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ART的广泛应用，HIV/AIDS患者预期寿命显著延长[1],50岁及以上的老年HIV/AIDS患者占比增加[2]。社会隔离是影响老年人健康的决定性社会因素[3]，指个体缺乏社会联系和互动，导致个体社会网络减小或者缺失，进而使个体产生心理或生理消极结果的状态[4]。由于遭受年龄歧视及艾滋病带来的病耻感，抑制老年HIV/AIDS患者社会网络形成与发展[5]，老年HIV/AIDS患者群体更易发生社会隔离，研究指出该群体社会隔离发生率59%，高于普通老年人群51%[6]。此外，社会隔离与老年HIV/AIDS患者一系列不良健康结局有关，影响患者认知功能，阻碍其成功老龄化，增加其住院和死亡风险[6,7,8]。虽然≥50岁HIV/AIDS患者普遍存在社会隔离，并与患者健康问题相关，但目前关于该群体社会隔离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此外，截至2019年上海市共有24 283例HIV感染者，其中≥50岁HIV感染者例数较同期增长30.2%[9]。因此，本研究着重调查≥50岁HIV/AIDS患者社会隔离情况并探讨影响因素，以期为日后制订针对≥50岁HIV/AIDS患者社会隔离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通过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12月至2023年4月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VCT门诊随访管理的≥50岁HIV/AIDS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年龄≥50岁；(2)确诊为HIV/AIDS患者；(3)语言沟通无障碍，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诊断为精神疾患或认知功能障碍，无法完成问卷填写者。本研究经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编号：2022-S113-02）。

1.2方法

横断面研究样本量的计算公式为，根据王欣欣等[10]对上海市老年人社会隔离研究，p值取44.33%。容许误差δ取5%,α=0.05,uα=1.96，考虑10%无效问卷，研究共需要418例患者。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剔除填写不完整的问卷，最终纳入452例患者数据，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0.4%。

1.2.1一般资料调查表

本研究纳入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平均月收入、户口、儿女数量、居住方式、运动锻炼情况、性向、HIV感染结果告知情况（指患者告知伴侣、家人、朋友及同事任意一方HIV阳性结果，即视患者存在HIV感染结果告知情况）等变量。

1.2.2疾病相关资料

通过查阅患者电子病历获取疾病相关资料，包括HIV确证阳性时长、当前CD4细胞计数、ART时长等变量。

1.2.3 Lubben社会网络量表（Lubben Social Net‐work Scale,LSNS)

采用Lubben等[11]编制的包含6个条目，2个维度（家庭维度及朋友维度）的社会网络量表评估≥50岁HIV/AIDS患者社会隔离情况，条目采用0～5级评分，总分为30分，总分<12分则表示调查对象发生社会隔离，若两个维度总分分别低于6分，则表示发生家庭隔离或朋友隔离，总分高表示患者社交网络较广。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08。

1.2.4 Tilburg衰弱量表（Tilburg Frailty Indicator,TFI)

使用奚兴等[12]汉化的版本评估≥50岁HIV/AIDS患者多维度衰弱情况，量表由15个条目构成，其中躯体衰弱、社会衰弱及心理衰弱分别包含8个，3个和4个条目。总分为0～15分，采用二分类计分法，总分≥5分则表示存在衰弱，得分越高表示衰弱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677。

1.2.5日常感知歧视量表（Everyday Discrimination Scale,EDS)

使用学者韩舒羽等[13]汉化的版本，评估≥50岁HIV/AIDS患者过去12个月内日常感知歧视水平。该量表由10个条目组成，均采用Likert4级评分法，量表总分范围为10～40分，得分越低表示调查对象受到的歧视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25。

1.2.6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e Scale,SSRS)

由我国学者肖水源[14]编制，量表由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构成，共10个条目，总分为12～66分，总分越高表示个体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16。

1.2.7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

使用HADS评估患者焦虑和抑郁情况。该量表共有14个条目，其中7个条目用于评估被试者焦虑情况，其余7个条目则用于评估抑郁情况。均采用Likert3级评分，总分为0～21分，若得分>7分表示患者存在焦虑或抑郁[15]。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08。

1.2.8家庭关怀指数问卷（Family APGAR Index,APGAR)

采用APGAR量表评估≥50岁HIV/AIDS患者家庭功能。该量表共计5个条目，每个条目评分标准为0～2分，总分为0～10分。7～10分表明家庭功能良好，4～6表明家庭功能中度障碍，0～3分则表明家庭功能严重障碍[16]。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21。

