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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古城军事攻防工程的现代启示

  2020-02-21    608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在中国古代的军事攻城和防守历程中,为了保护土地的归属性,对攻防体系进行了不断的改造和加固,因此留下了许多体系完善和类型丰富的军事工程,最终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军事攻防工程空间格局。本文以襄阳古城为例,从宋元之战中蒙元攻城体系和襄阳古城防御体系的地理空间条件、历史变迁和军事聚落分布三个方面入手,对襄阳古城军事攻防工程的形成、构成要素以及空间格局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并对古代襄阳军事攻防工程空间格局的攻防特点进行了深入剖析,以期为现代的军事攻防工程提供可行性参考。

  • 关键词:
  • 军事攻防工程
  • 历史变迁
  • 地理
  • 空间格局
  • 襄阳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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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建筑,在设计中就考虑到其保卫性能。大部分建筑和城池是从军事防御的角度出发修建的[1]。据王先福从考古方面证明,襄阳城市发展和行政建置的源头是位于城西北的古邓城遗址,至少在西周中期就作为邓国的都城而存在,其后一直作为南方军属工程防御体系的核心[2]。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防御体系,使得宋元战争中襄阳古城坚守长达六年之久未攻破,最终因被蒙军围城不得已弃守,其间宋、元防御一方和进攻一方所依托的军事工程即襄阳军事攻防工程。近年来对于襄阳古城研究多关注于单一防御的角度和遗产保护方面,忽略了襄阳城池在防御工程体系之外对于攻城一方产生交互影响的整体研究。本文以军事攻防工程为研究对象,探寻攻防工程历史发展脉络,并从整体角度剖析其空间体系格局。


1、军事地理条件


1.1 蒙元地理空间条件

公元1206年,整个中国有六个民族政权:在东北和华北是女真族的金国;宁夏、陕西、甘肃一带是党项族的西夏;新疆及其迤西式维吾尔和契丹族的西辽;西藏、青海等地区是吐蕃;云南、贵州地区是大理;秦岭及淮水以南地区是以汉族为主的南宋;漠北地区的蒙古族则正在崛起[3](图1)。处于漠北的蒙古国对其余六国发动侵略战争时,留下了大量攻防空间格局丰富的军事工程,其中以宋元襄阳之战最为经典。

图1  蒙元地理空间关系图

1.2 襄阳地理空间条件

襄阳位于汉水中游、秦岭大巴山东南余脉的丘陵地区,被汉水分为南北两城,南为襄阳城,北为樊城。其南有砚山,西南列山如屏,群峰对峙,地势险峻,在军事上,襄阳“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自古为兵家争夺之地,尤其在魏晋南北朝和南宋时期争夺异常激烈[4](图2)。自南北朝时期的防御往往都是沿着汉水流域展开的,特别是南宋的半壁江山,在岳飞收复了襄阳之后,南朝统治者就大力经营襄阳,形成了以襄阳为核心的“汉水防御体系”。其周边环山和临水的天然防御条件和古城池自身的防御,形成了其独特的地理空间防御体系。

图2  襄阳古城地理空间关系图


2、军事攻防工程体系形成历程


2.1 蒙元攻城体系形成历程

蒙军南下侵犯南宋时,建立了三大战区,在攻打长江上游的四川不破之后转而攻打长江中游的襄阳古城(图3)。在襄阳之战中,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献攻宋之策,认为“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收下也”[5]。襄阳城北临汉江,城高池深,易守难攻,且与对岸樊城唇齿相依,可相互支援,且汉水交通四达,援军易至,故强攻难以得手,于是蒙军实施围困襄阳的策略[6]。在1236年,忽必烈利用刘整贿赂襄阳城守将吕文德,在襄阳城外设置商榷,进行市场贸易。之后,蒙军以榷场为盗所掠,要求对襄阳榷场筑土墙自保,因此所建的寨堡成为围攻襄阳的起点。蒙元军在长期围攻襄阳作战中,知道“襄樊两城,汉水出其间,守兵植木江中,联以铁索,中造浮梁,以通援兵,樊恃此以为固,”于是决定先攻樊城[7]。襄阳之战,攻守双方都曾采用各种筑垒手段,在蒙元攻城体系中,元朝统治集团主要通过封锁交通修筑围墙、城堡壁垒及各种路障,阻断樊城与后方的水陆交通线,形成了其军事攻城体系。

