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史学界如德国、美国、法国等几乎是同时兴起了一股“新史学”运动，运动的中心议题就是思考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鼓励历史学家注意并利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1]27例如，德国史学家兰普莱希特（K.Lamprecht）批评德国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他在《近代历史学》中宣称：“近代的历史学呼唤一种从其他学科，如社会心理学与人文地理学，汲取概念的集体历史，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2]16美国“新史学”健将鲁宾逊（J.H.Robinson）倡导一种向社会科学开放的历史学：“这种新史学关注人类所有的人类活动，并从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那里汲取思想。”[2]17法国的贝尔（HenriBerr）于1900年创办《综合史学评论》，目的是鼓励历史学家与其他学科合作，他认为《综合史学评论》的宗旨之一是讨论历史科学理论，但这一理论应致力于社会观察，历史若是只对个别事物及变化进行考察，历史将是一片混沌，历史科学也不可能存在。新史学运动是把历史学向社会学方向推进的第一步，到20世纪2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兴起，历史研究逐步向社会学靠近，社会学研究能够带给历史学研究怎样的帮助？这是历史研究者们最常提出的问题。但是，历史学能给社会学研究提供什么帮助？这个问题相对被忽略了，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在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占据主流地位的时期，历史维度和历史意识在社会学研究中是相对缺失的”[3]403，这种缺失状态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才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历史社会学的兴起。最近几年，中国社会学界对于历史社会学非常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要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4]但是我们“在推广历史社会学时，我们的学者往往把历史社会学理解为一门专门研究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的社会学分支，一门有利于竖立‘文化自觉’的学问，等等，这些观点都是有一定的偏差的”[5]，到底社会学研究该如何借鉴历史学研究的成果，如何展现历史意识，运用何种研究方法与范式？重新检讨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学习如何进行“历史的思考”，这种历史视野和历史意识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一、没有历史的社会学：主流社会学研究中的历史维度缺失

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不仅在科学技术上，也在学术思想上对整个西方文明造成巨大的冲击，其影响甚至可以说至今未歇。至19世纪，随着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及工业技术的运用取得长足进展，全世界再次掀起一波崇尚科学思维与科学方法的热潮，实证主义与科学理论主宰了整个学术思想界，认为只有经过科学的方法，严格的证明，才能得到有效、真实、绝对的知识与真理。

社会学学科的建立正是在19世纪崇尚科学主义之时。社会学从创立之初，其知识论就与历史学有所不同，它强调研究人类社会与研究自然世界在本质上并无太大差别，一切经验研究从概念的形成、假设的验证、模型的建构，以及一般性法则的形成等，都以自然科学为师法对象。在经典科学观的支配下，社会学从一开始就致力寻找超越时空和历史，普遍永恒的解释模式与通用法则，企图对所有人类经验进行一般性、普遍化的法则归纳，其追求一般性法则的建立，而忽略了时空上的历史限制。1839年，孔德（A.Comte）首先提出完整的社会学体系，他创立了“社会学”（Sociologie）这一概念，对社会学这门“新学科”提出了未来期望与研究要求，并认为社会学的未来地位将在科学体系中占据鳌头。孔德强调，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必须摆脱将一切现象归为超自然力量结果的神学阶段，也必须摆脱以思辨和想象代替对事物进行实证研究的形而上学方法；他极力主张将自然科学严格求证的方法，诸如观察、假设、实验与比较的研究方法应用于社会历史的探讨，从经验事实出发来观察和研究社会，并寻求将不同事实联系在一起的规律与模式。孔德进一步将社会学划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两大部分：社会静力学主要研究社会体系中不同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如分工、经济、家庭、宗教、政府等，并分析其存在的一般条件和基本规律；社会动力学则是对上述相互关系在不同类型社会中变化的经验研究，即从动态的角度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被誉为“社会学亚圣”的斯宾塞（H.Spencer）进而将社会学类比成生物学，他认为：“社会像生物有机体一样，从无差别的单一状态发展为高度复杂的有差别的结构，各个组成部分在变得更加自主和专门化的同时，更加相互依赖。”[6]51人类社会的进化是斯宾塞的论述主题，在他那里社会所具有的历史性被忽视了，“个人主义，实证主义，对历史的拒绝，有关自然和科学的特定概念，贯穿了其整个理论的方法论原则”[7]62，他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没有什么不同，二者都必须利用实验与观察的方法，都在寻求模式与规律，也都企图消除主观因素对实证分析带来的干扰，也就是要保持“价值中立”。这样“随着社会学转变为一门实验科学，伴随其学科地位的巩固和完全制度化，它逐渐失去了同历史学的联系，它原有的历史取向和历史敏感性也逐渐丧失”[8]。

