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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关于民族考古学的特点及内涵

2020-02-22 1064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国外“新考古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在大力发展着。随着80年代起“新考古学”方法和理论的引进，被看做“新考古学的战斗呐喊”的“民族考古学” 掀起一阵中国浪潮，真是百花争鸣，百家齐放。基于此，通过以往的研究成果回顾，总结了“民族考古学”的特点与内涵，并对未来做了思考。

关键词：
内涵
民族考古学
特点
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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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族考古学的概念缘起及其内涵

民族考古学最开始兴起于西方，就它的兴起背景和时间，荣观夐先生和张寿祺先生发表过不同的意见。梁钊韬和张寿祺先生认为，民族考古学的兴起背景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文物、古迹的维修复原工作，且被认为是最早的一篇“民族考古学”的文章发表于1956年，所以张先生认为“民族考古学”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1]。而容观夐先生则认为，根据近年的研究表明，民族考古学的早期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末叶，且国外民族考古学有今天的成就，无疑是经历过漫长的行程的，国内民族考古学的研究再怎么也不会迟于五十年代末叶（1959年）。“民族考古学”一词最开始是1900年一位美国学者首次使用，对中国民族考古学有杰出贡献的汪宁生先生认为，民族考古学是近年兴起的一个考古学的分支，它作为一门有自己理论和方法的边缘学科，是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的。1961年，第一次出现了专门讨论考古学类比的方法论的文章，也就标志着民族考古学的开始形成。

关于“民族考古学”的定义，国内外从最开始就存在一些分歧。在国外，道格拉斯·戴维和卡尔·克莱默的《民族考古学实践》一书中关于西方对“民族考古学”的不同定义就列出了12种，容观夐和乔晓勤先生的《民族考古学初论》里也列出了10种，此情况在郭立新教授的文章中都阐述的很明白了。而中国的“民族考古学”，虽然受到了国外的很多影响，但是在认识论上，从一开始学者们也是众说纷纭。现在中国对于“民族考古学”的定义基本分成了两大阵营，汪先生指出：“一派认为，只有考古学者亲自到现代民族中从事田野工作，亲自取得材料来与考古材料进行类比才算是民族考古学。另一派主张，民族考古学就是民族志材料和考古学材料的比较研究。这民族志材料，可以来自自己的田野工作，也可以依赖前人的记载......我无疑是赞同后一派的。”前一派是狭义的民族考古学，所奉行此定义的学者们大多受到国外民族考古学家们的影响，但在发表看法之后并未有所具体实践去解释和论证。后一派是广义的民族考古学，赞同此观点的汪宁生、容观夐等老先生身体力行，将自己的学术主张付诸于实践，还发表了大批极具学术价值的理论实践成果，从而也大大加强了广义民族考古学定义的影响力。所以现在学术界大多接受和认可的也是广义的民族考古学的定义。

民族考古学在中国作为一门交叉边缘学科而兴起，它和民族考古又不同。民族考古只是运用民族学的一些实物资料来考察、研究、引证或论述考古学中的一些东西，且研究范围广阔。王仁湘先生说：“一切地域的考古，都可以称为民族考古。这是因为任一考古考古遗存都应当是属于某一民族的历史遗存，而不能说仅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古研究才是民族考古，而中原地区的考古就不能称作民族考古。”而民族考古学是一门学科，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技术。面对丰富复杂的考古材料，我们会用民族考古学方法去判断其族群属性，去探讨如何通过现存民族的生活习俗来确定一些考古材料的性质、功能等内容，还会延伸到对一些原始文化的研究和验证。

2、民族考古学的特点

民族考古学自兴起之时便是历经曲折。当时汪先生坚持将民族考古学从考古学中分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就遭到了学术界很多人的反对，张忠培先生就是其中一个。张先生认为，对一个民族的追根溯源，属于族源研究的一部分。若这民族有变迁，那么民族学和考古学的结合和历史研究道理相同，若无变化，那民族学的调查资料和考古学对遗存及现象的研究也并无不同。且“民族考古学”又缺乏自身的研究对象，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将“民族考古学”单独提出来。而像汪先生这样支持“民族考古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学者们在经过这么多年不懈努力后，民族考古学终以一门独立的学科面世。这与它自身的特点不无关系，虽然这些特点可能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至少也是民族考古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优势和存在的价值。

2.1 学科交叉性

20世纪下半叶，各类交叉学科的兴起和应用为各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21世纪，在深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交叉融合是当代学科发展的显著趋势之一。很多学科交叉的成绩有目共睹，大家也称21世纪是“交叉学科的时代。”民族考古学也是民族学和考古学相互结合而产生的交叉性学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它的特殊地位。

