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碳排放和环境保护已成为各国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碳信息披露作为企业向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公开披露碳排放相关信息的重要手段，对于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表明，碳信息披露越多的公司其价值越高[1]。然而，碳信息作为环境信息的一部分，因其属于自愿披露项目，只有少数上市公司在环境信息报告中披露了碳信息。作为非财务信息，碳信息披露具有信号传递的功能已被证实[1]，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提高市场透明度，有利于企业制定绿色发展战略，提升能源效率，降低环境污染。企业在追求节能减排目标、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过程中，绿色技术创新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与传统创新不同，绿色技术创新在关注产品竞争力的同时，更需综合考虑产品对环境的整体影响，确保其助力企业实现节能减排、减少环境污染的目标，从而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企业进行绿色转型的必经之路。如何快速增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高技术效率，减少资源和能源消耗等问题被广泛探讨。现有关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企业面临外部环境视角，环境规制、政府补贴、媒体关注、市场机制等[2]均会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影响。从企业内部治理视角，管理层的特征会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影响[3]。然而，企业碳信息披露这种自愿性非财务信息的披露对绿色技术创新是否会产生影响，如果产生影响其影响机制如何，文章尝试从自愿性碳信息披露的角度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展开研究。碳信息披露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沟通的重要桥梁，目前我国在碳信息披露方面尚缺乏明确的统一标准，导致不同公司在碳信息披露方面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碳信息披露在中国资本市场能否发挥应有的治理效应，实现碳减排目标，仍有待进一步检验。因此，研究企业的碳信息披露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并进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拓展了碳信息披露经济后果的研究。现有关于碳信息披露对企业行为和绩效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碳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影响研究以及对公司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研究发现碳信息披露无论对企业绿色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丰富了碳信息披露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同时也为企业通过碳信息披露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第二，丰富了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探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已有文献考察了外部宏观环境及内部公司特征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文章关注碳信息披露，补充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相关文献。第三，拓展了微观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测度的研究。文章采用文本挖掘技术、运用机器学习方法构建“碳信息披露”文本词典，进而在环境报告、社会责任报告、年报中挖掘反映碳信息披露的文本信息以测度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这为测度企业碳信息披露指标提供了有益借鉴。第四，文章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现实意义，验证了碳信息披露在我国环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有利于企业、政府环境监管部门进一步规范、完善碳信息披露相关政策实施落地，对现有相关研究形成了有益补充。

二、文献综述

1. 碳信息披露经济后果相关研究

关于碳信息披露经济后果的研究，其核心关注点在于其对企业价值产生的效应以及对公司资本成本的影响两个方面。具体而言，一部分学者研究碳信息披露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结果显示碳信息披露水平越高，财务绩效越大，即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也有学者研究发现碳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黄诗贻和杜雨微(2021)引入广告投入这一新调节变量，证明广告投入能够显著增强媒体关注对碳减排披露和企业价值的中介作用[4]。赵玉珍等(2019)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的存在显著增强了碳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效果[5]。在对资本成本影响方面，杨洁等(2020)研究发现碳信息披露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并且债务违约风险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6]。李力等(2019)进一步揭示，提升碳信息披露质量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7]。