早期社会学家对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原理、规则，是否可以毫无疑问地应用于社会科学，抱持乐观主义的态度。孔德摒弃了玄思构想与主观直觉，追求以实证精神为基础的客观分析；斯宾塞则将社会学类比于生物学，强调社会科学的客观性，认为社会学家必须尽力摆脱那些对普通人而言是适当和必须的偏见和情感。19世纪末的社会学者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有更进一步的思考，他们开始对这种实证主义的、唯科学主义的思想产生怀疑，他们更关心人的行动主体性，抛弃社会理论中的历史决定论，并对人文生活的科学研究提出种种质疑：何谓科学的研究？是否能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规则运用于人类社会的研究？人文科学研究者的主观直觉对于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与客观性是否具有损害？一些社会学家不断地对“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人文世界的科学研究”进行再思考与再定义，他们因而也更尊重历史，例如韦伯（M.Weber）与涂尔干就对历史研究非常重视，“他们的著作都在历史的维度上对划时代的社会变迁提出了思考，强调阶级意识、宗教形态、历史进程和不同社会、文化与政治结构在人类发展与现代性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渴望挖掘出历史发展的取向与规律”[9]。虽然韦伯及其后继者强调社会学研究的历史实践性，但就整体而言，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都集中在社会结构的静态研究上，忽视了以历史资料进行社会学分析的领域，也忽略历史方法及历史思维所能给予社会学研究的帮助，正如埃利亚斯（NorbertElias）所指出的：“如果说前一段的社会学所抱持的是赫拉克利特的基本观点，即一切都是流动的——所不同的是，人们几乎是理所当然地把社会发展这一条河看作是朝向越来越完善的方向、朝着人们所希望的方向流动的——那么，后一阶段的社会学所持的则是埃利亚学派（Eleaticsystem）的观点。正如人们说的那样，埃利亚学派把箭的飞行视为由一系列的静止状态所组成。”[10]序12-13

