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市基本上都有城墙,城墙由墙体、城门楼、护城河等组成,主要为方形,决定城市格局,城墙除了具有防御功能之外,还是政治权力、社会等级的象征。1913年,“中华民国”废除府厅州制,一律改县,郑州改为郑县,但社会习惯仍多称之郑州,城墙绝大部分为明清修筑,故1928年拆除的城墙命名为郑州明清城墙。郑州明清城墙和商代城墙关系密切,明清城墙北城墙与商代内城墙相比,向南收缩三分之一,其他三面城墙基本重合。民国时期郑州城市变迁较快,传统城市格局被打破,形成火车站附近新城和城墙内老城双向发展形态。时人认为城墙阻碍经济发展、城市扩展、市政建设,加之城墙防御功能弱化,拆除城墙成为改造城市的重要手段,城墙最终被拆除。城市变迁与拆除城墙密切相关,两者相互影响,本文着重考察城墙拆除前的概况及拆除过程、影响等要素,以期从这一角度窥见民国时期郑州城市的变迁。

一、郑州明清城墙拆除前的概况

城墙在冷兵器时代发挥着重要防御作用,修筑次数频繁。民国以降,战争方式日新月异,城墙防御功能不断弱化,城墙有过修补,但不断走向衰败。

(一)民国以前城墙的概况

城墙在防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关乎全城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建置首城池,所以御侮保民也。”[1]139特别是处于中原腹地、四战之地的郑州,城墙尤为重要,“今郑州,……地无险阻,路当要冲,世治四方辐辏,世乱四面受敌,城池视他州县所关尤重切急。”[2]205因城墙与地方利益息息相关,地方官和绅民都重视修筑城墙。

郑州商代有内城墙和外城墙。战国中期修复商代内城墙,汉代又将战国内城北城墙向南收缩,面积约为原城墙三分之二。正如学者张立东所指出的:“郑州商城的内城在商代中期沦为废墟之后,直到战国中期才得以全面修复。……汉代又在战国城墙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修复,只是将北城墙向南收缩,从而汉城墙仅占据战国城墙靠南的三分之二。”[3]唐以后历代都是在汉代城墙的基础上修筑。唐武德四年(621),城墙周长九里三十步,高三丈五尺,顶阔二丈,下宽五丈,隍宽四丈,深二丈五尺。明宣德八年(1433),知州林厚重修城墙,城门有四个,东为寅宾门,西为西成门,南为阜民门,北为拱辰门,月城上各有城门楼,城郭名东为“东望奎躔”,西为“西维禹甸”,南为“南瞻舜日”,后改为“过化存神”,北为“京水朝宗”。[1]141成化十二年(1476),知州洪宽设角楼四座,更铺八所,凿护城河深一丈,宽两丈。正德十三年(1518),知州刘仲和置警铺七十二所,筑女墙一千六百有奇。[2]13崇祯十二年(1639),知州鲁世任首创改砌砖城,后因战争被毁坏殆尽。清顺治二年(1645),知州张肇升大加修整,百雉之观,伟然金汤,七年(1647)知州王登联建西城楼一座,十四年(1654)知州刘永清建东城楼一座。[4]34-35后城墙长期未修,损坏严重,乾隆年间知州张钺两次捐资,率领士绅协修,崇墉百雉,巍然完好。同治十年(1871),知州王莲塘与士绅赵与周、魏勋镈等人捐资兴修城墙,工竣上闻,增加文武学额各一名。光绪十六年(1890),知州吴荣启商同合州绅民修筑城墙。[1]141-143

由于行政等级和经济发展没有大的突破,汉代以后郑州城墙格局相对稳定,随着城墙的修筑,墙体由土城变砖城,构筑方式发生质的飞跃,防御设施不断完善。城门、城郭嘉名希望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

(二)民国时期城墙的概况

民国战乱频仍,“每次战争皆以郑州为战斗枢纽,发号施令往往自郑州出。”[5]城墙重修次数按理来说应该更为频繁,然在海陆空战争年代,城墙军事功用越来越弱,修筑次数相对较少,城墙衰败不堪。

清末民初之交,郑州地方不靖,1912年士绅“公议请发昭信存款银五百两,添筑四城炮台各一,并城东北隅房各三间、炮架数具,置手炮四十杆、火药四千斤,修理大小旧铁炮、四城各炮台”,[1]144公议经知州叶济批准后实施。添置、修理火炮等设施增强了城墙防御功能。

