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是人为增加自然水域各类生物资源量的一种主要技术手段，主要通过人工繁育苗种，将苗种投放入自然水体，补充野生种群数量[1,2]。放流种群在自然水体中的存活率和放流后自然水体中资源量的变化，是衡量增殖放流是否有效的主要指标。新疆地区开展的增殖放流对象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以扁吻鱼为代表的保护物种，二是以梭鲈为代表的地方特有经济物种，三是以四大家鱼为代表的外来经济物种。新疆渔业生产以池塘养殖为主，天然捕捞为辅[5]。在天然捕捞方面，可分为以博斯腾湖、乌伦古湖为代表的天然湖泊捕捞和以各类水库为代表的人工湿地捕捞。位于新疆巴州博湖县天山南坡焉耆盆地东南部的博斯腾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也是干旱、半干旱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湖泊之一，同时还是新疆最大的渔业生产基地[6]。乌伦古湖是位于中国新疆准噶尔盆地北部的断陷湖，由大小两湖区布伦托海（大海子）和吉力湖（小海子）组成，是新疆的第二大天然渔业基地[7]。作为传统渔业产区，博斯腾湖和乌伦古湖天然渔业资源衰减较为严重，为加快其生物资源量恢复，自治区和地方渔业主管部门及湖区相关企业在两湖开展生物资源养护行动，除禁渔期内禁止捕捞外，加大了增殖放流力度。

本文根据博斯腾湖、乌伦古湖近3年（2016-2018年）的增殖放流效果调查结果，总结了两湖区近年来的增殖放流数量和捕捞产量，评估了增殖放流效果，并考虑了其他相关因素，为两湖今后的增殖放流及捕捞生产提供了建议。

一、博斯腾湖、乌伦古湖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及捕捞概况

（一）博斯腾湖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及捕捞情况

博斯腾湖增殖放流单位为巴州水产局、博斯腾湖管理局及新疆博斯腾湖生态渔业有限公司。本次调查由博斯腾湖管理局提供数据，博斯腾湖放流主要为经济鱼类草鱼（Ctenopharyngodonidellus）、鲢鱼（Hypophthalmichthysmolitrix(CuvieretValenciennes)）和鳙鱼（Aristichthysnobilis(Richardson)）。

1.博斯腾湖增殖放流数据统计

表12011-2018年博斯腾湖增殖放流量

数据来源：新疆博斯腾湖管理局。

分析表1,2011-2015年博斯腾湖年均放流1龄草鱼139.2t，放流量最大为2015年的296t，同比年均放流量来看，增长幅度较大，达到212%。2016-2017年博斯腾湖未向湖区投放草鱼，主要是考虑沉水植物的修复，2018年度投放了6.8t草鱼大规格苗种。

2011-2015年鲢、鳙鱼增殖放流量相较于草鱼少，2016年，增大投放量至300t,2017年为280t,2018年为64.8t。选择鲢鳙鱼1和2龄鱼种的投放比例大概为5:1，投放地点设在博斯腾湖的大河口和芦花港。

2.博斯腾湖捕捞数据统计

表22011-2018年博斯腾湖捕捞量

数据来源：新疆博斯腾湖管理局。

分析表2，博斯腾湖在渔业捕捞方面采取捕大留小方式，鲢、鳙鱼和草鱼捕捞规格均为3公斤以上。草鱼2013年捕捞量为615t,2014年下降至186t，下滑近70%；对比表1,2015年草鱼放流量为296t远大于捕捞量176t。2017-2018年的草鱼捕捞量为103t,91t，产量较2015年以前，减产明显。2011-2013年，博斯腾湖鲢、鳙鱼年均捕捞量586t,2014年后，出现大幅度减产，近五年的年均产量仅为126.8t。1991年，池沼公鱼（Hypomesusolidus）由博湖县于引进试养，1993年开始捕捞，至2010年产量保持在1500t左右，最高年产为2011年的1714t，其后几年出现减产，2018年产量为873t。

（二）乌伦古湖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及捕捞情况

近年来，乌伦古湖由于人为活动及自然环境改变，湖区及周边环境变化较大，出现了湖区水位波动，周边植被、沉水植物消退，土著鱼类结构及数量衰退等问题，湖区经济鱼类渔业产量处历史较低水平。结合2018年度乌伦古湖增殖放流效果调查所收集到的数据，分析湖区的鱼类组成及放流效果。乌伦古湖增殖放流单位及企业主要为三家：福海县水产局，福海水产有限责任公司，新疆阿尔泰冰川鱼股份有限公司。

