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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宋代的储才制度

  2020-05-20    295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在经历了唐末五代的大动乱之后,宋代鉴于前代节度使专横之宿弊,建立了一套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其中储才制度表现得尤为突出。宋代通过广开学校、增加科举录取名额、设置专门储才机构等方式储备了大量的人才,且人才储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胜于前代,对宋代社会的稳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关键词:
  • 中国历史
  • 储才制度
  • 储才机构
  • 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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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才”一词,也作储材,即储备人才之意。储才制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周王室无力控制诸侯,诸侯国互相兼并,都企图“辟土地、莅中国而抚四夷”。[1](P6)值此“大争之世”,人才至关重要,因而各国相继变法,大辟贤才为己用。战国四公子皆广招厚养门客,以致“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出现了食客三千人的景象。[2](P2377)及至秦汉,凡察举之士皆先供于郎署。隋唐以降,由于科举制的产生,储才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含义,除了翰林院、六学二馆以外,学校育才亦即储才,且学校与科举合流,“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3](P1072)即是如此。到了宋代,储才制度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完整,形成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系统的储才制度。为了论述方便,首先对储才制度的概念作以界定。这里所说的宋代储才制度,不仅是指六院、四辖等官员储备机构,还包括学校、书院及民间储才等多种形式。学界关于宋代储才制度的研究,成果甚少,黄留珠先生有短文论及,虽列举了中国古代储才的几种形式,[4]但并未深究。俞任飞也有专文研究南宋储才制度,[5]但仅限于中央文官储才制度,对于宋代武官储才并未涉及,且局限于狭义的储才制度。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宋代广义的储才制度进行全面的探究,疏漏之处,还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宋代以前的储才制度


春秋战国以来,周王室衰微,诸侯国互相兼并,当时统治者认为,在此乱世之时,人才是取胜的关键,因此各国对人才进行争夺,如张仪入秦、吴起相楚、孙膑仕齐。战国四公子广招厚养门客,如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2](P2351)信陵君“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2](P2377)平原、春申二君亦都礼贤下士,广揽门客,士多归附。西汉政论家贾谊曾有过评论:“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6](P1)战国末期,七雄并立,想要在群雄之中立于不败之地,唯有储才以备不时之需。四公子广招门客,也是在为国家储才,事实上这些门客在历史上也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平原君之门客毛遂,自荐出使楚国,说服楚王联赵抗秦。不仅仅是“四公子”,各国公卿也都有养门客的习惯,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利用天下贤士的谋略智慧,为其服务、为国家服务,以达到争雄天下的政治目的。除了私人养士以外,国家养士也早已产生,如齐国之稷下学宫。“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重,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7](P262)稷下学宫也是世界上第一所官方举办、私人主持的高等学府,郭沫若曾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有划时代的意义。”[8](P158)稷下学宫作为学术交流之地,人才汇集,实为前所未有之胜景,也为后世学校储才提供了范例。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储才机制,但大都由君主的英明及卿大夫的贤明所决定,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储才制度。尽管如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储才意识仍然有很多可取之处,亦为后世所借鉴。

郎官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已经出现,为君主的侍从之官。[9](P240)到秦汉逐渐形成制度。秦统一六国后,建立了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王朝,地方上实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皆由皇帝任命,任命制取代了世卿世禄制,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任官制度的一大进步。由于秦的一统,国家领土倍增,原有的官僚队伍已远远不足以满足现实的需求,因此,秦统治者大量的选任郎官。“秦即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更改法,而诸生到者拜为朗,前后七百余人。”[2](P3115)可见秦代郎官数量之多。到汉初已有“三郎”的组织系统,即“中郎,郎中,外郎”。[10](P85)“凡汉郡国每岁贡士皆拜为郎,分居三署,储才待诏,无有常职。”[11](P231)西汉以察举为主体的选官制度确立,体现出汉代统治者对人才的重视,凡察举之士皆先供于郎署,而郎署则是当时最重要的一种储才机构。正如董仲舒所说:“夫长吏多出自郎中、中郎。”[10](P2995)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和“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于京师长安设立太学。[12](P314)汉代太学生定期举行策试,凡成绩优异者,即可提拔入仕,[13](P22)学校制度开始成为官僚选拔的重要工具。当然,除了太学以外,还有其他各种类型的学校,由此汉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储才—选官”制度。通过察举制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先除郎官供于郎署,经过一段时期的锻炼按才能高低分别授予不同级别的官职。另外,汉代之太学生还可以定期参加策试而入仕,因此,太学是除郎署之外的又一重要的储才之所。

