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世纪80年代联邦德国“史学家之争”国内学界已做过相关的探讨。主要观点认为,这一时期德国史学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虽然没有一种理论占据绝对的位置,但史学界左右派的对抗和争论却愈演愈烈。也有学者认为这次“史学家之争”是联邦德国历史学内外复杂语境作用的结果。1这些观点从不同层面对这次争论做出了相对的合理解释。但实际上,这次争论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争议性2。相比之下,发生在“史学家之争”后期,在马丁·布洛撒特和索尔·弗里德兰德之间关于“纳粹主义历史化”(下文简称为“纳粹历史化”)的争论,则更具有历史的专业性,讨论的主题更明晰,氛围更理性。丹·迪尔称这场争论是“首次关于德国禁忌问题——大屠杀历史书写的讨论”。3尼古拉斯·伯格也认为:“布洛撒特和弗里德兰德之间的争论是德国历史学家从施害者和被害者的不同角度来寻找纳粹主义历史真相的起点。”4所以通过他们的争论来分析“纳粹历史化”问题的核心及产生的根源会更加客观、真切,同时更具备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本论文以布洛撒特和弗里德兰德之间关于纳粹主义“历史化”和“道德化”的争论为考察对象,在此基础上对争论爆发的背景,包括联邦德国的社会政治转型、史学研究转向和史学家个人史观等进行逐一地阐释和解析。

一、两人争论的缘起及主题的确立

事情的缘起要追溯到布洛撒特诞辰60周年之际(布洛撒特时任联邦德国慕尼黑当代历史学会主任),为了纪念这一事件,海尔曼·格尔勒和克劳斯·迪特曼·亨克在1986年组织出版了布洛撒特文集——《希特勒之后,我们历史研究的困境》5。书中收录了自1970年以来布洛撒特所写的文章和一些即兴的谈话及演讲等,其中包括布洛撒特为德国“解放”40周年所撰写的纪念性文章——《为纳粹主义历史化的辩护》。在这篇文章中,布洛撒特明确提出了“纳粹历史化”:“现有的历史写作不应该将纳粹主义和大屠杀当作一件特殊的,甚至是德国历史所特有的问题,而是应该将它们放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中来考察。”6同时他认为:“现今的德国社会应该采取一种新的客观性或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纳粹主义。”7布洛撒特的这种说法遭到了时任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兼《历史与记忆》杂志创始人弗里德兰德在公开场合的多次驳斥,并发表了针对性的批判文章《关于纳粹主义历史化的思考》8。鉴于当时德国“史学家之争”的热潮还未散去,为了向历史学界和德国大众更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1987年布洛撒特邀请弗里德兰德在《当代史季刊》上,就“纳粹历史化”问题以书信往来的方式进行了讨论。

两人的争论是从1987年9月28日布洛撒特写给弗里德兰德的第1封通信开始,到1987年12月31日弗里德兰德第3封回信结束。这6封通信往来历时4个月,主要以论述的形式呈现。因为两人的对话是在历史学的范畴内进行,从而避免了像“史学家之争”中因为利用新闻媒介和大众舆论而产生的一些非专业和偏颇的观点9;相较“史学家之争”中纷杂的议题10,布洛撒特和弗里德兰德的争论则是紧紧围绕“纳粹历史化”这一主题展开,从而帮助期刊的读者对两人各自的观点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另外,相比“史学家之争”从学术异议上升到对对方人格的辱骂和指控11,这场辩论可以说是在一种友好、冷静以及理性的气氛中进行。就像布里吉特·贝勒坎普所说,“它为如何处理不同观点的争论起到了示范性作用”。12

从概念上来说,“历史化”是指对一个事件采取非孤立原则,将其放到一个大的历史发展角度上来对待。13在布洛撒特看来,“纳粹历史化”是指,对纳粹主义的认识要同之前的德国历史相联系。在历史书写中不能把纳粹主义当作一件特殊的、甚至是德国历史所独有的问题来考虑,而是放在德国发展的整体中来看,放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中来看,而不是将它单独地孤立出来。14他也提出这个概念要限定在两个互为条件并缺一不可的假设中:第一、对纳粹主义的研究不能中断人们对纳粹时代之前的德国历史的书写和回忆。第二、历史化概念要建立在一个对纳粹主义批判和理解的历史原则之上。15