乌伦古湖增殖放流分为布伦托海及吉力湖两大湖区增殖，新疆阿尔泰冰川鱼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布伦托海湖区的增殖放流活动，福海水产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吉力湖区的增殖放流活动，阿勒泰地区及福海县渔业主管部门向两湖区提供公益性增殖放流活动；乌伦古湖的增殖放流品种为草鱼（C.idellus）、鲢鱼（H.molitrix(CuvieretValenciennes)）、鳙鱼（A.nobilis(Richardson)）、鲤鱼（CyprinuscarpiohaematopterrusTemmincketSchlegel）、白斑狗鱼(EsoxluciusLinnaeus)、河鲈(percafluviatilisLinnaeus)、梭鲈(Luciopercalucioperca(Linnaeus)、贝加尔雅罗鱼(Leuciscusleuciscusbaicalensis(Dybo-wski))、湖拟鲤(Rutilusrutiluslacustris(Pallas))、银鲫(Carassiusauratusgibelio(Bloch）)、高体雅罗鱼（Leuciscusidus(Linnaeus)）。

1.乌伦古湖增殖放流数据统计

表32011-2018年乌伦古湖增殖放流量

数据来源：福海县水产局。

根据表3福海县水产局提供资料显示：2011-2018年乌伦古湖主要放流经济品种鲢鱼、鳙鱼、草鱼及鲤鱼。其中，乌伦古湖增殖放流大规格经济鱼种（鳙、鲢）每年投放总量趋于稳定，每年在950t左右略有波动。鳙在每年投放总量中都占较大比例，按投放重量计算，每年约占80%。草鱼及鲤鱼的年度放流量维持在97t左右，最低放流量为2017年的54t，最高放流量为2013年的150t。以上放流苗种主要为本地自产大规格苗种（1-2龄鱼），主要考虑在改善湖区水环境的同时，增加渔业产量。土著鱼类主要增殖放流品种为白斑狗鱼、河鲈、梭鲈，2015年开始，土著鱼类投放量及投放品种均有所增加，增加到6500万尾，主要是因为福海县名优鱼类苗种繁育基地投入使用，加大了土著鱼类的生产规模。受限于种鱼质量、数量及人工繁殖技术等因素，东方欧鳊、额河银鲫投放不稳定，整体投放量在较低水平。2017年度，新增加投放土著鱼类2种，分别为贝加尔雅罗鱼及高体雅罗鱼（各10万尾）。土著鱼类放流以夏花等小规格苗种为主。

表42017-2018年布伦托海增殖放流量

数据来源：新疆阿尔泰冰川鱼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的调查，分别采集了2017-2018年度布伦托海及吉力湖相关承包企业的放流情况。布伦托海放流企业为新疆阿尔泰冰川鱼股份有限公司（表4),2018年，土著鱼类河鲈、丁鱥、贝加尔雅罗鱼的投放总计224万尾，总重3t，以大规格秋片为主；经济鱼类鲢鱼、鳙鱼的投放总重100t，土著鱼类投放比不足3%。吉力湖放流企业为福海水产有限责任公司（表5），吉力湖鲢、鳙及草鱼的投放量要整体大于布伦托海，2017年投放量为430t,2018年投放量为387t；土著鱼类放流数量总体大于布伦托海，2017年度，吉力湖放流土著鱼类732.7万尾，2018年度，吉力湖放流土著鱼类818万尾。土著鱼类的投放由于技术及设施相关条件的限制，土著鱼类增殖放流以夏花等小规格鱼种为主，如白斑狗鱼、河鲈、梭鲈等。

表52017-2018年吉力湖增殖放流量

数据来源：福海水产有限责任公司。

2.乌伦古湖捕捞数据统计

乌伦古湖的捕捞活动由两湖区企业承包，其中布伦托海由新疆阿勒泰冰川鱼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吉力湖由福海水产责任有限公司负责。

分析表6，发现布伦托海池沼公鱼年产量自2013年后逐年增大，由2011年、2012年的612t、744t增加到2017年、2018年的1243t、1075t，一方面由于池沼公鱼种群数量的增加，另一方面得益于公司的池沼公鱼深加工技术日益成熟，池沼公鱼转变成湖区产值最大的经济鱼类。草鱼年产量处于较低水平，最高年为2018年的8t，这由于芦苇主要生长在全年禁渔的天鹅湖，湖区其他水域不宜捕捞到草鱼。白斑狗鱼在2013年达到峰值371t，东方欧鳊在2012年达到峰值350.7t，而后年产量呈现下滑趋势，至2017年白斑狗鱼产量为15t，东方欧鳊为1.4t。布伦托海鳙年产量逐年减少，从2011年的215t减少到2018年的50t。布伦托海鱼类年产量近两年来逐渐降低，2012-2015年平均产值在1672t,2017-2018年两年产量下降至1304.9t、1133t，总体产量降低27%。

