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数十天内蔓延全国,感染人数不断攀升,多个省份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严峻的疫情态势使恐慌心理迅速蔓延。网络上与疫情有关的新闻热度持续上涨,疫情实时数据报告获得几十亿点击量,新冠肺炎疫情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网络舆情致使网络公共秩序出现混乱,与疫情有关的网络谣言此起彼伏,伪科学言论充斥公共网络空间,网络诈骗事件时有发生,民众面对海量信息难以分辨真伪,紧张与焦虑情绪日益加重,网络舆情的峰值波动呈现极化趋势。此外,一些敌对力量恶意发酵争议性话题,试图扰乱国内网络舆情秩序,网络舆论场成为多方力量交锋的“战场”,对网络舆情问题进行治理已迫在眉睫。

如何合理把控网络舆情走向,发挥多元主体治理效能,有效治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情问题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研究基于循证治理视域,构建循证治理的动态平衡模型,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地方政府的网络舆情治理疏漏进行深度分析,并从决策者能力、科学证据、公众价值的三维视角探究问题产生的多层原因,试图寻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有效方案,为今后类似事件的妥善处置提供合理借鉴。

1、文献梳理

网络舆情治理是指公共部门整合社会多元力量,对互联网平台中民众面对社会事件所表达观点与看法的有效引导与管控。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则指政府动员多元力量,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过程中对网络上各类观点与看法进行正向引导与合理控制,既包括营造积极向上的正面舆论环境,也包括降低负面言论的消极影响等[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情具有紧迫性、不确定性[1]与强扩散性[2]等特点,因而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传统的舆情治理措施与方法,如政府事中监管[3]、建立临时处置团队[4]、运动式治理[5]等显得捉襟见肘。因此,部分学者强调要发挥政府的动员作用。Leask和Hooker等认为公共管理部门应当发挥其动员作用,通过搭建新兴媒体工作者与有关专家的有效联系,以更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6]。Schein,Wilson,Keelan也提出政府应及时动员,运用多途径监测民众的网络舆情[7]。杨兴坤、吴向提出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动员社会力量加强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的疏导[8]。郭晓科等建议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情传播中政府应积极动员媒体机构,有效发挥其传播主体及有效信源作用[9]。政府动员干预的时间点很重要,李天龙认为政府应在最短时间内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进行有效治理[2]。储节旺和朱玲玲强调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时效性,指出危机管理部门应快速了解网络舆情动态[10]。谌楠和王恒山则认为政府介入舆情的时机将会影响舆情趋势及治理效果[11]。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中,意见领袖和第三方机构(主要是指新兴媒体)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谢新洲、杜智涛通过构建层次分析模型计算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能力[12]。洪巍等则通过实证研究探寻影响公众信任意见领袖的因素并提出加强意见领袖舆情引导能力的建议[13]。毛宇锋基于新媒体角度对突发事件舆情“蝴蝶效应”机制进行讨论,认为建立新媒体信息发布平台是应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有效举措[14]。王来华认为微信等新媒体已成为民众表达意愿的特殊民间舆论场,对于新媒体的重视将有助于开展网络舆情的治理工作[15]。此外,部分学者从舆论场互动、新媒体素养等角度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新兴媒体的舆情引导与舆论调和作用进行研究[1]。

然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网络舆情对学界提出的已有治理体系与方法形成了新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突然,部分地方政府反应迟缓,致使社会动员效率低下;二是网络意见领袖数量众多且对此次疫情话题持不同观点,未对舆情走向形成统一引导;三是部分新媒体对伪科学信息的传播推波助澜,严重阻碍网络舆情的正向引导进程。既有研究对政府、媒体等公共部门作用的研究较多,而从公众及科学证据角度入手研究网络舆情治理的文献较少,从单一社会主体切入较多,而忽视了多元主体在舆情治理中的相互作用,单一的政府动员或意见领袖及新媒体引导等治理措施与方法不能回应新的冲击。因此本文运用循证治理的动态平衡模型,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地方政府的网络舆情治理存在问题及成因进行分析,并从管理者、公众、专家多元主体角度提出提升网络舆情治理效果的对策建议。

