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我党历史上历时最久、影响最大。这一领导集体的形成，与中国革命事业紧密联系，经历了一个艰辛复杂的历史过程。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标志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式确立。因此，研究中共七大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深入理解党的历史，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正式确立书记处体制———中共七大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的确立提供了组织保证

“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被称之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1]197。而“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2]310。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既要有符合本国国情的科学指导思想，又要有一个以领袖人物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是党自成立以来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是和毛泽东党的核心地位的确立相伴始终的，经历了一个艰辛复杂的历史过程。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始，就面临着险恶复杂的环境，既要面对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又要处理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革命任务异常艰巨。党要生存下去并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领导集体，形成一个稳定的领导核心。但是，在遵义会议前，由于党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理论上都处于幼年时期，没有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指导思想，再加上共产国际的干预，选出的领导层缺乏驾驭全局的能力和斗争经验，党的最高领导更换十分频繁，始终没有产生一位核心人物，也没有形成一个能够领导全党走出困境的成熟领导集体。陈独秀作为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没有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最终犯下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成为导致大革命惨痛失败的重要原因。瞿秋白和李立三，都缺乏对中国革命形势正确判断的智慧，缺乏作为核心领袖的高瞻远瞩和领导艺术，先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后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都错误估计形势，轻视敌人，盲动冒险，给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向忠发作为共产国际过分强调“领导干部成分工人化”的代表，缺少领导能力且拥官自重，最后被捕后丧失党性背叛革命。王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不顾中国国情照抄照搬苏联经验，使“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极其严重。它导致除陕甘以外各主要根据地的丢失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的严重破坏[3]156，使中国共产党再次遇到严重失败的考验。“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4]210。血的事实再次证明，党面临的险恶环境和中国革命的异常艰巨，不仅迫切需要有一个稳定的领导集体，而且需要有一个领导核心。

在革命危急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5]577，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5]532，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标志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遵义会议后，又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而毛泽东在三个成员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成为实际的军事上的最高指挥者。

红军在毛泽东正确路线指引下不断发展壮大，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并取得了长征的胜利，党中央在斗争中不断得到锻炼和提高，毛泽东以其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逐渐被大家认可，毛泽东在军队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毛泽东思想也在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但党中央内部还没有真正形成政治领导核心。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党胜利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确定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并选出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于在党和军队问题上的突出表现和远见卓识，毛泽东被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毛泽东的实际领袖地位进一步加强，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军队中的最高领导地位，使他成为人民军队名副其实的统帅，并初步形成了毛泽东与张闻天合作，朱德和周恩来参加的一种领导格局。但是，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仍然受共产国际制约。1937年11月，奉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王明回到国内。他以中共最高领导人自居，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争取领导权的重要意义，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内，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3]156。在武汉任长江局书记期间，他不把党中央放在眼里，独断专行，另搞一套，拒不执行中央决定；而且不经请示，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宣言，以致武汉形成了事实上的第二中央。他的右倾错误不仅使党遭到很大损失，而且使毛泽东的地位受到很大威胁。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的一段时间中，毛泽东一度处于孤立地位，他曾慨叹：“我的命令出不了这个窑洞。”[6]443

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1938年9月从苏联回国的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即应该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7]515。他说：“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8]136这些指示为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清了障碍。1938年9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路线，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和思想，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3]204。此时，虽然毛泽东还没有正式出任党中央最高领导职务，但实际上已开始负责党内的全面工作，他在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已经确立。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9]431。通过规范和强化中央政治局的职权，中央书记处的地位和职能得到明确和加强，实现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对全党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增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威。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主席，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第一次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正式成为党的最高领袖和领导核心，从组织上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

在思想统一和领导权威基本形成的前提下，1944年4月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会议决定，在会议期间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9]514。五人主席团在新旧中央机构更替中成为领导党的全面工作的最高决策机构，一种新的领导格局形成了。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召开。大会通过的《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了中央书记处的产生办法及地位和职能，中央书记处实际上成为中央最高领导和决策机构。之后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8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等为副主席。这就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3]256。由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地位最终完全确立。1989年邓小平提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概念时，明确指出：“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10]289