图3  蒙军南下攻宋路线示意图

2.2 襄阳古城池变迁历程

旧石器和新石器时期,襄阳市区的这片土地上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西周时期实行宗法分封的政治制度,为加强对南方土地的控制,在汉水流域的襄阳境内分封的诸侯国有邓、谷、卢、罗、随、及楚等国,由于诸侯国的出现,襄阳市区内为邓国及鄾子国属地,即建立邓国和鄾子国的政治中心,邓国的首都为邓城,鄾子国都城为鄾子城,这是襄阳市区内城市最早的记录[8]。襄阳古城由襄阳城和樊城组成,在历史上,樊城没有建城的准确记载,据陈家驹在《襄樊城市变迁》中记载:樊城与邓城是邓国历史兴衰中的两座姊妹城的衍生、发展的产物,樊城现如今的地理位置就是从原先位于邓国的“伴生城”的位置变迁而来的。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城北枕沔水,即襄阳县之故城也。王莽子相阳矣,楚之北津戍也,今大城西垒是也。”从这段记载可以知道襄阳城的早期建城记录,襄阳城最早记载的名称是北津。其间由于历代战争频繁,城墙和城楼也屡兴屡废(图4)。

图4  襄阳古城城市变迁图


3、攻防军事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


襄阳军事攻防工程体系是由蒙元双方建设的军事工程所组成,其在攻城和防守过程中筑起了很多军事聚落,这些军事聚落的选址、构成和攻防工程的布局形式直接影响了攻防军事聚落的空间分布,也影响了整个襄阳古城的空间格局(图5)。

图5  宋元攻防战示意图

3.1 军事聚落的选址布局特征

(1) 蒙元军事聚落选址布局

蒙古族“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产决定了其生活方式,牧场的位置也就决定了其聚落的位置,虽从漠北一路南侵直到南宋,但是其生产生活的方式却并不会因为来到南方就改变,其聚落的选址依然是要满足便于生产、生活和吉祥之地这两个条件[9]。蒙元军事聚落的选址一般都不选在山顶而多靠近河流水系,水草丰美的地方,以便于畜牧的饲养。其聚落选址如《蒙古秘史》载:“依山居住,牧马的人可得帐房主,靠水居住,牧羊的人可得饮食吃”[10]

(2) 襄阳古城军事聚落选址布局

南宋时期襄阳古城池形成了以襄阳城为核心、樊城为辅城、周边的各县和寨堡为羽翼的城防体系。襄阳古城地势较高,三面环水,一面环山,要想攻下襄阳古城,就得在西、南、北三面同时进攻,任何一方缺少,襄阳古城就能够得到救援。襄阳城周边筑的堡寨选址也主要集中在这三面,而这些堡寨也大多在原有集市基础上建立,和襄阳城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3.2 攻防工程体系军事聚落的构成

(1) 蒙元军事聚落的构成

蒙元在围攻襄阳城的过程中,首先是明面上开设榷场,背地里建筑堡垒,作为其军事聚落立足点,其后又在外围各地修筑堡垒作为其接应的军事基地。设置了牛首、安阳城、古城、红岩、白河、滚河、沙河古城堡、鱼兰寨城、淳河、新城十城,加上邓、鄾二城,号称为“十二连城”,对襄阳樊城进行围困,也就形成了对襄阳城周边江汉以北、以东的外围封锁进攻系统[11]。同时为了阻拦宋水军的支援,元军在两城之间的江汉里筑起了东、西敌台,并在城外筑起了堡垒,最终形成了围攻襄阳城的十分严密的攻城军事聚落(图6)。

图6  蒙元军事聚落空间格局

(2) 樊城军事聚落的构成

据《太平寰宇记》载:“汉邓县即古樊城。”樊城的城池防御体系,由外到内的防御层级依次是护城河、古城墙和城内的军事防御聚落(图7)。

图7  樊城防御空间格局

樊城的护城河作为整个襄阳古城的第一道防御防线,在整个古城防御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蒙元攻破襄阳城必须首先攻破樊城,其每座城门前均有一座跨越城河的吊桥,为古城提供了必要的交通条件。

樊城的城墙历史悠久,城墙在汉代已建成。樊城城墙一直是土质的,其城墙防御体系坚固程度与襄阳城相比则差一些,但其仍是非常完善的防御工程,在城墙军事部署中有敌台,又称点将台,还有“藏兵洞”等军事设施。

