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利用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抓住发达国家和港澳台地区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发展成为我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然而这种开放型经济建设也导致东部地区极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并且由于东部地区各城市的经济结构复杂多样、支柱产业各有特色，因此各城市应对历次经济冲击的表现存在显著差异。

目前学术界对区域经济韧性理论内涵的解读主要有两种认知视角，即均衡论视角下的工程韧性（Engineering Resilience）、生态韧性（Ecological resilience），以及演化论视角下的适应韧性（Adaptive resilience)[1,2,3]。由于工程韧性和生态韧性分别假定系统存在单一或多重“均衡状态”[4,5]，将其应用于研究经济系统时存在局限性，因此，适应韧性思想得到了更多学者的认同。学者们通过广泛借鉴广义达尔文主义、路径依赖理论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形成了两种具有浓厚演化经济地理学思想的理论研究范式[6]：一种强调区域经济面对冲击扰动时的抵抗、恢复和适应能力[1]，另一种强调区域开发新增长路径的能力[7]。在实证研究方面，既有定性分析也有定量分析。定性分析以访谈法为主，以地方主导产业或重点企业为切入点[8,9]，重在刻画区域应对经济冲击和实现经济转型的过程。定量分析方法主要包括指标体系法和韧性指数法。其中，指标体系法的优点在于能够把握住冲击之下区域经济抵御、恢复和重构的过程[10,11,12]，从多个维度对经济韧性进行刻画；其不足之处在于指标体系的构建具有很强的主观性。韧性指数法是目前定量分析中的主流方法[1]，其基本思路是通过选择某一核心经济变量面对冲击扰动时的变化，从抵抗力和恢复力两个方面来反映经济韧性[13,14,15,16,17]。

综合来看，现有的实证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第一，韧性指数法作为当前定量测度区域经济韧性的主流方法，容易忽视冲击之下区域经济重构的过程。区域经济的重构可以理解为冲击之下区域通过重组内部资源、调整经济结构以适应发展环境变化的能力[1]。演化视角下的适应韧性理论认为，外部冲击可能导致区域经济出现结构和功能上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可能影响该区域对外部冲击的应对能力。可见，区域经济重构的过程与区域应对经济冲击的能力具有密切的联系，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分析。第二，国内的实证研究侧重于老工业基地、资源型城市等经济衰退特征明显的地区，而对我国东部地区城市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研究相对较少，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依然突出，在推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以及转换增长动力的过程中，还需要依靠东部地区继续发挥引领作用。这就对东部地区经济运行的抗风险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迫切需要对东部地区经济韧性的形成和演化过程进行深入剖析。基于此，本文以我国东部地区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基本研究单元，从抵抗力和恢复力两个维度对1992—2019年东部地区各城市的经济韧性进行系统测度，以区域分异的视角着重比较北方城市与南方城市经济韧性的差异，并对冲击之下城市经济的重构能力进行进一步探讨，以丰富我国区域经济韧性的实证研究。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研究方法

1.1.1城市经济韧性的测度

本文借鉴Martin和Gardiner(2019)[13]的方法，从抵抗能力和恢复能力这两个维度来测度东部地区各城市的经济韧性。其中，抵抗能力指区域或城市面对经济冲击时抵御经济衰退的能力；恢复能力指区域或城市从经济冲击中恢复的程度和速度。在测度方法上，先将整个东部地区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真实表现作为参考基准，推算每个城市的预期经济增量；再将城市实际经济增量与预期经济增量进行比较，从而计算得出抵抗力指数和恢复力指数。

城市预期经济增量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Yi)预期为城市i预期GDP增量；Yit为城市i在t时间的实际GDP总量；Yrt与Yrt+k为东部地区r在时间t、t+k的实际GDP总量。

抵抗力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RESISi为城市i的抵抗力指数；∆Yi抵抗为城市i在抵抗期内的实际GDP增量；(∆Yi抵抗)预期为城市i在抵抗期内的预期GDP增量。抵抗力指数大于0，表明城市在应对外部冲击时的抵抗能力高于东部地区整体水平；抵抗力指数小于0，表明城市在应对外部冲击时的抵抗能力低于东部地区整体水平。