中共七大选举出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枢，是党的最高决策群体。“五大书记”都是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以丰富的实践、鲜明的性格、横溢的才华，形成了一个成熟、团结、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中枢。他们发挥各自所长，在工作中既有个人分工又有密切协作，相得益彰，自觉维护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并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中共七大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的确立提供了思想保证

一个政党领导权威的确立，源于广大群众对党的政治理想、历史使命、根本宗旨的普遍合法性信仰。政党领导集体和核心的确立，首先是思想权威的确立。党的思想权威对领导集体权威的确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权威确立的过程中，中共七大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次会议实际上巩固发展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地位，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自成立之日起，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发展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要深刻领会和完全领悟需要一个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落后中国的传播和运用更需要时间。在七大召开之前，党还属于幼年时期，理论准备尚不充分、实践经验尚不丰富，且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还受到各种制约。这些主客观因素，使得党对于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也并没有更多思考。六大之前，在党章修订中既没有慎重探讨过如何科学地对待党的指导思想的问题，也没有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一重要原理。遵义会议前，党中央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之所以没有成为领导核心，没有形成领导集体，是因为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

指导思想的不清晰就会导致革命实践的偏差。在党成立之后，党的路线错误屡屡出现，使尚不成熟的党历经坎坷，使党的事业屡遭挫折。最典型的就是以王明为代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者，教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独创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而充分的发展，并开始达到成熟。

党的领导集体的形成，不仅仅是由什么人组成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全党奉行一个什么样的思想政治路线，并是否真正实现了思想政治路线上的统一的问题。但是，党内还有各种错误思想流毒，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依然存在。“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11]796，“所以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11]827。1942年，全党开始了整风运动。经过这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的成功开展，破除了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从思想上清理了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全党同志对党内历史基本问题在思想认识上日趋一致，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3]253。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历次“左”倾错误做了详细的剖析，深刻分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中国化，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伟大贡献。会议强调，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到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性，空前一致地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决议明确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1]952“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11]999。这一结论说明，经过整风运动，毛泽东已经成为全党公认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已经形成体系并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全党思想已经空前统一，七大召开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终于鲜明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自己的指导思想。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12]115并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科学阐述，“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主义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13]333。刘少奇在中共七大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比较完整系统的概括，并强调指出，这个体系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13]335。

中共七大的召开，使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得到统一，其科学内涵得到明确，其理论体系得到系统概括，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在理论表述上达到成熟。最为重要的是，中共七大创造性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以党章规定的庄严形式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从本质上讲是在党的指导思想中确立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的确立，使我们党从教条主义的羁绊中摆脱了出来，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不仅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变为中国形式，而且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成熟，证明党在健康发展，也实际上巩固发展了毛泽东作为党的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有了科学指导思想的指引，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由此开始了历史新篇章。

三、实行民主集中制———中共七大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的确立提供了制度保证

毛泽东思想的确立，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的确立提供了理论支撑。但要使这种思想力量变成现实力量，还必须使之转变为组织权威。只有这样，才能把党中央的正确决策有效地贯彻落实下去，才能为党中央的领导权威发挥提供组织保证。对此，马克思主义给出了解决办法———将民主集中制确立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党之所以成为领导和夺取革命胜利的坚强核心，是因为它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严密整体。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的政党，“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14]。但是，在中共七大召开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应该说民主集中制在理论上没有得到丰富和发展，在实践中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因而也自然没有正确处理好领导权威和党的意志的关系。陈独秀搞家长制作风，把个人的意志、个性和思维方式带进党的工作。“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11]827。“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却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15]308。1931年，博古未经任何法定机关的选举，仅凭王明的指定，就掌握了中共中央的最高实权[16]135。之后，王明等人又大搞宗派主义，凡是对王明“左”倾路线“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持执行的同志，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17]101。这种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和错误的肃反政策相结合，终于酿成了闽西所谓“肃清社会民主党事件”的悲剧。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基本上形同虚设，违背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严重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全面抗战爆发后，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分立现象较为普遍，党的干部队伍和党员群众由于长期的游击战争，各根据地各自为政，组织自由散漫，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日渐严重。“例如由于斗争历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这一根据地和那一根据地的不同，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不同）和工作部门不同（这一部分军队和那一部分军队的不同，这一种工作和那一种工作的不同）而产生的各部分同志间互相不了解、不尊重、不团结的现象，看来好似平常，实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党的战斗力的增强”[11]940。党的路线方针难以落实，党的权威难以维护，阻碍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革命事业的成功。