表62011-2018年新疆阿尔泰冰川鱼股份有限公司-布伦托海捕捞量

数据来源：新疆阿尔泰冰川鱼股份有限公司。

2017-2018年吉力湖年捕捞量的具体数据见表7。吉力湖鱼类捕捞占比最重的为池沼公鱼，两年平均占比61%，说明池沼公鱼是湖区的绝对优势种。其次为放流经济鱼类鲢鳙、草鱼、鲤鱼，占捕捞总量的27%；土著鱼类白斑狗鱼、东方欧鳊占比较小，约为11%。表7中所示杂鱼主要为河鲈、梭鲈、湖拟鲤等，另据调查2011-2016年吉力湖鲢鳙鱼年产200t左右。

表72017-2018年新疆福海水产有限责任公司-吉力湖捕捞量

数据来源：福海水产有限责任公司。

自2017年以来，两湖区捕捞时间延后一个月，每年8月1号开捕，至11月份湖区封冰停止捕捞。两家捕捞企业均反映，捕捞时间的缩短，降低了湖区的渔业产量，增加了企业运营难度，建议在禁捕期内，允许捕捞大规格鲢鳙等经济鱼类，禁捕土著鱼类。

二、博斯腾湖、乌伦古湖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效果评估

乌伦古湖及博斯腾湖均是以池沼公鱼为优势种的典型内陆湖泊[8,9]。池沼公鱼主食浮游动植物及有机碎屑等，处在湖泊食物网营养链的初级，池沼公鱼种群的爆发性增殖，致使湖中饵料生物（浮游生物、底栖生物等）大为降低，严重挤压了其他鱼类的生存空间，特别是对滤食性鱼类鲢鱼及鳙鱼[10]。同时严重破坏了增殖放流中小规格鱼类对饵料生物的摄取，降低了放流苗种的生长速率及存活率。

（一）乌伦古湖增殖放流效果评估讨论

图1乌伦古湖鲢、鳙鱼放流及捕捞图

图2博斯腾湖草鱼放流及捕捞图

在近三年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乌伦古湖（布伦托海、吉利湖）近5年的鲢鱼、鳙鱼的增殖放流苗种量平均维持在950t左右（见图1），而2014-2018年的年均捕捞成鱼量仅为167.5t左右。鲢鱼、鳙鱼的增殖放流投入产出比为1:0.17，远低于《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5]163号）的要求（≥1:10），乌伦古湖增殖放流鲢、鳙，增殖效果差、难以提升湖区的有效渔获量[11]。总体来说，投放鲢、鳙对经济鱼类种群恢复意义不大，经济效益低，由此判定鲢、鳙鱼类增殖放流取得的效果较差。

土著鱼类方面，吉利湖捕捞企业福海水产有限责任公司就梭鲈的增殖放流及回捕相关情况作出说明，2011年吉力湖开展梭鲈苗种的增殖放流，连续三年投放梭鲈夏花4000万尾，吉力湖2013、2014两年间年均捕获200t以上，较前些年产量增长比率≥10%，增殖效果显著。布伦托海湖区白斑狗鱼在2013年达到峰值371t，欧鳊在2012年达到峰值350.7t，而后年产量呈现下滑趋势，至2017年白斑狗鱼产量为15t，欧鳊为1.4t。产量断崖式下跌的同时，布伦托海增殖放流白斑狗鱼、欧鳊的量也在迅速降低，白斑狗鱼2012-2013年的投放量为300万尾、180万尾；至2017年降低为5万尾，2018年未进行放流。欧鳊2012-2013年的投放量为500万尾、800万尾；至2017年降低为30万尾，2018年未进行放流。据有关学者研究白斑狗鱼食性，其主食池沼公鱼，种群在池沼公鱼引进后，产量较为稳定，分析认为，白斑狗鱼、欧鳊在湖区难以自然提高种群数量，但其由于对湖区环境适应能力较强，在保证放流鱼种本身规格和放流时间及地点的适宜性的前提下，增殖放流能取得较好的成效。