恢复力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RECOVi为城市i的恢复力指数；∆Yi恢复为城市i在恢复期内的实际GDP增量；(∆Yi恢复)预期为城市i在恢复期内的预期GDP增量。恢复力指数大于0，表明冲击之后城市经济恢复能力高于东部地区整体水平；恢复力指数小于0，表明冲击之后城市经济恢复能力低于东部地区整体水平。

1.1.2城市经济重构能力的测度

城市经济的重构必然涉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本文在测度冲击之下各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幅度的基础上，用产业结构调整幅度相对于GDP增长率的弹性系数来反映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此表征城市的经济重构能力。对城市经济重构能力的测度主要分为两步。

第一步是采用Moore结构变动指数来反映冲击之下产业结构的调整[18]。这一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将地区产业分为n个部门，从而构成一组n维向量，通过比较相邻两时期两组向量之间的夹角来反映产业结构调整幅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Wi,t为城市i产业在t时期的产值占GDP的比重，Wi,t-1为城市i产业在t-1时期的产值占GDP的比重。ω为相邻两时期两组向量之间的夹角，ω越大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幅度越大。

第二步是在测得产业结构调整幅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测算各城市的经济重构能力，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RENEWi为城市i的经济重构能力指数，为城市i在经济周期内的GDP年平均增长率（取算数平均值）；为城市i在经济周期内产业结构的平均调整幅度（取算数平均值）。

1.2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地区划分标准来划定的东部地区范围，具体包含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共10个省份，截至2019年共包含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最终选取了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并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划分北方城市和南方城市。由于盐城、淮安和宿迁处在秦岭—淮河线上，通过比较三个城市分界线两侧的土地面积，将宿迁划为北方城市，淮安和盐城划为南方城市，最终划定结果包含32个北方城市和53个南方城市。研究区间为1992—2019年。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1993—202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相关城市的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同时，各城市GDP总额以1990年为基期进行了平减。

2、东部地区城市经济韧性的测度及比较

2.1经济波动周期的划分

目前关于区域经济韧性的研究中普遍以宏观经济冲击所引发的国家或地区GDP增速、就业率等经济指标的周期性波动作为经济周期的划分依据[14,19]，并且在每个经济周期内进一步划分出抵抗期和恢复期。这一做法的目的在于明确一个参考状态，以此来衡量城市经济系统对冲击的抵抗、恢复程度。

从图1中可以看到，自1990年以来我国GDP增速共经历了两次较大幅度的回落。第一次大幅回落出现在1992—1999年，当时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期，通货膨胀率持续上升；中央为抑制经济过热问题，自1993年起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性货币政策，使得经济增长率开始逐年回落；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我国GDP增速进一步下降。进入2000年以后，我国经济进入一段高速增长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我国GDP增速再次出现大幅回落，2010年后经济增速开始趋于平稳。据此，本文划定出1992—2007年和2008—2019年两个经济周期。在第一个经济周期内，由于1992—1999年我国GDP增速明显下滑，而1999年后GDP增速又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因此，将1992—1999年和1999—2007年分别作为第一个经济周期内的抵抗期和恢复期。在第二个经济周期内，将2008—2010年和2010—2019年分别作为第二个经济周期内的抵抗期和恢复期。

图1 1990—2018年我国GDP同比增速变化 

2.2东部地区城市经济韧性的分析

2.2.1东部地区城市经济韧性的时间演变特征分析

图2反映了东部地区城市在两个经济周期内冲击抵抗能力和经济恢复能力的变化。在两个经济周期中，都包含少量具有较强冲击抵抗能力和经济恢复能力的高韧性城市（位于第一象限）。具体来看，在第一个周期内高韧性城市总计有16个，占比仅为19%；第二个周期内高韧性城市增加至29个，占比为34%。除高韧性城市之外，还有一些城市在两个周期内仅表现出了较强的冲击抵抗能力（位于第四象限）或经济恢复能力（位于第二象限）。这两类城市在第一个周期内的数量均为18个，占比各为21%；在第二个周期内，仅具有较强冲击抵抗能力的城市数量增加至19个，占比为22%，而仅具有较强经济恢复能力的城市大幅减少至8个，占比为9%。同时，在两个周期内还包含大量经济韧性较差的城市（位于第三象限），在第一个周期内，此类低韧性城市总计有33个，占比为39%；在第二个周期内此类城市减少至29个，占比为34%。另外，在第一个周期内东部地区抵抗力指数与恢复力指数的均值分别为0.001、-0.022，而在第二个周期内分别上升至0.035、0.021。综合来看，在第二个周期内东部地区的冲击抵抗能力与经济恢复能力与第一个周期相比明显增强，可见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本地区经济韧性的提升。

