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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协同发展模式探究

2021-01-22 276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城乡关系既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从经济伦理和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两大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一次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变,体现了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伦理观的扭转,也是在城乡发展不平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迫在眉睫的制度变迁,其协同发展应当从经济伦理实现和制度变迁动力两方面来看。经济伦理和制度变迁的实现中最核心的要义则是内心信念的转变。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制度变迁
城乡关系
新型城镇化
经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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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关系既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的发展走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城乡发展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同时各自也面临不同的发展困境,这既有历史因素的沉积,亦有现实因素的影响。如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实现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业已成为我国当今社会的重要课题。基于此,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先后被提出。

学者普遍认为,两者并非对立关系,而应该相互推进。陈丽莎(2018)认为,两大战略都是为了积极利用农村劳动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解决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卓玛草(2019)认为,“解新型城镇化困境之‘围’需要乡村振兴支持,助乡村振兴战略之‘力’需要新型城镇化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天然拥有着协同发展的属性要求。在更深层次上来看,两大战略的提出是一次对城乡关系认知的彻底性改变,也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变革。

1、理论基础

1.1经济伦理

经济伦理概念由马克斯·韦伯于20世纪初提出,但主要服务于他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发轫于美国的当代西方经济伦理学理论来源广泛,虽受韦伯的启发,但同韦伯的经济伦理概念不能完全等同。经济伦理学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甚至是在基本的经济伦理概念上仍存争议。在当代我国,经济伦理蕴含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最为关键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同时也包括以新发展理念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伦理等重要内涵。“市场经济运作不能没有道德基础,社会秩序本身也不是没有伦理维度。”经济伦理主要回答的是经济发展、制度、行为、政策和目标等经济领域诸多方面的道德合理性问题,体现相应的价值诉求和道德规范,以价值判断为准绳,评价、规范和约束经济主体行为。作为一种伦理价值规范和柔性约束力量,任何一种伦理规范的遵循和伦理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相关主体的价值信念。

1.2制度变迁

20世纪7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研究经济问题时,往往把制度排除在外。以诺斯(North)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则把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进行考察,认为制度变迁是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制度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受资源稀缺性的影响,制度的供给是有限的。诺斯(North)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包括正式制度规则和非正式制度规则。制度变迁指“制度创立、变更以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制度变迁是一个从收益最大化出发而根据时空变化进行不断调整规则的渐进性过程,也就是诺斯所说的“规则是从自利派生出来的”,但制度变迁同时存在“路径依赖”的问题,即制度的自我强化,或者说,当制度进入某一路径时,无论结果怎样,总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依靠,甚至处于“锁定”的桎梏之中。

2、经济伦理和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协同困境

“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和农情决定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性,城市化的不断加快和城市建设各种问题的客观存在也迫切需求新型城镇化建设。从根源上看,城乡发展困境的出现一方面出于制度上城乡二元体制的固化难以化解,另一方面则由于对城乡的价值判断存在偏差和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贯彻不彻底。传统的城乡发展理念的价值判断偏向城市。城乡区别最突出的体现就在于要素生产效率的不同,这又同生产要素的配置密切相关。城市拥有着数倍于农村的人均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天然在要素争夺、生产效率以及人均收入上占有优势。城乡二元结构在一定时期具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在迫切追求城市经济和工业发展的既定经济伦理思想指引下,伴随而来的城乡二元体制又在制度上强化了这种天然差别,带有强制行政性的资源配置政策割裂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同时,不但使资源禀赋不占优势的农村地区进一步衰落,又造成了城市建设盲目扩张的种种问题,使传统模式城市扩张的边际收益急剧下降,也让农村流入城市的资源利用效率大打折扣。

经济伦理和制度安排之间割舍不断。一定的经济伦理观念会引致相应的制度安排,同时,制度安排也蕴含着内在的经济伦理。但是,经济伦理具有一定的粘滞性,制度变迁会有“路径依赖”的问题。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出于对城乡价值判断偏差的反思,也是一次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的制度变迁过程,因此其协同发展难免受困于此。

