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在全球发生的恐怖袭击中，除常规的由恐怖分子或恐怖组织针对单一目标实施的恐怖袭击以外，多点连环式恐怖袭击的袭击目标多、涉及范围广，造成的杀伤力和恶劣影响也较大，是国际社会反恐怖主义工作需要加以重视的一种恐怖袭击类型。“9·11”事件发生以来，这种针对多目标同时发动袭击的方式被恐怖分子竞相效仿，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恶劣的恐怖主义影响。2019年斯里兰卡“4·21”大规模恐怖袭击的发生，再一次给国际反恐怖主义工作敲响了警钟。本文对多点连环式恐怖袭击的特点、产生的原因进行多角度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并结合当前我国国内的反恐形势，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反恐工作中防控多点连环式恐怖袭击的意见建议。

一、多点连环式恐怖袭击概述

多点连环式恐怖袭击，是指恐怖分子基于同一目的，采取相似方式，同时或较短时间内针对三个或三个以上不同的袭击目标制造的恐怖袭击事件。一系列多点连环式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具有内在的关联性。“9·11”事件中，“基地”组织成员劫持三架飞机，先后撞击美国纽约世贸中心一、二号楼，以及华盛顿五角大楼等建筑，后果惨重，在国际社会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也改变了全球反恐怖主义的工作形势。在此之后，恐怖分子竞相效仿，在全球范围内多次发动多点连环式恐怖袭击，试图制造高伤亡和高损失，扩大恐怖主义影响，实现自身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目的。2005年7月7日，英国伦敦一地铁线路多处发生爆炸;2008年11月26日，印度孟买沿海地区十余处标志性建筑遭受恐怖袭击;2015年11月13日，法国巴黎一体育场以及市中心几处建筑也相继发生爆炸袭击;2016年3月22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国际机场和一地铁站接连发生3次爆炸袭击。在我国，1998年5月23日，“东突解放组织”派遣境外受训恐怖分子入境，在我国新疆乌鲁木齐的商贸城、批发市场、旅社等多处人员密集场所投放40多枚化学自燃纵火装置，制造了15起纵火案;2009年，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7·5”事件，则是由境内外“东突”势力里应外合，在市区多处同时行动，疯狂杀害群众，袭击政府机关、公安武警、居民住所、商店、公共交通设施等;此后，新疆多地又相继发生了数起多点连环式恐怖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社会影响恶劣。

作为一种特色鲜明的恐怖袭击，多点连环式恐怖袭击具有与其他“独狼”式恐怖袭击、单一目标袭击不同的特点。笔者通过对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lobalTerrorismDatabase，简称GTD)中发生的多点连环式恐怖袭击数据统计，总结出如下特点:

第一，发案率较高，近年来频繁发生。由GTD数据统计发现，1970-2018年共发生26693起恐怖袭击事件，其中“9·11”之后有18502起，占发案总数比例的69.3%，平均每年发案1028起，平均每天全球会发生2.8起多点连环式恐怖袭击，频率相当高。同时，自2012年开始，此类袭击的发案量迅速增长，并于2014年达到顶峰，此后开始下降。

第二，发案区域广泛，主要聚焦于中东、北非、南亚等地区。“9·11”事件后，大多数多点连环式恐怖袭击发生在中东、北非以及南亚地区，占发案总量的60%以上。在发案国家的统计中，全球共104个国家发生过此类袭击，说明大部分国家都面临这种威胁;排名前五的分别是伊拉克、阿富汗、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印度，这几个国家也属于上述高发地区，发案均在1000起以上，其中排名第一的伊朗共发生3919起，占比超过三成。

第三，参与人数多，通常以一定的社会组织为基础。“独狼”式恐怖袭击通常由单人作案。而多点连环式恐怖袭击因为需要同时袭击多个目标，故需要多名人员参与，通常有一定等级、形式的恐怖组织，从制定计划到实施计划中每一步都有专人参与。根据GTD中“individual”变量的描述，全球发生的18502起多点连环式恐怖袭击中，有18407起非个人作案，占比99.5%。作案量排名前三的恐怖组织分别为“伊斯兰国(ISIS)”“塔利班”和“博科圣地”，分别作案1965、1672和1027起。而在能查明作案人数的2622起案件中，有1676起案件现场出现2人以上，且主要为2-10人小规模人员作案。

第四，多使用炸弹爆炸方式进行袭击，杀伤力大。据统计，恐怖分子在发动多点连环式恐怖袭击时，多使用轰炸、爆炸和武器袭击，分别有10276起和3709起案件使用此种方式，使用频率远超其他方式。在二次伴生袭击方式中，主要使用的是基础设施袭击和武装袭击，分别为694起和638起，说明恐怖分子在实施袭击时目标往往会针对基础设施。因此，炸弹以及枪支等轻武器相应的成为恐怖分子使用较多的武器类型。

