的通航能力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同时,传承利用质量不高的困境还表现在整体与特色显示度不高、原真性保护的兼顾性不够、社会与经济效益平衡性不足等方面[6]。
因此,为实现运河沿岸城镇的绿色低碳发展,有必要全面激活运河文化中的绿色基因,将运河保护、传承与利用与产业绿色发展、能源绿色转型、航运绿色升级相统一,形成政策、技术、产业、文化等多方位的支持体系。未来,这些城市有望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绿色发展的典范,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3、大运河沿线城镇绿色发展的对策
大运河沿线城镇在“双碳”战略下的绿色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要实现绿色低碳转型,需要从推进产业转型、加强环境治理、优化能源结构、改善基础设施、提升城市管理、航运绿色升级等多个方面着手,通过综合施策,推动大运河沿线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3.1运河保护传承利用与产业绿色发展相统一
自2019年《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纲要》公布以来,大运河文化保护工作被提升至新高度,运河沿线积极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大运河京冀段互联互通,大运河全线实现通水,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建成投用等。但建设过程中,运河沿线地区大多集中于旅游业发力,存在同质化现象突出、协调发展路径不清晰、创新保护传承利用待加强等问题和困难。同时,具体到微观层面,在保护方面仍然较多停留在物质层面的修复、重构甚至商业包装上,在功能业态开发方面有重客轻主的倾向,忽视了运河文化基因的活态传承。
目前,国外一些运河沿线区域从利用文化遗产与资源优势出发,衍生发展出旅游、文化、体育、绿色能源、金融、科创、教育等细分高端、定位鲜明的相关产业,使运河的保护传承利用与产业发展形成相得益彰,互促共荣的局面。世界运河产业转型的主要模式有以小樽、牛津为代表的旅游+文化产业的模式,萨皮克俄亥俄运河沿线的旅游+体育产业模式,丹佛市、爱知县的水电产业,帕潘诺的科创产业,基于文艺与商贸传统发展教育产业(威尼斯、小樽)[3]。以兼顾运河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保护与创新性发展,融合生产生活生态为目标,依据运河遗产资源优势、产业基础、文化特色定位产业升级方向,推动运河文化资源与绿色产业接轨,同时鼓励区域居民的公共参与,借助公众参与维系生活气息与自身特色,探索运河沿线城镇高质量发展路径。
3.2运河保护传承利用与能源绿色转型相统一
依托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探索低碳国家公园路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我国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推进的重大文化工程。2019年以来,通过出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等政策的积极引导,近年围绕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运河沿线8省(市)运河水污染等问题提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10亿元、污染防治经费60亿元等资金支持,大运河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有效提升。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打造碳中和公园、零碳生态园、绿色生态岛等低碳场景,一方面是积累能源低碳转型示范区域建设的有益经验,引导同类项目从设计、建设、运营全过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借助“千年运河”品牌,为生态文明理念、节能减排、低碳生活意识的培育提供宣教展示平台,有利于“双碳”战略与公众感知、文化价值认同之间产生有效联结,助推低碳技术及其管理机制落地的积极探索。
围绕新兴技术前瞻性布局,打造绿色能源变革引擎。能源转型是运河沿岸城镇绿色发展的重要驱动力。2022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达12.13亿kW,占比达到47.3%,历史性超过煤电装机总量,这标志着已迈入高质量跃升发展新阶段。伴随着风电、水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量的不断提高,运河沿线城镇的低碳化进程需要向提升电力全系统的调节能力、增加碳清除两个方向发力。一方面可开展源网荷储一体化、多能互补的智慧能源系统、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等建设,满足用户个性化用电需求的同时提升运河沿线城镇数据中心、办公园区、社区等地可再生能源消耗占比。另一方面可利用碳捕集、利用、封存等技术实现运河沿线城镇自身CO2的排放吸收。
3.3运河保护传承利用与航运绿色升级相统一
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制度及现代科技手段深度融入绿色船舶发展、完善通航设施和提升港口枢纽功能全过程。一是在推动绿色船舶发展方面,提升航运装备技术水平,推广绿色低碳运输工具,更新替代高污染高耗能老旧船舶,加快推进运输船舶实施清洁能源改造。增强绿色船舶示范应用力度,围绕标准船型船舶推广应用、船舶污染源头治理、运河沿线区域优先船舶清洁能源应用等,促进运输船舶向环保高效转型。二是在完善通航设施,提升港口枢纽功能方面,推进港口设备节能化改造、数字化革新,完善岸电设施建设,实施绿色港机设备优化行动,促进港口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智慧化发展。鼓励物流产业构建数字化运营平台,加快相关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和信息共享,支持发展智慧运输、智慧仓储,打造运河沿线绿色物流示范区。
4、总结
大运河沿线城镇的绿色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共同参与,通过技术创新、政策支持和公众教育等多种手段,不断优化能源结构,提升城镇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同时,面对绿色发展过程中的挑战和不足,需要持续努力,通过综合治理和跨区域协作,逐步解决存在的问题,推动沿线城镇的绿色发展,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改善。
参考文献:
[1]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调研组.让古老的大运河向世界亮出金名片[EB/OL].(2019-08-01)[2023-12-08].
[2]杭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杭州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EB/OL].(2020-08-28)[2023-12-08].
[3]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世界运河古镇绿色发展报告[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
[4]王拯.关于“十四五”时期加强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的若干思考[J].江苏科技信息,2020(12):39-41.
[5]钱鑫,高源,王云.镇江新河街历史街区街巷空间调查研究[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农业科学版),2016,34(1):24-30,44.
[6]蒋鑫,张希,钱行健,等.基于多源数据的运河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原真性”感知评价与更新对策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2021(7):20-27.
基金资助: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22SJYB1631);江苏省社科联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2022SYC-142);苏州市职业大学研究性课程项目(SZDYKC-230107);
文章来源:周杨,陈亚鑫.“双碳”目标下大运河沿线城镇绿色发展对策[J].上海节能,2025,(04):480-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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