樊城城内的军事聚落特点和襄阳城的规划布局有着很大的差异,其在城市建设的布局上就因势利导,和邓城与襄阳那样严守一格的“方城为城”的章法有所区别。樊城的街道如:前街、后街、四官殿等均与汉水走向大致平行,同时两条最主要的街道前街和后街都临近汉水,也是为了可以临近码头和襄阳城有着便利的交通联系,使得襄阳城能够及时对樊城进行支援。

(3) 襄阳城军事聚落的构成

襄阳城池防御体系可分为三大部分,由外到内的防御层级依次是护城河、古城墙和城内军事防御聚落。

其最外层级的天然防御体系护城河在每个朝代都有所提升和改进,同时在护城河内的东、西、南三面,城门外还筑有子城。东、南门外的子城有两道桥,西门外的子城有三道桥,一桥处于主城门与子城之间,上面置吊桥,启闭自如,子城外的吊桥是进出子城和襄阳城的咽喉,在子城之侧都设有高台两座,台顶面积约10m2左右,叫做“敌台”,也就是瞭望台,用来观察敌情和通报信息。

襄阳城墙也是在战火的洗刷中不断地得到加固,城墙也由矮变高,由土城墙变为砖城墙,城门也因为加建了子城,由单一直出直进式改为屯兵式的瓮城门。明洪武十年又在城东北角加筑了一部分城墙即新城湾,使得城北与汉水紧连,消除了原先城东北角的开阔地带,使得古城池东北角的防御能力得到加强。

襄阳古城作为府城,古城以主轴线为准,按城市功能分区的原则,将其主要公共建筑分布在适宜的位置上。同时整个古城的基础设施历经战火的洗刷,每次遭受破坏后城内都大兴土木,恢复城墙、城楼、角楼,增建纪念性建筑。正是由于城内严谨的管理和控制,城池里面这种“人民城市人民建”的精神,使得襄阳古城池的防御体系一直不断地被完善。

正是襄阳城宽阔的护城河,凭借襄阳城西南砚山屏障和北边的汉水,使得襄阳城成为易守难攻之城,故素有“铁打的襄阳”之称(图8)。

图8  襄阳城防御空间格局

3.3 军事攻防工程体系空间格局分析

(1) 蒙元攻城体系空间格局

① 以点控线——横向呈放射状布局。蒙元围困樊城所形成的空间格局,可以概括为“一江、五河、六山、十二连城”,元军凭借江河周边建设的围城和堡垒,形成了一个以点群控线的进攻工程体系。汉江和河流作为路线,围城和堡垒为攻城节点,组成了线状的攻城体系,形成了以堡垒节点控制主要水域的攻城格局。在攻破樊城后,对襄阳城进行围困时,在汉江筑了东、西敌台,并在襄阳城外沿万山、百丈山修筑了万山堡、白鹤堡,结合襄阳城外的土墙“长围”,也是通过筑起连环堡作为攻城节点,形成了以“一字城”为支点的线状攻城体系,作为围困襄阳城的另一封锁攻城系统[12]。通过点群状的防御节点的布局,其蒙元对整个襄阳古城进行围困的第一道攻城路线已形成。

② 以线制面——多层级环状纵深布局。在江河周边筑起的十二连城,呈放射环状分布在襄阳古城周边,组成放射线状的攻城路线,成为围困樊城的横向面群攻城体系。筑起的堡垒一般建在地势稍高处,因为扼守高位加强了防御能力,同时也具有较大的控制视野和防御纵深,成为围困襄阳城的纵向面群进攻体系。通过将攻城节点联系起来组成一条攻城路线,每一条放射状路线又组成围困襄阳城的面状攻城体系,形成了对襄阳古城进行围困的第二道攻城路线。

③ 点线结合——秩序叠加的纵横布局。在对襄阳古城围困时,横向呈放射状布局的围城、堡垒和多层级环状纵深布局,组成了一个秩序叠加的纵横布局攻城防线。其利用山、河的地理条件在横向上对襄阳古城进行环状组团的围困,纵向上控制襄阳古城的视野格局和防御纵深,因此可以说蒙元对襄阳古城的围困实质上是一个秩序叠加的立体攻城体系(图9)。并形成了以点控线、以线制面、点线结合的多层级攻城空间格局,这种“秩序叠加”的攻城体系,结合蒙元对襄阳古城围困时的附属建筑设施,成为了蒙元攻城体系的核心,其攻城工程空间格局成为了破除襄阳城防御体系的关键。