19世纪的社会学者关注长时期社会进程的动态研究，而20世纪上半叶的研究者却转向了非历史研究的静态社会现象分析，许多学者对社会学的这种研究转向进行了观察解释。例如，斯蒂芬·曼尼认为，一战以后，功能主义立场被拉德克里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采纳，尤其是马氏将历史视为“死亡的被埋葬的东西”，认为历史与社会的实际运行毫不相干。功能主义方法成为当时人类学的主流研究方法，这种研究取向也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学研究，如功能主义就是帕森斯社会学理论的主要解释工具；人类学研究中的文化相对主义观念加上调查统计技术的突飞猛进，也强化了当时社会学研究中的“非历史性转向”。此外，法国的结构主义与英国卡尔·波普尔的科技哲学也助长了社会学中静态状态研究的非取向。[11]54-56埃利亚斯则认为是意识形态在作祟，19世纪理论家所抱持的意识形态导致了他们的研究旨趣与研究方向倾向于探讨有关社会形成和发展的问题。20世纪的人们则在感情和意识形态上把组织成国家的民族现状视为最重要的认同价值，历史的变化只关涉到民族外表的层面，民族是永恒的，民族的基本特性是不变的，此意识将人们的目光从变迁引向现存不变的东西，社会学家的关注焦点也从流动的社会历史进程转向静止的社会结构研究。[10]序17除了少数学者，如本迪克斯、艾森斯塔德、尼尔·斯梅尔瑟（N.Smelser）、乔治·霍曼斯（G.Homans）、巴林顿·摩尔（B.Moore）之外，大部分社会学家对历史事件与问题所投入的关注少之又少。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对综论美国社会学发展情况的重要评论《社会学现状》（SociologyToday,1959）进行了考察，发现该书的编者，一方面将“历史社会学”形容为“重要主题”，同时却又以“篇幅有限”为由，将历史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排除在该评论之外，所有在此书论及的作品及作者对于与历史相关的问题或素材都不感兴趣。[12]历史学与社会学在此时似乎互不相关，“社会学家乐于把时间上的演进留给历史学家来研究；而作为交易的一方，一些历史学家也准备把社会体系的结构特征交给社会学家”[13]8，社会学，尤其是美国社会学，转变成对当代社会进行系统性探究的一门学科，正如茨托姆卡所说：“20世纪在美国发展出来的社会学理论方向，如社会行为主义、符号互动论、交换理论以及结构功能论等等，都是自觉的从‘社会事实的历史方向’抽离出来的理论，是‘没有历史的社会学’。”[14]美国社会学的核心是进行统计调查，社会学家们从调查的数据中去寻找“事件的真相”，他们认为历史“基本上与理解人们为什么会那么做毫无关系”。[2]14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社会学界从内部不断出现对这种主流学派非历史性的批判。例如，1959年，米尔斯（C.W.Mills）对“反历史”的社会学理论发起了猛烈攻击，他具体指出了这种社会学的三种错误倾向：“一是阉割真实历史。一些社会学家的理论变成了一种阉割历史的压膜机，它塞进历史的材料，吐出人类未来的图景（其色调往往是灰暗的）；二是形式主义。形式主义者把历史完全抛诸脑后，而系统性地论述人类和社会的本性；三是杂烩式研究。这些社会学者把当前的社会现实变成一系列互不相关，而且往往无甚意义的社会背景。”[15]25-26米尔斯进而认为：“每一门社会科学——或者更恰当地说，每一门经过慎重考虑的社会研究——都需要一个历史的观念领域，并且需要充分地利用历史资料。”[16]145在米尔斯看来，现实社会与历史观念，应该同时是社会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他鼓励当代的社会学家去超越当下主流社会学既有的限制，唯有通过历史研究与历史资料，去了解个人经验以及家庭经验与大规模社会进程的关系与意义，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与变迁动力，以及其对整体人性发展的意义。米尔斯可谓是对非历史性的社会学研究进行批判反思的先锋，他的洞见和倡导被20世纪60年代激进主义所补充并付诸实施。学生运动、人权运动、女权运动以及反战运动等各种社会冲突都暴露了结构功能主义解释力的贫乏，这些运动将行动者和历史维度再一次带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至此之后，很多社会学者将研究题材的历史化视作对抗结构功能主义和现代化理论背后蕴含的政治保守主义的武器，也就是说，他们试图用历史来颠覆现实。

