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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土地流转带来农民分化和村庄管理方法

2020-06-20 409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和以适度规模经营为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大量农民离开农村向城镇转移就业，承包地低效率利用和撂荒现象很普遍。土地的三权分置，经营权有偿流转使土地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向财产性功能转变，经营权流转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剧农民的分化，对村庄的治理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
农业政策
农民分化
土地流转
村庄治理
理论与政策
组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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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后，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组合方式的多样性对应着农民分化的不同类型，可分为传统农民、离乡农民、离土农民、内源式新型农民、外源式新型农民[1]，根据不同阶层农民对土地的态度，半工半农阶层和小农兼业阶层属于中间阶层，保障好中间阶层的稳定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2]，杨华[3]认为中农阶层既与精英阶层、中上阶层有联系，又与中下、贫弱阶层保持密切交往，在乡村治理中扮演重要作用，史天键[4]认为建立起覆盖全体农民的社会保障系统很必要，陈世伟[5]认为随土地制度变迁，要积极推动行政村自治向新型农村社区自治转型，本文的研究能丰富宁夏乃至全国土地流转的案例。

1、内部动力奠定流转基础

内部动力是农户自身对土地转入和转出的需求动力。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远低于制度工资率，使得劳动力自愿转移到工业部门[6]，增加了非农就业机会，土地的生存和就业功能逐渐弱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非农就业的半工半农农民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对土地的保障功能弱化。银川市舟塔乡内出现自发的土地流转现象，务工农民将土地给亲戚种或者留给老人种，或者直接抛荒。“农村的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现象严重。舟塔乡呈现“人多地少”的状况，每家每户只有3亩～4亩地，人均土地不足1亩，即使枸杞的利润空间再大，也难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因此，外出务工或者有些农户到青海、甘肃承包土地种植枸杞或打工已成为常态。

部分农民对枸杞市场有了解，销售枸杞有门路，致力于做枸杞加工、批发。这部分群体占舟塔乡人口的20%，拥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售卖、加工枸杞的经验，对国家对农业的政策方向有一定判断能力。这使得土地集中耕种成为可能。

2、外部动力推动作用

中央出台的各项政策在制度和法律层面保障土地流转的安全性。2014年政府出台《关于发展壮大枸杞产业若干意见的通知》，在乡政府的行政推动下实施土地流转，鼓励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通知指出：“加快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优化全区枸杞种植区域布局，改造提升以中宁为核心、清水河流域和银川以北为两翼的老产区；鼓励和支持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家庭农场推广优良新品种，应用先进技术和机械装备。”斯科特[7]的“道义小农”理论认为依靠土地生存的小农，追求安全第一的生存原则。“危机关头的生存保障是比收入状况更为灵敏的社会分层原则”。靳崖村首次在村里实行土地流转，农户多处于观望状态。生存问题最直接的关系到农民生活的根本需要。从2004年起，国家进行税费改革并取消农业税，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由中央政府的财政资金来补偿，政府不再直接从农民身上获取财政资金，使得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之上，造成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对立，农民对政府的作为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在舟塔乡，农民会说某村民是村委会或乡上的亲戚，所以才获得好处。靳崖村委会干部和党员每人出资5万元，共出资30万元成立中宁县万顺枸杞专业合作社，并流转自己家的土地，这种带头作用使得农民觉得村里人都出资流转了，肯定有利可图。咱也不担心什么了。并且村干部承诺每年每亩800元流转费，在枸杞种植的前四年，只发流转费，到合作社正式开始盈利时，将土地入股合作社的农户进行分红。这一次的动员，靳崖村共流转796亩用于集体种植枸杞。占全村总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2017年枸杞价格大幅下降，合作社前三年流转的土地尚未挂果，村委会欠债100多万元，村委会不再继续流转土地。没有流转土地的农民只能将自家土地的枸杞拔掉，种植玉米，据统计该村共有1745.69亩种植了玉米。

靳崖村也鼓励小公司流转农户的土地，王先生是舟塔乡靳崖村村民，一直从事枸杞加工和销售的工作，王先生流转200多亩土地，注册了中宁县绿地枸杞产销合作社，加工自己基地的和从市场上收购来的青海甘肃枸杞，年收入100多万元。收入大部分是依靠加工枸杞，基地枸杞成本高，挣不上钱，但公司有自己的基地，也能为售卖枸杞打开销路。舟塔村为落实群众增收，全村枸杞种植2000多亩，同时鼓励村民向周边地区辐射，寻求枸杞发展出路，全村有86户村民到青海，甘肃租赁土地种植枸杞4000多亩，有枸杞贩运户88户，村民沈斌自建占地9000多平方米的枸杞加工销售基地，解决本村30多人的就业问题。