由研究者本人对符合纳入标准的≥50岁HIV/AIDS患者进行问卷调查，详细向调查对象说明研究的目的和内容，签署知情同意书。问卷填写完毕后仔细检查问卷是否存在缺项及填写错误，及时请患者进行补充和修改。若研究对象因文化程度低或视力障碍无法独立完成问卷，由研究者口述问卷内容并代为填写。

1.3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6.0完成统计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s）描述，非正态分布则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M(P25,P75）]描述，计数资料用频数和百分比描述。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社会隔离的影响因素。将变量逐步纳入3个回归模型中，模型1纳入社会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男=1，女=2）、年龄（<60=1，≥60=2）、婚姻状况（未婚、分居、离异或丧偶=1，已婚=2）、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1，高中或中专及以上=2）、月收入（<3 000=1，≥3 000=2）、户口（城镇=1，农村=2）、儿女情况（无子女=1，有子女=2）、居住方式（非独居=1，独居=2）、运动锻炼（否=1，是=2）、性向（同性恋=1，异性恋=2，双性恋=3）等变量。模型2进一步纳入HIV感染相关变量，包括HIV感染告知情况（否=1，是=2）、HIV感染确诊时长（<5年=1，≥5年=2）、ART时长（<5年=1，≥5年=2）、最近CD4细胞计数（<500个/μL=1，≥500个/μL=2）等变量。模型3进一步纳入主要影响因素变量，包括衰弱、抑郁、焦虑、家庭功能、歧视、社会支持。霍斯默-莱梅肖检验（H-L检验）评估回归模型的拟合度，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50岁HIV/AIDS患者社会隔离发生情况

本研究452名≥50岁HIV/AIDS患者中，219名（48.5%）患者发生社会隔离，其中家庭隔离201人（44.5%），朋友隔离203人（44.9%）。在社会隔离人群中歧视得分为34(27,39），社会支持得分为26(21,31），其他情况见表1。

2.2≥50岁HIV/AIDS患者社会隔离影响因素分析

三个回归模型的H-L检验P值均大于0.05，模型拟合较好。以是否发生社会隔离为因变量（0=无社会隔离，1=有社会隔离），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在最终回归模型中（模型3），受教育程度低、未将HIV感染结果告知他人、抑郁、家庭功能中度及重度障碍促进≥50岁HIV/AIDS患者发生社会隔离，而社会支持是社会隔离保护性因素。在模型3中，婚姻状况在纳入家庭功能和社会支持后不再与社会隔离有关（P>0.05),ART时长及HIV确诊阳性时长在纳入社会支持后与社会隔离无关（P>0.05）。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表1≥50岁HIV/AIDS患者基本情况  

表2≥50岁HIV/AIDS患者社会隔离Logistics回归分析结果（n=452)  

3、讨论

本研究中≥50岁HIV/AIDS患者社会隔离发生率为48.5%，低于GREYSEN等[6]对美国老年HIV/AIDS患者的调查结果（59%），可能与国内外文化背景、人口学差异及社会隔离调查工具不同有关。高于TEO等[17]对社区老年人社会隔离发生率的系统评价结果（25%），可能与研究纳入调查对象不同有关。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均为HIV阳性者，相关研究指出与HIV阴性老年人相比，HIV阳性老年患者社会隔离情况更为普遍[6]。由于感染HIV及老龄化带来的额外社会和心理挑战[18]，≥50岁HIV/AIDS患者作为社会边缘化群体，更容易发生社会隔离。

本研究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低的患者社会隔离发生率较高。互联网是避免社会隔离的有效措施，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网络素养较高，利用互联网获取和接收信息能力强，使用互联网可提高老年人社会适应能力，增加社会接触频率，从而降低其社会隔离发生风险[19,20]。相关报告指出我国老年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3.2%，老年用户达1.19亿[21]，互联网作为拓宽社会网络的重要渠道，可通过互联网对≥50岁HIV/AIDS患者进行干预，优化其社交网络，维持其社会联系。此外，抑郁的≥50岁HIV/AIDS患者更易发生社会隔离。与MARZIALI等[22]研究结论一致。社会网络规模影响≥50岁HIV/AIDS患者心理健康，抑郁的患者表现为社交退缩，对社交活动丧失兴趣，缺乏维持社会关系的动力，极容易出现社交焦虑和回避行为，从而增加患者社会隔离风险[23]。因此，医务人员要重视≥50岁HIV/AIDS患者心理健康，在日常随访管理中定期评估患者心理情况，满足其心理需求，给予心理支持。

