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自成一派,由孔子创立,而后由孟子、荀子等不同阶段的儒学大师对其进行发扬、完善,之后形成了以礼义廉耻、孝悌忠信为主要内容和主流思想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通过社会实践形成的较为成熟的具有典型性和社会实用性的文化体系,我国很多的少数名族都对其较为推崇。[1]清代满族是我国民族中较为浓重的一笔,不仅具有两次入主中原的经历,同时清代满族也绵延了数千年的历史。在清王朝被建立之后,清代满族更是在中国政治舞蹈上一直保持较为活跃的状态并一直活跃了260多年。对清代满族入关以后的整个政治政策以及发展进行分析发现,清代满族入关以后,经济和文化不断发展,对整个发展以及进步的过程进行分析,发展发展和进入的过程其实是儒家文化满族化的过程,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其实是满族不断接受儒家思想以及儒家文化的一个过程。

一、清代满族入关以后对儒家文化吸纳的萌芽阶段

在历史朝代表中,明清是前后相承接的两个重要历史朝代,这两个朝代都以其独具特色的统治方式被时代所铭记,但是在当时明朝灭亡以后,大量的明朝遗民和前明的官员对清朝的态度都是十分仇视和敌对的,一方面是亡国之恨,一方面就是地域歧视。他们大多觉得满族人在当时是蛮夷,他们在荒凉的关外,没有文化,根本不配作为一国统治者。但就是在这种敌对的情况下,清王朝却最终赢得了民心,巩固了强大的统治。究其原因,就是历朝统治者对儒家文化的吸纳和汉化,这种“齐心协力”形成的共识帮助他们从困难走向统治的光辉时刻。[2]

在努尔哈赤入关之前,儒家文化并没有深入到满族内部,只有满族的一些统治阶层中的一少部分人对儒家文化所有耳闻,群众很少有机会能够接触儒家文化,所以对其知道的并不多。在16世纪后半叶,女真各部矛盾以及民族矛盾这两种矛盾不断的升级,变得越来越尖锐,之后便出现了各部烽烟四起,各个部落首领都争相称王,甚至为了称王自相残杀,恃强凌弱的情况。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升级,为了改变这一现象,努尔哈赤通过“三副遗甲”起兵,经历多年战争,从而一步步实现了对女真各部的统一。可以说努尔哈赤不仅实现了女真部落的统一,同时也为实现满族共同体提供了基础,并让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实现了加速。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就已经认识到了儒家文化的重要性,并在统一过程中,对儒家文化中较为经典的《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书籍进行了较为仔细的学习。努尔哈赤继承了中国历史上“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思想,并对汉族“以孝道治天下”的政治思想极为提倡。

二、后金政权初步儒化阶段

清朝入关,努尔哈赤功不可没;后金政权的建立,努尔哈赤功不可没;吸纳儒学文化用于巩固统治,努尔哈赤更是功不可没。追寻历史我们发现,之所以努尔哈赤不排斥前明儒学,甚至主动接受儒化汉化,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前期对汉文化有着较深的了解和认知,没有全盘否定儒学思想,而是主动接受学习,这是努尔哈赤作为第一代统治者的伟大之处。在创立后金政权之后,他不断吸收中原文化,接受汉民族的文化成果,并且不断翻译汉族文化和著作典籍用于自己的统治。明朝朱元璋颁布实施的《大诰三编》就是当初努尔哈赤治国理政的参考之一,这表明,清朝虚心学习的态度成为了其最终被汉族大众所接受的重要内因。

在文化方面,努尔哈赤也是广泛吸收接纳汉族文化,统治者在保持基本游牧生活方式的基础上,不断加强重视农业的发展和对农业技术的研发,在礼仪方面,后金统治者也是多学多用,现学现用,一方面反映了满族文化对统治阶级的落后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努尔哈赤对汉文化、儒家文化的接纳态度。[3]

这种态度在其南下进攻后明的过程中显示的更为突出,为了更好地加强自身统治,他开始避免忙碌的杀伐,更多讲求儒家思想的“认政”和“以人为本”的观念,能够实现招降的汉人便积极安抚招降,并且给与房子和农田,给他们农具进行耕种,在已经统治的地区,对归化的汉民进行有序管理。

能够体现努尔哈赤对儒学尊崇态度的还表现在他的昭谕上,有时他旁征博引儒家经典中的治国政策,劝诫诸王要坚持德政治国,不断虚心学习,要重视以民为本的农业经济,时刻不忘君臣之德。我认为,这一方面体现了他对儒学的认同,另一方面这也给前明遗臣一种虚心学习汉族文化的态度,希望大家共同致力于国家的发展。

