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虽然这一概念是在对自然科学发展规律认识和归纳的基础上提出的，但也可将其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1。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根据不同语境，在一定意义上“范式”等同于“历史观”或“阐释体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借用“范式”概念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阐释体系”的演变历程，推测其未来发展趋势，思考其应用原则。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范式演变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间，革命史研究范式占据了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后，现代化研究范式复兴并产生了广泛影响；新世纪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已进入了多元范式百花齐放的新时期，而且新范式仍将不断涌现。

（一）革命史研究范式占主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间，革命史研究范式（也称革命史观）在中国近代史2研究中占主导地位。革命史观形成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并以阶级斗争和革命作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关于这一点，范文澜曾解释道：“历史的骨干是阶级斗争，现代革命史就是现代史的骨干，近代革命史就是近代史的骨干，近代史现代史阶段的划分基本上与革命史是一致的（单纯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按自身的发展过程划分阶段）。”胡绳也强调：“把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能比较容易看清楚中国近代史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现象。”3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是革命史观的理论基础。根据这一学说，“在阶级社会里，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该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阶级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便能把握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内涵，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4按照这一理论框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对封建主义，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5。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革命史观逐步形成了自身的阐释体系，并以“一条主线”、“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6为标志。

革命史观的代表性著作有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华岗《中国近代史》、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林增平《中国近代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4册）、苑书义主编《中国近代史新编》、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吴雁南主编《中国近代史纲》7等。特别是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对革命史观的发展贡献较大———提出了“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胡绳在序言中提到，该书虽自1973年开始写作，但早在1940年代初便已开始酝酿。他认为“三次革命高潮中阶级力量的配备和关系是各不相同的”，这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段的集中反映”8。这些在革命史观之下的论断和阐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革命史观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提供了标准和参照，但仅以此还不足以反映近代中国历史的全貌。苑书义和吴雁南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在编写其著作时均增加了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内容。倡导革命史观的史学家李侃也反思道，如果对中国近代社会其他方面的情况反映不够，就不能很好地反映历史的多样性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比如“在强调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时候，往往忽略了社会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的斗争；在强调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诸如人口流动、自然灾荒、城镇乡村、风俗习惯等社会问题；在强调变革与革命以及人民群众巨大作用的时候，往往忽略了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政局变化等。而这些社会问题，特别是经济和思想文化问题，都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军事斗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发展、新陈代谢，息息相关。”9

（二）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复兴与发展

作为与革命史研究范式争鸣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也称现代化史观）也形成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陈恭禄《中国近代史》（1935年）和蒋廷黻《中国近代史》（1938年）是其中的代表。他们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的主题是现代化，其核心是现代科学的传播。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冲击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推动力，中国的进步只能采取西方挑战—中国回应这样一个不断重复的模式。而中国现代化屡次失败的原因就在于现代制度和知识的缺乏。因此陈、蒋二人强调有助于推动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改革方案或运动，反对群众集体暴力行为，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持消极或否定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出于种种原因现代化史观未占据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确立及其实践的深入，现代化研究范式迎来复兴。史学家们开始从现代化角度重新审视近代中国历史，但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又有本质区别。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其中的代表作。他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的脉络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然而长期以来革命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唯一“范式”。故提倡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初衷，就是要突破这一分析框架，在革命范式之外建立一个新的综合分析框架。为此罗荣渠把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的现代化作为历史进程的中心。“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10。

现代化研究范式仅用20余年时间就对史学界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冲击，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然而现代化史观虽发展迅猛但也有缺陷。马敏在反思商会史研究时提出，现代化研究范式是一柄双刃剑，它在带来新的问题意识、概念话语和分析视角与方法的同时，也存在局限性。例如，利用现代化理论范式来研究中国商会，极易犯两个错误：其一是极易以西方商会的“理想型”来硬套中国的商会，并把一些西方商会所具有的特征误认为是中国商会的特征或中国商会“应该有”的特征；其二是极易确立存在一个“现代”范型，落入“典型论”的思维定势，仅据若干“典型”来推及其它。这就容易形成理想化、简约化或结论先行的偏见11。杨天宏也强调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来说，“现代化”并非观察近代中国历史的全息视角，“现代化”理论显然也不是一种周至完备的理论。用这一理论指导中国近代历史研究，同样可能因内容狭隘导致系统性的缺失12。