对弗里德兰德来说,他并不是全盘否定纳粹历史化。他提出,布洛撒特在《为纳粹主义历史化的辩护》中提出的“历史化”概念太过多义,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甚至造成错误的理解和滥用。而他个人对这个概念的批评并不是过于尖锐。16只是在他看来,对于纳粹主义的“历史化”,有可能会导致德国历史意识的非正常化,使德国消除对纳粹主义的道德批判。17

无论是布洛撒特还是弗里德兰德,他们两人对“纳粹历史化”并不是采取极端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布洛撒特提出“历史化”,是要把对纳粹主义的研究和德国过去的历史联系起来;而弗里德兰德担心这种联系会势必造成一种纳粹历史的“正常化”书写,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对其在道德上的评判。也就是说,两人争论的核心实际上在于,“纳粹历史化”是否等同于对纳粹主义的“去道德化”?换句话,这是一场关于纳粹“历史化”和“道德化”的争论。18

二、“精神与道德转折”的政治社会背景

从政治社会层面上来看,这场争论体现了联邦德国在80年代进入由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所推行的“精神与道德转折”时期。科尔提出,德国民众应该有一种全新的自我意识,包括成就感、责任感,同时还要有对德意志民族和德国历史的爱国感。19

科尔的这一提法针对是前一个阶段,即六七十年代的联邦德国,这一时期又被称为“精神和政治危机”20时期。自1969年10月维利·勃兰特上台后,联邦德国进入了社民党和自民党联合执政时期,以批判和反思为主基调的纳粹历史克服之路拉开了大幕。21当时的德国总统古斯塔夫·海涅曼在1971年1月17日——纪念德意志帝国建立100周年的全德广播电视讲话中强调:“百年帝国——这不是意味着一次凡尔赛,而是两次凡尔赛,1871年和1919年,这还意味着奥斯维辛、斯大林格勒以及1945年的无条件投降。”22这是二战结束后,德国官方首次提出从德意志历史中寻求第三帝国产生的根源,从而使得德意志帝国到第三帝国之间的一种连续性命题成立。在这种情况下,用“德意志特殊道路”23理论阐释纳粹历史的话语体系得到认可,并最终成为1970年代“联邦德国历史政策的基础共识”。24在这一共识之下,德意志民族主义被淡化了,联邦德国社会开始承认“超民族性”,接受强制改造后的民主政治秩序,对纳粹历史的批判意识也占据了社会的主流。

鉴于当时联邦德国社会的这一形势,布洛撒特认为,“战后一段时期德国社会对纳粹主义及其所犯下的罪行,尤其是大屠杀等,都是带着一种极端厌恶的情绪来看待。人们正在用当下的道德标准去评判一个历史事件,对其实行了道德化”。25这也就是布洛撒特提出“纳粹历史化”的主要原因。在人们固有观念中,纳粹历史更多的是一种黑和白、好和坏的对立,而不是多维度、多角度的呈现;在政治学概念词汇中,关于这段历史的词汇也多是僵化的,而不是生动和立体的;更进一步说,相比于历史性论述(理性的认识),人们对纳粹历史更多的是借助道德方法论进行评价,甚至连一些历史学家也会或多或少采取一些充满激情和训诫的词汇。所以,“纳粹历史化”并不仅仅是对已有社会共识的修正,而是一种全新的加工。26

而80年代由科尔提出的“精神与道德转折”,试图在新的阶段,在联邦德国内部塑造一种全新的历史意识和社会认同。以“正常性”为导向的历史政策开始着力渲染德意志历史中的积极方面,努力为年轻一代的德国人重新塑造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并力图把联邦德国从纳粹主义的阴影中解放出来。27但随着80年代中期,科尔的以色列之行、比特堡事件和博物馆计划之争28等一些事件的发生,德国社会对于保守主义所引导的这种历史政策开始警觉。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弗里德兰德提出关于纳粹历史的“正常化”书写在一定程度上会丧失它的“道德化”,也就不足为奇了。随着“宪法爱国”的呼声愈演愈烈,随着对德国历史的重新定位,德国社会对于大屠杀本身的关注也开始下降,进而表现出一种平淡化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弗里德兰德的告诫和提醒在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社会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

布洛撒特和弗里德兰德关于纳粹主义“历史化”和“道德化”的争论,从表面上看,是关于“纳粹历史是否应该归入德国过往的历史,作为历史事件它是否会丧失其道德性”的讨论。但结合80年代德国的政治社会背景,我们可以看到,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争论,是因为联邦德国当时正处在政治社会思潮的转型期。从“德意志特殊道路”的官方认可、“超民族性”到“精神和道德的转折”和“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重塑”,再到“正常性”历史政策的确立。正是由于这一系列政治政策或社会思潮的不断更新和涌现,才引发了人们对于纳粹历史的思考和争论。