二、在汇流中共生共荣：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对于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学术界在不同时期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甚至还存在着某些既成偏见与轻慢的态度，例如因克勒斯在《社会学是什么》中指出：“历史学寻求建立诸事件发生的序列，它乃是行为在时间上的排列；社会学则较注重几乎同时发生之诸事件的相互联系。历史学通常都限于研究过去，而且越古越好；社会学家则关注当代或近代所发生的事件。除了‘历史哲学家’之外，历史学家通常都避开因果的探讨，他们只想确定事件实际上是如何发生；社会学家则多半寻求事件间的相互关系，并提出因果关联。历史学家经常以细节的明确、具体为荣，此即历史学的特征；社会学家却经常从具体的事实上抽离、分类、概推。他们所关心的不仅是对某一特定民族的历史为真，而且是对许多不同民族的历史亦皆为真的原理原则。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这种从若干国家或时代的历史中抽离的社会学过程简直是歪曲了某一个历史时空独特的真实性。”[17]21还有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历史学只是扮演了一个收集资料、还原事件或过程真相的角色，而对于具体事实的抽象和理论解释则是社会学家的任务。“这也是一些社会学家看低历史学价值的原因，宣称历史学的成果只是一大堆互不连贯的描述，搜集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零碎，仅仅为社会学家提供了一些还需要进行后期加工的素材而已。”[18]埃尔伍德则这样描述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历史学是一种明确的、记述式的社会科学，其目的在于建构过去的社会图像。社会学则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化的社会科学，关注那些支配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法则和原理。对社会学者而言，当代的社会生活确实比历史事实更要紧，就社会演进或其动态面而言，社会学或可视为某种历史哲学，因为它至少尝试为历史学具体描绘的社会变迁提供科学理论。”[14]之所以造成社会学与历史学这种认识的隔离，主要是因为不同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不同的知识范式、研究方法、价值观念、学科文化，在学科疆界的集体身份意识下，学科间不断有意识地制造差异，强化区别，彰显自身的合法性地位，以捍卫自家的学术领土。结果，社会学家通常被训练成寻找社会演变的普遍化规律，时常忽视了社会结构所处的历史背景；而历史学家则侧重于寻找事件发生的真相及其内部基于时间的变化。伴随着学科合法性或正当性知识的论述，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都以一种挑剔的眼光看待对方，用彼得·伯克（P.Burk）的话说：“历史学家将社会学家看成是用粗俗难懂的行话来陈述显而易见的事实，毫无时空感，将活人生硬套进他们的分类，并冠以‘科学的’标签的人；而在社会学家看来，历史学家则是业余的、近视的、缺乏体系和方法的事实收集者，其‘数据库’的粗陋不堪恰与他们的分析低能相称。……他们之间的对话，正像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经指出的那样，通常是‘聋子之间的对话’。”[2]3

20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历史学向社会科学取经的需求日益迫切，社会学也在学科内部开始反省“非历史”的研究倾向。著名历史学家卡尔（E.H.Carr）鼓励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向注重分析与理论的社会学借鉴，为历史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卡尔的态度并非毫无依据，从广义而言，社会学是一门以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几乎无所不包，只要是和人类行为相关的问题都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历史学与社会学两者所关注的对象可以说十分相近，韦伯就曾经说过：“社会学与历史学都是研究行为的经验科学，……都关注被视为整体的社会，关注全部人类行为……因而他们显然是学术上的近邻。”[19]1根据劳勃·达顿的统计，1958年至1978年，在美国的博士论文里，社会史的数量超过政治史4倍，社会史成为当时历史研究最重要的领域。[20]334《历史论坛》、《社会史》、社会史学会纷纷在70年代中期创办成立，社会学取向的历史为史学研究写下了富有成果的一章。作为社会科学共同市场坚定倡导者的布罗代尔坚信，历史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应该相互融通，努力从综合性的视野对人类的整体经验进行研究。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各种思想学说争相绽放的时代，也是各种约束宣告瓦解的时代，各种思想冲突的焦点不仅仅是对现存政治与社会状况的不满，也是对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批判：质疑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生活背后所预设的价值观；对现代化、工业化社会不再抱持乐观态度；意识到现代化、工业化、科学与技术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不再认为西方政治上的自由民主与议会制度、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是人类社会的最佳选择，是世界发展的最终形式。上述批评反省对西方社会学的研究取向产生了两大改变：一是理论与研究的转向。从对威望和流动的研究转向对阶级关系的研究，从对政治态度的研究转向对国家的研究，从对非理性越轨行为的研究转向对有丰富资源的集体行动的研究。[21]这些社会学家不追求帕森斯式的结构功能主义一般宏大的社会学理论，也不认为社会学是一个纯粹的、以技术为基础的科学。二是西方的发展经验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在研究中历史维度不可或缺。西方的发展理论以“现代化”模式为发展的唯一道路与目标，忽视了第三世界历史的特殊发展过程，也忽略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其实并无齐一的路径可言。这让很多社会学家看到第三世界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历史进程，他们开始不断批评“现代化理论”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也使研究者意识到“历史”的存在，意识到以前社会学家追求的无时间性，以西方历史发展为模型的普遍规则其实并不“普遍”。此后，以沃勒斯坦（I.wallesrietn）、蒂利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越来越重视比较性的历史研究，此种研究取向除了应用在第三世界政治发展的讨论中，也开始应用在其他如失范行为、集体行动、权力结构等社会学议题中。