（三）多元范式的百花齐放

新世纪以来尽管仍有学者继续用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阐释近现代中国历史。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已进入了多元范式百花齐放的新时期，而且新范式仍将不断涌现。当下各研究范式之中，有两种范式最值得关注：社会史研究范式和“新革命史”研究范式。

社会史研究范式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彼时西方社会史理论传入及中国社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引起了史学界的反思。一些史学研究者认识到现行史学研究视角及理论方法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这些缺陷可能成为史学发展的瓶颈。因此，研究者回应时代进行创新，力求以新视角、新方法进行研究，该范式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社会史理论方法的探讨13。进入新世纪，社会史研究走向成熟。不仅论著数量增多，而且关注中心也逐渐发生了转移，向社会本位回归14。社会史研究范式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考虑到了历史复杂性、人的能动性、环境因素、国内外背景、文化传统等因素，自下而上地关注民众社会生态及社会发展特征等方面，把区域经济发展、民众生活实态、社会阶层变动、社会组织形态、社会结构变化历史性地呈现在公众面前15。它既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还可以收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之效。

从反省已有史学理论方法的缺陷与不足而起步的社会史可被视为一种史学研究新范式。王家范明确表示不赞成社会史被界定为历史学的一门专史或分支的观点。它不只是传统史学领域的拓宽，应取得自己成长所必需的独立学术地位16。赵世瑜强调，社会史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史学。这一史学新范式并不只是重新发现一个以往被遗忘了的角落，它是使史学家的眼界、方法、材料统统发生变化了的一场革命17。行龙也认为，从史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来讲，社会史以其鲜明的总体性追求，自下而上的视角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陈旧的史学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又是一种新的“范式”18。

“新革命史”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研究范式。李金铮是这一范式的主要倡导者19。他认为中共革命史的传统书写模式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陷：过分注重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忽视了丰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内容，特别是中共革命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这些缺陷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共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新革命史”的“新”即是针对传统革命史观的弊端而言的，体现在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之上20。它并不否定传统革命史观具有解释力的部分，其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也与传统革命史几乎无异。因此，“新革命史”的研究目标在于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重新审视中共革命史，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概念和理论。

王奇生、应星等学者对“新革命史”的理念表示认可，并就这一范式的发展作出较为系统的阐释。王奇生在对20世纪中国革命进行宏观分析时对新革命史研究的特点进行了归纳：一是将革命党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革命理论、革命话语、革命逻辑、革命价值作为革命史研究的对象；二是将革命放回到20世纪中国政治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考察；三是不停留于革命过程的描述，更进一步探寻革命的原理、机制以及革命的政治文化21。应星认为“新革命史”理念提供了新的“问题意识”。因而在研究之中需要思考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支配性结构、精神气质是如何形成的，这种结构和气质与中国传统文明是如何发生互动关系的，这种互动是如何影响中国革命实践的，又给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后留下了怎样一种复杂的历史遗产22。

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范式演变之发展趋势

鉴往知来，纵观70余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范式演变之历程，推测其未来发展趋势大致有三：其一，各范式之间不是“取代”，也不能“兼容”，而是并行不悖的；其二，“新革命史”将继续发展，“连续性”与“超越性”问题是一个可供思考的方向；其三，“中国梦”可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并统筹中国近现代史的两大主题。

（一）范式之间并行不悖

伴随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范式演变应运而生的是范式之间的争鸣与学界的广泛讨论23。争鸣与讨论主要围绕着革命史研究范式与现代化研究范式展开。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复兴与发展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阐释方式。李怀印将中国近现代史叙事转向强调现代化和改革称为一次真正的“范式转换”24。现代化研究范式影响广泛，以致于有的学者认为它将取代革命史观成为主流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发展的趋势25。但范式“取代”论观点并未获得学界广泛认同，坚持革命史研究范式的学者更是提出了严厉批评，即便是倡导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学者对此也有不同看法26。