2、理论分析框架

作为后新公共管理时期价值理性追求思潮的理论成果,发端于英国的循证治理理念近年来在西方兴起并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循证治理注重在公共事务处理上的“证据”应用,强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证据”依托,将政府决策中心由“政策制定者”向“科学证据”转移,为提升决策制定科学性、优化政府决策流程提供了新的思路。

2.1循证治理的逻辑推演

循证治理源于循证医学。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EBM)又称循证医疗,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最初应用于临床医学领域,其含义是指基于医生所掌握技能及其在临床实践过程中的经验积累,周密理智运用医学研究证据,在考虑患者个体愿望及价值期望的前提下对治疗方案进行慎重制定[16,17]。在医学领域获得巨大成功后,循证理念逐渐延伸至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范围。Trinder和Reynolds指出“循证医学的核心原理在应用中得到极大拓展,以至于这样一种原则超出了既有的医学范围并最终在多个领域内催生出循证实践运动”[18]。循证实践同循证医学一样,其本质仍在于以证据为依托,杨文登将循证实践界定为将依托证据作为遵循原则开展实践,指实践者在消费者的配合下,通过研究者的有效证据及管理者的实践指南针对消费者的具体问题所进行的实践[19]。循证实践体系包括4个方面:研究者的证据是前提;管理者的平衡是保证;消费者的参与是过程要素;实践者的实践是基础。循证实践的实施过程包括相对固定的4个步骤:明确问题、收集证据、辨析证据、实践与评估。这种循证实践的框架经过确立与完善逐渐为公共决策者所熟知,并用来处理公共事务,这便是“循证决策”。

自20世纪末开始,循证决策理念逐渐被西方发达国家接受并成为公共部门科学决策的重要方式,在全球形成追求科学有效决策的变革浪潮。但伴随学界对循证决策研究的日渐深入,这一决策方式所面临的挑战也逐渐显现:一是循证决策在运用上可能受到政治的主观影响,决策者会选择支持决策施行的证据,使循证决策变成“基于政策的证据”的线性流程[20]。二是循证决策坚持以效益和效率为导向,忽视了多元主体的合理价值诉求,使公共政策无法平衡多方利益而充满矛盾[21]。三是在证据使用的过程中决策者受自身经验及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可能选择并非最佳的证据作为依据,使决策在初始搭建阶段便存在技术偏差,进而导致社会价值在决策执行的过程中遭到损害[22]。循证决策在实践中的挑战促使学者探寻是否有一种新的循证理念能够克服工具理性的弊端,转变循证实践的固有逻辑,使“循证”思潮焕发新的活力。循证治理在广泛的学界反思中应运而生。

2.2循证治理的动态平衡模型

循证治理脱胎于循证医学,其核心要素依旧是“证据”。既有研究提出了循证治理的“动态三角模型”,包括领导力、证据与公共价值三要素,其中将领导力要素定义为决策者对公共产品的统筹与协调能力[23]。而在实际治理中,仅做到对公共产品的合理统筹与协调对于公共部门的决策者而言是不够的,决策者自身应当同时具备技术技能与专业技能,这既包括统筹与协调能力,也包括预测风险的能力与分析环境的能力等。此外,在工作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也能帮助决策者进行循证治理。因此,本研究在循证治理“动态三角模型”的基础上,对领导力要素进行扩展,将决策者自身所掌握的技能与在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加以体现,形成“决策者能力”要素,并据此构建循证治理的动态平衡模型(见图1)。

图1循证治理的动态平衡模型

2.2.1决策者能力

决策者能力对应循证医学中医生的临床经验,是循证治理的前提要素,决策者的能力高低将会影响决策质量及治理效果[24]。一位合格的决策者应当接受有关公共管理的相应教育并具备科学决策的基本素养,在决策过程中能够对决策环境及决策时机进行把握,对决策施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矛盾冲突做到事前有效规避,以推动决策能够顺利实施。决策者应当对公共部门中的有限资源进行妥善分配,有效提供切合民意的公共服务及公共产品。