第五，目标明确，针对性强。多点连环式恐怖袭击在较短时间内针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因此在行动前恐怖分子大多对目标提前勘察选择，以便在行动过程中直接针对目标发动袭击。同时，此类袭击目标多为公民自身安全与私有财产类目标、军警类目标、商业类目标和政府目标。另外，由于上述目标多具有人群密集的特征，因此，此类袭击目标多位于城市区域。统计显示18502起案件中共17239起发生在城市，占比超过九成。

二、多点连环式恐怖袭击发案原因分析

笔者经过调研发现，多地公安机关实战部门使用“蜂巢分析法”进行线索汇总分析以侦破案件。该方法具体是指将在侦查过程中获取的案件线索以蜂巢的形式，从“人、地、事、物、组织”这五个角度进行归类。在本文中，笔者拟将“蜂巢分析法”进行转化运用，根据上文的特征总结，从“发案地、发案时间、袭击实施者、袭击目标、袭击手法”五个因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结合，对多点连环式恐怖袭击展开原因分析。

(一)发案国家地区多属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安保能力差

结合发案地和袭击目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多点连环式恐怖袭击多发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相对落后，且社会不安定因素较多。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基础上，这些国家和地区安保能力相应较差，安检措施不到位，特别是重点区域和场所的安检明显不足。例如，2019年4月21日斯里兰卡发生的8起恐怖袭击中，恐怖分子携带炸弹进入天主教堂和五星级高档酒店等人流量大且应当重点保护的公共场所，整个过程中未经历安检程序。另外，在肉桂大酒店餐厅引爆炸弹的恐怖分子是在袭击前一天晚上以一个假名入住到该酒店的，这说明斯里兰卡国内酒店没有对入住者身份进行全面有效的检查和验证，安检管理也没有健全完备的身份识别系统。同时，由近些年在新西兰和斯里兰卡等国发生恐怖袭击来看，恐怖主义大有向非重点国家或地区的非重点目标发展的趋势。

(二)敏感的时间节点制造袭击“事半功倍”

结合案发时间和袭击目标、袭击手法进行分析，恐怖分子大多选择敏感的时间节点、以及人员密集的时间段制造恐怖袭击，使得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加倍，破坏力巨大。首先，多点连环式恐怖袭击的全球发案量最高的2014年前后，正是“伊斯兰国”势力扩张最迅猛的时间，该组织借助各种方式发动袭击、扩张自己的版图范围，因而此时恐怖袭击发案量最高。法国巴黎“11·13”爆炸袭击事件中，恐怖分子分别针对体育场和音乐剧院等地多次发动袭击，这两个场所都是正在举办活动，场馆内部人员众多。同时，法国总统奥朗德当时正在法兰西体育场内观看比赛，此次袭击的动机昭然若揭。

(三)反恐怖主义情报工作存在明显不足

结合袭击实施者和袭击目标进行分析，相关反恐单位和情报部门对情报信息的获取存在明显不足，对恐怖组织的信息传递途径和方式了解不够，并且安全系统内部缺乏相互信任，信息传递不畅。2019年斯里兰卡“4·21”恐怖袭击事件就明显暴露了这个问题。该恐怖袭击发生前，美国和印度的情报机构在4月初就曾将获取的情报信息提供给斯里兰卡当局，斯里兰卡警方情报机构自身也在案发前10天获得了线索，证明恐怖分子可能会在国内发动恐怖袭击，并在相关情报文件中明确指出了恐怖分子名单以及可能针对的目标。但是，这些情报信息并没有被有效地利用。究其原因:一是情报部门对情报信息不重视，没有意识到线索背后隐藏的巨大杀伤力和恶劣影响;二是情报工作的协调不力，斯里兰卡政府内部总理与总统之间的分歧使得案发前的关键信息没有被及时的传递，这也说明斯里兰卡情报工作系统存在体制不完善，部门之间沟通联系不足等问题。

(四)民族宗教矛盾复杂造成社会割裂

结合案发地和袭击实施者进行分析，此类袭击的大多数案发国家存在明显的民族宗教矛盾。以“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恐怖组织长期占据中亚地区，而非洲最危险的恐怖组织“博科圣地”，其势力范围也多位于北非，因此这两个地区成为多点连环式恐怖袭击多发地区。这三个恐怖组织由于宗教信仰及民族利益等问题，与当地政府长期混战，也是全球制造恐怖袭击的“三巨头”。在这些地区范围内的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国，也因为上述原因导致袭击多发。另外，斯里兰卡民族宗教矛盾由来也已久。自公元5世纪起，信仰佛教的僧伽罗人和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人之间就开始出现矛盾，21世纪前后，人数居多的佛教徒与少数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之间也存在矛盾，尤其在2009年内战结束后，各群体间冲突升级。“4·21”恐怖袭击也被认为是国际恐怖组织在“伊斯兰国”的指导下，伊斯兰教针对基督教进行的暴力袭击，这说明“伊斯兰国”抓住了斯里兰卡国内的民族宗教矛盾进行利用，制造破坏，激化冲突。