总而言之,在文化底蕴不够深厚的女金政权不断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对儒学文化的认同使得清朝能够得到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稳固政权,这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落后的女真文化在政治、思想、文化、农业等方面的落后面,也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汉族人对于女真文化的偏见性,使其在不断的儒化、汉化的过程中渐渐接受了女真文化,到最后,两者已经融为一体,共生共灭。

三、尊崇儒学发展阶段

努尔哈赤之后是皇太极,皇太极即位之初社会层面矛盾比较大,如何有效稳定住汉人的民心,避免社会矛盾和更大的冲突成为皇太极统治工作的重中之重。基于此,他提出“满汉一体”的观点,不断吸收大量归降的儒家学派的士大夫,在统治初期,仿照明朝的统治设立六部用于巩固君主集权的统治,上统天下,下拢民心,与此同时,他先后选任范文程、洪承畴等前朝名儒作为大学士,参政议政,以彰视听。历史证明,这些人的意见建议为后期满清顺利入关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体现出清朝统治者接受儒学文化的正确性。[4]

在自我学习的基础上,皇太极为了进一步巩固地位,强调君权的延续性,开始要求自己的孩子和贵族家的孩子学习儒家经典,安排老师进行授课,讲授礼仪纲常、道德君上。此外,皇太极为进一步促进国家体制对儒学的认可,开始推行科举考试选拔有志之士用于国家建设,对儒学推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接受儒家文化的学习,皇太极开始在朝廷设立经筵制度,不断接受新文化熏陶,久而久之,在诸多儒家学派大学士的影响下,皇太极对儒家思想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体会也更多,这也促进其更加坚信儒学文化对统治的重要性。在这个阶段清朝儒化、汉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强,儒学在清朝的影响程度也日渐深远。

四、“尊经重道”的又一进步

在清代满族入关以后,清代满族的所有统治阶级都较为重视儒家文化,并通过各种措施和举措争取将儒家文化满族化。对整个清代满族入关以后的儒化过程进行分析发现,整个儒化过程都保持满族自身文化独立以及合理的前提之下,让儒家文化为满族文化体系的构建所服务。首先,听取汉官建议,对儒家文化进行吸收。清代满族入关之后的儒化过程中汉官也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在满族中的一些汉官以及一些汉族分子都较为推崇儒家文化,并不断传播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和儒家文化的以“礼义廉耻、孝悌忠信”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文化的重要作用,推进了儒家文化在清代满族的发展。在历史上,清王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的实际统治者应该是顺治皇帝,也就是皇太极的儿子,但是其在位时间不长,但即便如此,顺治在尊崇儒家学术的道路上也在默默奉献,勤恳工作。[5]

在顺治即位之时由于其年龄尚小,多尔衮成为摄政王,在其帮助顺治平定叛乱,入驻北京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吸收接纳着汉族文化。一方面,他继续信任汉臣并给与重任,另一方面,他还为崇祯皇帝发丧以此笼络汉民,并坚持剃发自由等等。在人员管理上,他大量启用汉族儒士帮助其治理国家辅佐朝政,有效减少了平叛阻力。

到顺治帝真正掌权的时候,他继续坚持经筵制度,这成为众多汉族儒臣向皇帝讲授儒家思想的重要方式,尽管此时他对儒家思想已经有了较深的认识。顺治皇帝要求读书人尊崇儒道,在大多数的地方设立学宫方便各士子读书研习,培养教化,与民生息。此外,顺治皇帝对儒家的典籍也十分重视,他本人主持修订了《孝经衍义》和《孝经注》等书籍,并且要求各省学政将儒家经典及性理之学作为士子学习的重点,禁止其他有悖于儒家经典及思想的书籍流行。[6]

在顺治治理国家期间,大学士洪承畴、冯铨等人联名上奏说道“上古帝王,奠安天下,必以修德勤学为首务……帝王修身治人之道,尽备于《六经》。”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大学士和汉官都极力的向统治者谏言并对儒学的重要作用进行较为巨细的阐述,由于满族中很多人都对儒家文化具有较高的认可度,所以推动了清代满族入关以后的儒化过程。通过开办各种类型的学校,实现兴儒学的目的。清朝在入关后,就通过开设两旗一所官学,让八旗都进行儒家文化的学习,并不断的扩大了办学的规模。

