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04年，这一年是康熙四十三年。此时距离明朝灭亡、崇祯自缢身亡已有六十年，南明诸王都早已渐次败亡，大明朝在剃发易服的百姓眼中也已经变成了“前明”。然而此时，在已经被清王朝坐稳数十年的北京城东面，一个国家依旧采用着崇祯的年号，那就是朝鲜。这一年在朝鲜被称作崇祯七十七年，也就在这一年，朝鲜肃宗李焞决定修建纪念明朝的“大报坛”。在朝鲜国民心中，清朝实际上一直都没有取代明朝的地位，只有皇明才是真正的中华(1)1，而清王朝替代明朝则是“虏乘其衅，据我中原，礼乐衣冠，尽污腥羶”(2)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抱有这种态度的并不只是朝鲜一国而已，周边的日本、越南对于清朝皆未抱有特别的尊重和倾慕。周边邻国之所以对明、清两朝抱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源自明代对周边国家所成功实施的朝贡制度。本文将以明朝与较具典型意义的朝鲜之间的朝贡为例，稍加论述。

一、明代中朝朝贡关系的确立

朝贡制度最早起源于周王朝。周天子分封天下，诸侯朝拜周天子，可以视作朝贡制度最早的形式(3)3。这一制度的形成，是与古代王朝的帝王不断追寻“天下共主”的政治理想相伴随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而随着秦并六国，改分封制为郡县制，各个郡县都成为中央统辖地方的行政单位，自然不必要再像诸侯国一样对中央和天子进行朝贡。汉朝继秦而立，朝贡制度逐渐演变为中央帝国经略外域的一种重要手段，外域诸国逐渐成为汉朝的藩邦属国，即“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4)4。自两汉而至唐宋两朝，朝贡制度在中原帝国处理与西域、朝鲜、越南等属国和边陲少数民族关系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或许在古代帝王的心中，世界本就是那么大，因而朝贡体系是以被视作天朝上国的华夏中原帝国为核心、通过册封而构造的东亚、东南亚、东北亚、中亚政治秩序。历代帝王除追求对中原大地、即中国本土民众的直接统治外，对于周边地域，诸如朝鲜、越南、琉球，很多时候并没有追求实际意义上的统治，而是追求一种“统而不治”的名义上统一。随着历史的演进，朝贡制度作为古代外交政策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到明朝已经逐渐趋于完善并得以成功实施。

首先，相比于元朝使用武力威胁和镇压，明朝更多是采用华夏文化和华夏礼仪来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彼此以诚相待、以礼相交。在明朝之初，洪武帝朱元璋便即昭告四方，宣告：“朕既为天下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1)5，力图完成“天下共主”的政治理想，建立起等级分明的政治体系，即“夷狄奉中国，礼之常经；以小事大，古今一理”(2)6。在朝贡体系之中，明朝与朝鲜国的朝贡关系典型而亲密，朝鲜是明王朝极其重要的朝贡国之一，在有明一代数百年间，朝鲜王室和臣民始终保持着“事大以诚”的态度，朝鲜国对于明王朝始终保持着极高的尊重，同时明王朝自洪武帝始，对于朝鲜国也有着相当高的礼遇。在洪武二年，朱元璋在《皇明祖训》设定了十五个国家，并特别说明“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3)7，即明令后世子孙不得以武力攻取侵略，即为“不征之国”，朝鲜正是这十五个国家之一。