三、历史主义转向批判社会史学的史学背景

从70年代的早期开始,联邦德国在对待大屠杀和纳粹主义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即动机派(Intentionalismus)和功能派(Funktionalismus)。两派在对大屠杀认识上的争论焦点是,“犹太人最终解决”的决定权是如何产生的?29动机派认为,希特勒在执政之初,就把最终解决“下等人”作为其终极目标,并一步步付之实施。弗里德兰德属于动机派,他认为希特勒个人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在大屠杀事件中所起到了主导作用30。功能派则认为,对于犹太人政策的不断加剧实际上是纳粹不同部门竞争所引发的,并导致了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希特勒在其中更像是一个象征意义的领导,他个人的世界观在对犹太人的政策中并没有发挥很大作用。31布洛撒特属于功能派,他认为,对大屠杀和纳粹主义的反思要突出对当时社会结构和政权内部演变的分析,而不是仅仅只针对希特勒个人“妖魔化”的描述。

在对纳粹主义的认识方面,动机派和功能派也存在着较大分歧。动机派认为纳粹主义的产生是基于一种特殊的德国民族性和反犹性,以及关于一个建立极权帝国的设想;而功能派则将纳粹主义产生的原因归结于德帝国现代化发展的不完全化。他们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19世纪的德国走上一条不同于西方民主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正是由于其经济上的现代化和政治上的非现代化之间的不平衡,最终导致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走上了纳粹主义的道路。

动机派和功能派之间关于大屠杀和纳粹主义的认识,放到联邦德国历史学界内部来看,反映出史学研究从历史主义的传统史学向批判社会史学的转变。在二战刚刚结束之时,德国传统的历史学派就对纳粹主义进行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和反省。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Meinecke)在1946年出版的《德国的浩劫》32中认为,德国的民族主义和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以及一直以来的强权化国家理念是造成纳粹主义上台的关键因素。盖哈德·里特尔(GerhardRitter)《欧洲和德国问题:德国国家思想的独特性》33,汉斯·罗斯菲尔斯(HansRothfels)《德国对希特勒的反抗》34和路德维希·德约(LudwigDehio)《均势抑或霸权》35等都从德国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中寻找纳粹主义在德国的根源。但这些传统和保守的历史学家在不久之后就转向对德国历史传统的辩护,通过对纳粹主义和希特勒的“妖魔化”,把他们与德国历史割裂开,这也是布洛撒特提出“纳粹历史化”的最初动机。

德国传统历史学家在战后初期对纳粹主义的反思是难能可贵的,只是在研究的出发点和方法上,他们注重的是对传统文化和理念的分析和批判。但由于这些历史学家的思想深处也被这些德意志传统文化所感染,所以他们的反思可以说是不甚深刻的,从而产生矛盾和反复。相比之下,社会史学研究则从社会结构入手,避开了人类主观思想的左右,而注重客观世界。这也是两者在研究方法论上存在的最大差异。

社会史学的先驱代表是维纳·康策(WernerConze)。他在对西德社会史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以往过去重外交、国家行动以及政治人物的历史学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随着18世纪欧洲历史的根本性变化,“科技——工业时代的结构史”36研究会应运而生;康策之后的罗森堡(HansRosenberg),使用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的理论,解释了1873到1896年间的经济大萧条对德国政治的影响。康策和罗森堡这种利用社会经济学原理来进行历史研究的方法,为后来的社会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7直到70年代,借助“68一代”大学生运动的热潮和自由社会执政联盟的上台,德国社会史最终从社会经济学转变成了一门历史研究范畴之内的理论科学。

在社会史学的研究范畴中,“社会”是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人类生存整体的总范畴,他们历史观的核心是结构史与进程史。历史的科学任务就是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去分析和解释社会的结构和进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观感受与经历仅仅被认为是对客观世界的被动反应,人的主观世界因此受到了社会史研究的忽视,甚至是全面的否定。可以说,社会史学派存在“重客观世界、轻主观世界;重宏观史学,轻微观史学;重理论分析、轻故事叙述的特点”。38