此外,顺治时期还将程朱理学发展为官学的重要内容,上上下下对程朱理学的重视程度也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这也实现了程朱理学的复兴,当然这和清朝最后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是分不开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着程朱理学再世。在此之后,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也在在位期间不断尊崇先祖遗志,基继续坚持和弘扬以儒学代表的儒家文化,并为加强统治不断努力的宣扬着、践行着。

雍正更加推崇儒学,在雍正六年,为了让贫穷八旗子弟能够接受儒家文化的学习,为其提供进行学习的途径,特开办了很多八旗义学,并建设多所官学。

在乾隆时期,为了进一步对儒家文化进行发扬和完善,所以设立了八旗世子幼官学,同时还针对满洲皇族的特殊性,特别为满洲皇族设置了能够满足其学习需求的觉逻学和宗室学。不管是何种形式的官学,在官学中一个必修的科目就是儒学经典,所以所有入仕的学子,还有八旗子弟都需要进行儒学文化学习,八旗子弟和皇族都接受较为系统的儒学学习,加速了儒学文化的传播和在清代满族的认可程度。

为了广纳文治人才,所以开设了科举。在天聪八年,开设了满族科举考试,不同的阶段,所设置的制度不相同,顺治年间的制度是两次分榜取士,康熙二十六年进行了改革,不再分榜,科举考试逐渐形成规模,为了保证科举考试的有效性,特开设了两次考试,分别是以县试、府试和院试为核心的,以儒家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童试和正试,两种开始的形式都为八股文。在清朝满族,统治者为了选取有才之士鼓励八旗子弟和汉族子弟都通过读书应考,读书、走科举之路再做官的道路,所以科举考试成为了清朝满族以及汉族学子为官以及实现人生价值以及提高社会地位,让家族实现复兴的最为主要和直接的途径和方法。科举考试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是需熟读四书五经,对孔孟之道有所了解,科举制度加速了清代满族入关以后的儒化过程。同时统治阶级为了让广大满族民众接受儒家文化,通过订条规,进行儒家文化灌输。同时统治阶级为了让广大百姓了解儒家文化以及接受、传播儒家文化,特通过制定简单的通俗能懂的条规,通过将儒家文化制度化以及条文化的方式,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和接受儒家文化,同时以制度保证儒家文化的推行,通过行政命令等具有强制性特点的制度,让广大民众不得不接受儒家文化,耳濡目染、强制执行,从而对满族民众进行灌输。[7]例如,在康熙九年(1670)康熙帝颁布“圣谕十六条”,雍正帝又对圣谕逐条详加解释,写成《言谕广训》,要求八旗和直省各级衙门于每月初一、十五,在街头或指定之共所,宣讲两次,居民必须住听。他于死前数日,又谕令八旗都统,要在每月逢三、逢八操练之后,讲解一两条。通过一系列措施和手段,儒家文化在满族迅速传播,并潜移默化地沉淀到满族民众的思想意识中,为满族社会宗法制度的确立打下了基础。

五、总结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整个清朝期间,该文化为统治阶级所认可,是当时的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文化虽然是清朝期间的主流文化,但是儒化过程经历的时间较长。儒家文化被清朝所接受和吸纳,并将其渗透到了满族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对清朝的文化等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对清朝满族入关以后的儒化过程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发现其是满族统治者对其进行强力推行的一个必然结果。清朝统治阶级在入主中原之后,摸爬滚打中认识到了儒家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认识到了儒家文化在维系家庭和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以及能够巩固满族封建统治,所以通过多种举措,如学校教育、科举制度、订制条文等方式对儒家文化进行推行,从而让人接受儒家文化。[10]

清朝前期的发展很关键的一条原因就是坚持了对儒家学派的学习和践行,毕竟在当时那个年代,落后的女真族文化不可能适应汉族的发展,以儒学文化为媒介,通过对儒学文化的学习不断将女真文化和汉文化进行融合才是真正的正确道路,这条路清朝统治者从一开始就选对了,而且后期的坚持发扬的很好,这就是清朝统治能够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选择赢得了最难搞定的儒士大夫对统治者的认可,在这基础上,在儒士大夫的带领下,汉化过程开始席卷全国,并且经久不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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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于晓燕.试论清代南方民族地区的义学[J].思想战线,2008,(01):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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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梁玉多.后金教育政策考略[J].东北史地,2007,(03):42-45.

[5]史革新.清入关前对汉文化的初步吸收——以努尔哈赤推行的文化政策为例[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03):5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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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佩珊.浅析清代满族入关以后的儒化过程[J].豫章师范学院学报,2020,35(06):3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