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凤昌本是一位鲜为人知的中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近年来，由于其辛亥革命时期的表现而被重新发现，反复书写，给他戴上了“民国诸葛”“精神领袖”“山中宰相”“幕后推盘手”等种种高帽。但其实他读书不多，各方面条件一般，是普通幕僚出身，还因故受革职回籍严惩。但为什么这样一个“落拓江湖”的人物，移居上海后，“却能够广泛结交达官显宦”，“不断在幕后操纵大局，腾骧政路”呢[1]，以往的研究罕有讨论。本文从赵凤昌前半生不同时期的活动身影入手，论述其是如何一步步从晚清幕僚变身为民国元勋的。

一、幕僚时期

赵凤昌（1856—1938），字荣庆，号竹君、惜阴等，谱名坦。江苏武进县人。他出身于耕读之家，本来家道殷实，因太平军兴而中落。因读书不成，而又家计艰难，不得不早早出外谋生。晚清可谓幕僚的时代，“倜傥非常之人，往往出于幕府，其显者至入相封侯”[2]。在这样的时代效应下，幕府成为众流之汇，吸引着大量士人的投效，赵凤昌也随大流走上了作幕之路。光绪十年（1884）六月，他进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担任幕僚。张之洞用人重科甲，幕府里人才济济，多为在职官员或功名之士。而赵凤昌读书很少，仅“在家塾自课”两年[3]，未参加过科举考试，入张之洞幕府前，通过捐纳取得县丞官职。

凭他这样的出身，想获得张之洞的青睐很难，但他非常机灵，尽量发挥所长，做好本职工作。果然，见效明显。他的字写得好，酷似草圣张旭，在诸幕僚中脱颖而出，名声在外。其堂兄赵新听说后，大为兴奋，不吝赞美之词：“迩闻开笔入□，有一台二妙之誉，足征精神贯注，聪慧夙成。老兄才拙性高，不觉失声钦佩，又况加以谨慎周密、庄重老成，千里名驹，未易量也。”[4]

赵新所言洵非过誉。张之洞“目营四表，而事事考核精详”，其幕僚许同莘后来回忆说，正因为张之洞要求严格，故其“掾吏兢兢，无或敢一字苟者”。[5]赵凤昌光绪二年（1876）从湖北回家省亲时，得到其堂兄篆刻家赵穆赠予的石印，上刻篆体“勤”“慎”二字，边款则是“惟勤惟慎，乃可立身”两语。他自言本以勤慎立身，与堂兄石印所刻不谋而合，“颇异之”，遂更加自警自励。[3]因此，进入张之洞幕府后，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做事认真，有条不紊，达到张之洞所要求的“勤敏慎密”，逐渐获得其赏识和信任。不久，他列名剡荐，受到保奖。赵新为之抃庆不已：“闻得保奖业已核准。难逢机遇竟获孙阳，皆平日孝悌忠诚笃于天性，行见弦歌作宰，誉擅神明”。[4]162,157

张之洞是晚清一个特立独行、极具个性的督抚。他爱才如命，凡为他所欣赏和信任的幕僚则加倍关照、提携，“所喜者一人而兼十数差”，往往能者多劳。最典型的就是蔡锡勇，凡与洋务有关的事都交给他去办，张之洞曾奏称其“在两广总督任内办理交涉事务，开设银元局、枪弹厂、水陆师学堂、鱼雷局，及创造兵轮等事，悉以谘之”。[6]赵凤昌勤敏慎密、庄重老成，兼差也不少，除了本职的缮校委员，还兼巡捕及潮桥盐榷等。他在入张之洞幕府前，有两年时间，生活很不稳定，处境艰难，甚至年关拮据，不知如何度岁。

但入张之洞幕府后，凭借其灵活机敏，逐渐获得张之洞的赏识和信任，张之洞不仅高度评价他才能优异，办事稳细，还保举他为候补知县。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移任湖广总督，也奏调赵凤昌随其赴任。赵凤昌虽并未如坊间传言的那样升任总文案，但更受张之洞器重和倚任，成为其亲信幕僚。据说“张之洞在鄂，要事皆秘商竹君”[7]。于是，大家有事都先走他的门路，所以他其门如市，奔走者络绎不绝，他因此遭忌恨，被造谣中伤。光绪十九年（1893），徐致祥奏参张之洞时，连带赵凤昌，赵凤昌不幸中箭落马，受到革职回籍处罚。