1919年,日本人林重次郎来郑州调查,仔细全方位地观察城墙,“四周有城墙环绕并有四门。城为东西二里,南北一点三里,周长六点六里。城墙高二丈八尺。城门是东西南北各一,东为宾阳门,西为西城门,南为阜民门,北为护城门。各门均是二重城墙,城门为铁制,朝六时开,晚九时闭。南门的墙上有小庙,为城门的守护神。城墙的状况是外部用砖头垒积而上,内部自然粘土,墙壁宽一间乃至两间,墙面甚是凸凹不平。地势随南北低而渐次低下。由于多年失修,去年夏天的大雨使其大为破损。现有的地段宽不足十二尺,只能够通行而已。以前曾禁止通行,现在可自由往来。城壁四周均有两层式的楼阁,……西南角的楼阁里有唐代的所谓‘夕阳楼’,楼内石碑现存至今。”[6]从林重次郎的描述可知城墙的形制、门禁以及年久失修等概况。

20世纪20年代初,城墙墙壁尚高,内部土多崩坏。[7]至1926年“郑州的古城墙四周还是用蓝色砖垒成的。城墙高度大约有五丈左右,上面砌有城垛,约三尺来高,三尺来宽,……城门是一个大木门,一扇足有一丈多宽,两丈来高,三寸多厚,上面有很多排大铁钉”。[8]当时城墙坍毁严重,然形制基本上完整。

二、郑州明清城墙拆除的过程

随着经济发展,为了优化城市格局,推动市政建设,“城墙就成了城市发展的障碍”[9],1928年2月20日,郑州市政筹备处决定拆除城墙,士绅反对拆除城墙,未能起到作用,城墙最终被拆除。

(一)城墙拆除的提议

清末天津、上海等地率先拆除城墙,城市规模、市政建设、经济建设均得到快速发展,这为其他城市拆除城墙做了良好示范。基于新、老城之间空间联系的需求以及城墙防御功能的弱化,加之城墙被视为封建落后的象征,拆除城墙成为除旧布新之举和改造城市的重要方式,当时郑州市政落后,“灰尘蔽天、肮脏满地、臭气扑鼻”,[10]拆除城墙成为应有之义。

郑州市政筹备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城墙价值,“就历史上观察郑县之营城设治远在千载以上,则其城市之重要与文化之进展,深具考究之价值,引古证今足资规划市政之借鉴者尤多。”[11]1927年12月24日,河南省政府曾通令各地加固城墙,郑州城墙经三个月修缮,完好坚实,然而城墙最终没有逃脱被拆除的命运。实际上早在1919年郑州绅商就提议拆除城墙,当时郑州正筹备自开商埠,商埠规划区域在老城西北十里,为了维持火车站附近的繁荣,绅商想用拆除城墙来挽救,“以将原划界域移南,将县城圈诸界内,平废旧有城垣,则原有车站之商业既可维持,而治城一带官地均可化无用,为本地筹得一笔巨款,一举两得,询谋佥同。拟于日内即推代表晋谒该省长陈述一切,以期达到完善之目的。”[12]拆除城墙耗费巨大,带动面复杂,局势又动荡不安,绅商的提议没有得到当局认可,抑或遭到其他士绅反对,最后不了了之。

(二)城墙拆除的实施

拆除城墙的提议经河南省主席冯玉祥核准后,1928年2月20日,郑州市政筹备处处长刘治洲下令2月29日之前将城墙拆完。士绅反对拆除城墙,其过程由于史料阙如,我们无从得知。士绅为什么反对拆除城墙?因为民国为乱世,士绅熟悉本地历史,对城破惨状有深刻认知,如明末郑州城被攻破,“搜骡马、掳壮丁、掠财物,民房、官舍尽成焦土。……稍不如意或吊打,或炮烙,甚至剜肉断筋,肢磔分尸,覆宗绝祀者不可胜纪。”[4]393-397民国虽是热兵器时代,士绅认为城墙仍是保卫家园的坚固防线,如时人分析1926年西安长期被围城,未攻破原因时,强调城墙发挥着重要作用,“经了敌人猛烈炮火的轰击,虽有八月之久,也未曾攻破,似可想见其坚实!”[13]

士绅的反对未起作用,城墙最终被拆除,共拆下700多万块城砖,仍保留城址四角四炮台土身,把其改造成瞭望台及天文台。[14]拆除城墙是一件大事,不仅当时媒体报道,“郑市城垣现正动工拆除”,[15]也给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后,陈效孔还追忆郑州拆除城墙之事。[16]