其次，在朝贡体系之下，明朝与外域诸国的关系是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就朝鲜而言，明确朝鲜是明王朝的属国，明王朝对朝鲜有着明确的君臣主从的政治隶属性。朝鲜作为明王朝的藩属国，需要向明王朝称臣纳贡，即定期派遣使者携带礼物向明王朝进贡，同时采用明朝的帝王年号和年历。与之相对应，明王朝则会对朝鲜国君进行册封，对于朝鲜使臣的贡品则予以丰厚的回赐。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相比于元朝，明王朝并没有过多地对朝鲜军国内政进行干扰，而是在当朝鲜出现“在王位继立过程中出现的篡逆现象及其不守华夏礼节等问题”时，进行一定意义上的干涉，而且这个干涉并不是诉诸于强大的武力威胁，而是以发布诏书谕令、派遣使者询问、暂停朝贡等政治和外交手段进行规劝和责罚(4)8，进而让其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以这一战略思想为基础，明朝与周边国家的朝贡体系迅速确立，而最早与明王朝形成朝贡关系的就是高丽国。从明洪武二年开始，高丽国便发起了向明王朝的第一次朝贡，史载，明洪武二年八月甲子日，“高丽国王王颛遣其礼部尚书洪尚载等奉表贺即位，请封爵且贡方物，中宫及皇太子皆有献，赐尚载以下罗绮有差”(5)9。短短一个月之后，高丽国王的第二次朝贡便即到来。在这第二次朝贡中，高丽国王准备了大量礼物恭贺洪武帝寿辰，“遣其总部尚书成惟得、千牛卫大将军金甲雨上表贡方物谢恩，并贺天寿圣节，中宫及皇太子皆有献”(6)10。同年，高丽国第三次朝贡的使团在十二月抵达，此次朝贡高丽国王“遣其臣张子温等，上表谢封爵并和贺明年正旦，贡方物，中宫东宫皆有献”(7)11。洪武三年八月，高丽国再次派遣使团，“遣其三司使姜德赞上表谢赐冕服贡方物并纳元所授金印”(8)12，在这一次朝贡中，高丽国明确接受了明朝的服饰冠冕，同时将元朝赐予、作为元朝属国身份象征的金印上缴明王朝，从制度上明确体现出了对于明王朝的臣服和对于属国地位的接受。在明朝和朝鲜使节往来交互的过程中，通常的主要情由包括颁诏、封典、告哀、进贺等几个方面，其中进贺包罗较广，登极、册立、冬至、圣节、千秋节都算是进贺的时机(1)13。从洪武二年八月到洪武三年八月，短短一年时间之中，高丽国先后四次向明朝朝贡，原因各不相同，分别有请封、进贺千秋节、谢封爵、谢赐、进贺正旦，虽则缘由不一，却超越规制略显频繁。

在明朝早期，因为高丽国使团不断往返，每年数次，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五年特别排遣使者前往高丽国降下谕旨，要求朝鲜向明王朝进贡的贡期应该保持每三年一贡，言明“高丽去中国稍近，人知经史，文物礼乐略似中国，非他邦之比。宜令遵三年一聘之礼，或比年一来，所贡方物止以所产之布十匹足矣，毋令过多”(2)14。不过高丽国王并没有遵循这个命令，而是通过努力争取，最终将贡期定在每年一贡，即每年排遣使团向明王朝进贡一次。待到李氏朝鲜建国后，不再满足于一年一贡，而是通过强烈要求，改为一年三贡、进而改为一年四贡，即在原本每年“贺正、圣节、千秋节”三次朝贡的基础上，增加“冬至节”作为第四次官方正式朝贡。这四次是官方正式的朝贡，须携带贡物，按照规仪进行朝贡，除此之外，两国还有为数众多的互派使团活动。据粗略统计，明太祖朱元璋统治的洪武年间，三十年之内，高丽国和李氏朝鲜共计朝贡六十次，每年两次，而在永乐大帝朱棣二十二年在位时间内，朝鲜共计进贡九十一次，相比于洪武朝平均每年的朝贡次数提升了一倍。而洪熙宣德两朝十一年中，足有六十七次朝鲜使团的正式朝贡，是整个明朝统治期间朝贡最为频繁的时期。在明朝统治的二百余年中，相较于明王朝的其他藩属国，朝鲜朝贡的次数是最为频繁的(3)15。