魏晋以东宫、黄门、文翰等官职为人才储备之地。但由于世家门阀把持官场,储才制度丧失了为国储才的基本意义,在此姑且不过多讨论。隋唐以降,随着士族门阀势力的衰亡及庶族地主势力的兴起,产生了新的选官途径——科举制度。科举时代,储才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含义,所以从广义上看,学校育才亦即储才,且学校与科举合流。学校是国家储才之地,而科举则为储才之首务。学校又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系统,中央有“六学”“二馆”,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崇文馆和弘文馆。而地方则有府学、州学、县学、乡学,且各州还设有医学,[14](P218)学校规模已相当完备。除了上述广义的储才之外,也还存在狭义储才形式,如唐代开始设立翰林院,各种艺能之士于翰林院供职,唐玄宗时,选擅长文词的朝臣入居翰林起草诏旨,后逐渐演变为草拟机密诏旨的重要机构。唐德宗以后,翰林学士逐渐成为皇帝的亲信,因而有“内相”之称,唐后期往往以翰林学士升任宰相,[15](P67)显然翰林院成为高级官员的储备之所。隋唐时期,政治制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官制的改变、选官方式的变更及学校的普及,导致储才机构和储才形式发生相应变化。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为后世宋、元、明、清奠定了基本的框架。


二、宋代储才制度的完善


宋代虽然承袭唐制,但在政治制度方面并非一味的沿袭唐代,而是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并非像钱穆先生说的那样毫无建树。[16](P76)宋代储才制度较前代而言,更加完善、系统、具体。从中央到地方、从低层到高层一整套储才体系,不可谓不全面,且宋代的政治制度改革,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中央储才制度

1.中央文官储才制度

宋代上承唐末五代,鉴于唐末五代武将之祸,确立了崇文抑武的治国方针。[17](P138-149)因此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文人士大夫,给予文人士大夫以崇高的地位,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少见的。北宋以政变夺取后周政权,为巩固新建立的政权,不使五代的祸事重演,宋代皇帝十分重视储才,“太宗储才为真宗、仁宗之用,仁宗储才为治平、元丰之用”[18](P11965)即是如此。此外,据《檆溪居士集》卷四记载:“敕具官王观国,夫国家之储才,如医者之储药,朕临御之久,阅士为多,益知人才之难,每兴寤寐之叹,旁求远览,其庶几乎,以尔早中殊科,不求闻达,任真推分,泊然自得,比对便殿,占奏可观,祠曹望郎,未尝轻以授人也,益勤尔守,朕将有取焉可。”[19](P458)从此段文字不难看出宋高宗对王观国才华的肯定和对储才重要性的认识。

宋代中央文官储才机构有很多,且层次分明,最基础的储才机构是学校。宋代中央设有太学,太学生可以直接参加科举,到王安石变法时期,实行“三舍法”,即以学校教育代替科举,可见宋代对学校教育的重视,以至于有“国家养天下士于太学”[18](P9659)的说法。因此,太学是官员的储备基地,是宋代官员入仕前的储才之所。再有,是以六院、四辖、架阁官为代表的中级储才机构,如《朝野类要》卷二“六院”条:“登闻检院、登闻鼓院、官告院、都进奏院、诸军司粮料院、两审计司,皆储材擢用之地,凡作县有声等官多除此。”“四辖”条载:“提辖左藏库、文思院、榷货务、杂买场,谓之四辖,亦为储材之地也。”[20](P44-45)可知六院和四辖是中等官员的储备机构,凡有声望、有作为的县令等官员可以进入六院、四辖。除了六院、四辖之外,六部架阁官也是储才之所。[21](P423)最后是高级储才之地,即翰林学士院。宋代翰林院虽沿袭唐代,但有所发展,成为正式官职,并与科举接轨。宋代翰林学士为正三品,属于高品级官员,翰林学士院往往是宰执的储备之地,如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都曾担任翰林学士,这些人大部分都官至宰辅。除以上几种储才形式外,还有殿阁储才,限于篇幅在此暂不作论述。总之,宋代中央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由低到高的文官储备系统,是对储才形式的极大完善,可谓继往开来。