城墙没有被完全拆除,只拆除城砖,里面土墙得以保留。1934年,郑州“城砖拆了修马路,留下光杆黄土墙”。[17]正如管城区政府所宣传的那样:“由于战火和城市发展,城墙的城门相继被毁被拆,东城门最早毁于战火,接着西城门在城市发展中扒掉,南北城门多存留了几年,最终还是随着历史前进的脚步消失了。随后,西城墙和北城墙大部、南城墙西段也陆续被拆被毁,东城墙和南城墙东段只剩下了土墙。”[18]

三、郑州明清城墙拆除的影响

拆除城墙改变城市格局、改善市容市貌,为市政发展提供城土、城砖、土地等,有力地推动着市政建设,促进城内外经济活动,有利于经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市防守。

(一)改变城市格局

京汉、陇海铁路通车后,郑州城市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城墙成为城市发展障碍,拆除城墙后郑州城市规模迅速扩展,进一步改变城市格局,为城市发展提供条件。

铁路未开通前,郑州城市形态为长方形,面积为2.23平方公里,规模局限于城墙围合的封闭空间之内,即金水河与熊儿河之间。城墙形态具有显著特点,东西长,南北短,东西两门对称,南北两门不对称,南门偏西,北门偏东,两个城门错开一大段距离,至今仍流传“郑州的城门——不照”歇后语。城市内部结构为行政官署位于城市中部偏北,东、西、南、北大街与城门相通,形成十字交叉的道路结构,西大街较为繁华,居民主要居住在北部和东部。随着京汉、陇海铁路在郑州交汇,为其崛起创造机遇,城市发展突破城墙束缚,在火车站附近形成工商业贸易中心,沿火车站向西门方向延伸的马路大街成为城市扩展轴线,“商贾云集,市面繁华,大工厂及大公司不下数十家”,[19]城市规模得以迅速扩展,传统城市格局被打破。20世纪20年代,火车站地区形成的新城面积达2.5平方公里,城市规模扩大一倍多,形态发展为不规则形,城市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新城不断向老城扩展,而老城则仍然城墙环绕,城门早启晚闭,城门成为交通的“脖颈”。城墙阻碍新城与老城互动,老城发展缓慢,两者差距不断扩大,“郑州之精华则又集聚于车站一带,……两相比较,其相差之年岁,似在二十年上下也。换言之,名城里为乡下,车站为城镇,亦无不可。”[4]61

拆除城墙优化老城空间格局,打破城墙对老城发展限制,新、老城空间联系增强,有利于新城与老城融为一体,使城市得以迅速扩展,进一步改变城市格局,为城市发展创造条件。抗战爆发前,老城外形成了扇形格局,1946年,郑州复兴规划指导委员会编制《郑州市规划指导委员会初步建设计划纲要》,工商业区集中在新城,行政区为老城,新、老城整体规划有利于两者进一步融合。

(二)推动市政建设

拆除城墙推动市政建设,这得到时人称赞,郑州“数月以来拆城垣,……改老大旧治,焕然一新”[20]“冯玉祥驻节郑州,对于郑州市政特别注重……其有具体可述者……拆郑县城……所以郑州市面亦大改旧观。”[14]

郑州市政府动用城土、城砖进行市政建设。为了以工代赈救济贫民,也为了市政建设,郑州市政府利用城土设立砖瓦厂,[21]更多是用700多万块城砖进行市政建设。如1929年,郑县建设局向市政府申请用城砖建桥,“现城上所余碎砖尚属不少,于以建设该桥可谓适宜合理,备文呈请钧府鉴核俯予准用,并饬知看砖警士以便搬运而资修建。”[22]市政府同意县建设局的请示,命令市公安局遵照办理。郑县地方法院打算修建围墙、办公室,向市政府申请用城砖,“拟建筑围墙及办公室动用拆城碎砖,计围墙系三面环抱,长七十四丈,每丈连墙根高一丈六尺,合一百一十八方丈四十方尺,每方丈约需砖一方丈五十方尺,共需砖一百七十七方丈六十方尺。又建筑办公室地脚地台约需砖二百四十方丈,两共需砖四百一十七方丈六十方尺。”[23]市政府也同意其请示,命令市公安局如数照发。此外市政府还动用城砖建造平民村、平民图书馆、体育场等公共设施。