1973年,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Wehler)的《德意志帝国》39和于尔根·科卡(JürgenKocka)的《战争中的阶级社会》40首次提出了从概念上解析德国社会的研究模式;1975年,韦勒的《现代理论与历史》41跳出了历史学的思维范式,涉及了很多社会学的内容。而1986年出版的,韦勒的《德意志社会史》作为社会史研究的抗鼎之作,是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模式,把社会分成政治统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四个部分来论述的。42因为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韦勒和科卡都出自比勒菲尔德大学,所以他们又被称为“比勒菲尔德学派”。到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学已经在德国历史研究中占据了上风。

布洛撒特支持社会史学派。他认为,战后德国不仅在社会大众的心中,包括在科学和理性的历史研究中都存在一种对纳粹主义的“妖魔化”认识。43虽然随着纳粹“正常化”的增强,这种“妖魔化”逐渐减弱,但对于希特勒个人世界观的评价和判断还处在研究纳粹历史的首要位置。所以他强调“纳粹历史化”,就是把纳粹历史放到德国社会总体发展的框架中去,主张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纳粹主义,把社会结构、语境以及事件之间的复杂性作为考察的重点。

布洛撒特还特别关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他认为这对于纳粹政权和其他国家都是一样存在的。他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关于种族主义的选择理论是被认为具有合法性。而德国和别国不同的地方,就是有一个‘特殊领导’(这里指希特勒)所支配的社会模式。”44布洛撒特的这一做法借助了社会史学的研究方法,从历史社会的结构和进程上去找问题,而且往往认为,问题的症结也往往出在这里。在这个研究方法中,历史人物的主观做法和感受多数处在被忽视的地位。

对于弗里德兰德来说,虽然他偏向于动机派,但也并不是完全否定社会史学派的观点,只是他更加强调个体在纳粹历史中的罪责和责任,担心由于过分强调德国有史以来在社会结构上的发展缺陷,会忽视个体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从而失去了“历史化”和“道德化”之间的平衡。其实弗里德兰德的担心,恰恰暴露了社会史在设计和发展阶段中所存在的问题,它只看到了社会客观的一面,而忽视了个人主观的一面,只看到了社会结构和进程的大方面,而忽视了作为历史创造者个体的小方面。

布洛撒特和弗里德兰德的这场争论放在史学研究的背景下来看,正是体现了七八十年代联邦德国史学界的转型。弗里德兰德支持的“动机派”和布洛撒特支持的“功能派”之间的争论,反映了德国史学研究从传统史学的历史主义向新兴学派——批判社会史学的转变,从对普鲁士军国主义和德国民族主义的研究转向了对德国历史社会结构和进程的批判,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从对个体化和德意志精神的理解转向了利用社会学的概念和理论来探究历史问题。

四、职业责任与自我身份融合的个人背景

除了当时联邦德国社会对纳粹历史态度的转变以及史学研究方法论的转型,引发布洛撒特和弗里德兰德争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历史学家的个人背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考虑两个层面,一个是作为历史学家本身在对历史叙述时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二是作为社会的个体,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被赋予的个人色彩。这两个层面看似相互独立,但实际上却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闭环的整体。布洛撒特和弗里德兰德对此都进行了非常详细和谨慎的讨论。

布洛撒特在信中通过回顾“历史化”和社会教育之间的关系,引出了历史学家在其中的作用。在布洛撒特看来,“当人们出于说教,‘努力地’让纳粹历史变成课堂上和纪念方面的重要一章时,造成的后果是,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在面对德国的过去时,纳粹历史会越来越从德国整体历史中脱离出来,从而最终被理解成了一段独立的历史。而对此情形沉默的历史学家,实际上是默认了这段历史是出于一些别的目的被使用,而不是单纯地从历史的层面上被理解”。45

比如,奥斯维辛问题就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它总是更多地向教育目的靠拢,这对在纳粹时期的犹太人记忆以及年轻一代对于历史的认识会产生这样的问题:真正的历史有可能会被反抗的纪念场所和大屠杀的记忆所掩盖,这种做法长此以往是非常危险的。对历史的“真实”叙述,只是基于教育的目的,而不是对这个历史事件及历史认识的真实反馈。这种做法未来会造成对纳粹历史理解的巨大损失。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布洛撒特认为,“历史学家作为见证者和旁观者起到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他们应该采用客观的研究历史问题的方法来探究纳粹历史的主题,而不应该怀有情绪化的个人感情色彩”。46