图9  蒙元秩序叠加的立体攻城空间格局结构图

(2) 襄阳古城防御体系空间格局

① 一体化的古城整体格局。襄阳古城依据周边山、河等自然的条件加强了其防御能力,古城周围的护城河即为军事防御而设,南有狭长的砚山屏障,汉江位于两城之间,形成了“一江、两城、三山、四河”的格局,作为襄阳古城长围的第一道天然工事防御空间格局。

② 格局迥异的双城结构。襄阳古城中樊城和襄阳城是格局迥异的两座古城,樊城是商贸水运为主的城市,襄阳城是军事政治为中心的城市,但都有护城河、城墙和瓮城作为其最重要的外层防御体系,形成了其各自的古城空间结构。

樊城外护城河作为抵抗蒙元南下侵略的第一道防线,其城北护城河作为首要防御设施,阻挡了蒙元南下的脚步。其古城墙防御能力远不如襄阳城,但在襄阳城的援助下,樊城也形成了完整的外层防御格局。

襄阳城外层防御格局中护城河作为其最重要的一道防线,襄阳城防御格局也是围绕护城河筑起了一个整体的城墙防御空间。吊桥是进出襄阳城的主要咽喉,一般会在子城之侧或者子城内部筑高台,古城墙有六座城门与城内外连接,并且每座城门都设置了瓮城和城楼,在城墙上每隔一段距离就设置一个马面,增强城门的防御能力。形成了由子城、古城墙和瓮城组成的结构严谨、布局合理的外层第二道古城墙防御空间格局。

③ 古城内部防御空间格局划分。古时樊城地位显赫并且规模大,城市内部功能空间格局分区也较明显,整个城市大致由“九街十八巷”分割了整个樊城内部空间。据《元和郡县志》记载:“三国魏常于此装冶舟舰以伐吴”,可见当时樊城水军的军事实力已经很强,其在抵抗蒙元攻城中,因为江河的水域优势,南宋水军成为抵抗蒙元侵略的主要力量(图10)。

图10  襄阳古城防御空间格局结构图

襄阳城有着“方城为城,汉水为池”的格局,其街坊道路以棋盘式方式布置,十字街作为交叉点,纵轴为南、北街,横轴为东、西街,形成了以纵横二轴为准行的内部防御空间格局。城东北布置官署,东南隅建设王宫,城中北部建设军事基地,城市中心位置筑起了报警用的鼓楼,南街的城台式建筑谯楼,建在城西南部的贡院,建于交通便利东北和西北部的官府粮仓,整个古城内部功能空间布局是十分讲究的,建立了一种“平战结合”的发展模式,使得襄阳城内形成了一个独立完整的防御格局(图10)。

正是樊城和襄阳城内部不同的防御空间格局,为外两层防御空间格局提供了物质和军事基础,并同汉水和护城河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古城池防御体系,彼此相互支援,形成了古襄阳城内层第三道城池防御空间格局。


4、结语


作为重要的军事重镇,襄阳古城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军事攻防工程体系。宋元襄阳之战历时五年,是中国少有的坚城攻防持久战,其间的围城与抗围城、攻城与守城、筑垒与破垒、设障与破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事攻防工程空间格局。本文通过深度挖掘和探索襄阳古城军事攻防体系空间形态与特征,让人们了解古代军事历史、发掘襄阳城历史文化和保护历史古城建筑遗址。通过对襄阳军事攻防体系空间格局的保护研究,也就是保护历史古城曾经的记忆,对存在或消失的遗产进行一定的标记,以达到让市民认识,延续历史记忆的目的,同时也为襄阳古城未来的发展规划提供了参考。


参考文献:

[1]张驭寰.古代军事建筑、军事工程有什么内容?[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10-27(16).

[2]王先福.古代襄樊城市变迁进程的初步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1):60-70.

[3]“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军事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385-386.

[4]胡阿祥,彭安玉,郭黎安.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历史军事地理要览[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340-343.

[5]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8.

[6]吴庆洲.中国军事建筑艺术(下)[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406-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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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襄樊市城建档案馆(处).襄樊城市变迁[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48-49+122-124.

[9]于学斌.蒙古族聚落形态考辨[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33(5):70-73.

[10]蒙古秘史(第118节)[M].北京:中华书局,1956:78-79.

[11]杜汉华,余海鹏.“襄阳军事攻防工程体系”与汉水流域“世界遗产”的申报、保护[J].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14(3):5-9.

[12]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79咸淳五年正月[M].北京:线装书局,2009.


张卫,胡根根.襄阳古城军事攻防工程空间格局研究[J].华中建筑,2019,37(11):13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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