2.2.2科学证据

科学证据对应医学研究证据,是循证治理的基础要素,收集科学证据能够有效保证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及治理的严谨性。专家通过科学流程得出的与公共部门决策相关的研究报告、科研成果、实验数据都可被看作循证决策的科学证据。不同证据的质量水平与可靠性程度存在差异,因此决策者在对证据进行使用时应按照可靠性的高低将证据进行线性排序,形成“证据链”[25]。其中,证据链顶端的是最佳证据,指运用一种或多种研究方法经过规范、严谨的研究流程得出的统合理论成果;证据链的次级证据即“次佳证据”,指运用实证研究收集随机数据进行周密计算得出的效应值;证据链的再次级证据指在自然实验中通过因果推断得出的证据结论,再次级证据的主观性相较前两级证据而言更强,可信性稍逊前两级证据;证据链的最次级证据位于证据链的最底端,小样本的数据调查、专家的一般判断与未经实验证实的观点都被归类其中。

2.2.3公众价值

公众价值对应患者的个体意愿与价值观,是循证治理的过程要素,公众作为政府决策的受众群体,政府决策只有体现公众价值与利益诉求方能为民众所接受[26]。在现实社会中民众的个体意愿通常是不同的甚至是冲突的,因而有必要让公众在公共平台表达自身的价值偏好与心理意向,在公共部门的沟通下达成共识,进而将集体公众意愿融入决策制定中,以体现公共治理的民主化与社会化。

在循证治理的动态平衡模型中,科学证据依据其用途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决策导向型科学证据。这类证据源自对社会现实治理问题展开的科学研究,可以为决策提供支撑,并与决策者能力构成双向互动关系。决策导向型科学证据能够弥补决策者的知识缺陷,为社会治理提供科学依据,而决策者则有权决定是否使用科学证据以及使用何种证据支撑决策。另一类是公众导向型科学证据。这部分科学研究着眼民众生活,其研究成果能够为民众提供指导,对民众的行为意向产生影响。民众导向型科学证据与公众价值构成双向平衡关系,这类科学证据的传播能够使公众价值在潜移默化中发生演变进而达成普遍共识,同时部分科学研究受地域、文化及研究者的主观意愿影响无法实现客观的价值中立,公众价值能够有效纠正价值偏差,使科学证据体现社会价值偏好。此外,模型中的决策者能力与公众价值也构成双向动态关系,一方面决策者回归社会,将对公众价值的维护作为决策的理性追求;另一方面公众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决策者能力载体,决策者运用自身能力使公众价值达到最大公约数,在治理中体现协商共识。

2.3循证治理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适用性分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治理问题既有循证治理一般问题的普遍共性,即政府部门思维固化、多方主体牵涉其中,同时还具有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公众参与程度极高,通常社会治理问题往往发生在特定地区,所涉及的民众数量较少且群体集中具有相似性,“按需分配、按病抓药”成为解决问题的一般范式,然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治理问题所面对的网民来自社会各阶层群体,数量极其庞大且价值诉求各不相同,对于事件走向抱有极高的参与度。政府要从根本上进行治理就必须依托科学证据,对公众价值诉求和舆情走向加以掌握,使治理回应公众价值。二是伪科学信息危害极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常引发社会恐慌,而多数民众又难以理解公共卫生事件产生的深层机理,伪科学信息以其通俗性和迷惑性在网络空间极易获得大范围扩散,危害极大。因此,向民众传递权威专家的科学论断极为重要,这要求决策者既要了解公众的价值判断,同时也要运用既有科学研究成果,为政府辟谣提供可信度高、接受性强的证据支撑。

此外,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突发性与紧迫性,相较于一般的网络舆情治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更强调时效性。如何在紧急状态下做出合理决策考验着决策者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倘若决策者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并掌握应急管理能力,在实际治理中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问题的特殊性,在治理中应将决策者能力、科学证据和公众价值三者有效联系,使治理在依托科学证据的前提下,将公众意愿与决策经验加以融合,使社会各主体结成利益共同体,形成网络舆情治理的群力效应,兼具可行性、科学性和民主性,进而实现治理最优效果。可见,将循证治理应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中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治理存在的问题及成因——以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治理为例