二、甲午战争期间

晚清一则日记说：“由幕而官，起家军营，人极时道也。”[8]做幕僚、入军营是当时最为风行的仕宦捷径，赵凤昌选择的是前者，希望走由幕而官之路。确实他选对了道路，就职于张之洞幕府，又深得张之洞的信任，前景一片光明。他的亲朋好友都对他期盼甚殷，认为他指日飞腾在望，很可能像左宗棠、李鸿章那样位至封疆。但突如其来的参革断送了他的官场梦，他本来就有病在身，受此打击，病情加重。光绪二十年（1894），他为养病移居上海。不久，中日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当时积极备战的张之洞请赵凤昌利用上海的天时地利，为他搜集情报、购买枪械，并配备专门密码，方便赵凤昌直接与他联系。

这样，赵凤昌又为张之洞所用，成为其编外幕僚，电报往来频繁。单从赵凤昌这边看，有时一天发电数次，有时一天一次，频次极高，数量很多。分析其内容，主要有这么几方面：一是居间联系，代为购买外国军械；二是密探各地情形；三是关注战争进程，提供相关动态；四是出主意，提建议；五是推荐人才。[9]下面着重就第一、第五两方面展开论述，以见赵凤昌开新、灵活的行事风格。

就前者言，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对中日战争持“中立”态度，禁止向中国出口军火，欲购买枪械只能通过第三方洋行作为中介，向外国军工厂进货。而洋行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天津两地，当时各省都托这两地洋行购买，所以洋行趁机抬高价格，以次充好，从中谋利。赵凤昌的对付办法是向多家洋行咨询议购。他经常接触、联系的洋行有信义、怡和、瑞记、礼和、地亚士等，货比三家，“决不任居奇”。

有一次，他从怡和洋行处得知有一批炮，经过认真核算，“比地亚士便宜甚多”，确实价廉物美，便建议张之洞定购：“鄙见既确知此炮之精良，价又比他处便宜，极应速定，如宪意为然，祈尽明日电谕准定”。洋人见赵凤昌精明，知道张之洞从他那里也了解到许多行情，不好蒙骗，有时也会主动向张之洞推销性价比高的军品，如信义洋行的行主李德曾致电说：“此次敝行承办各件，实比北洋、广东便宜……乞宪台速付现银，至合同即来宁面订，断无弊窦。”[10]可见，在赵凤昌的帮助下，张之洞的军购价格合理，质量也有保证，比较顺利成功，没有出现李鸿章所说的“转托洋商”“徒糜巨款”的情况。[11]

从后者看，张之洞非常重视人才，曾说“凡百政事皆须得人而理”，所到之处都如曾国藩赞誉的那样，“宏奖士类，津津乐道”。[12]作为亲信幕僚，赵凤昌当然深知张之洞的喜好和需求，在完成其交办任务的同时，也为他物色人才。赵凤昌推荐的第一个人才是沈敦和。沈敦和系两江总督刘坤一下属，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初五日，清廷召刘坤一进京主持前敌军务，调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刘坤一拟带沈敦和随同北上。赵凤昌密告张之洞南洋各口水雷都是沈敦和一手安设，他既经手这样的要事，并听说为人也好，是“洋务中用心而正派者”，建议“留宁以备用”，得到张之洞的同意。

第二人是唐绍仪。十一月初八日，赵凤昌致电张之洞，先介绍唐绍仪其人，说他“系美国学生，英文语言均好，于洋务明通，气质亦佳”，曾任驻韩领事，于驻朝鲜大臣袁世凯回天津后，代办使事。甲午中日战起，在英国使臣的帮助下回国，对“倭事缘起及我军在韩情形了然”。接着赵凤昌评价唐绍仪“实洋务不易得之材”，“现来上海，如宪台俯加延揽，祈谕示，即嘱其诣谒”。最后赵凤昌解释他荐人的动机是“为才难，故禀闻，非敢援引，幸垂察”。结果唐绍仪也得到张之洞的任用，为他办理向洋行借款等事。[13]唐绍仪一直在北洋任职，追随李鸿章、袁世凯等，只是甲午战争期间因愤于北洋的种种失措，才在赵凤昌的引荐下，为张之洞效力。

