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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书写与文化诗学的研究

2020-02-21 290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新历史主义的延伸是与格林布拉特提出的“文化诗学”相关的，它把文学文本加入了历史视野进行研究，从而通过历史、社会的研究来对人性的完善和发展提出相关的要求。

关键词：
历史
历史研究
文化诗学
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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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诗学缘起于美国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教授的新历史主义“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研究，它彻底终结了持续半个多世纪不问社会历史的文学“内部研究”，是一种关注社会文化语境、历史语境与文学文本之间关系的实践性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风潮盛行之时，在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影响扩大的时候，“文化诗学”理论由童庆炳教授提出，他反对“日常生活审美化”，指出“这只是欲望的宣泄”。他提出文学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童庆炳先生还认为：“文化诗学”是要求把对文学文本的阐释与文化意义的揭示联系起来，在文学研究和批评中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揭示出现实所需要的文化精神，最终追求现代人性的完善和人的全面发展[1]。刘庆璋教授也指出：“‘文化诗学’在‘诗学’前冠之以‘文化’，首先在于突出这一理论的人文内核，或者说，在于表明：人文精神是文化诗学之魂。”[2]从提出之日开始，“文化诗学”与以往形式主义的“内部研究”不同，转向了以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正是由于文化与审美诗学的结合，才使得文学研究更具有人文情怀，才能发出在历史语境中的文本意义的追问。

“文化诗学”将文化与诗意融合，注重在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文学文本与社会文本、历史文本的研究，从历史的文献中提炼出当前社会需要的人文精神，借古喻今。可以说，它是在学科边界逐渐模糊、人文精神日渐缺失的语境下产生的，意在挖掘人性如何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得到发展和完善。所以文化诗学研究就是文学文本片段放在一定社会文化环境里的文学研究[3]。

对诗意的理解，仁者见仁。其实诗意并非仅是指诗情画意；对文学作品的审美，从中提炼出超越的人类精神，追求人性的完善和人的发展。文化诗学是以诗意为核心，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早就提出了“人诗意地栖居在此大地之上”。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用“诗意地栖居”来表达他对人类技术性栖居的深度关怀。

“文化诗学”是对文学的另一种审美形式。它将文学文本与社会文本相结合，研究的是“文本中的文化”，并从文学作品中提炼出当前社会缺失的文化内涵，激活传统，重构人文性；二是研究文化中的文本，研究其中具有鲜活文学性的文本，关注现实[4]。

从20世纪80年代最早被提出之时，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即与文学的政治功能论密切联系，主要的学者认为文化诗学从文学的内部和外部共同发力，一是将文学放置于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文本分析，即文学作品中文本化的社会历史背景，关注宏大历史叙事中的历史记忆，尤其是“个体视角和历史经验的主体意识”。二是把文学视为政治权力的博弈场地，用重构、抑制、颠覆等具有极强政治色彩的词来进行话语研究[5]。

从格林布拉特教授提出新历史主义之时，即投入到文学文本的历史书写研究中。他在自己对莎士比亚戏剧的研究中，就致力于将历史与文学构成互涵互构的关系，搭建起文学审美与历史之间的桥梁。在《回声与惊叹》中，他明确指出：“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6]也就是说，文学的叙述与历史是不可分割，其叙述话语其实包含文学作者对于历史和现在的态度和看法。

每一分每一秒形成的历史都是人类活动轨迹和思想的组合。时间涵盖了过去、现在和未来，而在已经过去的时间里形成的就是历史。人类群体和个体的行为、思维轨迹都会成为影响未来的因素，构成人类群体或个体未来选择和做出抉择的前提。而所有这些活动轨迹和思想就形成了人所生存的环境，即风土人情、社会习俗、宗教信仰、哲学、文学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环境因素亦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历史与文学从来就是相互交融的两个领域，历史的叙事话语及叙事策略往往会影响文学写作，而文学的写作也会成为历史叙事和策略的依托。历史，无论是书写的或是口头的，作为人类的记忆，都会被引用从而进入文学的境域，关注历史与当下语境的融合，和历史对当前社会的影响。

对于这个在后现代主义之后出现的历史记忆问题，主要分为体现群体意识的集体记忆和侧重主体意志的个体记忆。无论集体记忆或个体记忆，都从后现代理论出发对历史语境、历史意义的建构。但是批评家们似乎开始不太执着于回溯历史语境、建构历史意义和探寻历史真相的传统，而是转向以往的被遮蔽的个体视角和主体意识。而作为意义结构的历史记忆是“我们的文化借此再现真实的形式”。[7]因此，具有重构意义的历史记忆也逐渐在凸显个体意识、在群体记忆中寻求个体视角中找到指向。

历史记忆往往代表的是历史主体的意识形态和阐释话语，同时也将历史主体对于历史记忆的重塑过程进行呈现。随着后现代主义的介入，在应对主流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代表弱势力量的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开始了各种“重写历史”的思潮。这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力量转向了个体经验和群体意识，建构一种文化认同的身份政治，以改变主流话语的统治地位[8]。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黑人女性文学就是在主流白人强势话语冲击下黑人女性发出的对自我身份、黑人历史探寻的呐喊。其中的黑人女性历史记忆是瓦解白人主流权力话语和男性父权主义的有力武器。黑人女作家们从白人主流文学和黑人男性文学的夹缝中，找到缺失的黑人女性叙事话语，从中剥离出其历史以传递出作为弱势群体的个体意愿。

对于历史研究来说非常重要的文献档案无疑被视为研究历史的权威；而在文学范围里，这些最具有权威性的历史档案不一定具有真正文学审美价值，因为它们主要体现的是主流视角[9]。历史记忆充满了时间和空间的场域，其中不仅有符合大众的历史记忆，同时也有处于边缘地位的个体视角。而文学文本的个体历史视角为历史记忆提供了阐释模式和边界。所以很多文学文本都会关注“江湖野史的边缘视角”。这是在众多文献档案中读者无法找到的视角和阐释方式。正如格林布拉特所指出的，“逸闻轶事能够开放历史，或者将其抛在一边，因此文学文本总能够找到切入的新基点”，也就是说，逸闻轶事能够给读者带来新的解读和阐释[10]。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为文学视野打开了历史意识和视角，同时历史意识也给文学解读带来更新的阐释形式和方式。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化诗学:文学理论的新格局[J].东方丛刊,2006(1):30-37.

[2]刘庆璋.文化诗学学理特色初探:兼及我国第一次文化诗学学术研讨会[J].文史哲,2001(3):60-62.

[3][4]李圣传.文化与诗学的互构:“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之辩[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2(1):73-79.

[5]岑雪苇.权利话语分析与文化诗学的政治[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371-376.

[6]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8][9]王进.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记忆”问题考辨[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52-56.

喻红.文化诗学与历史书写[J].发明与创新·职业教育,2019,(11):7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