在反对范式“取代”论的基础上，部分学者提出了范式“兼容”的观点。无论是倡导革命史观的学者还是倡导现代化史观的学者均有此主张。作为倡导革命史观的代表人物，张海鹏主张“兼容”现代化理论与视角以完善革命史研究范式。他倡议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关注社会变迁及其对革命进程的反作用以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某些不足。但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如果不注意“革命史范式”的主导，纯粹以“现代化范式”分析、撰写中国近代史，就可能使得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面貌变得面目全非，令人不可捉摸了27。

倡导现代化史观的学者也提出现代化史观可以容纳革命史观。虞和平认为，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应该包含在现代化（完整意义上的）进程之中。这是因为，反帝是为了争取国家独立、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以便合理地利用国外资源；反封建是为了争取民主、建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更好地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动员。所以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既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重要动力，也为现代化建设解决制度、道路问题,并扫除障碍28。罗荣渠也强调，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10。

然而范式“兼容”论也存在局限。一方面，两种范式的倡导者虽然都不排斥对方，但都以己方为主导，将对方作为自身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共识难以达成。另一方面，范式性质差异较大甚至对立，有些范式不一定能够兼容或被兼容于其他范式。“兼容”能否成功很难预测12。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范式之间不是“取代”与“兼容”，而是一种“并行不悖”的关系。学界将库恩的“范式”概念引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是对这一理论的肯定，但引入只是借鉴并不是照搬。“范式”理论是库恩根据自然科学史的发展规律和特征提炼出的，库恩的名言“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29也是针对自然科学领域而言的。因此，在借鉴“范式”概念之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科学的特点，不能机械地认为社会科学领域的范式也具有单一性。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借鉴“范式”概念将两种研究“模式”称为革命史研究范式与现代化研究范式。两种范式争鸣之中蕴含着研究者对中国近现代史主线和主体的认识差异，差异的根源又在于不同的阐释体系、研究取向与叙事模式。简言之，“范式”概念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仅靠其本身是不可能创建有价值的学术的”30。若这一概念本身容易产生歧义，引起纠纷，则可用取向、视角、标准等概念替换。而革命史研究范式可称之为“革命史取向”、“革命史视角”或“革命史标准”；现代化研究范式也可称之为“现代化取向”、“现代化视角”或“现代化标准”。这些取向、视角与标准之间各有局限，谈不上互相排斥、取代，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二）“新革命史”研究继续发展

“新革命史”研究提出后逐渐成为一种学术潮流。一些学者虽未就其内涵进行探讨，但亦从不同角度理解和接受这一理念以指导具体学术研究。常利兵指出，“新革命史”要在立足当前中国社会现实关怀的基础上把革命放回到历史现场，探寻革命实践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变迁中积淀的展演轨迹和经验教训，从而把历史上的革命遗产转变成新时代向前迈进的重要动力。在问题意识和方法论上他提倡“新革命史”研究需要把握革命与政治、革命与社会及其变迁、革命与文化、革命与观念四个方面的问题31。唐小兵将“新革命史”理解为新材料的挖掘、新“问题意识”的提出、新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引入以及新研究典范的初步确立。在此基础上他建议可将思想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引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以推动党史研究的“去熟悉化”和“再问题化”32。把增强也在其新作《困局与应对：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研究》中专门强调了在研究理念上的新尝试：既往精兵简政研究成果大多采取的是传统革命史书写套路，而他则力图运用“新革命史”研究理念，在“政策—效果”模式之间加入互动过程，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全方位、多角度地解析抗战时期中共的精兵简政33。

