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策纵指出,“五四”运动本有广狭两义,一般所谓狭义的“五四”运动即指1919年的学生运动,而广义的“五四”运动,常与新文化运动同义,有更宽的上下时限。而近年来,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每个人因为环境、立场和角度的不同会有着不同的解读,社会发展到今天,每一代学者都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深入研究,使得历史事件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愈来愈客观的面貌,从大历史角度来看,对于我国思想、文化和政治的指引意义深远,从“五四”事件细节去探究,这场运动留给我们的启示更是值得回味与思索。

1、大历史角度

1.1文化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向政治方向的转变

“五四”运动之前,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仅限于传播至一部分教育界新闻界和报刊界中人,“五四”运动之后,学生们的街头演讲与痛殴卖国贼以及之后罢课罢工运动瞬间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正如耿云志所说,原来的新文化运动还只是一群知识分子进行纵容的讨论,而“五四”运动之后基本上呈现洪水蔓延或大火燎原之势,极大的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横广两方面发展。桑兵对“五四”运动爆发后所影响的社会文化刊物发展风向进行了分析论述,这种文化变革所带来的影响深远,连日本的新闻报都有报道,“五四”之后,中国出版界的面目焕然一新,标榜新思想时代,批评新人生活的新出版,好似雨后春笋怒茁起来。还有其他学者对于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及提高与普及之论进行了一个剖析,以及之后的自由主义与个性解放所引发整个文学风向的多领域扩展也有诸多论述。罗志田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五四”时期胡适提倡的白话文不管喜不喜欢,我们今日都正在使用白话文。张太原认为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而成为“文学正宗”的成功这不仅是“五四”运动的最伟大收获之一,而且是中国全部文化史上的一个真正划时代的表现。所有的这些研究都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变革几乎席卷了社会各界。而这必然也离不开政治,张艳国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排孔,着眼于政治批判,文化附属于政治,确实“五四”运动的爆发也正是由于中国外交的失败与当时北洋政府的亲日卖国的政策所导致的。所以费正清指出,学生民族主义的急迫希望和紧迫感,迫使其思想上的前辈暂时离开长期从事的文化工作,把注意力转向当代中国政治的现状,比如本来一心研究文化反对政治的胡适在“五四”事件下的推动下而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

1.2政治方向,“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历史的选择与走向

“五四”事件既是新文化运动不断酝酿的结果,更是中国当时政局腐败混乱的逼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先进分子不得不寻求救国之路,从而遇上了马克思主义,所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五四”运动一直为中国共产党官方的注解所继承,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在延安时的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中提出,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的注解深刻的支配了后来学术界对于“五四”运动的影响评价,甚至认为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这种为政党服务的研究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我们对于“五四”事件的客观认识,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研究考据的不断增多,尤其是近十年的研究我们可以越来越清晰的看到“五四”运动的真实轨迹与本来面貌,从政治上来说,事实上共产党员在“五四”运动时还没有存在,但是“五四”运动确实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准备了一定的条件,但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缓慢的历史发展过程,是由一个大历史背景的指引决定的。刘晶芳指出1917年的十月革命并没有立即使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直到“五四”运动才慢慢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局面,因当时巴黎和会暴露的帝国主义本质属性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五四”期间苏俄发表的宣言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以及工人阶级此时登上历史舞台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找准了政治方向,所以说“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群体的形成。金冲及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转折点,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通过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为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了重要的准备;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沙健孙认为“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方向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进而促使中国先进分子考虑创建新的政党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赵耀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开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时期。

1.3思想启示,“五四”精神成为穿越时空的轰鸣

文化与政治的双重作用激发了“五四”青年的“五四”精神,所以有学者写道,“五四”运动是在青年人的引领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画上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一个最富有个性的符号,而这个符号所包含的爱国、民主、科学、进步等精神在每一个时代似乎都可以听到他的巨大回响。社会发展到今天这种精神依旧隆隆作响。倪邦文提出,研究“五四”运动,要挖掘“五四”精神的精髓,要把握“五四”精神的特征。“五四”精神具有开创性、求真性、开放性和实践性等内在特征。这些特征对此后几十年的青年运动有着车辙般的引导力和影响力。在现代中国的三次革命中,历代青年继承了“五四”精神的精髓,勇于担当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伟业的重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五四”精神,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深刻挖掘“五四”精神的时代内涵,并将之转化为当代青年发展的精神力量。沙健孙认为“五四”运动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这个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提供的历史经验,所开创的革命传统是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总而言之,在“五四”运动中,青年成为主角,主导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这些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以科学和民主为主要利器,向传统封建旧事物进攻,剐清了近代旧中国层层累积的尘垢,促使整个社会风气发生前所未有的大转变,在此过程中孕育了“五四”精神,研究这种精神意义重大,对于今日的我们依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追求的先进价值观。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都是我们今天依然应该坚守和践行的核心价值,不仅广大青年要坚守践行,全社会都要坚守践行。