因此，在1938年10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重申了党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5]663。并且针对组织纪律散漫的情况，中共中央进行了党的思想教育，使党员干部明白“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必须“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等，并对党组织如何保持纯洁性和革命性进行了论述。同时，把党的组织工作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中直机关的干部由中组部及各直属单位干部科管理，军队干部统归军委总政治部管理，边区干部由边区党委组织部及以后的西北局组织部管理，这样就建立起具有一定位置权力的组织网络，从而树立起组织的法理型权威。到40年代初，党的组织工作完全制度化了。中共七大召开前的整风运动，针对宗派主义在干部路线上严重排斥异己、任人唯亲，在组织上把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置于全党利益之上，向党闹独立这些情况，把反宗派主义纳入整风范围。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强调党的领导的一元化，指出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同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这个决定，增强了党的团结，统一了解放区各组织的步调，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这样，就为党的组织权威的确立提供了制度保证，集中统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进一步形成。到了中共七大的时候，党内的民主有了建设性发展，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和工作方法得到了很好的运用，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和实践得以总结，党内民主建设大发展的时机到来了。

在中共七大新修订的党章中，重新正式规定了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对民主集中制做出了“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11]1057的概括。把民主集中制写进党章，通过党章确定下来，这样既实现了对组织权威的法理化，又实现了对组织权威的约束。同时，刘少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民主集中制做了较好的论述。他非常明白地解释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强调：党内民主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不是离开民主的，不是个人专制主义；同时党内民主制，不是没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极端民主化，不是党内的无政府状态[13]359。并要全党警惕党内的专制主义倾向和党内极端民主化现象，他们都会极大地妨碍与破坏党内的真正统一与团结。在党章中还对党员的权利进行了明确规定，并将“四个服从”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和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写入党章。这些规定，是使党内生活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的重要措施，对于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和组织上的保证。

此外，毛泽东、刘少奇等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1]1094，并使中共七大成为践行民主思想的一个成功实践。中共七大是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召开的，毛泽东对把中共七大的召开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高度重视。早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他就指出：全党的党员和干部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为此缘故，必须在党内实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在中共七大召开的过程中，从始至终充满了民主的气氛，遵循了民主的程序。大会的发言是民主的，人人各抒己见，人人畅所欲言，这些发言，有坦率诚恳的建议与批评，也有由衷的自我批评，代表们对待问题是一切从党的大局出发，充满了对党负责的精神和态度。大会的选举是民主的，以民主的方式选举出的全党最高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在组织设置上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达到了党的领导集体成员与党的领导机构成员相一致。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11]1097。中共七大关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发展和丰富，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组织权威的进一步确立提供了制度保证。毛泽东指出：“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11]1101

中共七大作为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对党领导集体领导权威、思想权威、组织权威进行了一次全面确立和整合，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最终确立提供法理依据，使中共有了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更加正确，党的决策更加科学民主。中国共产党自身不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赢得人民的拥护并且成为执政党，而且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共和国的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都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赖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4]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7]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8]李剑.关键会议亲历实录[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9]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3]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4]习近平.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党的独特优势[J].求是,2012(15):3-7.

[15]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6]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魏延秋.中共七大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地位的确立[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5):127-132.

基金:中国工程院高端智库重点项目(2018-GDZK-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