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由来、内涵

“共同体”,英文名为“community”,最早由法国启蒙运动家卢梭(Rousseau)所提出，其最初的含义是指“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集体”[1]的“政治共同体”,其后，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开展，社会面貌的急剧变化，“共同体”由原来的单指“个体间权力赋予”的“政治共同体”,逐渐扩大到了以“邻里社区、村庄、城镇、城市、国家、族群”为代表的“文化共同体” “经济共同体” “社会共同体” “民族共同体”等。著名政治学家迈克尔·泰勒(Michael Taylor)对这些新产生的“共同体”词汇属性，有以下三点定义：“第一，共同体成员有共同的信仰与价值观；第二，共同体成员间的联系是直接的、多元的；第三，成员间的联系是普遍的、强有力的，是深程度的，是不经过精密计算的共享、施予和互助”[2]。由此可见，“共同体”内涵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以现代化为核心的文化体系构建。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体系构建影响下，在一国之内，原本处于分散、孤立的各个族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增进相互了解的同时，形成了一套为各个族群所共同信奉的价值观念，进而实现其从“自在”到“自觉”的现代转化。在近代中国，“民族共同体”就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的重要理念。

近代以前，中国境内生活着多个民族，虽然这些民族之间曾有过以“遣使” “边贸”等为代表的官方交流往来，也有过“文成入藏” “昭君出塞”等民族联系佳话。然而，在强权帝制下“夷夏有别”的“等级”秩序，却又决定了这一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注定是不对等和不平等的，少数民族在中原王朝的眼中依旧是“异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恰是历代中原王朝对待周围少数民族的真实态度。

近世以降，随着“英国兵轮鼓浪而来”[3],古代中国在被漂洋过海的船坚炮利逼迫走进近代时，自身也终于在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代表的西方新学之催化下，发生了改变。其中，最大的改变莫过于促使国人逐渐形成以“凡遇—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观念浮于斯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4]为代表的“国族”意识，并在近代百年的救亡图存斗争中逐渐认识到“民族的自由联合就代替民族的压迫”[5]的重要作用。正是在这两股合力的推动下，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在历经近世百余年的屈辱和波折后，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以“民族自由联合”的形式打破了原有“夷夏有别”的界限，实现了由“自在民族”到“自觉民族”的现代转化，推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构建了集历史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为主要特征于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对此，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了解读，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6],并提出了“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张，其后，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则更是提出了“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7]31的主张，从而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得以进一步发展。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7]21“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虽已正式提出，且在内涵上拓展延伸为“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共同体，是建立在共同历史条件、共同价值追求、共同物质基础、共同身份认同、共有精神家园基础上的命运共同体”[8],加深了国人对“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但从实践上看，“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种理念的提出，仅有不到七年时间，虽然内容已有充实，但尚未回答清“中华民族是什么?” “中华民族是在什么时间形成的?” “中国历史与民族史的关系” “古代社会、近现代社会与中华民族演变” “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形成与当代国家的指导‘建构’关系”以及“中华民族的融合、整合与西化用词‘同化’等概念之区别”等一系列学理性问题。此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等政策的推行和推进，中国与东亚、中亚、西亚、南欧等地区交往日趋频繁密切，学术交流不可避免地成为交流对话的主要方式；如何看待“历史上中华民族与‘一带一路’周边民族的关系”等问题，也是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因此，论证由“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所引发的诸多学理问题，就成为中国民族史研究必须面对的重要挑战。

二、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起源与现状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而中国史家历来注重对中国民族历史的记载。早在西汉武帝时期，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当中，便开创了《匈奴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等记载中国少数民族事迹的篇章，其后的历朝历代，不论是官修史书，还是私人著史，大多都会对少数民族的历史给予必要记载，并相继增设了《土司传》等篇目，体现出了“华夷共祖”[9]的民族思想。不过，由于“夷夏有别”观念等因素的制约，加之囿于地理知识缺乏等因素的制约，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史研究仍难脱“汉族中心主义”的窠臼，且多带有弱化少数民族的色彩，具体表现为在论及地方治理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偏重汉民族的主体作用，忽视少数民族的相应作用，这一点在唐代房玄龄等所撰写的《晋书》卷一百七《石季龙载记》中可见一斑，据该书记载：