2. 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现有关于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企业面临外部宏观环境和公司特征层面展开。从外部宏观环境视角来看，环境规制、环境监管会产生更高的生产成本，导致中小企业产出下降，削弱企业的竞争力，这不利于绿色创新。然而，学者周杰琦和韩兆洲(2020)认为环境规制会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驱动绿色技术创新等途径提升自身的竞争力[8]。此外，宏观的绿色信贷政策、政府补贴、外在的媒体关注、数字经济等均会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公司内部治理视角来看，管理层的特征会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管理层异质性、高管任期、高管环境支持、高管风险偏好、高管团队技术印记、董事海外背景均会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现有文献为文章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梳理回顾可发现：现有关于碳信息披露指标的建立，多采用主观的指标体系建立的方法，尚未有更科学地反映碳信息披露水平的方法，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碳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文章采用文本挖掘和机器学习方法构建反映碳信息披露的指标，规避以往指标建立的主观性，从而使得分析结果更加科学合理。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不仅能够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的双赢特性，还呈现出周期长、风险大、投入高的特征。绿色技术创新以节约能源、减少污染、保护环境为目标，依靠科学技术的支撑，运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研发出更多节能减排技术，以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最大限度地减少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发展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而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一方面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需要高学历人才。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常难以仅凭内部资源满足全部需求。为确保生存与发展，企业需积极与外部组织进行互动，以获取所需的发展资源[9]。获得外部利益相关者信任的同时，增强资金的可获得性、吸引高学历人才，在绿色技术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文章认为企业披露碳信息有助于缓解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改善企业所面临的内外部信息环境。具体而言，主要通过缓解企业组织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组织内部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成本以及提升企业组织的人力资本三条路径来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首先，依据信号传递理论，碳信息披露传递绿色信号，增加了企业在绿色转型方面的透明度与监督力度，减少绿色信息传递的时间，从而提高绿色信息传递的效率，降低了利益相关者获取企业碳信息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方面，能够缓解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供应商放松信用条件，提高商业信用融资。另一方面，可以缓解企业与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碳信息披露向银行等金融机构传递企业重视长期利益、注重可持续发展的信号，有利于缓解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企业披露碳信息所发出的信号，证明企业在碳减排、碳管理方面做出了努力，促使银行向拥有更多绿色技术、绿色产品的企业贷款，满足企业绿色转型所需的资金，缓解绿色创新所面临的资金投入问题，提升企业绿色研发创新能力。还有一方面，碳信息披露传导至资本市场，可以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潜在碳管理成本和碳风险的更多信息，公司披露碳信息的决定可能会减轻投资者对公司风险的看法，并使他们能够做出更明智的估值和决策，从而降低所需的风险溢价，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促进企业实现“双碳”目标。

其次，依据委托代理理论，碳信息披露通过降低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成本，使得二者之间目标统一。一方面，可以提供经理人在绿色环境管理方面做出努力的信息，使得股东更清晰地了解企业低碳发展的战略，面对严格的环境政策，如果企业不加强环境治理能力，将长期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而经营风险的增强，不利于经理人的职业发展，碳信息披露使其目标利益与股东一致，以应对未来经营风险。另一方面，披露碳信息加强了资本市场对企业经理人的监督作用，已有研究发现，企业碳信息披露存在“言过其实”现象，会降低投资者的信心[10]，资本市场会发现企业的欺骗行为。因此，如果经理人虚假披露碳信息，会畏惧被揭露而尽量避免夸大碳信息，使得其言行一致，为降低未来环境风险，会激发经理人购买清洁的生产设备，扩大研发资金投入，进行绿色技术创新[11]，以满足地方政府、股东与债权人对绿色创新产出的预期。

最后，依据声誉理论，企业的外部利益相关者更倾向于与声誉较高的成员合作，声誉越高的企业其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能够提高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披露碳信息能够彰显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同时提高社会知名度，通过媒体向资本市场传递企业未来面临的环境风险更低且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积极信号，碳信息披露是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而进行绿色技术的创新，实现“双碳”目标，需要懂得碳减排技术的工程师、数据分析师、环境科学家等高技术人才。碳信息披露也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管理碳排放，生产绿色产品，提高企业绿色表现，以及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力，满足高技术人才的职业需求，提供更有利的发展空间以及更多的薪资水平，从而吸引更多的高技能人才。

综上分析，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其他条件不变，碳信息披露可以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

假设H1a：碳信息披露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从而推动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

假设H1b：碳信息披露可以通过降低代理成本，从而推动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

假设H1c：碳信息披露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从而推动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