图2城市抵抗力指数与恢复力指数散点图 

在第一个周期内北方城市中抵抗力指数均值与恢复力指数均值分别为-0.091、-0.037；北方城市中仅有4个高韧性城市，占比为13%，低韧性城市有11个，占比为34%，其余城市仅表现出了较强的冲击抵抗能力或经济恢复能力。南方城市的抵抗力指数与恢复力指数均值分别为0.053、-0.015;高韧性城市共计有12个，占比为23%；低韧性城市共计有22个，占比为42%。在第二个周期内，北方城市的抵抗力指数与恢复力指数均值分别上升至0.032、-0.018，高韧性城市和低韧性城市数量均有增加；其中高韧性城市增加至9个，占比为28%，低韧性城市增加至12个，占比为38%。南方城市的抵抗力指数均值下降至0.037，恢复力指数上升至0.044；高韧性城市增加至20个，占比为38%，低韧性城市则减少至17个，占比为32%。相较而言，南方城市在两个周期内都表现出了更强的经济韧性，在第一个周期内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冲击抵抗能力方面，在对外开放政策的引导下，一些南方城市塑造了较强的冲击抵抗能力；而在第二个周期内，这种优势更多体现在经济恢复能力上，部分南方城市依靠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大力发展服务型经济，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有效拉动了经济快速恢复。

为了更加客观地反映东部地区经济韧性的地区差异，本文对各城市抵抗力指数与恢复力指数进行了归一化处理，并分别计算了两项指标的泰尔指数（见表1）。

表1两个周期内抵抗力指数与恢复力指数的泰尔指数及其分解

结果表明，在第一个周期内各城市抵抗力指数与恢复力指数的泰尔指数分别为0.1139、0.1052，各城市在冲击抵抗能力方面的差异要比在经济恢复能力方面的差异更大。在第二个周期内，抵抗力指数的泰尔指数下降至0.0838，各城市冲击抵抗能力的地区差异有所缩小；而恢复力指数的泰尔指数则上升至0.1511，各城市经济恢复力的地区差异进一步扩大，并且大幅超过各城市在冲击抵抗力方面的差异。东部地区各城市经济韧性的总体差距主要是由南、北方两组城市的组内差距贡献的。组间差异方面，在第一个周期内南、北方两组城市在冲击抵抗力与经济恢复力上的组间差异分别为0.0042,0.0004，两组城市在冲击抵抗力上的组间差异更大；在第二个周期内，南、北方两组城市在冲击抵抗力上的组间差异明显缩小，但经济恢复力的组间差异大幅扩大。组内差异方面，在两个周期内南、北方两组城市抵抗力指数的泰尔指数由0.0271、0.0826分别下降至0.0202、0.0634，恢复力指数的泰尔指数由0.0247、0.0801分别上升至0.0437、0.1000。可见这两组城市在冲击抵抗力方面的组内差异明显缩小，但经济恢复力的组内差异明显扩大。对比来看，无论是在冲击抵抗力方面还是经济恢复力方面，南方城市都表现出了更大的组内差异。

此外，从两个经济周期内各城市冲击抵抗力和经济恢复力的关系来看（见表2），在第一个周期内东部地区各城市的冲击抵抗力与经济恢复力之间相关性并不显著。在第二个周期内，冲击抵抗力与经济恢复力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相关性系数为0.517，表明对经济冲击有较强抵抗能力的城市往往能更快地从经济冲击中恢复；在南、北方两个分组内，二者同样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在对第一个周期内的经济恢复力与第二个周期内的冲击抵抗力的相关性分析中可以发现，尽管在整个东部地区内二者未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但在南、北方两组城市中二者表现出了显著的相关性，且作用方向相反。在北方城市中，二者正相关，在南方城市中，二者负相关。由此可见，城市经济韧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变，故城市抵抗经济冲击的能力与从冲击中恢复的能力之间并非具有一个稳定的关系。