每一次正式的朝贡，朝鲜使团都会携带贡品。贡品各式各样，有金银物品、马匹、各色布匹、人参、豹皮、獭皮等等。以贺正旦为例，朝鲜使团所呈贡明王朝的贡物包括“黄竺布十匹，白竺布、麻布各二十匹，满花席二十张，廉席二张，满花方席、黄花席、彩花席各十张，人参五十斤，豹皮十张”。朝鲜对于明王朝的贡物，一般来说都是当地土产，其中以马匹颇受明王朝重视，这是因为马匹可以作为一种战略物资，对于明王朝巩固北方边陲有着一定的帮助，所以在有些时候，明王朝甚至会在贡品之余，通过贸易的手段，进一步从朝鲜收购大量马匹。除此之外，对于金银物品等贡品明王朝并没有特别在意，明宣宗甚至取消了朝鲜进贡金银物品，明言禁止朝鲜向明王朝进贡珍禽异兽。在宣德四年，明宣宗曾数次谕令朝鲜国王，言及“朝鲜僻远，朝贡之使数至，其贡物率用金银，此其小国所能常有”；“今后贡献以土物效诚足矣”(4)16；“王比遣使进海青、鹰犬，足见王之诚意。使回，赐王瓷器十五卓，至可领之。王国中固多珍禽异兽，然朕所欲不在此，自今勿献”(5)17。由此可见，明朝统治者对于朝鲜国的朝贡实际上并无特别要求，往往只需要进献衣食杂物等土产即可，明朝作为宗主国，更在乎朝鲜作为藩属国的地位和遵从礼制规仪按时朝贡，而且在实际的朝贡活动之中，朝鲜国得到的具体实惠往往要远远超过贡品本身的价值。

二、朝贡对朝鲜的影响

伴随着朝贡体制的确立，中朝之间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密切交往，进而对彼此双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藩属国，朝鲜国从宗主国明朝得到的帮助不仅仅是册封国号、复国战役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稳定，而且还全面而深入地影响、甚至改变着朝鲜平民生活和社会政治演进的方方面面。

洪武二十五年（1392），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自号高丽权知国事，为争取明朝的支持，遣使来请命并欲更其国号。他参考了古名“朝鲜”和李父就仕之地“和宁”，请明太祖朱元璋裁定。朱元璋认为“朝鲜”是古名，而且“朝日鲜明”出处文雅，所谓：“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最美，且其来远矣，宜更其国号曰朝鲜。”(1)18太祖朱元璋还对朝鲜国赏赐“国王金印、《大统历》、庙社乐器、锦绣绒绮、彩缎纱罗”，而明太祖钦赐国号“朝鲜”，将李成桂册封为朝鲜国王，更是被朝鲜国民视为明朝三大恩之一的“大造之恩”，对李朝政权的稳定带来明显的积极影响。

万历年间的复国战争，从1592年至1598年，历时七年。早在1588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官封关白，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由于其功臣武士集团对于丰臣秀吉成功统一日本之后的封赏不均颇为不悦，加之丰臣秀吉此时已经大权独揽，寄希望于通过对外战争，削弱各个势力集团的力量，以其能够使其自身的统治更加安全稳固，更兼丰臣秀吉自身野心膨胀，三方面原因之下，丰臣秀吉决心武力侵略朝鲜。在1592年即明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任命宇喜多秀家作为侵略朝鲜的统帅，统率九大军团共计二十万人渡过大海发起对朝鲜的战争。此时朝鲜正处于李氏王朝的统治之下，由于长时间和平安逸的环境，使朝堂之中日渐腐败，整个国家文恬武嬉、战备松弛，朝鲜无论是在政治上亦或是军事上，都无力抗衡丰臣秀吉发动的侵略战争。所以战争爆发后，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朝鲜大半国土尽数沦丧，可谓“三都守失，八道瓦解”(2)19,1592年5月2日深夜，由加藤清正统率的军队攻克当时朝鲜国的王京汉城，进而开城、平津两座大城陷落，朝鲜国土几乎完全沦入日本军队的统治之下。朝鲜国王宣祖李昖和王子、大臣先是一同逃遁到平安道，向明朝求援，进而直接渡过鸭绿江，居住在位于辽东半岛的宽奠堡(3)20。宽奠堡是宽甸六堡之一，为明朝边将李成梁在万历元年修筑，朝鲜宣祖李昖被安置在此，明朝一方面正式担负起保护李昖及其王子、大臣的责任，同时发兵援助朝鲜。