3.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治理存在的问题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情演化通常会经历危机潜藏期、舆情爆发期、舆情发展期和舆情衰退期[27],新冠肺炎疫情的网络舆情历经危机潜藏阶段和舆情爆发阶段,演化至今已处于舆情发展阶段,以下将对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各阶段治理的突出问题进行阐述。

3.1.1危机潜藏期:预警迟缓

保持信息交流渠道通畅是政府的网络舆情治理职能之一,危机潜藏期的信息发布迟缓将使民众难以及时了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真实情况而产生自发性的网络讨论,进而导致网络舆情驶入不可预知的方向并失去控制。2019年12月8日,武汉市出现首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此后该症状患者数量持续增加,但由于媒体对类似事件报道较少,故而在社会未形成强势舆论关注。2019年12月30日,部分医生利用新媒体平台陆续发布信息,称某水果海鲜市场出现类似非典症状的确诊病例,向社会发出防控警示,部分网络论坛出现网友自发的疫情发展态势预测分析,网络舆情出现峰值的小范围波动,社会公众对疫情事件的网络关注度逐渐上涨。2019年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成立专家组抵达武汉指导疫情处置,网络舆情出现峰值的大范围波动,具体表现为“突发疫情”“传染病”等关键词成为网络热点搜索话题,有关疫情的网络谣言开始出现,部分社会民众出现恐慌心理。

3.1.2舆情爆发期:常态化舆情引导体系失范

对网络舆情的有效引导是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中的另一重要职能。舆情爆发期的网络舆情特征具体表现为峰值波动剧烈,热点话题不断涌现,网络舆论尚未形成共识,对这一阶段网络舆情的有效引导对事件的后续发展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维稳”是地方政府在疫情初期的治理基本态度。但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信息传播快、社会危害大、走向不确定等特征,政府在处置疫情前期缺乏科学证据支撑,导致在应急政策出台、疫情信息公开、医疗后勤保障以及政府与民众的互动沟通中问题频发,而传统的舆情引导体系面对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舆情高峰冲击显得有心无力,无法及时快速地对民众质疑进行回应。物资管理出现的疏漏引发民众不满,“问责”成为这一时期的网络热搜关键词。常态化的舆情引导体系缺乏时效性,固定模式难以应对瞬息万变的网络舆情发展局势。地方政府行政思维僵化,简单采用传统举措应对网络舆情波动,导致网络舆情形势恶化,各网络平台出现大量质疑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言论,地方政府公信力受到挑战。与此同时,敌对力量恶意煽动部分网民发布民粹言论及对政府不信任言论,动摇民众抗疫信心,网络舆情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

3.1.3舆情发展期:网络谣言治理成效甚微

从舆情暴发期进入舆情发展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情态势由峰值剧烈波动转变为峰值持居高位,事件热度高涨不退,疫情话题在各大网络平台占据重要位置,网络谣言通常会在这一阶段出现并快速传播。网络谣言能够混淆视听,使民众难以在网络平台中接收真实有效的信息从而做出错误的行为判断,造成民众的身体伤害或财产损失。因此,对于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也成为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中的重要职能。2020年1月20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证实疫情存在人传人现象,引发网络舆情的新一轮峰值,有关新闻报道的点击量突破几十亿,这被视为疫情防控举措的关键转折点。而大量自媒体为吸引公众注意力,提升自身影响力,炮制大量似是而非、耸人听闻的网络谣言。部分网友在网络平台发布未经证实的虚假信息,故意夸大疫情规模,肆意贬损抗疫一线人员,不法分子也趁机实施诈骗行为。面对网络上形形色色、数量庞大的不实信息,地方政府未能在第一时间进行辟谣,网络舆情状况的监测与研判能力明显滞后,导致民众难以筛选和甄别有效信息,地方政府所追求的稳定局面最终被自身举措所打破,部分地区出现“抢购潮”与“囤积热”,造成物价上涨,抗疫物资短缺,对社会稳定与疫情防控极为不利。