三、我国应对多点连环式恐怖袭击的防范策略

(一)重视重点场所安全，提高安防安检能力

为了维护社会安全与稳定，有力地防范、应对恐怖袭击事件，应当重视重点场所的安全防范工作，加强相关安检措施。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规范和管理条例，以法律的形式明确重点场所的范围及具体类别，并初步规范在重点场所应当具有的基础防范设施和相应的管理、操作人员，使重点场所的管理更加统一规范。实行“责任制”，根据已制定的法律规范，落实重点场所的安全检查与防范，将固定的时间和地点责任到人，提高相关责任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特别要重视重大活动举办期间、节假日等敏感时间节点中的安全问题，一旦出现因工作疏漏而发生的安全事件，要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

(二)完善情报工作流程，提升反恐情报效能

完善的情报工作的组织架构和体系是有序高效地开展情报工作的根基。在反恐工作相关单位中，要加强从领导到基层工作人员的情报意识，重视情报信息价值，提高情报信息的利用率。从情报信息的收集处理到流通等各环节，对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的针对性培训，使情报工作人员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在理论知识基础上进行实地操作和演练，在工作平台上展开实际问题的处理与分析，切实提高各部门各工作人员的情报工作能力。在工作机制方面，由于多点连环式恐怖袭击相当于“群狼式”袭击，比“独狼式”袭击杀伤力更大，破坏力更强，因此，要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经纬式网络，加强部门联动和区域协作，从领导指挥和协调合作等方面提高各职能部门的信息共享以及相互协作的意识与能力。在实际反恐工作中，以社区警务为基础，要将社区警务中获得的基础情报信息及时进行处理并传递分享，将恐怖袭击消灭在萌芽状态。

(三)加强去极端化工作，维护民族宗教和谐

为了维护我国国内安全，使多民族、多宗教信仰和谐共处，坚决防止恐怖事件发生，最关键的是要做好去极端化工作。国家应该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施公平便民、利民、惠民的政策，不断提高当地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增加少数民族群众的劳动和就业机会，使他们尽可能有正规的就业渠道和固定的工作岗位。加强思想文化教育，在少数民族聚居的社区实地开展文化宣传活动，同时，借助于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提高各年龄段特别是青少年的文化水平，使其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判断力、抵制力，不再轻易被宗教极端主义所蛊惑。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枫桥经验”，让公安民警特别是社区民警深入到群众当中，融入到少数民族群众当中，进一步加大“访惠聚”工作力度，了解少数民族同胞的疾苦并及时进行解决，建立深厚的警民鱼水情，让他们有问题找民警、找政府，而不是盲目的相信极端思想，求助极端宗教。

(四)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问题，维护海外的国家利益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主要途径东南亚、南亚、中亚以及欧洲相关国家，多属于“宗教极端思想”地区，极易受到恐怖分子袭击。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已经并将持续进行较多的合作与交流。针对当前国际形势大局，以及我国的国际地位，应当在维护中国国内安全的同时，加强海外国家利益的保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往往也是“伊斯兰国”等极端宗教势力的活跃区，防止极端恐怖思想在相关国家的渗透与扩散，并通过经常与相关国家开展“中国年”“中国节”等文化交流活动，积极宣传中国优良宗教思想文化，也避免这些国家的极端恐怖思想对中国公民的腐蚀。同时，防止美国等西方大国推波助澜，利用恐怖组织阻碍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五)加强国际警务执法合作，促进反恐合作交流

恐怖主义是全世界所共同面临的挑战，需要国际社会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必须着眼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全方位打击恐怖主义。进一步加强国际警务安全执法合作，加强全球防范恐怖袭击的能力。充分运用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安全合作平台，强化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反恐合作，在反恐情报、军事情报等方面，建立良好的国际反恐战略合作机制，共同应对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及时发现并交流在各个国家和地区活动的恐怖分子及其活动趋向，积极有效应对圣战分子回流。重视网络反恐，运用一切手段阻止恐怖分子利用互联网在全球的广阔覆盖面，积极遏制通过互联网网站以及Twitter、Facebook、微信等社交软件进行恐怖主义的传播与扩散。同时，政府和新闻媒体要利用好互联网社交媒体发布传播正能量的信息和事实真相，掌握互联网战场的舆论主动权，运用科技手段对恐怖主义进行有力地治理和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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