2.中央武官储才制度

宋代重视文人士大夫这是毫无疑问,但这并不意味着宋代就轻视武将,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相反,宋代统治者也十分重视武事,宋代每年的军费长期占宋代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22](P28)足可看出宋代对军队的重视。雍熙元年二月初一,宋太宗亲自检阅诸军将校,见魏能不为众所保,故曰:“此人才勇,朕可自保之”,由是稍加进用。[23](P573)可见,宋代统治者也是十分重视将才的。至于对武将的防范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宋代也设有储备将才的机构,如将作监,“本监惟置丞一员,余官虚而不除,乾道以后人材甚多,监、少、丞、簿无阙。凡台省之久次,与郡邑之有声者,悉寄径于此,自是号为储才之地。”[18](P3918)还有军器监,也是储才之所。[18](P3920)作为储才机构的还有环卫官,“欲以此储将才,重环卫如文臣储才于馆阁也。”[18](P3931)宋代中央的武官储才机构还有很多,在此仅以上述三个为例,不难看出,宋代不仅重视文职人才,同样也重视将才的培养,以便抵御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军队的袭扰。

(二)地方储才制度

宋代除了中央设有储才场所外,地方上的储才形式也丰富多样,如各州、县学。在“三舍法”实行时期,州、县学学生中优秀者可以往上升迁,即县学升州学,州学升太学。虽然前代早已设立地方州县学,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上远不能和宋代相比。吕思勉先生也曾指出:“宋以后郡县之学,较唐以前为盛。”[24](P145)与魏晋隋唐不同,宋代地方官学通常向平民子弟开放,除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而外,对学生的家庭出身无任何限制。[25]周密在《齐东野语》中提到:“慨祖宗之立法,广学校以储才。”[26](P72)可以看出,广设学校反映出朝廷对教育的重视,也是为了储备人才。除此之外,宋代还有私家储才场所,即宋代书院。宋代书院的设立早于地方官学,马端临指出:“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27](P431)书院与地方官学最为明显的差别或许在于功利性较弱,不以应试中第为目的;平民性更强,广泛地向包括“工商杂类”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开放。地方上不仅以学校储才,还有其他方式,“蓬莱道山储才之地也,华涂要津皆繇此而进,故于擢用必选名流。”[28](P143)地方名流往往也会是朝廷征召的对象,而蓬莱山只是盛产名流的道山之一。对于地方上的未出仕的人才,朝廷也是非常的重视,给予了他们很高的待遇。“东封初,启明举贤良既罢,归遂不复有仕进意,教授弟子百余人,时号处士,于是转运使陈尧佐表其行义于朝。”故朝廷于大中祥符五年,赐处州处士周启明粟帛。[23](P1749)再如宋仁宗景祐元年,“赐西京嵩山草泽李退夫清逸处士”,[23](P2701)可见宋代往往通过赐“处士”等名号以笼络人才。总之,宋代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完整的储才体系,且人才来源范围十分广泛,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三、宋代储才制度的历史影响


宋代完善的储才制度,对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如增加科举录取名额、广设学校等,这些因素的综合,促使宋代知识普及率远高于前代,有利于社会的内部稳定。宋代储才制度既是对前代储才制度的完善,也为后世储才提供了借鉴。