尽管时间不长，但与赵凤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辛亥南北议和时，作为北方议和代表的他凡事都要先与赵凤昌商量，推高了其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外，赵凤昌还向张之洞推荐了与唐绍仪一样是广东籍的留美学生邝国光、邝炳光，说他们二人“在北洋水师多年，志艺均优，可胜管带之任”，现在广东老家，“粤人均称其人可胜任”，“祈赐询访，果优，可令来效力”。[14]

据上可见，赵凤昌依然保持张之洞所称心精力果、通达时务、办事稳细等特点，不仅认真操办张之洞所交待事务，处处为其着想，谋求利益最大化，而且还能注意考察所在地上海及其周边的人事和安全状况，搜集各种情报，从中发现有用信息，乃至问题和隐患，主动及时请示报告，并提出应对思路和解决办法，这些大多切实可行，往往当即被张之洞付诸实施。

正因为赵凤昌的意见和看法很受重视，在张之洞面前说得上话，所以一些江苏官员碰到问题，不敢向张之洞禀告，就请赵凤昌代为转达。据郑孝胥从旁观察，这个时期的张之洞对赵凤昌仍然“昵之，所言多从”，所以一些江苏官员依附赵凤昌，借此拉帮结派，干预南京官场的人事任命。如沈瑜庆本想以郑汝骙为筹防局提调，但前提调程某通过关系得到留任，他“度程必缘赵而至者”，因为依附赵凤昌的沈敦和也不希望郑汝骙任提调。[15]同理，由于赵凤昌是张之洞身边的红人，又奉张之洞之命办事，上海的洋人及绅商也很愿意走他的门路，推销产品，做生意。精明的赵凤昌趁此机会与中外绅商密切交往，建立长期联系，为自己经商提供方便。如此一来，赵凤昌很快就在上海打开局面，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尤其状元实业家张謇对他很尊重，两人关系笃厚，[16]更使他跻身东南精英行列，社会地位很高。

三、在义和团运动中

甲午战争后，赵凤昌一方面在上海经商，并投资上海绅商兴办的实业，另一方面与他们时常来往，谈论天下事，趣味相投，关系融洽，各方面利益渐趋一致，有着共同的政治经济诉求。戊戌维新期间，上海绅商支持变法，但对政变后被囚禁的光绪除了私下的同情外，不敢有任何表示。仅过一年就不同了，由于清廷实施的政策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使他们非常不满，政治参与意识迅速增强，所以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当他们听说朝廷欲行废立，便造舆论企图阻止。十二月二十四日，清廷正式下诏立储，史称“己亥建储”。消息传到上海，“一时绅商士庶纷然哄动，皆谓名为立嗣实则废立”。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乃领衔1231名上海绅商联名电禀总理衙门，恳求奏请光绪抱病亲政，不要退位。[17]此举引起深宫震怒，欲查拿经元善。赵凤昌是经元善好友，赞赏其行为，帮助他出逃。奉命捉拿经元善的盛宣怀认为赵凤昌有袒护之嫌，威胁要弹劾他，赵凤昌毫无惧色地说：“予已无可参劾矣”。其后他也拒绝了两江总督鹿传霖请他诱劝经元善回沪的要求。[18]这是赵凤昌第一次亲身涉入政治事件，既反映了他联系官绅的居间地位，也体现出他鲜明的政治操守和立场。