社会学家采用历史的思维与观点，其结果也许不会是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合流，但却同时对社会学与历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社会学倾向于在研究中发展理论与模式，重视历史因素将扩大理论的实践性与可验证性的空间，也挑战了忽视时空与历史因素的理论有效性，例如，现代化的概念将被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取代，国际性国家体系的成长研究将取代国家政治发展研究；对历史学的影响则是刺激了原本认为历史学家只是理论消费者的研究人。历史学家不必对理论避之唯恐不及，发展出经得起历史事实验证的理论并非遥不可期的空想，而且要达成建立有效理论的目标也需要历史学的参与。总之，对学术的知识分工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可能达到精确的程度，蒂利就批评一种刻意区分社会学者与历史学者的描述，这种描述将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工作过分的简化二分。蒂利用略带讽刺的比喻形容这种简单划分：真菌学者与采蘑菇人的区分；评论者与翻译家的区分；政治分析家和市政办事员的区分；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分；社会学家负责分析材料，历史学家负责抄录材料。[22]5这种简单分工不仅对历史学不公平，也阻碍社会学家从历史学研究中取得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及研究方法，进而达到修正既有的社会理论，使其更贴近社会真实的学术终极目标。蒂利建议我们不必把这种将历史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二分的看法视为理所当然，而是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进一步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加以重新定位，为社会学研究开辟一条新的路径方向，同时也为历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社会学的历史学转向，指的是将重大社会转型的研究时期向过去延伸，寻找出可以与现代变迁相类比的历史，然后再借助其在历史上所留下的文献资料，来考察现代变迁的发展过程及其结果，并检视所用概念和理论解释是否有误。[3]407有些学者将这种转向称之为“历史视野”在社会学的“复兴”。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复兴”二字不足以说明历史因素在社会学中受到广泛注意的现象，反而有引人误会之嫌，建议用“兴起”代替。“复兴”意味着类似的研究取向曾经出现在社会学发展的历史中，“兴起”往往更倾向于代表一股新的研究气象。蒂利就认为“复兴”也许是个错误的用词，他说：“首先，对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已经进行历史研究的社会学者而言，19世纪的推论模式所能提供给他们的前例极其有限；其次，社会学前辈们如马克斯·韦伯的历史著作，在社会学界的影响并不大，特别是在60年代之前的美国。因此，在正统的社会学传统中，并没有多少历史学可以复兴。”[12]斯科克波（T.Skocpol）则从另一个角度暗示了60年代社会学取向的复兴之势，她认为社会学从一开始建立就存在着两条不同且具有紧张关系的研究路径，一是主张社会学是关于长时期社会变迁的研究；二是抱持社会学是一门具有批判性的事业，目的是促使现存社会生活的种种安排能够获得改进。尽管社会学是两者兼具，但在不同时期，天平两端的倾向并不相同。斯科克波分三个时期讨论重视长时期社会变迁研究的宏观社会学家，暗示重视历史的社会学取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前辈或范例，60年代延伸至70年代的这一波学术反省，可以用“复兴”视之。[21]总之，随着社会学的历史学转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同意卡尔1961年的观点：“历史学愈注意社会学，社会学愈注意历史学，则对两者愈有利。”[23]62很多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历史学或社会科学的方法是相互补充、相互相成的，……如果只是单独使用历史学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那么可能会对研究现象产生错误理解。”[24]227蒂利就认为一个奠基在历史基础上的社会学理论，将会对社会学有两大贡献：“第一，将社会学的研究历史化，在时间和空间中积淀厚实的研究基础，并将规则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之上：设定其时间限制，在这种时空限制中，把它们与那些可彰显社会生活的经验通则联系起来。第二，为社会学研究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就存在于历史的真实当中，却经常被我们忽视了它的历史存在。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将迫使社会学者去检验：历史上的某一时间点的残余行为是如何影响并束缚后续的社会行为。”[12]由此可见，一种将历史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重新结合的努力正在不断地扩展之中。