表2抵抗力指数与恢复力指数的相关性系数
注：N表示北方城市，S表示南方城市；***、**分别表示在1%、5%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2.2.2东部地区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格局分析

根据抵抗力指数与恢复力指数的测算结果，按照表3中城市经济韧性类型的划分标准，本文将东部地区城市划分为H-H型、H-L型、L-H型以及L-L型，并借助Arc GIS软件进行可视化表达。

表3城市经济韧性类型的划分标准 

注：Res为城市抵抗力指数，Rec为城市恢复力指数。

由图3可知，在第一个经济周期内H-H型城市（即高韧性城市）数量较少，主要集中在鲁中—鲁南一线以及珠三角地区，此外，还包括无锡、杭州和宁波等一些江浙的城市。L-L型城市（即低韧性城市）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块状集聚特征，主要包括河北北部、江苏北部和东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和西部等地，均为区域内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自身经济基础较差，缺乏优势产业的支撑，经济韧性偏低；北京和上海的经济韧性同样较差。H-L型城市集中于河北南部和东南沿海一带，此类城市虽然冲击抵抗力较强，但在后续经济恢复过程中都面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L-H型城市主要分布在鲁西南、胶东半岛、江苏南部、浙江南部以及天津、河源和珠海等地。

图3两个经济周期内东部地区城市经济韧性类型的空间分布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6)1579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在第二个经济周期内，H-H型城市数量明显增多，江苏和福建成为高韧性城市集聚中心，山东中部地区依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经济韧性。在L-L型城市的空间分布上，河北北部以及广东北部仍为L-L型城市集聚区，经济韧性较低；河北南部的L-L型城市范围进一步扩大；浙江多数城市经济韧性类型转变为L-L型，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较为严重。河北中部、山东中部及南部地区成为H-L型城市集聚区，展现出了较强的冲击抵抗力；考虑到这一地区重工业较为集中，因此可能与金融危机在短期内对重工业的冲击较小有关。此外，衡水、杭州、厦门、东莞等7个城市为L-H型城市。

2.3东部地区城市经济重构能力分析

2.3.1东部地区城市经济重构能力的时间演变特征分析

从下页表4中可以看到，在第一个周期内东部地区经济重构能力指数的均值为5.10，在第二个周期内降至3.84，表明东部地区各城市的经济重构能力在两个周期内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在两个周期内经济重构能力指数超过均值的城市由36个增至37个。在北方和南方两组城市中，城市经济重构能力的下降趋势同样明显，北方城市的经济重构能力指数均值由4.75下降至3.12，南方城市由5.31下降至4.27。对比南、北两组城市来看，在两个周期内南方城市经济重构能力指数的均值均高于北方城市；同时，在两个周期内经济重构能力指数超过均值的城市中，南方城市的绝对数量始终高于北方城市，且在第二个周期内差距进一步扩大。可见在两个周期内南方城市均表现出了更强的经济重构能力。

表4东部地区城市经济重构能力指数的测算结果   
借助泰尔指数，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东部地区城市经济重构能力的地区差异。从表5结果来看，在两个周期内东部地区经济重构能力指数的泰尔指数由0.077上升至0.104，表明东部地区城市经济重构能力的地区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在第一个周期中，组内差异在总体差异中的占比为98.7%；在第二个周期中，组内差异在总体差异中的占比仍然高达89.4%，可见在两个周期内组内差异是影响总体差异的关键因素。对比两个周期内北方与南方城市的泰尔指数发现，在第一个周期内南方城市的泰尔指数更高，表明在第一个周期内南方城市间经济重构能力的差距更大；在第二个周期内，南方城市的泰尔指数有所下降，而北方城市的泰尔指数大幅提高并且超过了南方城市，表明在第二个周期内北方城市间经济重构能力的差距更大。

表5东部地区城市经济重构能力指数的泰尔指数及其分解  

2.3.2东部地区城市经济重构能力的空间格局分析

从东部地区城市经济重构能力的空间分布来看（见图4），在第一个周期内经济重构能力指数相对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于环渤海、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这些地区目前都已成长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经济重构能力指数较低的城市集中分布在河北北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和南部地区。而第二个周期内，经济重构能力指数较高的城市主要包括江苏南部、福建东部和北京等地，而经济重构能力指数较低的城市多集中在河北、山东以及广东南部。由此可见，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北方城市尤其是环渤海重工业密集带普遍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一方面，现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不足，经济增长逐渐乏力；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新动能还需要培育，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有限。