3.2循证治理视域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治理存在问题的成因

3.2.1府社双向互动机制欠缺

在循证治理中,府社双向互动机制是政府与民众进行有效沟通的“桥梁”,能够将公众价值与公共部门的决策相关联,使公共决策充分体现公众价值,弥补决策者能力的欠缺,也让民众得以理解决策内容。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中,府社双向互动机制的缺失导致政府与民众无法有效接收对方信息,延误治理时机。自首例新冠肺炎患者出现至卫健委指导疫情处置的20余天里,面对民众在互联网发布的预警信息反馈,地方政府未能有效利用反馈线索进行深入调查。政府与民众缺乏有效的双向互动机制,仅靠决策者的能力与经验进行决策,跳过了对民众繁杂且矛盾的诉求梳理环节,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效率,但也使政府的网络舆情治理缺乏公共性。面对事关民众健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漠视网络舆情发展态势的做法风险极高。在本次事件中,对公众意愿的疏忽和对网络舆情即时发展情况的不了解,致使政府未能及时有效采取干预网络舆情态势的举措,错失舆情预警的最佳时机,这为后来网络舆情危机的暴发埋下伏笔。

3.2.2网络舆情治理缺乏最佳证据依托

循证治理讲求证据依托,“证据”是循证治理的核心,将科学证据与公共部门的决策进行互动,能够使决策者准确了解重大事件起因与发展历程,迅速构建适应重大事件的非常态化应对机制。因此政府在进行公共决策或社会治理时,应当依据证据链“最佳证据—次佳证据—再次级证据—最次级证据”的次序,选择排序靠前的证据进行参考。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过程中,地方政府采取了诸如成立包括民众心理干预和网络安全专家在内的综合专家组、召开专家座谈会、组织科研人员开展专题研究等常态化循证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疫情发展及网络舆情恶化态势。但召开专家座谈会所得出的专家一般判断属于证据链的最次级证据,其可靠性要弱于最佳证据且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此外,组织科研人员开展专题研究的时间较晚,致使疫情防控及网络舆情治理错失最佳时机,不能对舆情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进行及时定位,治理举措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常态化的舆情引导体系失范与政府不合时宜的行政举措遭到民众质疑,而地方卫健委部分领导的“一问三不知”则使政府公信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地方政府非常态化舆情引导机制的缺失导致网络舆情治理不力。

3.2.3科学证据传播效能不足

实现科学证据与公众价值的平衡是有效治理的必要环节,科学证据通过媒体手段能够对公众的价值判断与行为意向产生正向影响,使公众价值实现重构。民众在突发疫情面前往往会产生恐慌心理,这种心理具有强传染性,较短时间内便可形成全社会恐慌。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民众情绪会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向外界进行传播,而部分自媒体运营者往往利用这一心理对谣言进行扩散,图求点击量的增加与影响力的扩大。这种谣言具有强欺骗性与难证伪性,一旦为民众所相信将产生难以挽回的后果。而科学证据的传播能够有效提升民众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分辨谣言的能力,使民众依照科学的防护措施进行自我保护,从而实现政府预期的公众价值及行为意向的演变效果。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出现的网络谣言,地方政府虽然通过官方微博、官方公众号等新媒体渠道及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向社会公布疫情防控进展及居家防控举措,使部分民众能够转变观念,及时维护自身健康及财产权益。但由于传统媒体的传播效能较弱,官微、官方公众号等新媒体受众群体范围较小,政府与影响力较大的新媒体平台缺乏有效合作,不能有效发挥科学证据传播效能,致使科学研究成果及权威专家言论的传播速度比不上网络谣言的生产及传播速度,网络谣言澄清速度缓慢,多数民众不能及时收到官方信息,治理成效不佳。

4、循证治理视域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治理问题的对策建议

本研究构建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动态平衡模型(见图2),从决策者的经验与能力、科学证据、公众价值三维互动的循证治理视角提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对策建议。

