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对林下养生产业发展在不同情境下影响森林资源保护的问题进行研究。通过森林资源在林下养生供给与消费中的使用价值分析、约束缺失条件下林下养生供给主体获利途径以及消费者行为实证研究,文章得出结论:在林下养生产业发展过程中,不仅要认识到产业健康发展对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作用,更要意识到在约束缺失条件下产业发展对森林资源和自然环境构成的危害与不利影响。只有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林下养生供给和消费行为进行刚性约束,才能避免森林资源和自然生态环境受到侵害,达到产业发展与资源保护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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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近年来,以森林生态旅游休闲和森林康养为主要形式的林下养生产业得到快速发展。2016年全国林业旅游与休闲人数为26.09亿人次,2017年全国林业旅游与休闲人数达到31.02亿人次,收入为1.07万亿元(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18)。2018年,全国森林生态旅游和森林康养超过16亿人次,所创造的社会综合产值接近1.5万亿元(王钰,2019)。特别是林下旅游和休闲产业增长快速,消费人数2018年达到36.6亿人次,实现产值达1.30万亿元,产值首次超过木材加工业。2018年林业旅游与休闲服务业产值比2017年增长15.38%(国家林业和草原局,2019)。近年来,学术界对有关森林旅游休闲养生的关注度逐渐提升,研究森林旅游的文献居多。对森林养生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森林康养产业发展问题研究及发展措施方面的探讨。对森林康养与森林资源及自然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文献尚不多见,只有少数文献在森林康养发展路径(吴后建等,2018)、基地建设(潘洋刘等,2019)、资源利用与开发(王红姝等,2008;亓越等,2018;肖艳琼等,2018;杜莹等,2019)等方面分析研究时提出森林资源保护问题;也有文献从森林康养研究展望的角度,提出加强森林康养基地环境容量研究的观点(刘思思等,2018)。这些文献对森林康养与资源保护问题并未进行专题研究,仅仅是提出问题,或针对问题提出简短评价或对策建议。林下养生是建立在森林资源基础之上的产业模式,只有在森林资源和自然环境得到保护并且能够不断优化的条件下,林下养生产业才能健康发展。因此,在林下养生产业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关注森林资源和自然环境的保护问题。
2、林下养生产业健康发展对森林资源保护的作用分析
林下养生是林下经济的一种新兴产业模式,是对森林和林地资源在存续状态下的有效利用。林下养生产业所获取的经济效益,体现森林和林地资源在人类养生方面的间接使用价值(陈柯,2018)。林下养生产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及消费者健康收益价值,与森林和林地资源在休闲养生方面的间接使用价值的绩效函数关系可表示为:

式(1)中,V表示森林和林地资源的养生使用价值,i表示林下养生供给主体利用林地资源之后形成的收益,h表示林下养生消费获取健康所具有的价值。
对于林下养生供给主体而言,如果将其供给主体的所有收益分为经营活动收益与利用森林及林地资源收益两部分,则其利润可以表示为:
式(2)中,P表示林下养生供给的利润,M表示林下养生经营活动所产生的收入,I表示林下养生供给主体通过利用森林及林地资源所产生的收益,T表示养生经营活动的所有支出。林下养生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M值相对稳定。由于T值是固定的,所以P值主要取决于I值。这表明,林下养生产业供给主体的收益,主要取决于森林资源使用价值转换所产生的收益。森林资源所具有的间接使用价值是林下养生产业经济实体差异化竞争战略实施的重要条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供给主体在经营过程中对森林资源使用价值的转换率越高,则获取的利润越大。
对于林下养生消费者而言,林下养生消费所产生的健康收益价值可以表示为:
式(3)中,Hv表示林下养生消费所产生的健康估价,P表示林下消费者因林下养生消费行为获得身体健康或康复所避免的用于疾病治疗等费用支出,I表示因林下养生消费所节省的用于身体健康的投资,C表示消费者为林下消费所支付的所有费用。可见,林下养生消费不仅能够获取健康收益,而且可以节省用于维护健康的投资。