2.4城市经济韧性与经济重构能力的关系分析

结合图3和图4来看，低韧性城市（L-L型城市）与经济重构能力较差的城市在空间分布上相对一致，二者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本文对东部地区城市冲击抵抗能力、经济恢复能力与经济重构能力的关系进行了相关性分析（见表6）。

首先，东部地区的冲击抵抗能力与经济重构能力仅在第一个周期内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在北方城市中二者的关系并不显著，但在南方城市中二者始终保持着显著的正相关性。

图4两个周期内东部地区城市经济重构能力的空间分布 

表6城市经济韧性与城市经济重构能力的相关性分析 

注：*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

其次，在两个周期内东部地区城市的经济恢复能力与经济重构能力之间均表现出一种积极关系，且相关系数有所上升，表明城市的经济重构能力越强，城市经济恢复速度越快。在南方城市中二者的正相关性更加显著，而在北方城市中，二者的关系并不显著。

此外，在第一个周期内城市的经济重构能力与第二个周期内城市的冲击抵抗能力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233，表明在第一个周期内经济重构能力越强的城市，在第二个周期内的冲击抵抗能力越弱。在南方城市中这一趋势更加明显，但在北方城市中二者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现象可能与南方城市与北方城市不同的经济特点有较大关系。在对外开放的政策推动下，南方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目标导向，这种经济特点也导致其易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北方地区长期以来基于资源禀赋和国家工业布局，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地方政府财政补贴的支持减轻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同时这也表明，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对于经济韧性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

综合来看，虽然东部地区的城市经济韧性有所提高，但城市的经济重构能力明显下降，二者呈现相反的变动趋势，这可能与当前东部地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有较大关系。当前，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经济韧性必然随着发展质量的提升而提高。但从长远来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然要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重大调整，淘汰一批落后产能，因此，可能会导致城市的经济重构能力出现阶段性下降。

3、结论

本文在划分经济周期的基础上，对1992—2019年东部地区85个城市的经济韧性进行了系统测度和比较分析，研究结论如下：

(1）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带动了经济韧性的增强，但地区差距依然显著。在南、北两组城市经济韧性的比较中，南方城市在两个周期内都表现出了更强的经济韧性，在第一个周期内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冲击抵抗能力上，在第二个周期内主要体现在经济恢复能力上。

(2）东部地区各城市的冲击抵抗能力和经济恢复能力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二者仅在第二个周期内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同时，在第一个周期内的经济恢复能力与第二个周期内的冲击抵抗能力在南、北方两组城市之间表现出相反的相关性。在北方城市中二者正相关，在南方城市中二者负相关。

(3）在两个周期内东部地区城市经济韧性类型的变动较为普遍。第一个周期内高韧性城市主要集中在鲁中—鲁南一线及珠三角地区，低韧性城市主要集中在河北北部、江苏北部和东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和西部等地；第二个周期内高韧性城市主要集中在江苏和福建，低韧性城市主要集中在浙江、河北北部和南部、广东北部等地。

(4）东部地区各城市的经济重构能力在两个周期内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在两个周期内南方城市均表现出比北方城市更强的经济重构能力。泰尔指数的测算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城市经济重构能力的地区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其中，组内差异是影响整体差异的关键因素。

(5）城市的经济韧性与城市的经济重构能力联系密切。具体来说，东部地区各城市的冲击抵抗能力与经济重构能力仅在第一个周期内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北方城市中二者的相关性在两个周期内都不显著，在南方城市中二者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两个周期内东部地区城市的经济恢复能力与经济重构能力之间均表现出一种积极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在北方城市中并不显著；在第一个周期内城市的经济重构能力与第二个周期内城市的冲击抵抗能力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南方城市中这一趋势更加明显，但在北方城市中二者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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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栾浩,张强,张晓青.基于两个经济周期的东部地区城市经济韧性测度及比较[J].统计与决策,2023,39(10):111-116.DOI:10.13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