己亥建储的纷争使清朝统治者逐渐失去理智，出台许多倒行逆施的决策，导致义和团兴起于北方，大肆排外，引发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当时外国军舰除开往天津外，也在上海集结，欲开赴长江沿岸。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海关十年报告》说：“从中国人方面来说，很多人相信要安全就得立即返回乡里。因此，导致了成千上万人大规模离开上海。”[19]赵凤昌已定居上海多年，无处可去，便拜访老朋友何嗣焜，对他说：“若为身家计，亦无地可避，吾辈不能不为较明白之人，岂可一筹莫展，亦坐听糜烂”。他想出的办法是与外国人商量，阻止各国兵舰进入长江，“在各省各埠之侨商教士，由各省督抚联合立约，负责保护。上海租界保护，外人任之；华界保护，华官任之，总以租界内无一华兵，租界外无一外兵，力杜冲突，虽各担责任，而仍互相保护，东南各省一律合订中外国军舰进据，尚想不到与外国订约互保。赵凤昌的方案堵疏结合、可操作性强，何嗣焜非常赞成，认为必须找个枢纽人物来促成，盛宣怀地位最为适宜，他愿意去请其担当此任，又说盛宣怀比较相信外国人的话，应当约美国人福开森一起去。[20]

盛宣怀果真被何嗣焜说动了，不久约赵凤昌面谈，但顾虑朝廷中枢失控，端王载漪、刚毅掌权，如果他出面与外国人订互保条约，恐怕遭到严惩。赵凤昌说这好办，由各省督抚派候补道员来沪，随上海道与各国驻沪领事订约签字。你居中联系，不亲自出面，自然免责。最后商定由盛宣怀将他们中外互保的主张电致沿江、沿海各督抚，其中刘坤一、张之洞两人最为关键，需派专人说服。张之洞对赵凤昌最为信任，言听计从，毫无疑问赵凤昌是最佳人选。而刘坤一的说客上海就有现成的，赵凤昌在《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一文中仅寥寥数语，一带而过，“予为约沈爱沧赴宁，再为陈说”，实际“为约”过程富有戏剧性。沈爱沧即沈瑜庆，时以候补道员身份充任刘坤一幕僚。他刚好来上海宴聚，被赵凤昌打听到，急忙前往找他。现场人员庞杂，赵凤昌不敢多言，强行让沈瑜庆穿上衣服，拉着他出去坐车走。车上很热，两人汗流浃背，相对无语，直至抵达盛宣怀住处，才详告策划互保始末，请其赶快乘船赴南京劝说刘坤一。[21]

终于在盛宣怀、赵凤昌、何嗣焜、沈瑜庆、张謇等东南精英的影响和推动下，张之洞、刘坤一不约而同地作出同意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进行中外互保谈判的决定，达成了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各督抚保护的共识，确保了南方各省的中外和平共处，稳定了东南半壁江山的局势。北方中外之间战火纷飞，血流漂杵，南方却因东南互保敌我和睦共处，相安无事。对此现象如何评判，至今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作为东南互保的策划者之一，赵凤昌也备受争议，毁誉不一。称誉者认为赵凤昌立了大功，做了好事。诋毁者则批评他不忠君爱国，是叛臣逆子。

其实这两种评价都有失偏颇。首先，正如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所言，人们总是在既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前文已述，东南互保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也是东南精英的一种集体行为。作为精英群体中的一员，赵凤昌发挥所长，积极参与，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如果有功过，他均只占部分，不应过分夸大。其次，据研究，东南互保并非搞分裂、闹独立，而“是东南地方社会主要针对外国列强图谋入侵长江所采取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它所确定的只是中外‘互不干涉’‘两不相扰’的基本原则，目的是为了避免南方卷入战争，阻止列强的瓜分图谋，其根本宗旨则是维持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统治”[22]。

第三，事后清廷为东南互保正名。光绪二十六年（1900）底，清廷下谕称东南互保为奉旨行事：“当京师扰乱之时，曾谕令各疆臣固守封圻，不令同时开衅，东南之所以明订约章，极力保护者，悉由遵奉谕旨不欲失和之意，故列邦商务，得以保全，而东南疆臣亦藉以自固”，并将五月二十四日以后、七月二十日以前的部分谕旨视为矫诏，谕令内阁汇呈，“提出销除”。[23]连清廷都承认东南精英没有抗命违旨，东南互保合法，一些后来者却要背离清廷的意愿，用所谓的君臣大义来贬损赵凤昌等的表现，不能不说他们的立场和逻辑十分混乱，经不起究诘。