2.1经济伦理方面

在较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城市优于农村、工业优于农业既是一个客观现实,也形成了固定的旧有观念。对行政主体而言,长期追求城市化率、城区建成面积、工业产值等指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却忽视了农村、农业带有的价值属性,只是把农村作为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地以支撑了城市的高速成长;对市场主体而言,由于城市具有空间积聚、基础设施完善、人口密集等优势,特别是要素禀赋的集中,经济活动多发于城市而少发于乡村,乡村备受投资的冷落;对个人选择而言,城市不仅仅拥有基础设施完善、教育和医疗条件优越、社会保障充分、收入水平较高等客观优势,根深蒂固的城市现代文明优于农村传统文化的观念也引导着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这个过程的过快推进造成了乡村空心化和乡村文化快速衰败,熟人社会的淳朴与诚信丧失殆尽,现代契约精神又未能构建,城乡面临了更高的经济伦理风险。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的扩张不断侵蚀着乡村土地,加上对城乡土地性质不同而带来的价值巨大落差,使得经济各主体都试图将乡村用地转变为城市用地,造成了大量失地农民。这些农民被迫离开土地,背井离乡,漂泊于城市之中而难以融入城市生活。与此同时,城市用地扩张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又造成了土地资源的空置于浪费。

城乡融合发展、城乡二元结构的破除以及两大战略的协同发展受困于由来已久的“重城市、轻乡村,重工业、轻农业,重现代、轻传统”的经济伦理思维,过程中需要不断调整的各项经济规则和经济行为面临着伦理道德上的风险和考量。特别是对关键要素土地的认识上,当前土地的利用功能日趋多元,不仅仅是作为生产要素一种功能,其价值内涵也逐渐拓展到社会和生态等多方面,对土地的物质价值需求也转化为对土地多元价值需求,价值选择已经成为土地开发利用的核心内容。

2.2制度变迁方面

城乡二元体制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路径依赖问题不容忽视。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城乡融合和协调发展政策经历了多次演变。农村方面有农村改革、城乡统筹发展、乡村振兴战略逐步演进,城市方面有小城镇、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建设步步升级,其核心要义就是通过制度安排扭转城乡二元结构固化的局面,实现城乡融合以及高质量发展。

在城乡最重要的土地制度安排上,土地产权逐步有重视归属转向重视利用,比如家庭联产承包制到农地宅基地“三权”分置;土地配置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比如鼓励农地经营权合理流转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利用从规模控制转向利用控制,比如严格控制城市用地规模到划定生态红线和城市低效率用地再开发。这种制度的变迁源自于土地价值内涵的变化和城乡用地矛盾的凸显。在构成城乡二元体制的另一个重要制度户籍制度上,我国逐步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政策进行了完善,也开始逐步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区分,但城乡身份区别依旧存在,显示出城乡二元户口结构的路径依赖,阻碍着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协同发展。

总体来看,我国城乡各项政策的安排主要由政府主导的供给型制度变迁为主、具有长时期渐近性特征。对于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而言,由于历史因素和客观显示的多重因素,旧有的城镇扩张模式难以短时期改变,农村的经济发展潜力短期内难以被激活,导致了城镇化建设问题无法全面解决和农村经济文化建设依旧滞后,由于现有城市扩张的收益依旧高于尚未被挖掘潜力的农村地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痕迹明显,两大战略的协同发展受到政策梗阻和结构锁定。

3、结论与展望

无论是从经济伦理角度来讲,还是从制度变迁角度来讲,最核心的要义是内心信念的转变。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互为补充,体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伦理诉求,也是一个基于现实困境和人民诉求的制度变迁过程,其协同发展应当从经济伦理实现和制度变迁动力两方面来看。

其一,切实转变传统的城乡价值判断偏差,在城乡融合和协调发展的理念指引下,根据当地实际而因地制宜地制定具体建设发展规划,防范城镇化过程中与农村建设发展争地问题。

其二,通过制度创新推进乡村基础设施、教育卫生条件的完善,同时引导城市过剩的发展要素回流农村,特别是人力资本,同时警惕资本盲目下乡,体现城乡之间不同的价值担当。

其三,树立城乡互动的观念意识,统筹城乡发展,整合城乡资源,同过伦理引导和制度安排纠正城乡二元的旧有思维,利用市场配置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城乡生产生活资源的合理布局,实现城乡资源租值的充分挖掘。

参考文献：

[1]卓玛草.新时代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理论依据与实现路径[J].经济学家,2019,(01):104-112.

[2]陈丽莎.论新型城镇化战略对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带动作用[J].云南社会科学,2018,(06):97-102.

[3]苏华,陈伟华,陈文俊,等.要素生产率和要素配置作用下的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地理,2012,32(04):44-49.

[4]龚天平,王泽芝.制度安排与经济伦理[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3(05):16-25.

[5]叶超,高洋.新中国70年乡村发展与城镇化的政策演变及其态势[J].经济地理,2019,39(10):139-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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