史臣曰：夫拯溺就焚，帝王之师也；穷凶骋暴，戎狄之举也。蠢兹杂种，自古为虞，限以塞垣，独惧侵秩，况乃入居中壤，窥我王政，乘弛紊之机，覩危亡之隙，而莫不啸群鸣镝，汩乱天常者乎!

石勒出自羌渠，见奇醜类。闻鞞上党，季子鉴其非凡；倚啸洛城，夷甫识其为乱。及惠皇失统，宇内崩离，遂乃招聚蚁徒，乘间煽祸，虔刘我都邑，翦害我黎元。朝市沦胥，若沈航于鲸浪；王公颠仆，譬游魂于龙漠。[10]

作为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杰出首领、后赵王朝的缔造者——石勒，虽然在他统治的时期，有过大兴土木、纵容亲属等弊政，但从石勒的长期执政看，他在位期间，虚心纳谏、重视律令，且能打破“华夷之隔”的偏见，任用了一批以张宾、徐光、程遐为代表的汉族士大夫官员。在他们的帮助下，石勒迅速平定了北方叛乱，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并使所辖区域民众过上了安定有序的生活，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石勒是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少数民族的杰出领袖。然而，在唐代房玄龄等所撰写的《晋书》中，囿于传统“华夷之辨”的思想，将石勒的举措称为“汩乱天常”的僭越，不仅淡化了石勒的功绩，还对石勒的形象予以一定抹黑。由此可见，“汉族中心主义”影响之深。

近世以降，随着西学东渐浪潮的不断扩大，西方的民族史研究方法也随之传入了中国，以1928年北平文化学社出版王桐龄先生的《中国民族史》为标志，中国民族史开启了属于自身的研究历程。截至1948年，中国民族史学界出版的关于中国民族史的论著多达15本1,王桐龄、林惠祥、吕振羽等成为中国民族史领域的早期拓荒者。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虽然已吸收了刚传入中国不久的西方有关民族学等相关理论，初步构建了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体系，并对现存的民族古籍史料进行了梳理、排比，但从实际效果看，这一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仍未能摆脱“内中华、外夷狄”的基本观点立场，[11]84且均不同程度地表达了西化倾向，加之这一时期，时局动荡、战乱频发，致使中国民族史研究未能更深入发展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党和政府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消除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确立了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进而为中国民族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虽然这一时期也因出现“左”倾政治运动，而使中国民族史研究出现了短暂曲折，但从总体上看，中国民族史研究仍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不仅涌现了一批如王锺翰、翁独健、马大正、方国瑜、王文光、周大鸣等重要学者，出版了一批如《中国民族史》《中国彝族通史》等重要著作，还加强了与国外民族史学界的交流联系，并将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国，推动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全面繁荣。从研究现状看，中国民族史研究主要实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突破。

(一)阐明了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历史发展趋势

“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上”。[12]作为世界上，文明从未间断的古国——中国，其以历史悠久、文明自成，而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这固然与其独特的文明价值理念密不可分，但其背后以“多元一体”为代表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特征，却是助推中国得以实现“四夷宾服” “开疆拓土”的重要元素。正是在这一历史潮流的推动下，中国境内的各民族虽也曾饱受“兄弟阋墙于内”的战乱之苦，但交往交流交融的趋势依旧是民族关系的主流，并最终推动了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呈“向心圆”的扩展壮大。针对这一历史现象，自20世纪中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史观的指引下，以少数民族视角为主要研究切入点，相继出版了诸如《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西南民族通史》等重要学术著作。通过这些学术著作，中国民族史学界打破了传统史学以汉族为中心的叙事立场，从少数民族视角出发，进一步反映和阐释了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历史发展趋势。