这场抗倭援朝战争共分两个阶段，分别由宋应昌和邢玠作为备倭总经略，前后经过七年之久的战争，成功击退日本侵略部队，终使朝鲜国重新恢复了安宁和稳定。诚如朝鲜国王李焞所言，“神宗皇帝于我国有万世不忘之功矣。当壬辰板荡之日，苟非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则我邦其何以再造而得有今日乎？”(4)21而在明朝统治者眼中，这一战，是作为宗主国应该做的，恰如明万历皇帝在其诏书中所言：“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戳。兹用布告天下，昭示四夷，明予非得已之心，识予不敢赦之意。毋越厥志而干显罚，各守分义以享太平。”(5)22

有明一代，明朝作为朝鲜的宗主国，对其影响远不止此，而是深入到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在经济方面，颇具有代表性是对应朝贡所献贡物的回赐及朝贡贸易。在明朝与朝鲜建立藩属关系之初，洪武帝朱元璋便即确立了朝贡与回赐“厚往薄来”的原则，每每朝鲜使团进贡，都会得到极其丰厚的赏赐。永乐年间，朱棣赐予朝鲜国王“冕服九章、圭玉、佩玉、四书五经、《春秋会通》《大学衍义》、经丝纱罗、珠翠七翟冠、红经丝大衫、素经丝圆领、霞被金坠、续绢茄兰香帽珠、镀金银匣、象牙犀角、《通鉴纲目》《列女传》等书，脑、赓、沉、檀、白花蛇等药”(6)23。除去对于朝鲜国王的赏赐之外，对于朝贡使团的人员，同样有着丰厚的赏赐。这样的赏赐，比之普通的藩属国要更多一些，原因在于朝鲜较之普通藩属国更近亲近和忠诚的态度，明王朝通过厚赐，一方面表示彰显之意，同时也是鼓励朝鲜更加忠诚、更加谦恭的侍奉作为宗主国的明王朝。

贡品回赐是朝贡贸易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朝贡使臣携带物品进行的附加交易。对于朝鲜国来说，这同样是在朝贡体系下宗主国对于这藩属国的一种经济上的帮助。朝贡的使团前往明朝，所携带的大量物品并非都是朝鲜国王进献给明王朝统治者的贡品，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贡品之外的私有物品用来做为交易。明王朝对于这些朝贡使团携带的私物往往有两种处理方式，第一是直接由官方收购，另一个方式则是任由朝鲜使团进行自由贸易，售卖所带的货物，求购所需要的货物，即“正贡外，使臣自进并官收买附来货物，俱给价，不堪者，令自贸易”(1)24。在朝鲜朝贡使团携带的货物之中，真正用以朝贡的贡物并不多，而且大多都是具有象征意味的礼节性物品，用来贸易的货物则占据了绝大多数。明王朝的统治者对于这些朝鲜使团管束并不严苛，其在贸易市场之中所享受的待遇和明朝的臣民并无二致。明朝许多官员曾建议朝廷对朝鲜使团携带的货物交易收税，只是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都没有通过这个建议，而是一直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免除税款，甚至很大一部分货物都是由朝廷官方以相对高价直接收购。明王朝统治者的这种态度主要是处于怀柔远国的考量，尤其是在明朝前期局势动荡，政权尚不稳固，更加剧了这种怀柔之意。

朝鲜自朝贡制度中获取的经济利益，除去伴随朝贡活动的明王朝赏赐和使团携带货物的交易之外，朝鲜自明王朝学习的大量技术同样极大的刺激了朝鲜经济生活的全面发展。明王朝农业和手工业相较于朝鲜有着明显的优势，在朝贡使团一次次往返于明王朝和朝鲜的朝贡活动中，大量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流入朝鲜国。以纺织业为例，在早期的朝鲜国内只能够纺制麻布，直到元末明初棉花才流入朝鲜，并逐渐推行到朝鲜全境。相比于棉花，丝织品则是用于高端享受的奢侈品，往往只有朝鲜王室和贵族才能使用。明初朝鲜还没有养蚕缫丝技术，无法自己生产丝织品，只能依仗朝贡贸易，即通过明朝统治者的赏赐或者交易才能够得到，这显然无法满足朝鲜贵族的大量需求。自永乐年间开始，朝鲜国王特地安排专人前往明王朝学习相关技术。和种植棉花一样，丝织品的制作在朝鲜国内得到迅速发展。除纺织业之外，朝鲜从明朝学习到的技术还包括火药制造、船只制造和防漏技术等，对于整个朝鲜国经济生活，都有着极大的帮助和提升(2)25。