作为一种新兴范式，“新革命史”仍将继续发展。“连续性”与“超越性”是两个关键词。“新革命史”强调近代中国革命的内在“连续性”，其目的在于更加完整、系统地把握革命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并作出更为谨慎的历史评价。这一特性体现为三个贯通，即中共革命与其他革命的贯通，革命时期与革命前后的贯通，革命史研究与历史研究之间的贯通。“新革命史”的倡导者几乎无不赞成这一特性。王奇生以“高山滚石”形容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中共革命的相互关联与递进，并强调只有将三次革命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考察，才能洞察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总体特征21。陈红民指出，当前“新革命史”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1949年之前。为此建议在时间上新的研究应该注重将1949年前后的革命史贯通，考察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经验如何影响到中共领导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34。李金铮发文对陈红民予以回应，赞同将1949年前后的革命史打通，并进一步提出要将这一进程进行专门的研究。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既是“新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当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35。

然而“超越性”问题也亟待引起重视。在“连续性”原则的指引下，各阶段革命的共性将被着力挖掘。但作为最后一块“滚石”的中共革命，实现了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未实现之目标。对中共革命“超越性”的关注度需要提升。董丽敏对“新革命史”研究中的“拉长”式处理作法表示质疑。她强调建立在简单的“拉长”(时间)思路下的貌似无差别、去目的的“连续性”理解，所面临的挑战更大，需处理的问题也更多。例如，这样的处理方式能否拓展中共革命史研究，能否清晰地呈现中共革命史的特殊内涵等。这些挑战和不足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于中共革命所内蕴的价值和意义的全面认识。因此，要回到中共革命本身的脉络中来讨论，来梳理它得以成立的内在逻辑36。唐小兵更是提出了具体建议，将知识分子视野引入“新革命史”研究，以凸显中共革命的复杂性（尤其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论述的革命普遍性模式的特殊性）并理解革命进程中城市的重要性。其原因在于知识分子在中共革命历史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后者正当性的建构与知识分子阶层具有密切关系37。

（三）“中国梦”范式呈现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多元范式百花齐放的新时期依然需要新范式的呈现。究其原因，一方面，历史涵盖的是“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38作为分析工具的“范式”只是选择历史的某一个侧面进行剖析和阐释。中国近现代史的丰富性与多面性更是呼唤更多新范式的呈现。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中寻求经验借鉴。新范式提供新视角有助于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发挥史学资政之功能。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始终贯穿的鲜明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39作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的有机统一，“中国梦”可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统筹中国近现代史的两大主题———“革命”与“现代化”。它们均起源于1930年代，时值中国的知识分子探索中国落后和生存危机的背后原因，并找寻解决方案24。两种解决方案的最终目标都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梦”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本质内涵。它将“中国梦”的实现历程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百多年历史是从无路可走，到找到复兴之路，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历史。”40鸦片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的起点，也开启了“中国梦”的实现历程。民族振兴因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而提出，它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前提。只有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开辟道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业已实现，也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站起来”的伟大转折。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中国梦”记录着中华民族从饱受屈辱到赢得独立解放的非凡历史，也能够深刻描绘出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不懈奋斗的伟大历程。

第二个历史阶段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憧憬和奋斗的目标，也是民族振兴的落脚点。近现代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进程深刻地体现出这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懈奋斗的历程是其中一个重要阶段。经过70余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经济的繁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完成了“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正在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大踏步前进。以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已成为学界共识。但中国现代史的下限却是延续至今并不断变通的。夏明方呼吁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范式应“将历史时期的划分与历史视野的贯通结合起来”41。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中国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以现代化视角全面把握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一奋斗目标所做出的努力和实践，提升中国近现代史阐释的脉络感，总结好历史经验。

三、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范式演变之思考

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范式之演变历程，可对范式之应用做一定展望。具体而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整体史观把握是两大不可或缺的原则，同时范式应用必须遵循严格的学术限制。