四、研究设计

1. 关键变量的度量

(1）被解释变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文章借鉴齐绍洲等(2018)[12]关于绿色专利的识别与核算方式，将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加1取自然对数(Greenpatent)来表示企业绿色创新产出。

(2）解释变量：碳信息披露

借鉴胡楠等(2021)[13]的研究方法，首先，通过文本挖掘的方法爬取相关年报并转化为文本格式，从中提取碳信息关键词。其次，利用Word2Vec机器学习方法将获取的碳信息的词集进行扩充。最后，基于财经类文本分词技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文本分析计算出所有词集的词频以及反映碳信息披露指标所对应词集的词频。利用碳信息相关词汇的精确词频数占年度报告全文总词数的比例，来反映企业的碳信息披露水平，具体公式如下：

(3）控制变量

文章借鉴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相关研究，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同时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

2. 模型构建

文章构建如下模型用于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

其中，CIDit代表某企业i第t年的碳信息披露质量，Greenpatentit代表某企业i第t年的绿色技术创新，Controls为控制变量，Year和Industry分别表示年份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εit是残差项。

3.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文章以2008—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文章按照惯例，剔除被ST、*ST以及财务数据异常的上市公司，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剔除关键变量指标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最终获得23815个样本公司—年度观测值。文章的绿色技术创新数据来自于CNRDS，其他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

表1变量定义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1. 基准回归结果及分析

表2为碳信息披露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回归结果。列(1)为未加入相关控制变量时，CID的估计系数为0.3337，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列(2)在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后，CID的估计系数为0.0823，同样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以上结果说明碳信息披露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正相关，碳信息披露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研究假设H1预期一致。该研究结果说明碳信息披露提供了增量信息，带来了更高的声誉，能够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2. 稳健性检验

(1）改变绿色技术创新度量指标

前文在评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时，采用专利申请数量加1后取自然对数的方式作为衡量指标。此外，文章还考虑使用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数量加1后取自然对数作为另一衡量标准，进一步区分专利类型，作为替代性衡量方式，并重新按照模型(1)进行检验，如表3列(1)和列(2)所示，回归系数分别为0.0736和0.0754，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前文的研究结果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无论是绿色发明专利还是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碳信息披露均显著提升了绿色创新。

表2基准回归结果

表3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2）剔除碳信息未披露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

文章还剔除了碳信息未披露的样本，以重点考察碳信息披露之后，披露水平的高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如表3列(3)所示，显著性水平未发生变化，这意味着碳信息披露的水平越高，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就表现得越为显著。

(3）所有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文章利用解释变量CID滞后一期对绿色技术创新进行回归，将L.CID代入模型(1)进行验证后，结果如表3列(4)所示。其中，L.CID的系数为0.0761，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在排除因果倒置的影响后，文章的结论依然稳健可靠。

(4）控制企业固定效应

在前文的基础上，继续使用控制企业效应的固定应模型进行回归，观察碳信息披露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如表3列(5)所示。碳信息披露(CID)估计系数为0.0378，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假设H1理论预期保持一致，这说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后，文章的研究结论仍然稳健。

(5）工具变量法

残差可能包含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其他因素，导致模型出现遗漏变量问题，也可能会存在绿色技术创新反过来影响碳信息披露的情形，使得模型存在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缓解这一内生性问题。具体而言，第一，选取同行业其他企业的碳信息披露为工具变量，因为同行业其他企业的碳信息披露会影响本企业的碳信息披露，但不会影响本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因而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第二，选取碳信息披露滞后三期数据，同一年度的绿色技术创新可能影响其当年碳信息披露，但不会影响前三期的碳信息披露。回归结果列示于表4，观察第一阶段模型的检验结果，工具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978和0.6030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偏F统计量分别为372.7482和779.3057，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观察第二阶段的检验结果，如表4列(2)和列(4)回归结果，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仍然与文章的理论预期相一致。