但问题在于,历史学家是否能在历史研究中完全剔除个人色彩,而作为一个冷静和客观的记录者来真实地再现历史吗?弗里德兰德认为,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是很难做到。历史学家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会产生了这样一种矛盾:他们会出于职业责任而仅仅满足于一种单纯依靠史料和文献的写作方式。但同时,他们又试图要尽可能地让自己处在所描述的事件当中,从而为这种历史书写赋予一种真实的立体感。这就是历史学家职业身份和个人背景之间的矛盾。“我们一方面寄希望于历史学家写出真实、生动的历史,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与历史事件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矛盾就是“历史化“的困难所在”。47

的确,处在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会卷入由个人回忆、社会背景和一定专业知识所构成的纷繁复杂的关系之中,历史学家也身在其中。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应该是有能力从这些关系中超脱出来,但实际上他们会因为自身状况的束缚,而无法做到绝对的客观中立。尤其是在研究类似奥斯维辛这种创伤性记忆和历史事件时,历史学家也很难做到冷静客观、不偏不倚。正如沃尔夫冈·本茨(WolfgangBenz)所言:“在德国历史领域,用一种无偏见和纯科学的兴趣来研究纳粹历史并不是很容易做到。”48

就拿布诺撒特来说,他早年参加过希特勒青年团,在1944年到1952年期间先后进入莱比锡和科隆大学学习历史、哲学和日耳曼语言学,1955年进入德国当代史研究所工作,1972年任所长直至去世。他是德国慕尼黑大学、康斯坦茨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客座和荣誉教授。他一生都在致力对纳粹时期德国史的研究。从方法论上来说,他对第三帝国的解释是属于早期的功能派,但由于他出生的时代以及自身对于周围环境的敏感性,从而使其在历史研究和书写方面不免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

而弗里德兰德则不同。他出生在一个德国犹太人家庭,1939年随父母逃亡到法国,1942年在法国对外国犹太人的大清洗运动中,他的父母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并最终被杀害。在战争结束后,弗里德兰德一直执着于对自己犹太人根源的追寻,并积极参加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活动。1955年,他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并在日内瓦大学的历史系获得博士学位。1969-1975出任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兼院长,1983年出任加利福尼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并在世界多个著名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也曾是德国历史杂志《历史与记忆》的创刊人和负责人。弗里德兰德一生都致力于犹太历史和大屠杀的研究,尤其关注大屠杀中受害者的声音。

总之,布洛撒特和弗里德兰德虽然同样经历了纳粹时期,但两人的生活背景以及在战争中的经历完全不同:一个是来自德国中产阶级家庭,一个来自犹太民族家庭;一个在战争中参加过青年团,另一个在战争中则承受着父母双亡的痛苦。由于不同的经历,他们在面对同样的历史事件时也坚持了自己的观点。比如布洛撒特不建议在研究纳粹主义时介入过多的道德评价,而弗里德兰德则认为在大屠杀研究中兼顾了幸存者的声音,就会更真切地了解大屠杀的历史。49

如何来看待布洛撒特和弗里德兰德在历史书写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如何来理解他们对历史学家职业身份和个人背景之间矛盾的认识?关键的问题是要搞清楚,历史学家一直以来在为什么负责?笔者认为,历史学家是为历史的真相负责。而所谓真相,约翰·吕森曾经说过:“真相不单单指的是历史的客观性,因为真相还必须依靠有关过去的经验,以及按一定科学方法进行认知。”50根据笔者理解,事情本身是第一层真相,它具有客观性;认识事情的结果,是第二层真相,它具有主观性。历史学家一直以来致力于揭示涵盖这两层内容的整体性真相。如果只承认第一层真相,实际上就否定了历史学家本人作为历史中的主体认知历史真相的事实。

可以说,布洛撒特和弗里德兰德面对的都是纳粹历史的第一层真相,但基于两人的生活背景和个人经历存在着较大差别,所以他们在第二层真相,即认识真相的结果上是有所不同的,两个人都在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中赋予了个人色彩。这也证明了,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并不能避免自身的主观性。而这也是历史学家在历史书写方面中的作用,或者可以称之为“优势”。历史的史实本身是真实的、固化的、甚至是僵化的,但历史学家却会结合他们个人经验和专业研究让固化和僵化的历史在保持真相的基础上,变得鲜活和流动起来。历史研究的意义不仅仅是让历史事实说话,同时也要通过历史学家的经验总结给世人以启发和警示。