（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范式应用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42。新中国成立后，学界针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一些问题进行了大范围的讨论，而这些争鸣，实际上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关于唯物史观的一次次集体学习，唯物史观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也因此确立。“唯物史观是历史研究最具普遍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43。它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可能还原历史，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避免将历史简单化、公式化44。通过全面地、辩证地研究，准确概括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揭示其发展规律，同时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不是要一句一句地去背诵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而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看待历史，研究历史。”45

范式作为一种“阐释体系”，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范式的应用与演变皆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就范式的应用而言，革命史研究范式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根据这一学说，在阶级社会里，新生产力和旧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革命的根本原因。革命虽然是极端残酷的阶级斗争，但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46。现代化研究范式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研究关系的基础上，突出以生产力为标准代替生产关系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客观主导标志，努力对现代化这个世界历史范畴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解释4。社会史研究范式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意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面的整体的观念、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等在社会史的研究中都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47。

以唯物史观考察近代中国历史，革命是“主线”，反帝反封建是“基调”。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48。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革命事业的成败相联系27。而现代化进程在近代中国发展缓慢且屡遭失败。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间，革命史研究范式占据了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开始后，以民族解放为目标的革命追求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努力所取代；憧憬未来的浪漫激情被对世界先进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冷静观察所替代49。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开展自然会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产生影响，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也迫切需要从近代中国历史中寻求经验。现代化研究范式得以复兴并发展。新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社会也发生了重要的转型。现实中的新情况向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新要求，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史从多个侧面或角度开展研究。而且历史本来就是丰富多彩、多侧面的，很难用一个“范式”将其概括。因此，范式也进入了百花齐放的多元时期。

（二）以整体史观把握范式应用

新世纪以来多元范式的应用开拓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局面，加深了人们对180余年历史的理解。但新范式应用之时也出现了过分强调微观视角与局部解释问题，进而忽视了对中国近现代史整体面相的把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碎片化”现象50。何为“碎片化”？语义上的“碎片”是整体瓦解的结果，它是相对于整体而言的一种零散状态。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现象意指在研究细小、微观、琐碎的问题时，采取孤立、静止与片面的方式，过分注重细节而缺乏整体关联性和普遍性。

“碎片化”产生的原因有二。其一，以微观视角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实践难度较大。一方面源于研究对象较难把握。微观研究强调自下而上的方式，将视角转向下层的社会、文化、民众等内容。但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资料浩如烟海，“社会文化事象都是具体而分散地个别存在，欲对其了解与把握，也必须具体而细微地观察与分析”51。另一方面，若不能将宏观视野与微观视角相结合，则容易陷入史料之中无法自拔。实践越多，“碎片化”日深。其二，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传播的负面影响。强调“解构”、“微小叙事”的后现代主义史学有其积极影响，但它一旦走向极端也就具备了破坏性———“碎片化”。对于这一点，章开沅指出，后现代主义的成绩在于深刻的批判，然而其偏激者又流于消极的破坏，即走向极端的所谓“解构”。而袭其皮毛者又大多没有什么高见卓识，无非是将其当作“时髦”即兴仿效，把原本已清晰完整的历史撕裂成为碎片，然后又对其进行随心所欲的所谓“解构”，借以哗众取宠，自鸣得意52。

钱乘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碎片化，并不是说题目小，而是不存在理论框架。”53整体史观似可作为一个把握范式应用的理论框架。它将历史视作一个完成的发展过程来进行考察和研究，其重要性得到学界公认：“治史必须在整体之下研究具体。”54“任何形式的新史学都试图研究历史总体。”55“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56

整体史观并不排斥微观的、具体的研究。反之，它提倡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既开展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考察，也重视微观的、具体的、实证的分析。具体而言，反对“碎片化”现象并不等同于反对“碎片”研究。“碎片”是史学的基础，对其考据也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观点的理论基础即在于此。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防止因过分强调“碎片”研究而走向另一个极端。离开整体性研究，则无法解析“碎片”中的内在结构与机制，呈现出来的很可能是一地鸡毛，零乱不堪。对此，杨天宏提出了一个庖丁解牛的比喻。历史研究若被做成只分解“牛”的内在结构，不探究“牛”的身体面貌，虽于“牛”的肌肤腠理掌握精确，达到出神入化、杀百牛不折一刃的神奇境地，但却留下了“未见全牛”的遗憾12。因此在注重“碎片”价值之时，也要力求实现以小见大。对此，中外学界皆有范本57。