(二)肯定了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

“各民族都是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各民族对人类历史文化都做出应有的贡献”。[13]从历史进程上看，相较于中原内地的汉族来说，处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因地理环境等因素的限制，在较长的历史时间内，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但少数民族仍在所属区域内为中国边疆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由于各民族的辛勤劳作，并通过“丝绸之路” “茶马古道”等途径与中原地区的汉族建立起了密切联系，才推动中华“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形成。针对这一历史现象，中国民族史学界在进行田野实证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开展了对蒙古族、藏族、壮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并相继出版了《壮族通史》《回族人物志》等重要学术著作。这些著作从历史“长时段”着眼，在丰富和完善中国民族史研究内容的同时，也坚定地指出了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的重要贡献，肯定了其在创造中华文化中的独特地位。

(三)厘清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若干学理问题

“论学便要明理，论治便须识体”。[14]对于中国民族史研究而言，国内现有的五十六个民族，在为其研究提供广阔领域空间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诸多学理性问题，其中，如何看待“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历史上的民族战争” “历史上的中国”是三个最具代表性的学理问题。针对这些学理性问题，中国民族史学界在充分占有研究材料的基础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对上述三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予以“移情于境”的学理剖析：历史上的汉族与少数民族，虽然有过一些战争冲突，但从长时间来看，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依旧是历史主流，正因为民族间的深度融合，才有了当今“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环境局面，各民族也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加深了彼此的联系，保持了长期互助共存的关系，为“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15]提供了历史事实；历史上的民族战争，不能以发起者的好恶来作为评判标准，而要以“统一与分裂；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利益、有利于历史的发展”[11]85为标准，来区分民族战争的性质。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由各个民族共同缔造的国家，而绝非与特定、特指的封建王朝相提并论。它不仅包括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也包括少数民族建立起的政权。正是这些学理性的解读，促使中国民族史研究在深度推进的同时，也为维护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提供了现实依据与历史经验。

三、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趋势

时至今日，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及其带来的一系列学理性问题，对于中国民族史学界而言，理应在既有研究基础上，顺应潮流、应时而动，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秉承“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紧紧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实现史料积累、视角开拓、方法创新三个角度方面着手，以此推动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深度发展。

(一)史料积累：扩大史料的来源和范围

史料研究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没有进行充分的史料积累，便不会有研究的创新突破。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16]对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工作者来说，只有尽最大可能地掌握史料，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厘清事实真相，洞察中国民族关系的整体走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学术氛围的逐渐活跃，加之田野调查法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工作者，在立足于传统文献资料考据、整理的基础上，纷纷走出书斋，走向田野与社会，在进行相关学术研究的同时，也辑录并出版了一批较有分量的史料汇编，例如：中共中央统战部主编的《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方国瑜主编的《云南史料丛刊》(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张应强、王宗勋主编的《清水江文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杨世钰、赵寅松主编的《大理丛书》(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李德龙、黄金东主编的《中国历代方志土司资料辑录》(学苑出版社，2016年版)等。虽然学界在搜辑、整理史料的工作中取得了突出的进步，但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整体上看，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例如，在整理汉族与少数民族交往的史料方面，目前国内较为权威的当属由翟清福主编的《中国古代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史料汇编》(线装书局，2015年版),但至今并未有近代汉族与少数民族交往的总体性、全局性史料汇编，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民族史研究推进的一大空白!正如罗贤佑教授所说：但从整体上来说，中国民族史学在史料的收集、保存、整理和利用方面，还存在着许多局限。[17]因此，中国民族史学界应当在保持对正史、档案、笔记、文集等文献资料收集整理之余，加强对散落在少数民族地区乡野、村寨的题壁、碑刻、家谱等史料的收集整理。此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行和推进，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往日益密切，来自境外的以波斯文、阿拉伯文等为代表的外文史料也逐渐呈增多趋势。对此，中国民族史研究工作者应当在充分收集国内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加强与国外学术交流、研讨、合作等方式，扩大收集并解读外文史料，实现国内外史料的有机结合，在系统论述中国民族关系历史演进的同时，着重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科学性、合理性。