（二）博斯腾湖增殖放流效果评估讨论

图3博斯腾湖鲢、鳙鱼放流捕捞图

近8年来，博斯腾湖草鱼总计增殖放流量702.8t（见图2），总计产出草鱼1834t，增殖放流投入产出比为1:2.6（低于规定≥1:10）；近年来，博斯腾湖水位下降，湖区沉水植物、浮叶植物等生物种质资源锐减，以此为食的草鱼，生长速度明显下降，增殖放流效果不显著[14]。近8年来，博斯腾湖鲢、鳙鱼总计增殖放流量902.8t（见图3），总计产出鲢、鳙鱼2394t，增殖放流投入产出比为1:2.7（低于规定≥1:10）；博斯腾湖总蓄水量的减少，使其浮游生物量减少，同时由于池沼公鱼的饵料生物竞争，鲢鳙鱼的增殖放流效果也不显著。

2017年5月16日，博斯腾湖捕获一条新疆扁吻鱼，这条扁吻鱼体长40cm，体高9cm，重840g，已有5年龄[15]。这也是自1998年以来，时隔近20年博斯腾湖再次发现活体扁吻鱼。博斯腾湖扁吻鱼的增殖放流开始于2010年，此次扁吻鱼的发现，说明博斯腾湖目前的水环境及鱼类组成结构是能够满足扁吻鱼生长发育。

三、建议

博斯腾湖草鱼生长速率减缓，对沉水性植物、浮叶植物破坏大，放流效果不显著；博斯腾湖鲢鱼、鳙鱼的增殖放流投入产出比为1:2.7，增殖放流效果不显著，但滤食性鱼类可改善湖区水质。建议博斯腾湖减少草鱼的投放量，将草鱼的捕捞规格降至3kg，提高草鱼的捕捞强度及捕捞量，恢复湖泊沉水植物、浮叶植物和底栖动物等生物种质资源量；出于生态效益的考虑，鲢、鳙鱼可改善博斯腾湖的水质，故建议维持或适度降低鲢、鳙鱼的放流量；博斯腾湖今后增殖放流中应提高其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加大土著鱼类放流力度，例如：扁吻鱼及塔里木裂腹鱼等。

乌伦古湖的经济鱼类鲢、鳙鱼增殖放流经济效益低，没有达到放流目的，而土著鱼类对湖区的适应性强，种群恢复速度慢，需要增殖。建议乌伦古湖增殖流减少或停止滤食性经济鱼类鲢鱼、鳙鱼的投放；增加大规格土著鱼类的增殖放流数量。

参考文献：

[1]姜浪波.浅析渔业资源增殖放流[J].中国水产,2005(12):72-73,79.

[2]张秀梅,王熙杰,涂忠,等.山东省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现状与展望[J].中国渔业经济,2009,27(2):51-58.

[3]任慕莲,杨植林.濒危物种-新疆大头鱼的生态和资源调查与保护对策的研究[J].水产学杂志,1996(2):1-19.

[4]汪宏伟,蒋占其.河鲈､梭鲈湖泊生态增殖技术[J].渔业致富指南,2017(4):44-46.

[5]李尽梅.我国额尔齐斯河流域鱼类资源衰退的原因与对策[J].中国水产,2006(9):76-78.

[6]金海龙,王晓峰,王哲,等.新疆博斯腾湖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研究[J].水土保持研究,2002(3):58-61.

[7]马桂珍.乌伦古湖的生态平衡及其与渔业关系的探讨[J].干旱区研究,1985(1):39-43.

[8]阿达可白克·可尔江,苏德学,杨艳,等.乌伦古湖鱼类资源现状及保护与开发对策[J].上海水产大学学报,2006(3):54-60.

[9]陈朋,马燕武,谢春刚,等.博斯腾湖鱼类群落结构的初步研究[J].淡水渔业,2014,44(2):36-42.

[10]彭羽,薛达元,郭泺.博斯腾湖生态系统结构及其鱼载力分析[J].水生态学杂志,2009,30(4):15-18.

[11]财政部.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Z].预算管理与会计,2015(12):6-9.

[12]霍堂斌,马波,阿达可白克·可尔江,等.乌伦古湖白斑狗鱼摄食生态的初步研究[J].水产学杂志,2009,22(3):6-9.

[13]胡少迪.乌伦古湖欧鳊年龄､生长和繁殖[D].华中农业大学,2014.

[14]陈朋,马燕武,谢春刚,等.博斯腾湖草鱼生长特征的研究[J].淡水渔业,2016,46(4):38-43.

[15]李晓青.野生扁吻鱼时隔20年重现博湖[N].新疆网,2017-05-18.

张涛,于雪峰,咸玉兰,宋明波,李晓东,蔡林钢,牛建功.博斯腾湖､乌伦古湖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效果评估及建议[J].中国渔业经济,2020,38(06):93-99.

基金:农业农村资源等监测统计经费项目“西北地区重点水域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