综上可知,林下养生依托的森林和林地资源无论对林下养生供给还是消费都具有重要的间接使用价值。林下养生基地往往以优越的森林生态环境资源为依托(刘朝望等,2017),能够提供养生使用价值的森林和林地,是具有比其他森林和林地更多外溢间接使用价值的森林和林地资源,因此会受到林下养生供给者和消费者更多的重视以及政府和社会的关注。政府、社会、林下养生供给者和消费者就会倾向于注入更多资金维护和优化这类森林和林地资源,付诸更多的行动,从而更利于此类森林和林地资源的保护形成良性循环。
3、约束缺失的林下养生产业对森林资源的危害分析
林下养生产业健康发展的底线是林下养生供给与消费行为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V·帕累托认为,人具有逻辑思维但往往缺乏理性,他说:“社会现象中存在大部分非逻辑行为”(田时纲译,2001)。事实上,在社会现实中不少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社会个体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往往会做出并不理性的行为选择。特别是在外界约束压力缺失的条件下,人的理性思维的自觉性会减弱而非理性行为选择的可能性会增加。因此,如果缺乏外在约束,林下养生供给与消费过程中就会出现损害或影响森林资源和自然生态资源的违法违规行为。
3.1林下养生供给对森林资源与自然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在法治约束缺失情况下,林下养生供给的收入分为合法收入与侵害森林资源与自然环境非法收入两类,其利润获取有以下途径:

式(4)、式(5)、式(6)中,P1、P2、P3表示林下养生供给主体的利润,Li表示合法经营活动的收入,Lt表示合法经营活动成本,Ii表示侵害森林资源与自然生态环境的非法收入,It表示除去违法成本之外(此成本因违法行为未能得到惩处而避免产生)的侵害森林资源与自然生态环境非法活动的成本。从利润角度分析,法治约束缺失条件下林下养生供给主体选择P3的可能性最大。
事实上,在林下养生供给过程中,有经营者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往往会很大程度地侵害森林资源与自然生态环境。有的林下养生供给主体在经营过程中假借森林康养的名义依托优质森林资源进行房地产开发。例如,陕西大荔县建设“皇家沙苑生态休闲度假村”项目,造成大面积林地被毁(尹蓉等,2019);江西南昌市有开发商在原规划的生态旅游用地上开发房地产,建造大量别墅售卖(万珺,2018)。林下养生供给过程还可能存在经营者私自改变林地资源用途的现象。例如,海南雨润地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曾以建设生态旅游度假村为名占用林地修建高尔夫球场(陈标志,2016)。有的林下养生供给在修建公路、电力和通讯设施过程中损毁林木。例如,陕西柞水县在建“秦岭·时光康养小镇”项目时,架电工队未经林业部门许可擅自将该县营盘镇朱家湾村民所有的19棵直径12〜49cm的松树砍伐(张红中,2018);吉林集安市太极湾旅游有限公司在开发生态旅游景区时,因修公路非法占用林地(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2017);河南登封市唐庄镇为了搞乡村生态旅游,私自毁林修建停车场(南方农村报,2019)。
除此之外,林下养生供给过程中还会出现一些危害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为了迎合一些消费者猎奇与炫耀心理需求,有的林下养生供给主体以野生动物为食材进行食品加工与销售,以此作为吸引林下养生消费的经营手段。例如,浙江嘉兴市南北湖生态旅游景区内曾出现多家野味餐馆,景区内捕鸟活动一度猖獗(新华网,2016)。有的林下养生供给者会片面夸大野生动物对人体调养和康复的作用,诱使消费者进行以野生动物作为食材的食品消费。甚至有的林下养生供给者提供以濒危或珍稀保护动物作为食材的食品供消费者进行不法消费。例如,湖南张家界武陵源景区内有市场曾经设“野味区”(腾讯网,2018),有多家餐馆售卖野生动物食品,并开出以穿山甲为食材的菜单(新浪网,2018)。这些行为都严重破坏野生动物保护,造成负面影响。
3.2林下养生消费对森林资源与自然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
在约束缺失情境下,特别是群体状态下,个体往往易受环境的影响。古斯塔夫·勒庞认为,如果知道自己不会受到惩罚,“会使一个集体做出一个孤立的个体不可能做的行为”(董强译,2018)。在林下养生消费过程中,一些消费者的行为对林区环境产生不良影响。有的消费者在进行林下养生消费时,随意丢弃垃圾。例如,北京市昌平区蟒山国家森林公园内曾发现游客丢弃大量垃圾的现象,除了残剩食品和纸箱外,更有塑料袋、塑料饭盒、塑料饮料瓶、塑料桶等有害垃圾。有的林下养生消费者违规携带火种,甚至在林区吸烟。