2、小历史细节

有时候我们对历史事件的了解往往忽视了构成历史的那些细枝末节的客观因素,长久以来关于“五四”事件我们可能会局限于官方教科书的阐释,缺乏对一些人物的重要性的了解与事件细节的关注,虽然“五四”运动的主体是学生,但是影响学生的因素与被学生影响的因素至关重要,通过进一步收集整理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对于历史的了解会更加明朗与深刻。

2.1人物促成历史

罗志田在他的《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的文章中表示,人能弘道,道亦弘人。一个人可能因为时代的重要而引人注目,一个时代也可能因为某个杰出的人物而得到表述,比如胡适提倡的白话文。便利了文化的传播与普及,是中国逐步走向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因素,所以到今天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都已经在用了。叶曙明在他的《重返“五四”现场》中谈到,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但如果没有蔡元培,北大不可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蔡元培入主北大之前,北大如同一个官僚培训所,衙门里的恶习一应俱全,而在蔡元培执掌北大之后,北京渐渐成为全国新文化运动中心。因为作为安那其主义的蔡元培,他能够兼容并包的吸纳所有人才,甚至为了吸收人才不惜亲自为陈独秀制造履历,所以他的北大是只有学术宗师而没有学术门派,在他的倡导下,北大的思想风气大开,呈万紫千红之势,为“五四”运动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而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以致后来发生的“五四”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殷海光指出,“由于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合作,产生了启蒙性质的“五四”运动。……领导这一伟大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胡适之先生和陈独秀先生。”

2.2细节决定成败

通过陈占彪收集归纳的“五四”事件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到1919年5月4日发生事情虽然不同人的回忆由于角度位置不同以致虽然在小关节上的叙述有些小出入,但是在大关节上的脉络却八九不离十,但这些大框架里的粗线条看似宏伟壮观,可是想进一步接近他的时候却又有点模糊不清,而有时候通过细节地梳理与思索却可以颠覆历史的宏大叙述,从而得到一个更加客观的面相。陈占彪通过整理回忆录,指出“五四”当天首先是一个星期天,而星期天是一个公共休息时间,所以排除了课堂对学生集体性行动造成的障碍,使老师的阻力得以削弱,而各国公使这天也正在休息,因而学生求见未果,情绪没有得到及时宣泄,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前往曹公馆示威的行动蓄积了愤激的情绪基础,其次是学生的衣服那时候大部分是长马褂,再次那天是天气燥热并刮风,那时的北京大部分是灰沙路与泥土路,当五六千人有力的脚步一经踏过更是尘土飞扬,加之一路高喊口号,等他们走到曹宅已是汗流浃背,甚至连呼吸都觉得费事,屈辱和受挫的学生的心情更加燥热愤激和无助不得不爆发,但如果那天是一个刮风又下雨的天气的话,三千京城学子或许就不会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而标语传单演讲和口号更是另说了,如果那天不是休息日旁观的市民也难以“环集入堵”,更无论后来的传播普及与发展了。

2.3“五四”研究众相

罗志田提出,“五四”运动是一个综合性运动,而大多学者对其的研究的具体入微,不免出现一些“碎片化”现象,为了让人们形成一个整合性认知,他在《体相和个性:以“五四”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再认识》中探讨了与文化相关的面向,指出先从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关联认识后者究竟是外来冲击的反应还是自我的觉醒,继考察民初新旧之争怎样发展为向“文化”开战,一体两面的正本清源努力如何兼容破坏与建设,以及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相互影响,去理解“五四”时代。周策纵在他的《“五四”运动史》中除了对“五四”运动的背景进行了总体阐述与分析之外还从社会政治后果方面分析了政治与经济组织的重新定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五四”事件教育中国人民,“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起来”,这也导致运动的主体学生最终流入政党工作。并论述了作为“五四”硕果女性解放和教育改革的特征等。张鸣发现研究“五四”的大部分学者主要关注的都是思想文化,因此他对与“五四”关系密切的军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他的《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中指出“五四”运动加速了北洋政府以段祺瑞为代表的皖系与曹锟、吴佩孚为代表的直系之间的分裂。除这些之外潘祥辉还指出了观众成本是“五四”运动取得成功的重要变量以及周成刚的海归如何推动中国等,总之,这些学者对于“五四”各方面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五四”众相,也正是这些众相构成了“五四”这个复杂性运动,这也是“五四”运动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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