未将HIV感染结果告知他人的≥50岁HIV/AIDS患者社会隔离发生率较高，与LEE等[24]研究结果一致。患者害怕暴露HIV阳性状况，主动减少与外界交流，导致其社交网络缩小，从而发生社会隔离。由于恐惧告知他人HIV阳性状态会带来负面后果，如被所在的社交网络成员排斥或拒绝，≥50岁HIV/AIDS患者往往选择隐瞒自己感染状态，限制其在个人和医疗卫生保健环境中发展信任关系的能力，影响社会网络形成与发展[25]。本研究发现，家庭功能障碍的≥50岁HIV/AIDS患者更易发生社会隔离。家庭网络构成老年HIV/AIDS患者主要的社交网络，是其获得物质和情感支持的主要来源[26]。我国以集体主义为主导文化，强调个人与家庭联系，重视家庭成员间的互助与联结。然而，由于艾滋病社会污名化，当患者感染HIV时，家庭成员普遍存在连带内在病耻感，导致家庭成员主动减少家庭互动，甚至疏远、回避感染者[27]，削弱家庭关怀及支持功能，促使感染者发生社会隔离。此外，本研究发现社会支持是≥50岁HIV/AIDS患者社会隔离的保护因素。支持性的社会网络有助于缓冲个人对负面事件和压力源的有害影响[28]，社会支持水平高的患者，社交活动丰富，社会参与较多。家人和朋友作为老年HIV/AIDS患者非正式社会支持的来源及维持社会关系的重要媒介[29]，能够提供患者工具和情感支持，在降低社会隔离风险发挥重要作用。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变量间无法做出直接因果论断。研究仅调查上海地区≥50岁HIV/AIDS患者，研究结果推广性较为局限。此外，本研究采用自填式问卷收集数据，可能存在信息偏倚。未来可开展多中心的纵向研究，深入探讨≥50岁HIV/AIDS患者发生社会隔离的内在机制，也可开展质性研究，了解患者社会隔离体验及感受，丰富量性研究的结果。此外，本研究发现婚姻状况、HIV阳性时长及ART时长在最后回归模型中，均由具有统计学意义变为无统计学意义，其中家庭功能、社会支持可能是中介变量，本研究未进一步探讨变量间关系，未来研究可继续深入挖掘。

综上，≥50岁HIV/AIDS患者的社会隔离发生率较高，受教育程度、抑郁、HIV感染结果告知情况、家庭功能、社会支持是影响患者社会隔离的主要因素。医务人员应定期评估患者社会隔离情况，提高患者社会融入度，降低其社会隔离发生率。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4]张硕,陈功.中国城市老年人社会隔离现状与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学刊,2015, 37(4):66-76.

[9]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本市开展2019年“12.1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活动[EB/OL].(2019-12-03)[2023-06-12].

[10]王欣欣,张呈蕊,栾伟.上海市社区老年人社会隔离及其影响因素调查[J/OL].中国预防医学杂志:1-8.[2023-09-01].

[12]奚兴,郭桂芳,孙静.中文版Tilburg衰弱评估量表的信效度研究[J].护理学报,2013(16):1-4, 5. DOI:10.3969/j.issn.1008-9969.2013.16.001.

[13]韩舒羽,胡雁,贾守梅,等.日常感知歧视问卷的汉化及在HIV感染者/AIDS病人中应用的信效度检验[J].护理研究,2019, 33(7):1101-1104.

[14]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1994(2):98-100.

[19]倪晨旭,王震.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影响[J].人口学刊,2022, 44(3):59-72. DOI:10.16405/j. cnki. 1004-129X.2022.03.005

[21]上海市信息和经济化委员会.数字时代如何助力老年人“老有所安”——互联网适老化改造调研[EB/OL].(2022-07-28)[2023-08-07].

[27]赵婷,唐楚蕾,王红红. HIV/AIDS患者家庭照顾者连带内在病耻感研究进展[J].中国艾滋病性病,2021, 27(12):1450-1452封3.

基金资助:复旦大学复星护理科研基金(FNF202219);上海市感染性疾病(艾滋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20MC1920100);促进市级医院临床技能与临床创新能力三年行动计划项目(2020-2022年)艾滋病专病数据库的建立和应用(SHDC2020CR6025)~~;

文章来源:潘燕云,朱政,孙文秀等.上海市≥50岁HIV/AIDS患者社会隔离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艾滋病性病,2023,29(12):1317-1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