三、社会学的历史转向：历史社会学的兴起

社会学的历史转向促成了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融合与渗透，直接导致了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历史社会学将对一种更灵活更开放的公民文化做出重大贡献。它有一种潜能，即以它的成就来表明以下活动实际价值：调查过去和系统地进行跨时空比较，找出异同点，追溯长时段过程，找出原因并追查结果，指出人们如何塑造了把他们束缚在一起和使他们相分离的机制以及这些机制又如何塑造了他们。它也许很有希望提供一条道理，通过理性的、批判的，以及富有想象力的研究来增进人们的理解和更有效的行动。[25]240历史社会学为社会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打开了新的视角，他们“不再采取以前经常采用的那种致力于在所有人类经验中找出一种普遍的时间模式的‘后设史学’的形式，而是致力于对于相对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进行真正‘社会学的’叙述、考察和分析”[14]，这种迈向历时性的叙述方式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变迁、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是如何发生及存在的。

历史社会学的兴起有两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有些学者将社会学的理论、模式和程序用于分析有关过去（有时甚至是来自于过去）的材料。例如，对选举模式、社会流动和经济增长的研究，他们像处理经验社会科学变量或指标那样来处理这类材料，也就是说，将它们加以标准化（时间序列）、分离并相互关联起来。这类社会学家扩大了自己的材料来源，但他们不认为有必要或应该以某种方式来改变自己的研究程序，他们认为有关过去的材料似乎证实了他们所建构的一般性模式或理论，他们的主要兴趣还是在建构普遍的一般性法则上。第二种方式：社会学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转向历史学。这些学者感兴趣的是去描述和解释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他们有时遵循韦伯的传统，有时遵循马克思的传统，有时则介于两者之间。由于这些社会学家的努力，形成了后来所说的“历史社会学”，他们批判那些非历史倾向的社会学家，应该像他们一样严肃地对待各种历史背景与资料，将大规模长时期的社会变迁放在其关注的核心位置。他们所从事研究工作的主旨并不是要检验、修正和制定普遍规律（如现代化的规律），而是要利用一般规则去解释各种不断变化的复杂现象，或从这些一般模式出发对它们加以说明。[26]46-47

具体地说，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研究者运用社会学的概念和理论，对生活在过去的某个特定时期的某个特定社会中的人们的社会生活和行为进行深入的研究考察。例如，巴林顿·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斯科克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他们在论证每个案例的独特性时，出色地使用了跨民族的比较方法，这类研究往往对不同社会、不同时期的可比较的侧面及事件进行考察分析，企图概括总结出历史中类似的情形。如斯科克波通过对“社会革命”的分析，得出的基本论断是，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20世纪初的俄国社会革命以及从1911年至1949年中国的社会革命，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第二种类型，研究者试图建构社会的长时期发展进程的模式研究。例如，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沃勒斯坦运用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分析方法和素材，关注在一种特定生产方式（如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多种社会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和论证了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历程。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从社会区分与社会互动的变迁中，讨论暴力的根除是如何孕育人类情感结构转型的，在探索社会变迁中人类文明的观念是如何建立和表达时，提出了一种文明社会如何发生的理论。