实际早在1902年，即东南互保之后两年，梁启超就撰文批评国人只知“忠君”而不知“忠国”之弊病。他说：“言忠国则其义完，言忠君则其义偏，何也？……人非父母无自生，非国家无自存，孝于亲，忠于国，皆报恩之大义，而非为一姓之家奴走狗者所能冒也。而吾国人以忠之一字为主仆交涉之专名，何其颠也。”[24]就此而言，有关赵凤昌的忠奸之辨可以休矣。赵凤昌是个识时务、明大势的人，在庚子年间，他凭自己的判断和能力、身份与地位，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官绅做了一件既保护自身安全，也有利于国家、更有利于清朝的事，可以说是公私兼顾，一举两得。

赵凤昌全家福

四、亲历辛亥革命

宣统三年（1911）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赵凤昌第一时间获知消息。据其儿子赵尊岳回忆：当天赵凤昌听闻武昌起义之事后，“径赴电报局以密电致汉口电报局长友人朱文学询其事”。次晨，得武昌复电，消息真实无误，赵凤昌即行动起来，找上海最有权势、最有号召力的绅商，请他们牵头组织自救，同时一面向封疆大吏提供决策建议，采取固境自保办法，一面与洋人沟通联系，恳请他们保持中立，以期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地方利益。可见，他只是复制筹议东南互保的成功经验而已，并无支持革命、参与革命的想法。

然而，革命形势发展迅猛，上海报馆林立，纷纷鼓吹革命，不仅引发了人们的阅报热情，而且激起他们对革命的同情和期盼，希望革命取得成功。赵凤昌密切关心时势，政治嗅觉敏锐，当然也注意到人心所向，民情所趋，知道清朝的覆亡是迟早的问题，因此他开始考虑善后之事，并提醒官场中的好友唐绍仪、梁敦彦不要再为清廷卖命，要为将来着想。九月初五，清廷下谕革去盛宣怀邮传部大臣职务，以唐绍仪补授。赵凤昌得知此消息后，次日中午就致电唐绍仪云：“大事计旦夕即定，公宜缓到任。如到任，宫廷闻警迁避时，公须对付各使，杜其狡谋，以保将来中国。”同时，他一并致电时任驻德公使梁敦彦：“文明大举，大势已成，计旦夕即定。公切勿回京，宜在外阻外兵来华，并设法藉他国阻止日本举动，以保将来中国。与公至交，据实密达。”[25]由此可以看出，赵凤昌已经放弃了挽救清廷的努力，真的如赵尊岳所言，认识到“谋国必出他途以制胜矣”。[26]

赵凤昌和他儿子赵尊岳

而形势的发展加快了赵凤昌以他途谋国的步伐。他与黄炎培等苏属士绅多次集议，决定宣告独立，但没想到中部同盟会和光复会也早就“驻沪筹画”[27]，并联合以李平书为首的上海绅商于九月十三日发动起义，光复上海。上海光复引起连锁反应，苏州、浙江也很快宣告独立。赵凤昌等乐见其成，首先立即开会商议自保方法，得到广泛赞成和拥护。有人致信赵凤昌说：“革命自保，主意不错。”[28]其次，支持武汉的革命军，减轻其军事压力。据郑孝胥日记，十四日，汤寿潜来找他，请他致电前往武汉镇压革命的海军将领萨镇冰，“劝勿多杀”。

因致萨电内容敏感，不能从电报局发出，次日赵凤昌请他“添注数字，将原稿托丹麦领事寄去”1。萨镇冰本“无意交战”[29]，接到电稿后，决然辞职，离舰引退，不仅为武汉革命军去掉一个劲敌，而且清朝海军还临阵倒戈，投向革命，增强了革命军的实力。第三，决定“速筹和平解决之计”。[30]他和张謇联合其他东南精英一方面组织临时国会，邀请全国各省派代表参加，用民主协商的方式讨论如何建立共和政权，以尽快稳定全国大局，避免列强干涉，另一方面则极力争取袁世凯，希望他认清形势，促使清廷逊位，实现政权和平转移。如果说前者是赵凤昌、张謇等政治智慧的体现，具有一定创见的话，那么后者并非他们的专利，还有其他人在袁世凯和革命军之间进行疏通，如革命党人朱芾煌、汪精卫等，南北两方军人顾忠琛、廖宇春等。