明王朝对于朝鲜的影响同样见诸政治方面。朝鲜自李成桂建国之后，便命令重臣郑道传等人参考历代政治结构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朝鲜君臣大量参考中华王朝的前例，设立都评议司、门下省作为最高等级的行政机构，分别管理评议和诸般政务的执行。后来取消了评议司和门下省，设立评议府，成为朝鲜国王之下最为重要的辅政机构。在评议府中，最高长官是“领议政”，在职能和地位之上，与宰相或者是内阁首辅相似，之下则是同为正一品的“左议政”和“右议政”，凡政务由三者合议。具体的政务，则是由六曹，即吏、户、礼、兵、刑、工，分管执行，六曹的设立与明朝六部一般无二，其正职判书和副职参判，相当于明朝官吏体制下的六部尚书和侍郎。朝鲜官员体质的设立，除去参考高丽王朝的前例，显然受到了明王朝和清王朝重大的影响。(3)26朝鲜王朝的官员等阶设制同样受到明朝“九品十八级”官制的影响，其官制最高为正一品，最低为从九品，与明朝并无不同。除此之外，朝鲜国在律法、币制、军制、学制上，都大量参考了明王朝的制度，通过朝贡制度的不断交流，明王朝对于整个朝鲜王国政治体制演化的影响至为深远。

儒学思想对于朝鲜的影响深刻而全面，而这种对于儒家思想从倾慕渴求到深入研究、进而形成朝鲜社会的核心根基之一的过程，同样是与朝贡制度分不开的。在高丽王朝时期，朱元璋就不满高丽国君“俗无城郭，虽有甲兵而侍卫不严，有居室而无听政之所，王专好释氏”，于是赐以儒家典籍，教导其“历代之君，不间夷夏，惟脩仁义礼乐，以化民成俗”，“且知王欲制法服以奉家庙，朕深以为喜，今赐王冠服、乐器、陪臣冠服及洪武三年《大统历》《六经》《四书》《通鉴》《汉书》，至可领也”(4)27。自朱元璋始，明朝君王对朝鲜屡有儒家经典的赏赐。明成祖永乐年间，胡广、杨荣等人奉永乐帝之令编修儒家经典，成就《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通行天下，这些书籍，曾经分别在朝鲜世宗元年、世宗八年和世宗十五年三次传入朝鲜(1)28。第一次赐予三部大全时间是世宗元年十二月七日，即明永乐十七年，“业学乎，业射乎，宜自敬慎读书。特赐御制序《新修性理大全》《四书》《五经大全》等书”(2)29。第二次则是朝鲜世宗主动向明朝使节尹凤提出的申请，“初尹凤之廻也，上请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宋史等书籍”，宣德皇帝同意了这个请求，特别赏赐朝鲜国王“五经四书及性理大全一部共一百二十册，通鑑纲目一部计十四册，至可领也”(3)30。第三次的情况比较特别，当时朝鲜许多子弟提出希望到北京的国学、或者位于辽东的乡学进学，不过宣德皇帝因为不愿看到朝鲜子弟山高水远、背井离乡，同时担心气候不同，难以承受，于是拒绝了朝鲜子弟的请求，而是赐下了一部《五经四书大全》、一部《性理大全》和两部《通鑑纲目》，用来作为朝鲜书院培养子弟的教材(4)31。朝鲜国王时常请求明朝统治者赐予典籍，一般而言明王朝从不拒绝，而且经常主动赐下，这一方面是明王朝对于朝鲜王朝特殊的恩宠和礼遇，更是帮助朝鲜国王学习经邦治国的道理和道理(5)32。