林下养生消费对野生动物伤害最普遍的行为是非法消费以野生动物为食材的食品。这是建立在林下养生供给提供此类食品的基础上、由林下养生消费和供给共同构成的对野生动物资源危害的不法行为。食用以野生动物为食材的消费行为,在依托森林和林地资源的“农家乐”中较为普遍,不少林区内的“农家乐”都程度不同或明或暗地危害野生动物的消费行为。林下养生消费过程中还存在击打或惊扰野生动物、甚至非法猎捕野生动物的行为。例如,2017年8月在上海佘山景区,有2位游客因欲将景区内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猕猴带回家做宠物竟非法猎捕2只小猕猴(金涧远,2018)。这些不良行为都对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危害。
4、结语
健康发展的林下养生产业充分展示了森林资源和优美环境所具有的巨大经济价值,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论断在林业经济中的实践诠释。林下养生产业在我国是一个具有良好发展趋势的朝阳产业。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社会结构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剧,林下养生产业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2019年2月14日印发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促进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林改发[2019]14号)指出,要大力发展森林生态旅游,积极发展森林康养,大力兴办保健养生、康复疗养、健康养老等森林康养服务。2019年3月6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下发了《关于促进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的意见》(林改发[2019]20号),提出我国森林康养今后的发展目标,规划到2022年建设国家森林康养基地300处,到2035年建设国家森林康养基地1200处,到2050年实现“森林康养服务体系更加健全,森林康养理念深入人心,人民群众享有更加充分的森林康养服务”。同时,地方政府也很重视林下养生产业的发展,纷纷出台文件,采取多种措施,对林下产业的发展进行激励与引导。例如,2019年7月1日浙江省林业局联合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中医药管理局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的意见》(浙林改[2019]48号)提出,争取到2022年建成省级森林康养休闲养生城市10个,命名省级森林康养小镇30个,认定森林康养基地100处;到2025年争取建成省级森林休闲养生城市15个,省级森林康养小镇100个,认定森林康养基地200处、森林氧吧1000个,修复森林古道150条,将浙江建成国际知名的森林康养目的地和森林康养大省。贵州省连续3年安排财政专项资金支持森林康养产业。目前贵州省已建成森林康养试点基地达79个,其中省级森林康养试点基地52个(梁圣,2019)。在各级政府的政策与措施的激励与引导之下,林下养生产业将出现快速发展的势头。应当注意的是,在林下养生产业发展过程中,不仅要认识到产业健康发展对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具有保护作用,更要清醒地意识到产业发展在强制约束缺失的条件下可能对森林资源和自然环境造成的危害和不利影响。林下养生产业的发展不仅要注重林下养生产业的经济效益,更要注重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林下养生产业只有健康发展,才能在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切实保护好森林资源和自然生态环境,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优化的双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产业的健康发展,都离不开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只有依法对林下养生所有的供给和消费行为进行刚性约束,才能避免森林资源和自然生态环境受到产业恶性发展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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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中国自然资源学会,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出版地方:北京
专业分类:科学
国际刊号:1000-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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