表4工具变量法的检验结果

3. 作用机理检验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14]的中介效应检验法，构建模型(3)探讨碳信息披露对中介变量的影响；然后，分析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将中介变量纳入模型(2)，构建模型(4)考察中介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具体如下所示：

上述模型中，M为中介变量，其他变量定义如上文，在模型(1)实证结果成立的基础上，依次检验系数α1、γ2。如果α1、γ2都显著，则继续检验γ1，若γ1系数显著则部分中介效应显著，若γ1系数不显著则完全中介效应显著。如果α1、γ2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需要做Sobel检验。

首先，借鉴孙雪娇等(2019)[15]的研究，采用SA指数的绝对值来衡量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表5汇报了融资约束路径的检验结果。其次，借鉴陈克兢(2019)[16]的研究，采用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的和再除以营业收入衡量代理成本，该值越大代表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越严重，代理成本越高。表5列(3)和列(4)汇报了代理成本路径的检验结果。最后，借鉴牛志伟等(2023)[17]的研究，采用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占总员工人数的比例衡量员工受教育程度。当员工受教育程度较高时，员工技能水平较高。表5列(5)和列(6)汇报了人力资本路径的检验结果，以上结果表明研究假设H1a、H1b、H1c得证。

4. 进一步检验

前文已经考察了碳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否因企业特征、行业差异、外部监督环境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还有待进一步探究。因此，文章分别选取产权性质、行业差异、分析师关注来进一步考察碳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截面差异。

(1）产权性质差异性

在大力倡导履行社会责任、实现“双碳”目标背景下，国有企业需担负更多的社会责任，其面临的环境监管压力明显高于非国有企业。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国有企业节能减排压力远大于非国有企业。因此，文章验证了产权性质对二者关系的调节差异性，结果如表6所示。

(2）行业异质性

不同行业企业的碳减排会存在差异[18]。通常，高碳行业企业的碳排放高于环保友好型企业的碳排放。考虑到行业碳排放差异性企业碳信息披露可能存在差异，也可能导致碳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同。因此，验证了行业差异对二者的调节关系，结果如表6所示。在环保友好型企业分组中，碳信息披露(CID)的回归系数为0.1266，同样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而且回归系数明显大于高碳行业企业分组回归系数，结果表明，环保友好型企业这一组效果更为明显。

(3）分析师关注度差异性

分析师关注度高的企业，其信息更加透明，企业为维护声誉往往更倾向于披露更多的碳信息，向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多的增量信息，因此，验证分析师关注度对二者关系的调节，由表6结果可知，在分析师关注度较高这一组效果更为明显。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如何快速增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高技术效率，减少资源和能源消耗，实现“双碳”目标，是企业、政府及学术界一直关心的热点问题。文章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碳信息披露与绿色技术创新纳入同一研究框架，通过文本分析方法构建碳信息披露指标，采用多元回归模型考察碳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一是碳信息披露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这说明碳信息披露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研究显示，这种促进作用无论是对发明专利还是实用新型专利均显著。二是碳信息披露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代理成本、提升人力资本，进而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三是相对于国有企业、高碳行业企业、低分析师关注度企业，碳信息披露更能提高非国有企业、环保友好型企业、高分析师关注度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

表5中介效应检验

表6异质性检验结果

文章的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对企业而言，由于碳信息披露属于自愿披露的范畴，企业披露碳信息的意愿较弱，文章证实碳信息披露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因而，企业应积极披露碳相关信息，保证披露信息的透明度，避免短期经营行为，披露高质量碳信息。企业也应该重视外部监管环境，结合分析师等外部媒体的舆论导向积极进行传播正面报道，让公众了解企业在碳减排方向的成就，树立绿色发展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对政府政策制定者而言，建议将碳排放信息纳入强制披露范围，积极稳妥、分步推进上市公司的碳信息强制披露要求，清晰明确的披露要求可以帮助上市公司更高效地披露信息，以满足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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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王桂平,宁金辉,李萌.碳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08):3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