在明朝赏赐之外，朝鲜国王还会安排使团大量求购书籍。朝鲜世宗十一年八月，曾经为使团列出一份购书清单，特别吩咐“须详问以来，可买则买”，“凡买书必买两件，以备脱落”(6)33。一些书难于购买，往往需要耗费朝鲜使臣极多心力，比如朝鲜世宗为求购《大明集礼》一书，势在必得，特别对使臣强调：“如已颁降，即设法得来。若未得本文，传写而来”(7)34。

朝鲜在不断通过赏赐和购买获取中国书籍的过程中，大量汲取儒学经典之中的思想，大量使用儒教的纲常礼法规范王室、大臣、百姓的行为思想，使儒学在朝鲜王国渐渐处于统治地位，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准则。朝鲜王朝对儒学思想的全面学习与接受也使其得到了明朝统治者的赞赏，明洪武帝朱元璋便曾称朝鲜“人知经史，文物礼乐，略似中国，非他邦可比”(8)35。随着儒学经典不断传入，朝鲜国民在学习和具体运用的过程中，渐渐在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学中打下了其民族文化的烙印，形成一种同出一源但却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

三、和谐共赢

朝贡体系之下的明王朝和朝鲜王国关系密切而稳固，朝鲜不仅得到了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同时得到了明王朝对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引领。然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并非只有朝鲜得利。明朝推行朝贡制度，同样有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

明王朝建立之初，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安宁是统治者所首先追求的，而作为推翻元朝而建立的新兴政权，确立政权的合法性、消除元朝遗留的影响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尤其是朱元璋统治的洪武年间，蒙元虽然已经失去了中原王朝的统治地位，但退居漠北草原后仍旧有着较强的力量和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通过大量派遣使者，昭告四海，同时要求四夷朝贡、与明王朝建立藩属关系，就成了明王朝宣示主权和皇朝正统地位的重要手段。通过这种努力营造出“天下共主”、“四夷来朝”的局面，不仅可以一定程度上满足统治者的政治理想，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广大民众安心。朝鲜作为第一批看准风向、朝贡大明的外藩，受到特殊礼遇自在意中。

朝贡制度对于明王朝维护王朝的统治和安定也有着相当大的作用。一方面，对于一些难于直接管辖和治理的偏远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集之地，直接的统治和军事的征服往往难收实效，甚至让朝廷深陷泥潭，而通过朝贡制度则可以有效的控制和管理这些偏远区域,则可促进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促进彼此的经济往来，加速边远区域的经济发展。蒙元时期，蒙古人曾先后七次出兵征战朝鲜，皆无果而终，最后双方不得不议和休兵。前车之鉴犹在，明初统治者引以为戒，改弦更张而用怀柔政策将朝鲜列为不可征之国，取得明显效果。

另一方面，将四边的国家纳入朝贡体系之下，可以极大的保证边地的安全，所谓“藩”本就有藩篱、屏障之意，边地的藩属国围绕在明王朝的周围，可以保证中央王朝的安全。而在明王朝建立初期，伴随着朝贡关系的确立，确曾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与西北强大的游牧势力之间的和平，暂时免除游牧势力对于边境的袭扰和劫掠，进而创造出相对安定和平的外部环境，赢取了快速发展所需要的条件(1)36。就万历年间的朝鲜复国战争而论，从表面上看是明朝军队帮助朝鲜复国，但另一方面又何尝没有自卫的意义在其中，朝鲜又何尝没有为大明起到屏障的作用。万历十九年六月，丰臣秀吉派出使者宗义智通告朝鲜国王宣祖李昖，表示“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而直入于明，使四百州溶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但朝鲜因久事明朝而拒绝。万历二十年四月，丰臣秀吉举全国之力发兵侵略朝鲜。朝鲜国王便一次次地派使臣向明朝求救，而且还分头游说诸位大臣，在递交给大明国书中，宣宗曾声泪俱下写道：“宁死于父母之邦，勿落入贼人之手”。万历皇帝深感唇亡齿寒，“倭寇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值此朝鲜危难，若是一味纵容倭寇部队长驱直入、侵略朝鲜，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明朝派大军出征朝鲜，经过七年的艰苦战争最终打败日军，并帮助朝鲜复国。这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之为“再造之恩”，而就明朝而言则达成了御敌于国境之外的战略目标。