正是在各方共同的努力下，终于以较小的代价实现了南北统一。在筹建共和政府方面，赵凤昌和张謇也是相互商量，密切配合，通过积极的谋划和沟通，分别促成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这与他们之前的言行是一致的，即力求避免烽火连天，生灵涂炭，使整个国家尽快稳定下来，步入正轨。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这个伟大革命的成功有赵凤昌的贡献，其付出的努力有目共睹，众口交赞。1912年，有人在报纸上撰文称颂赵凤昌等为民国元勋：“武昌起义，东南响应，诸先生乃乘时奋起，身任民军重要职务，以为天下倡。于是，天下之士仰望诸先生风采者，以为诸先生老成硕望，且不惜身家性命以为之。其人之纯粹无疵，其事之美善而无可非议，遂为天下所共信，使天下之人群趋于革命之一途。不数阅月而南北统一，共和告成，是诸先生不独为民国之元勋，抑且为同胞之生佛，瞻仰裔云，五体投地，英雄事业，贤圣经纶，固如是也”。[31]而熊希龄则作词专赞赵凤昌曰：“共和初幕，有运筹帷幄，无名豪士。苦口调和诸领袖，独尽其心而已。

视国如家，为而不有，高洁其如此。滔滔天下，算惟有使君耳。”[25]347—3481938年，赵凤昌去世，黄炎培撰挽联：“闳识布成妙算，一堂系天下安危，平生荦荦大端，溯庚子以迄辛亥；高龄雅具深心，百箧尽阳秋纪录，抵死惓惓忠爱，付佳儿遍告亲朋”，沈恩孚撰挽诗：“共和建国佐群贤，功在清廷逊位前。岂料沧桑经老眼，海滨未睹再兴年”，[32]不约而同地对赵凤昌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刘厚生在《张謇传记》中也说，赵凤昌去世后，他曾撰祭文一篇，可惜稿已不存，但有数语，尚能记得，文曰：“‘南阳路北，有楼三楹，先生所居，颜曰惜阴。惜阴斋舍，满坐宾朋，呱呱民国，于兹诞生。’殆纪实也。当时戏赠凤昌一个外号，叫他做民国的产婆。这位产婆，在助产时，很是出力。”[33]“民国产婆”的外号非常形象，赵凤昌当之无愧。

晚年赵凤昌

五、结论

赵凤昌的一生比较曲折传奇。他读书较少，年方弱冠，就远离家乡独自到城市里谋生。相对之前所处的熟人社会来说，他面对的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人情淡薄，彼此不熟悉，许多事情只能靠自己，无法依赖别人。加上他自身的条件非常一般，没有什么优势，所以为人处事必须灵活机敏，笃行务实，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抓住机遇，取得一席之地。由上文可知，从踏入社会的那一刻起，赵凤昌即据此立身行事，最终人生逆袭成功，从一个普通的幕僚华丽转身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黄炎培曾说清末民初四十年间，东南有大事，必与他有关。[21]428

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功，与他进入张之洞幕府密不可分。张之洞幕府规模庞大，幕僚众多，其中不乏才俊之士，赵凤昌能够脱颖而出，博得张之洞的赏识，除了他有一定的能力外，还在于他对张之洞无微不至的照顾。据云：曾任军机大臣的吴郁生一次有公事到湖北督署相谈，张之洞“以老友也，故不拘常礼，一面剃发，一面畅谈，不料尚未及谈正经公事，而张已昏昏睡着了”，这时侍列外厢的赵凤昌见状，“即走过去以双手托住其头，一动都不敢动，约一小时之久，香涛醒了，赵巡捕老爷方才退出去”。为此，吴郁生非常感慨，对人言：“吾一世做的京官，没有机会尝尝做督抚的滋味。做督抚，可以用文武巡捕侍奉在侧，像赵凤昌之服侍张香涛，吾真正羡慕呀。”此事不知真假，但张之洞确实在晚清以起居无节出名，僚属也深以为苦，可赵凤昌却能接受他这样的生活和工作习性，“侍之终日，虽深宵不离”，且又那么的细致周全，服务到位，自然得其欢心，倚为左右手。[34]