（三）范式应用须加以严格的学术限制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多元范式百花齐放反映出学界思想的活跃。新范式的不断涌现对于拓展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深化理论思维，推进学科体系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然而范式是一种分析工具，一种概念与取向，对于范式的讨论与应用必须加以严格的学术限制。这一问题早已有学者关注。如马敏建议，库恩的范式理论借用于历史研究中时，最适宜“观其大要”，而不能拘泥于细节11。左玉河指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确实有差别，在借用范式概念时不能完全墨守库恩的定义，必须照顾到社会科学的特点，对范式概念加以限定和阐释58。崔志海强调，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范式都有其局限，都在揭示中国近代历史真实一面的同时，又不同程度遮蔽了历史的另一面。因此，“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各种范式和理论，我们既要肯定和尊重其学术价值和贡献，同时又不能不顾中国近代历史的实际情况，盲目套用，人云亦云，丧失研究主体性。”44

离开学术限制则可能产生与思想活跃相反的结果。例如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应用问题。改革开放后，现代化研究范式复兴，与革命史研究范式争鸣，并对史学界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冲击。现代化史观的价值不再赘述，但将该范式应用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之时也出现了“告别革命”的非历史主义倾向。“革命”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几个重要关键词之一，抓住这个关键词就可以顺藤摸瓜，有效梳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而且革命既已发生，研究的方向应是如何理解革命，而不是一厢情愿的“告别”。

革命史研究范式虽存在弊端，但对其评价不能走向极端。崔志海强调，革命史观“固然遮蔽了历史的其他一些层面及主题，在评价上也存在偏颇，但它所叙述的历史无疑是真实的，是不容否认的。”59陈廷湘也指出，“革命史观解释体系的确留下了一座十分宏伟的中国近代历史学丰碑。这是一个时代的集体历史记忆，也就是解释学意义上一个特定时代的历史。这个特定时代的历史已经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43

现代化史观的兴盛并不意味着革命史观的式微，须知范式皆有不足之处。吴剑杰强调，如果忽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特殊性，将现代化视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主要趋势或本质内容，说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则尚嫌证据不足4。张海鹏严肃批评了现代化史观叙事过程中出现的革命被淡化甚至遗忘的现象：“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历史，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不再是反帝反封建了，而是现代化了，不要再去讲什么阶级斗争了，不要再去讲什么革命甚至改革了，当然也不再去讲帝国主义侵略和人民的反侵略了……我们所了解的近代中国，中外史家基本上认同的以革命为基调的中国，面目全非了。”60李金铮也指出，“现代化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革命史观的缺陷，有其进步意义，但不能不说，它仍然是一种线性史观，并未脱离“目的论”的逻辑，也遮蔽了中国近代史的许多丰富面相61。由此可见，对于范式的应用必须在学术上严格加以限制。

注释：

1关于“范式”能否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中，尽管学界存在争议，但可资借鉴。参见左玉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与超越之路》，《史学月刊》2014年第6期。

21840-1949年的历史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已成为学界共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可称之为中国现代史。

3转引自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4(51)(70)吴剑杰：《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5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6“一条主线”即“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两个过程”即毛泽东提出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三次高潮”指的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辛亥革命；“八大事件”指的是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

7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新华书店1947年版；华岗：《中国近代史》，华东新华书店1949年版；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新华书店1950年版；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林增平：《中国近代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4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苑书义等编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吴雁南主编：《中国近代史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序言”。

9李侃、李时岳、李德征：《中国近代史》第4版，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前言”。

10(29)(5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序言”、第487-490、488页。

文章来源：韩军垚.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与思考[J].江汉论坛,2021(07):114-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