在朝贡制度中，明王朝除在政治上获取利益外，同样于经济上得到了相应的实惠。洪武帝在北击蒙元、建立大明的过程中，战马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面对蒙古骑兵部队时，想要争夺战场优势、获取主动权，唯有建立一支数量庞大、精擅骑射的骑兵部队方可。明朝初年，一方面需满足农业恢复和发展的需要，同时对蒙元残余势力的战斗一直未止，明王朝对马匹的需求极其庞大。《弇州堂别集》云：“高帝时南征北讨,兵力有余,唯以马为急,故分遣使臣以财货于四夷市马。”(2)37朝鲜地区盛产良马，在蒙元时期便是元朝牧区之一，元太祖曾经在此蓄养大宛良马。明朝取代元朝统治，高丽归附明朝、接受册封，便即时常进贡良马，只是数量远远无法满足明王朝的巨大需求。于是在洪武七年，明王朝特别派遣礼部主事林密、孳牧大使蔡斌赴高丽索取马匹,“已先元朝曾有马二三万匹在耽罗牧养,孳生尽多,教他将好马拣选二千匹送来。”(3)38尽管这一要求最终没有完全达成，但互通有无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

与此同时，明朝早期由于北元势力和其他西北游牧民族的拦阻，丝绸之路阻塞，明王朝不得以开辟海路，扩大贸易，通过朝贡贸易体系，打通“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诸国建立经贸往来。在建立在政治互信的商贸往来之中，明王朝得到了极其丰厚的经济收益，大量以丝绸、瓷器等为代表的商货受到了海外诸国的极大青睐，这些做工精美、价格高昂的商品，使明王朝始终保持着贸易顺差地位。朝贡贸易的过程中，明王朝的政府和朝贡国都获取了极其丰厚的经济利益(4)39。所谓厚往薄来的赏赐，在朝贡贸易之中只占极小的一部分，绝大多数都是用来交易的商品(1)40，诚如张翰在《松窗梦语》所言：“且缘入贡为名，则中国之体愈尊，而四夷之情愈顺。即厚往薄来，所费不足当互市之万一，况其心利交易，不利颁赐，虽贡厚赉薄，彼亦甘心，而又可以藏富于民，何惮而不为也？”(2)41可谓是一语道破实情。

朝贡体系对于明朝处理与四周国家的外交事务发挥出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对于构建东亚地区的政治体系和促进明王朝的安定和发展也体现出了一定的积极意义。这种制度与殖民制度截然不同，而是“在华夷秩序的范式下，所有的藩属国都有独立的地位，如果他们能在规定的年份里来中国朝廷谒见其皇帝，中国皇帝一般不会主动插手其内部事务”(3)42。显然朝贡关系是以彼此尊重为前提、以彼此间的权力与义务为原则和纽带的，最终希望达到的则是和谐共赢的目标。

终明一朝，朝鲜王国和明王朝的关系在众多藩属国中都堪称最为紧密和稳固。在朝贡体系之下，朝鲜国得到了大量的利益，与之相对应，明王朝的精神烙印也影响到朝鲜社会的方方面面，并致其对于明王朝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忠诚。康熙四十三年，即明朝灭亡的六十年后，朝鲜国王李焞仍然以明朝臣子自居，以太牢三牲祭祀明崇祯帝。在这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的祭祀之中，肃宗“呜咽不自胜，侍臣莫不感怆”(4)43。此后又修建“大报坛”，享受朝鲜国祭，以之纪念明朝对于朝鲜的“三大恩”(5)44。直到1908年，大报坛被日本人拆毁，这座寄托了朝鲜国民对明王朝怀念、感恩的祭坛，一共存世二百零四年。