所以，尽管后来赵凤昌被参革，离开幕府，但张之洞还是很信任他，继续用他办事，而他也抓住这样的机会，为自己经商创造便利和条件，由此开拓一片新天地，与上海的各界精英建立联系，展开深入而广泛的交往，不仅积攒了丰厚的人脉，而且在商场上也取得了成功，赚得盆满钵满。他能够在上海公共租界购地10亩，建一座两层半英式楼房，取名“惜阴堂”[35]，足见其经济实力。凭此经济实力，他也成为绅商，跻身东南精英行列，同时依靠幕缘，他与东南地方大员保持长期密切的联系，因此每当东南有大事，总能见到其身影。但他总是隐身幕后，出谋划策，事成之后，却又不居功，不争名，所以既赢得时人的钦佩和尊重，也引发后人的兴趣和关注，从而名垂青史，收获想象不到的温情和敬意。

惜阴堂全景

参考文献：

[1]陈时伟:《赵凤昌述论》,载夏良才､曾景忠主编:《近代中国人物》第3辑,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页｡

[2]毛凤枝:《赠文》,载方玉润《鸿蒙室文钞》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4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21页｡

[3]赵凤昌:《恭述先训并书族叔诸昆季事略稿》,《武进青山门赵氏支谱》第5卷,民国十七年(1918)崇礼堂刻本｡

[4]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9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135-136页｡

[5]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319页;许同莘:《公牍学史·自序一》,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1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页｡

[7]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4页｡

[8]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上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78页｡

[9]李志茗:《幕僚与世变--<赵凤昌藏札>整理研究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5-81页｡

[10]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张之洞档》第70册,大象出版社2014年版,第195页;第72册,第287-289页;第71册,第63-64页｡

[11]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页｡

[12]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82页;《曾国藩全集·书信十》,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7579页｡

[13]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张之洞档》,大象出版社2014年版,第70册,第151-152､502-503页;第72册,第186页｡

[14]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张之洞档》第72册,大象出版社2014年版,第289页｡

[15]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1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57页｡

[16]冯耿光:《廕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62页｡

[17]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1页｡

[18]赵凤昌:《经莲珊电请收回立大阿哥成命》,《人文》月刊1931年第2卷第6期｡

[19]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

[20]赵凤昌:《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人文》月刊1931年第2卷第7期｡

[21]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33页｡

[22]彭淑庆:《国家､地方与社会--区域史视角下的“东南互保”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18页｡

[23]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四),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89､90页｡

[24]《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64页｡

[25]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1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453页｡

[26]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常州文史资料》第1辑,《常州日报》印刷厂1981年印,第60页｡

[27]《李平书七十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页｡

[28]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370-371页｡

[29] [日]宗方小太郎著,甘慧杰译:《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83页｡

[30]《张謇全集》第2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4页｡

[31]《毛安甫､陆吟生致函程雪楼､张季直､伍秩庸､王人文､汤蛰仙､赵竹君诸君函》,《申报》1912年3月27日,第7版｡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5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91页;沈恩孚著､薛冰整理:《沈信卿先生文集》,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页｡

[33]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182页｡

[34]陈巨来:《安持人物琐议》,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120､117页｡

[35]杨小佛:《世事沧桑惜阴堂》,《世纪》2001年第5期｡

注释

1､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第1354—1355页｡郑孝胥的电文及添注被赵凤昌精心保留下来,全文为:“汉口探投萨提督:日来排满之说业已取销,改革政治正在研究,请公暂息兵力,勿残同类,致为外人所轻,至恳｡胥｡此电因不能发,特将原底托丹国领事转呈”｡见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10册,第487页｡

李志茗.赵凤昌从晚清幕僚到民国元勋的蜕变之路[J].都会遗踪,2020(03):107-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