五、结语

布洛撒特和弗里德兰德之间的争论是联邦德国“史学家之争”的一个侧影。这场关于“纳粹历史化”争论的核心问题是“纳粹主义‘历史化’是否等同于对纳粹主义的‘去道德化’?在这场争论中,笔者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对“历史化”的理解。布洛撒特在提出这一概念时就指出,对“历史化”的理解要建立在一个对纳粹主义批判和理解的历史原则之上。在后续的信件中他也反复强调,“历史化是将理性的认识和道德的批判相结合”。51理性认识的前提是简单、客观、朴素地叙述过去的发生,从而达到一种科学认识;道德的批判是在科学、客观的基础上结合当下的社会价值观作出道德上的评判。理性认识是道德批判的基础,而道德批判则赋予了理性认识以历史意义。从这个角度上看,纳粹主义是需要进行“历史化”的。纳粹历史作为德国历史发展阶段上重要的一环,纳粹历史应该也必须要融入德国整体的历史中去,但这种融入并不代表道德上的否定和遗忘。相反,过于“道德化”的历史也许恰恰因为无法还原真实的过去,而丧失了其存在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历史化”是把过去人们所经历的,转化成为一种解放的、历史认识的能力。就像布克哈特所说:“曾经是欢呼和悲痛的事,现在必须变成认知。”52吕森也指出:“历史学家通过‘历史化’把过去单个恐怖事件的不协调改善成一个符合美学的、历史整体的和谐。”53

透过这场争论也清晰地反映出“纳粹历史化”问题背后的德国政治社会、史学研究以及史学家个人的矛盾。从政治社会背景上看,当时德国的正处在“精神和道德的转折”期,包括官方认证的“德意志特殊道路”、“超民族性”、“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重塑”以及“宪法爱国”等,各种各样的历史政策在这个阶段不断被“炮制”出来;伴随着政治社会大背景的冲击,德国史学研究在当时也放弃了对个体化和德意志精神的刨析,转而从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中去寻找纳粹主义根源;而身处在其中的历史学家也无法幸免,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和史学背景之下,他们也要在职业身份之外,强调自我的历史意识,从而才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在80年代“史学家之争”宏大的叙事背景下,布洛撒特和弗里德兰德的“纳粹主义历史化”争论看似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但正是借由这个历史研究的侧影,我们可以真切的感受到,那个时期德国政治社会、史学研究以及历史学家个人在关于“纳粹历史”问题认识上的矛盾和冲突,而正是因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联邦德国后续对纳粹主义的认识也由此拉开了正面反思的大幕。

注释：

1.关于80年代的“德国史学家之争”的相关文献,参见孙立新《联邦德国史学研究——以关于纳粹问题的史学争论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匡宇《德国历史学家之争:对历史修正主义的批判和辩护》,《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范丁梁《复杂语境中的德国“历史学家之争”》,《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等｡

9.这里指的是在史学家争论期间积极参杂在其中的各路新闻人士,包括时任《法兰克福汇报》副刊的负责人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Fest)(诺尔特那篇引发争论的文章就是由他负责刊登的),《明镜周刊》(DerSpiel)创始人鲁道夫·奥格斯坦(RudolfAugstein)和《时代周报》副主编罗伯特·莱希特(RobertLeicht)等,他们都利用便利的新闻平台有意识的支持自己所在的派别｡

10.史学家之争是从最初针对诺尔特的“纳粹历史相对化”争论,再到新保守主义者和批判社会史学家之间的辩论,最后一度演化成了历史专业学院派和社会公众舆论之间的博弈｡

21.吕一民､范丁梁:《“克服过去”:联邦德国如何重塑历史政治意识》,《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第5期｡

23.“德意志独特道路”是19世纪德意志民族保守派提出的,关于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对德国历史的宏观解释｡当时德国的知识界认为,虽然德帝国的宪法制度与西欧的社会模式有所不同,但以军事和专制建立的德意志强权王朝是优于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民主制度｡而1945年德国的战败,德国保守派终于不再坚持“德意志特殊道路”的优越性,而“特殊道路”这一说法反而成为人们批判德国近代史的出发点｡

37.景德祥:《二战后德国史学的发展脉络与特点》,《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

38.景德祥:《20世纪末联邦德国史学流派争议》,《世界历史》2005年第1期｡

49.王琳:《大屠杀研究中见证者口述历史的价值》,《档案学研究》2019年第4期｡

50.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具糸甲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

王琳.关于“纳粹主义历史化”争论背后的思考——以1987年布洛撒特与弗里德兰德的通信为考察对象[J].史学史研究,2020(02):69-78.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主义视阈下战后德国文化记忆变迁研究(1945—2000)”(项目编号:18SBB00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择优提升项目(项目编号:3102019WGYTS0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