注释：

1.朴趾源《热河日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

2.《李朝实录肃宗实录》39卷,30年3月19日｡

3.杨亚雄:《明朝前期朝贡体系研究:原因和作用分析》,《教育论坛》2015年第11期,第73-74页｡

4.《汉书》卷6《武帝本纪》,颜师古注｡

5.(1)《明太祖实录》卷53,洪武三年六月丁丑｡

6.(2)《明太祖实录》卷90,洪武七年六月乙未｡

7.(3)《皇明祖训》祖训首章｡

8.(4)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71-72页｡

9.(5)《明太祖实录》卷四四,洪武二年八月甲子条｡

10.(6)《明太祖实录》卷四五,洪武二年九月丙午条｡

11.(7)《明太祖实录》卷四五,洪武二年十二月甲戌条｡

12.(8)《明太祖实录》卷五五,洪武三年八月庚申条｡

13.(1)栾凡:《明代中朝朝贡刍议》,《明史研究》(第10辑),2007年｡

14.(2)《明太祖实录》卷八九,洪武七年五月壬申条

15.(3)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75-76页｡

16.(4)《明宣宗实录》卷五九,宣德四年冬十月辛卯条｡

17.(5)《明宣宗实录》卷五八,宣德四年九月丁卯条｡

18.(1)《明太祖朱元璋实录》卷223｡

19.(2)《明万历朝鲜之役:倭寇攻朝,意在中国》,凤凰网-历史资讯｡

20.(3)今辽宁省丹东市宽甸｡

21.(4)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4126页｡

22.(5)《明神宗实录》卷三三四,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丙戌条｡

23.(6)栾凡:《明代中朝朝贡刍议》,《明史研究》(第10辑),2007年｡

24.(1)李东阳等纂:《大明会典》卷一百十一《给赐二·外夷上》｡

25.(2)栾凡:《明朝对中朝朝贡的组织管理及其影响》,《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46-52页｡

26.(3)刘丽敏:《李氏朝鲜官制及其所受中国影响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27.(4)《明太祖实录》卷46,洪武二年冬十月壬戌朔｡

28.(1)[韩]宋日基:《明永乐内府刻本<四书大全>的韩国传入与流通》,《宫廷典籍与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册),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2013年,第511-523页｡

29.(2)世宗实录｡世宗1年己亥(1419,永乐17)12月7日(丁丑)｡

30.(3)世宗实录｡世宗8年(1426,宣德1)11月24日｡

31.(4)世宗实录｡世宗15年(1433,宣德8)12月13日｡

32.(5)刁书仁:《朝鲜王朝对中国书籍的购求及其对儒家文化的吸收》,《古代文明》2009年第2期,第84-92页｡

33.(6)吴晗辑:《朝鲜朝鲜王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一册,第388页｡

34.(7)吴晗辑:《朝鲜朝鲜王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二册,第413页｡

35.(8)《明太祖实录》卷88,洪武七年三月癸巳｡

36.(1)杨亚雄:《明朝前期朝贡体系研究:原因和作用分析》,《教育教学论坛》2015年第11期,第73-74页｡

37.(2)王世贞:《弇州堂别集》卷八十九｡

38.(3)《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三年四月戊申条｡

39.(4)徐新海:《明初朝贡贸易制度建立的原因探究》,《文化学刊》2016年第10期,第231-233页｡

40.(1)李金明:《论明初的海禁与朝贡贸易》,《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7期,第73-77页｡

41.(2)张翰:《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6页｡

42.(3)简军波:《中华朝贡体系:观念结构与功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1期,第132-143｡

43.(4)《李朝实录肃宗实录39卷,30年3月19日》｡

44.(5)所谓三大恩,分别是指明太祖洪武皇帝亲赐国号,被朝鲜国民称之为“大造之恩”;万历年间明朝派大军出征朝鲜,经过七年的艰苦战争最终打败日军,并帮助朝鲜复国,被称之为“再造之恩”;明思宗崇祯帝在明朝晚期､在皇太极攻击朝鲜国时排遣士兵相救,被称为“东援之恩”｡

于力群.和谐共赢:明代中朝朝贡述论[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3):7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