图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动态平衡模型

4.1完善府社沟通机制,推动公众价值融入治理

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加强与社会信息互动,搭建府社沟通桥梁,积极发挥公众的事前预警作用,通过开设突发事件信息收集平台、设立突发事件防控热线等方式,鼓励民众积极向政府反馈有关线索,政府在梳理有效信息后及时派人跟踪调查,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机制中融入公众价值,及时对公众反馈做出回复,做到事前化解可能出现的风险。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治理中的各项杠杆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职能,但杠杆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与碰撞,而公众价值所反映的是社会诉求,所希冀的是人的健康权与知情权得到有效保障。仅凭决策者的经验与能力无法全面感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能出现的风险点,而公众价值的应激反应则能够帮助公共部门注意到自身忽视的重要线索。因此,加强公共部门与社会公众的双向互动,疏通民众诉求与信息反馈渠道,广泛收集民意,引导民众理性发声,使政府的应急治理彰显公众价值,是地方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中的应尽之举。

4.2构建非常态化舆情引导体系,彰显科学证据的理性价值

常态化的公共事件舆情疏导机制具有典型的科层制特征,面对一般性质的公共事件舆情问题能够起到较为有效的疏通与引导,但对具有紧迫性和不确定性双重属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问题却收效甚微,此时需要建立非常态化的舆情引导体系。在时间紧迫的特殊时期,如何准确、快速收集科学证据,成为建立非常态化的舆情引导体系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循证治理的核心要素是既有研究形成的证据[23]。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问题的紧迫性与不确定性,政府应当“双管齐下”,一方面组织有关研究人员对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问题及网络舆情治理问题相关的既有研究报告、实验数据、学术论文和资政建议等成果进行“元分析”,根据统计显著性并结合专家经验选出可靠证据并形成“证据链”。另一方面,应当按照“特殊事件特殊处理”的原则,划拨短期专项资金动员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相关研究人员开展包括网络舆情引导、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网民行为意向预测等在内的专项科学研究。针对所获得的科学证据,决策者要按照质量和可靠性的高低进行线性排序,形成最佳证据—次佳证据—再次级证据—最次级证据的决策导向型证据链。决策者依据证据链,选取最佳证据并有效参考专家建议,让科学证据支撑应急决策,实现常态化的舆情管控机制转化为非常态化的引导与共治机制。

4.3推动科学证据与公众价值双向互动,重视新兴媒体效能发挥

在循证治理理念中,公众导向型科学证据能够有效引导民众回归理性,因此政府应发挥科学证据对公众意愿的影响作用。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应及时邀请权威专家对伪科学网络信息进行辟谣并将与民众健康相关的既有研究成果通俗化,向社会广泛宣传,让民众在舆论场内不受谣言迷惑,客观看待事件动向,积极调整个人心态与行为。同时,进入新媒体时代,政府也应及时转变传统舆情处置思维,适时关注网络舆情的生态环境变化,掌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情传播规律,注重新兴媒体在传播效能方面的强引导作用,充分发挥融媒体中心的协调与枢纽职能,统筹网络舆情治理方式,加强政府与影响力较大、受众群体广的新媒体平台的有效合作,通过知名公众号、官方微博、政务APP等新媒体平台以及电视、广播、报刊等传统媒体平台全方位向民众宣传科学研究成果,及时澄清谣言,提升媒体信息传播的完整性、科学性与时效性。网络舆情瞬息万变,政府应主动感知公众价值,让专项科学研究回应公众诉求,推动科学证据与公众价值的双向互动,营造谨慎冷静的舆论环境,增强民众网络舆情判断力,由“堵”变“疏”,实现社会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解构能量最大化。

5、结论

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民众交流、电子政务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给舆情治理提出新的难题。新冠肺炎疫情的网络舆情危机显现出地方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仍存在不足,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的网络舆情治理为例,突破既有研究的分析框架,基于循证治理理论对疫情事件中网络舆情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为政府做到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舆情的科学引导和有效治理提供全新思路。本文的局限在于仅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问题进行单案例分析,所得结论的普适性有待进一步考证,未来将对其他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分析使研究结论更具有普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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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制度均衡视角的中国公众环境利益表达机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5CZZ00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项目“中国环境政策工具组合对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N2014009);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辽宁省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项目编号:L18BGL015)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