拆除城墙进行市政建设取得一系列成果,但是混乱局势严重影响着市政建设成效,如拆除城墙后计划在城墙、城壕基址上修筑环城马路,“不过因种种缘由,一再措施,拖延今日。”[24]

(三)影响城市防守

城墙拆除不久就爆发蒋冯战争、中原大战,战争期间,郑州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冯玉祥西北军的指挥中心。城墙在热兵器时代防御功能不如冷兵器时代,然而还会起到一定作用。冯玉祥是否后悔拆除城墙,我们从其日记中可以窥知一二:

1929年4月18日,冯玉祥在华阴命令王作舟“缮城堞”。[25]

1930年5月7日,冯玉祥在郑州指示鹿钟麟“守城须在城壕外挖战沟”。[26]199

1930年6月18日,冯玉祥要求张岚峰“速将郑州附近阵地挖好”。[26]247

可知冯玉祥重视城墙的防御功能,因城墙大部分被拆除,以致郑州无险可守,冯玉祥只好命令部下大修防御工事。

中原大战期间,国军将领刘茂恩率军攻打西北军防守城市,因其固守城墙,刘军屡屡受挫,攻荥阳时,“敌逃入荥阳城内,该师跟踪追击,并攻击荥阳县城,敌凭坚顽抗”,后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城数度攀登,终未得手”。[27]205可见城墙在战争中的效用。

随着日本对华侵略意图日益暴露,杨杰等军政要员认为城墙具有重要国防作用,积极主张对其保留与改造,并向国民政府大力呼吁,国民政府采纳杨杰等人建议,1931年5月,行政院出台《保护城垣办法》,训令各机关照办,其内容为:

(一)全国各地方现有城垣、城壕及边界关塞,一律保存。(二)本案决定以前已经拆或填平者不在此例。(三)此后如需拆除填平者,由地方政府呈行政院发交军内两部会同参谋本部审核准许后始能。(四)因交通关系,得于城垣、城壕多辟门洞多加桥梁。(五)城垣、城壕若有破坏,责成地方政府修理。[28]

该办法明确要求各地城墙须经军政、参谋等部审核后才能拆除,体现国民政府对城墙军事功用的重视。这是中国首次将城墙保护纳入法规范畴,有利于城墙的保护。河南省政府积极落实保护城垣办法,命令各地修补城墙。

四、余论

城墙为城市重要文化遗产、文明载体、形象符号,其文化底蕴和旅游价值不断凸显。城门楼是城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城的显著标志,是城市的根与魂,为传承历史文脉,拓展文化广度,挖掘文化深度,城墙日益受到重视,公众要求重建城门楼。

城门楼指城墙上的门楼,为木结构重檐歇山式楼阁建筑,外形高大、威严、壮观。城门楼平时可以保护城门免受雨水侵蚀、可资登览观瞻,战时可以观察敌情、组织守卫、打击敌人。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为增强城市文化内涵,北京、洛阳、眉州等市先后重建城门楼,眉州市甚至认为重建城门楼是奔向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一步。郑州明清城门楼同样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诸多文人墨客在此驻足观景、作诗留念,如清唐丙曾作《登郑州城楼见嵩高》一首,“遥望林皋一抹青,间红间紫任棂星。飞来社燕巢何在,啭过黄鹂声耐听。天地有情常假借,人间无事不飘萍。

喜乘日暖风烟静,漏出当前翡翠屏。”[29]469与南京、西安、开封等城市相比,郑州明清城墙文化展示明显不足,公众要求重建城门楼。2010年市民何先生希望重建城门楼,认为重建城门楼可以美化环境,“对商城遗址是一种修护,对提升郑州的城市品位也会有帮助。”[30]在2016年郑州市政协十三届委员会三次会议上,政协委员顾万发等人提出“关于加快推进我市恢复重建明清城门楼的提案”,相关职能部门高度重视该提案,“希望将明清城门楼的恢复重建在日后也一并纳入郑州商城遗址保护的大规划中。”[31]

城墙兴衰与城市发展、文化认知息息相关,反映着城市变迁。城墙在传统社会发挥着重要防御作用,修筑次数频繁,近代以后,随着热兵器时代到来,城墙的军事功用不断削弱,城市发展的需要,郑州市政筹备处决定拆除城墙,拆除城墙促进城市扩展、市政建设、经济发展,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市防守。改革开放后,经济起飞,为传承城市历史文脉,公众要求恢复城墙的呼声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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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第六批资助项目(Q20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