当然，上述两种类型的区分并非绝对，例如，埃利亚斯的《宫廷社会》（TheCourtSociety,1983），就研究对象而言，属于第一类；但从研究目的来说，则又属于第二类[11]59。仅仅是这两种类型区分并不能概括历史社会学的多样性。但什么是历史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是否应该被建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或者历史社会学只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历史社会学的研究目标和任务是什么？历史社会学只是将历史材料进行社会学的分析？尽管历史社会学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开始逐渐为人所知，但其真正内涵还未被表述明白。不过，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界限不再是那么明确清晰，吉登斯（A.Giddens）认为：“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根本没有可以设想出的逻辑上的、甚至是方法论上的区别。”[35]如果说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没有方法论上的区别，那么历史社会学的性质及任务又为何呢？米切尔把历史社会学看作是在社会学研究中历史方法的运用，其范围超出了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也超出一个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混合体。[27]1-2《历史社会学》的作者菲利普·亚伯拉姆斯（PhilipAbramas）说：“社会学的解释必然是历史的。因此，历史社会学并不是某种特别的社会学，而是这门学科的本质。”[28]3“历史社会学并不是要演化成一类庞大体系，加在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上的学科，也不仅仅是为了辨识现代的历史背景，它企图了解个人的活动、经验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并把这种关系视为时间之中的连续建构。”[28]16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不要把精力放在学科制度化上，而要放在问题的研究上。如在斯科克波眼里，“历史社会学是被实质性的问题和观察，而不是被预先设定的认识论或方法论所界定。因此，它的研究和论述可以采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自由发展”[8]。蒂利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社会学的学科制度化，他认为历史社会学迄今并未出现智识上的统一性，也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因为历史社会学的相通性，主要是来自于历史社会学家所运用的方法和材料，而非他们所抱持的理念和研究对象。基于此性质，蒂利认为若将历史社会学制度化，有特定的学会、学术期刊，以及共享的工作市场，则历史思维在社会学其他领域的发展将会受到阻滞。同时他进一步认为，社会学的各方面领域，都需要建立以历史的思维及方法为基础的研究，这才是历史社会学家需要努力的目标。[12]若是将历史社会学归为从事对历史材料进行社会学分析的研究，那么便将历史社会学对社会学研究所能引发的启发与贡献降至最低，也曲解了诸位历史社会学家的努力。

四、历史社会学兴起对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启示

毫无疑问，历史社会学不是一门新兴学问，它的兴起是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社会学发展的历史形态，是对社会学创生形态的一种重返方式。当我们今天尝试将历史维度重新纳入社会学研究的时候，历史社会学不应仅仅作为一门分支学问呈现出来，“当我们面对近百年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从制度到民情、从政治到社会、从思想到组织等多个层面的转型过程的时候，单纯的面向理论归纳以抽象某些共同要素的宏观比较历史分析以及侧重历史细节的纯粹叙事书写都不足以帮助我们真正认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中国这一复杂的历史转换。因而，与其说历史社会学是一个分支学科，不如说是在重新拓展社会学的研究视域，进而拓展我们自身对中国社会加以理解的历史维度”[29]。对于中国社会学而言，更应该认识到历史的时间与空间对于整个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意义。任何事物的性质和价值可以，而且只能从其历史发展过程来掌握，如果不能将社会行动放置在时间的历史脉络来考察的话，我们往往看不到其关键问题之所在，对历史时间性的忽视，将造成我们对事实削足适履的曲解。增强历史空间意识，不仅是为了搞清楚社会演变与社会转型的路径依赖，而且是为揭橥历史演变存在着另外的可能性。对于过往寻找社会变迁规律的社会学家而言，一种社会学理论越能解释不同的社会或区域，则表示其理论解释的效力与适用性越强，通常这也被认为是一个越好的理论。但是不要忘了，只有扎根本土的理论才可能是最有效的，正如有些西方经验和理论，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只有真正把握住历史脉搏，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找到解释中国的特色理论，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坚持问题导向，总结提炼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问题，才能不断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总之，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一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二是要体现原创性、历史性；三是要体现系统性、专业性，我们既不能对西方的理论与研究模式简单模仿“跟着走”，也不能一味解释“照着说”，更不能刻板照搬“描着写”。须知是我们自身，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从根本上赋予了我们思想的力量，激励了我们思想的智慧，这样才可能真正重回社会学诞生之时的时代使命中去。

最后让我们重温一下丹尼斯·史密斯关于历史社会学的一段论述：“就其精髓而言，历史社会学是理性的、批判的和富于想象力的。它追寻社会自身得以变化与延续的机制，探求使一些人类抱负受阻、同时又使另一些人抱负得以实现的深层社会结构（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样的知识很值得去探究。你是在推一扇开着的门，还是在用头撞击一堵砖墙，在任何情况下，心中有数毕竟还是有用的。历史社会学的目标之一就是应当区分清楚开着的门与砖墙，并且探究出除去砖墙的可能性、方式及其后果。”[25]1-2如何区分“门”与“墙砖”，如何“除去砖墙”，打开大门，或许这就是历史社会学存在的重要理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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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查尔斯·蒂利的历史社会学思想研究”(16YBA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