(二)视角开拓：拓宽“微观”研究

罗志田教授曾以“非碎无以立通”[18]10的论断和以“历史上每一人和事，都有其独特性”[18]10的依据，强调以“碎片化”为主要特征的“微观”研究对推动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对于中国民族史研究而言，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是研究的核心，在长达数千年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共同缔造“多元一体”格局的同时，也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促进了彼此的发展。以社会生活为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的“太和改制”,就是双方汲取对方长处而促进自身发展的鲜明事例。然而，受传统史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观”研究思维影响，加之国内长时期政治运动的推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大体方向是注重从“政治”层面，来研究各民族——即论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在此影响下，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经济交流、文化交流等研究，虽在“宏观”研究中有所提及，但终究不能实现较大程度的突破。

近年来，中国民族史研究趋势中出现了由“宏观”向“微观”研究转移的趋势，例如，中山大学张应强教授有关清水江流域苗族经济生活研究、延边大学李梅花教授有关朝鲜族跨境社会生活研究等，上述研究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从经济、社会角度对以苗族、朝鲜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及其所处环境进行深度解读，从而为更好地了解这两个民族的“历史境况”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但从整体性上看，中国民族史研究仍疏于对“微观”研究的把握，而“微观”研究对丰富中国民族史研究而言，是从“个案”看“全局”的必要路径。因此，中国民族史研究应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中国民族史的“微观”研究，即注重对各民族，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家训、商贸、艺术、移民等领域的研究。此外，随着“边疆治理”研究热在学界的不断勃兴，中国民族史研究也应在未来的研究中更加注重在中国古代、近代“边疆治理”中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共同推动作用，以此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范围内，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中的历史成效。

(三)方法创新：加强多学科交流研究

费孝通教授在谈及中国民族史研究现状时，提出了“补课”的概念，并指出，我们的学科底子薄弱，在这样一个瞬息即变的世界里，我们所掌握的研究办法能否适应研究对象?适应了研究对象又能否提出有深度、有历史感的看法?[19]中国民族史是以研究中国境内的民族及历史上存在的族群共同体为主要目标，由于各民族在长时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不但存在“以华变夷” “以夷变华” “华夷共存”等历史现象，而且很多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也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正是由于这些复杂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的存在，所以中国民族史的研究，虽以历史学为主体，但其研究的内涵，则注定了还需有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领域理论为之有益补充。此外，虽然在传统的官修正史如《元史》《明史》《清史稿》等，对少数民族的族群变迁、社会风俗等方面有详细提及，但多数是站在汉族的视角上予以论述，这就不免使学界对少数民族研究带来一定程度的偏差，因此，需要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领域理论的介入，以此有益补正。

方素梅教授曾指出，跨学科整合的思潮在中国史学界迅速兴起，1990年以后已成为一种主要的史学研究趋势。[20]但对于中国民族史研究而言，跨学科整合研究虽已有所推动，且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但从实际情况看，仍有继续深入的必要。对此，中国民族史研究应当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推动下，以历史学为基础，加强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交流互鉴，一方面，对所研究民族背景、历史起源、地域迁徙等做详细介绍，另一方面，在对历史上民族史事产生原因做合理分析的同时，也要对当今中国民族历史现状做必要解释，以此丰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外在形象、内在精神。

参考文献：

[1]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3:19.

[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49.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4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1-2.

[4]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11.

[5]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5:26.

[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0.

[7]玟光,文卫霞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儒家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孕育发展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10):16-23.

文章来源:黄超.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中国民族史研究趋向探析[J].昆明学院学报,2021,43(04):11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