在我国，考古学一直都被看作是历史学的分支，在学科分类上都归属于历史学下的二级学科，直到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才意识到考古学的独立性，将其从历史学下脱离出来成为一级学科。考古学，是通过古人遗留下来的（与人活动相关的）物质遗存（包含遗物和遗迹）来研究过去人类文化的学科。而民族学，是研究近现代人类（族群）及其文化的学科。它们都注重文化，关注社会历史，它俩的学科属性已经决定了彼此相辅相成的关系。考古学是通过古代社会所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来了解历史和社会变迁，不仅要研究“物”，更要研究“物”背后所包含的社会组织和精神世界，但是往往大多数考古材料都无文献资料可供参考，考古学家们就要想方设法读懂这些材料，让这些材料“说话”。而考古学材料的阐释除了离不开历史学以外，也离不开民族学。民族学除了能为考古学提供验证材料以外，民族学的理论、方法、技术等对考古学学科建设本身也提供了很多的帮助。我国学者陈淳、杨群、潘守永先生等对民族学和考古学的复杂关系都进行过详细的分析和讨论。正是由于民族学和考古学割舍不掉的关系，在相互促进的过程中，从而衍生出民族考古学这门交叉学科，并拥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它不仅可扩大考古学的研究领域，解释史前社会和古代社会中一些单凭物质遗存本身不能解释的问题；还可抢救和补充记录过去民族学者很少注意的材料，大大丰富民族志档案；而且通过探讨物质遗存和社会组织、人类行为之间关系之类问题，对人类学本身的理论也有新的刺激和建树。

2.2 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

民族考古学是一门通过物质遗存结合现有民族学资料去探索古代社会的学科。我们不仅要研究历史遗存，还可以研究那些可资比较的现代社会生活方式，通过探析古代社会的社会组织、生产关系等，来研究社会的变迁史。这就是一种历时性研究。比如，采集渔猎生活方式曾在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相当长的时间，我们运用民族学的理论方法去调查那些现在尚存的采集渔猎社会，不仅可以判断出一些考古学资料的族群属性，获得对先祖社会生活的“局内观察”方法，还可以根据现存的采集渔猎工具与古时工具对比，从而分析出他们捕获方式、生存环境、分布情况等的变迁。并且，民族考古学最核心的研究方法就是类比，而类比其实就是一种历时关系的比较研究，通过类比，来解决更多考古学的问题。而共时性，民族考古学和聚落考古学一样也需要。聚落考古研究的基础，便是单个聚落遗址内部考古遗存的共时性和不同聚落的共时性的确定。而民族考古学在面对众多复杂的考古学遗存时，也需要运用细致的类型学分析来辨别其所属年代和性质、族属关系等。只有解决好共时性的问题，历时性的工作才能更好的展开。

2.3 实证严谨性

民族考古学的实证严谨性，就主要在于它的研究方法了。近些年来，学者们都开始运用各种民族志材料对考古遗存开展实证研究，汪先生更是费尽历年的心血，摸索出了一整套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即类比-假说-验证。有的时候历史文献资料记载有误，或是考古材料分析有误，在民族志材料的验证下，既能纠正文献资料的不当之处，也能更准确的判断考古材料的族群属性、所属年代等。在这样严谨的研究体系下，得出的结论可能建立一种新说，也可能仅仅只是否定了以前的误说，并不能提出新的解释，但其严谨性可以保证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能够更加有价值，从而为其自身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做出更大的突破提供契机。

3、结语

对于一门学科的创新，一要掌握新方法，二要拥有新材料，三要提出新问题。民族考古学的这些特点也进一步奠定了它如今的地位。但是民族考古学在我国发展的时间还不算长，而且作为交叉性边缘学科，其理论、方法、技术等都还没有完善，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也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李仰松教授也曾说过：“有关民族志资料的借鉴和运用，是解开考古学中某些哑谜的钥匙。”因此民族考古学在后续的发展中，除了充分运用好民族学和考古学结合的优势，更好的运用民族志资料，更严谨细致的运用类比分析方法以外，其自身还要有更加突出的成绩和创新。在学科建设上，也要加强理论建设，完善民族考古学课程，培养更多的民族考古学人才。

最后用李仰松教授的话结尾，民族考古学“这支新学科的形成与发展的趋向，有可能会拓展到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如美术史、岩画学、巫教、生态学、建筑史、符号学、天文学等等，它还有待我们不断地开拓和创新。”

参考文献：

[1]张寿祺.论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兼及对西方哲学“整体论”的分析和批判[J]中山大学学报,1986(1).

萧尧.民族考古学的内涵及其特点[J].卷宗,2019,(23):293-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