3、土地流转后阶层分化

土地流转加速了阶层分化。各个阶层对于在城市中买房，成了刚需。2004年取消农业税后，地方政府不再向农民收税以及三提五统，农民的负担减轻。地方政府没有收入，财政空缺。正好，国家加速城镇化过程，地方政府有发展县域经济的动力，且农民工进城买房就会带动土地财政，增加政府收入，繁荣地方经济。舟塔乡的农民多数是城市―农村“两栖”。根据在村中财富的多寡和社会地位分为村庄精英阶层，村庄中间阶层，村中贫弱阶层。

村庄中精英阶层，该阶层是专门从事枸杞加工、销售，并从中赚取利润的个体，在村中仅有1人～2人，这部分个体，从小生活在本村，在本村有深厚的人脉基础。长期从事贩运枸杞，了解枸杞的市场，并在做枸杞生意的过程中积累了资金。年收入达到80万元～100万元。这部分个体通过雇佣工人劳动，并且在城市中拥有房产。社会地位较高，与乡镇或者村委会官员私交较好。

村庄中的中间阶层，该阶层主要以村委会班子，或者部分做小生意的商人和部分务工群体为主，占村庄人口的80%。做枸杞生意的小商人在城中有房产，居住在城市，但长期工作在农村，与村中农户打交道，处理村民遇到的大小事宜。在村民的联系较为密切，年收入在6万元～10万元。舟塔乡的88户在青海租种枸杞的农户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另外一批农户是兼业家庭，依靠务工和务农的双重收入来维持生活。这种家庭结构是上有父母下有儿女，中间是一对青年夫妇，子女未成年，是纯粹的消费者，教育支出占据了农民家庭支出的最大笔。老年人在70岁之前不仅要有从事农业生产的能力，而且有从事农业生产的需求。

村中贫弱阶层，该阶层占村中人口的大多数，主要是老人、妇女、外出打工者。这部分群体依靠自身努力，在小县城有住房，但也有部分贷款或者在城里租房，属于离土又离乡人群。部分土地全部流转出去的农户，成为无地农户，在中宁县做建筑工，搞装潢，在天元锰厂工作等。2017年枸杞价格下跌，村庄内的枸杞规模化的成本高，亏本，流转费不能按时发放，影响到该群体的生活。

4、对村庄治理的影响

从长远来看，不管是在村里做枸杞加工，还是外出青海甘肃雇工种枸杞，打工，都是为了积攒逃离村庄，进城安居的费用。空心村随着土地流转的程度加深，也变得越来越空。村委会的“功能性”加强，主要是动员农户土地流转，加速农村资源的资本化水平。

1）村委会的职能从管理向服务转变。人民公社解体，村庄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没落。代之以村委会，1998年颁布《村组法》，由本村村民自行选举代表，自行管理本村内部事务。受人民公社时期上传下达的影响，乡镇政府作为最末端的行政机构，联系着上级政府和农村社会，并借助村委会实现国家意志深入农村社会。贺雪峰曾提到，如果不借助村委会，乡政府收税连门都找不到。2003年后，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的收入靠中央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来补偿，随着近几年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中央政府的专项资金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大，将农户的满意度与产业的发展纳入干部政绩考核里。政府对脱贫成果的评估采用第三方评估，使得乡村干部重视维护与群众关系，村委会从“管理功能”向“服务功能”转变。

2）村民的政治参与度下降。提高村民的参与能力是提高村委会资源动员能力的关键，而且与国家意志进村入户的能力密切相关。对于现在农村的现代化转型，现代化本质上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倾向决定了农村社会在现代化中的不利处境。中国农村人口庞大，实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很困难，对农业农村现代化造成很大的困难。村庄治理处于国家和农村社会的中介地位，必然要在国家提取农村经济社会资源与农村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抵制国家提取社会资源的冲动之间保持平衡。保证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的转型。村庄解决的主要功能是解决村庄内部事务，《村组法》规定，村民自治由国家主导，这是与村民自治由国家提供制度支持是密切相关的。政府掌握着比村民多得多的政治经济乃至组织文化资源，这种国家主导为村民自治提供了内动力，加强了乡村治理的功能性导向。并且村民自治的正常运作以乡村干部和村民群众的传统认知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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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柏峰.中国农村的市场化发展与中间阶层:赣南车头镇调查[J].开放时代,2012(3):31-46.

[3]杨华.“中农”阶层:当前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中国隐性农业革命”的社会学命题[J].开放时代,2012(3):71-87.

[4]史天健.土地流转应该也必须讲政治[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3(1):3-6.

[5]陈世伟,尤琳.农地制度变迁与农村社会管理[J].重庆社会科学,2012(4):40-44.

[6]邵爽.工商资本进入农业与土地流转的关系研究:基于就业与保障视角[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2(6):111-118.

[7]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张金红,田亚慧.土地流转与农民分化及村庄治理研究[J].南方农机,2020,51(11):16-17.

基金:2018年宁夏社科规划项目——《宁夏南部山区乡村社会治理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18NXBSH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