(一)对宋代的影响

在宋代储才观念的影响下,科举录取名额增加,且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唐玄宗时期每年录取的进士平均不到27人,而从贞元六年(790)到十四年(798)的九年间,进士及第的有二百六十人,平均每年录取二十九人,[29]即唐代登第人数以每年30人计。另据业师程民生的精确统计,绍兴十八年(1148),科举登第人数为330人,为唐代的3.6倍多;宝祐四年(1256),科举登第人数为601人,为唐代的6.6倍多,[30](P232)由此可见一斑。庶族地主甚至平民都可以通过科举入仕,人才来源范围更加广泛,人才质量无疑更胜前代。而且地方州县学和私人书院的广泛设立,为普通大众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因此宋代各阶层的文化水平普遍都很高,即使是工匠阶层,也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1[31]这样一来,作为文化人,知道礼义廉耻,也就会更加守规矩、讲道理,甚至在南方普遍形成了好讼的风俗,[30](P15-18)一切纠纷走正规程序,从而能够减少社会动乱。纵观两宋三百年间,从未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有的仅仅是局部动乱。宋代这种文化的渗透,不知不觉地将统治阶层的意志贯彻于各个阶层,帝国政治渗透到最底层,乃至乡村。对此,美国学者艾媞捷(TJHinrichs)也持相同观点。[32](P306-309)这些综合因素,维持了宋代社会的相对稳定。

宋代储才制度除了有利于维护宋代社会稳定以外,还对科技、文化、经济等多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宋代虽然增加了科举录取名额,但是远远不能满足宋代士子对做官的需求,即使做了官,大多数也都处于选人阶层,难以平步青云。因此这些人才也开始寻求其他生路,士人流向逐渐多元化,向地域社会广泛而多层渗入。宋代士人转而经商、遁入佛道、教书育人、著书立说、钻研科技等。[33](P260-276)这些士人引领着社会走向,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34](P277)邓广铭先生也曾说过:“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35](P61)可见,宋代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宋代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及完善的储才制度有紧密的联系。由宋代士人引领,普通大众广泛参与,共同绘制了一幅宋代社会所独有的“清明上河图”。

(二)对后世的影响

宋代完善的储才制度为后世各代提供了借鉴。元代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宋代政治制度,但更多的是承袭辽、金制度,[36](P5)宋代储才制度在元代并没有被太多继承,故在此不具体阐述。而明代则更多的是承袭宋制,储才制度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明洪武十五年借鉴宋代殿阁制度,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并于诸阁设大学士,[3](P1108-1109)这也成为明代内阁的雏形。自明中期以后,内阁职权渐重,内阁首辅成为实际的宰相。殿阁早在宋代就是作为高级官员的储备机构,而清代也沿袭明制设置内阁,可见宋代馆阁制度对明清之影响。钱谦益也曾感慨:“因以知先朝储才馆阁,良有深意。”[37](P1041)除殿阁以外,明代承唐、宋之制,设置翰林院。明、清两代都十分重视翰林院,宋代翰林学士院是高级文官的储备之地,而在明代得以继承,成为培育高级文官的摇篮和涵养高层次学者的场所,以至于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规定,[3](P1083-1093)可见明代对翰林院的重视。明、清除了沿袭宋代的储才制度之外,还有所发展,尤其是清代,设置了军机处、南书房等,虽然名称有所改变,但都寓有储备人才之意。清末甚至设置了专门的储才馆,由外务部堂官直辖,是训练和储备外交人才的机构。

由于宋代的人才储备之盛,使得宋代保持着长期的内部稳定,这些都使得明清统治阶层更加重视人才,至少在科举录取名额上并没有减少太多,且数量远高于唐,这无疑是受到宋代储才观念的影响。并且明、清两代都加强文化专制,更是将帝国政治渗透到每一个角落,这种文化渗透虽在宋代就已经很明显,但那是一种自然的渗透,而明、清则是为了加强统治的需要故意而为之。

总之,宋代储才制度的发展演变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既对前代储才制度加以完善,又有值得后世借鉴的创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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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可参见程民生的《宋代医生的文化水平与数量》《宋代吏人的文化水平与政府转运》等相关论文。


戴文嘉.宋代储才制度探究[J].哈尔滨学院学报,2020,41(05):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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