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辽代王仲兴墓志已有专文予以考订,但题中仍不乏剩义。一是比照墓志图片对墓志录文加以校补;二是进一步考证志主王仲兴的仕官履历,兼及其个人修养与家族仕进情况;三是通过勾稽辽金时期的相关墓志,探讨墓志撰者杨丘文的个人经历及其家族兴衰变迁。
2016年1月,辽宁省朝阳县公安局破获了一起盗掘古墓案,收缴了一方辽代墓志,并移交给朝阳县博物馆。这方墓志就是辽代王仲兴墓志。此墓志出土于该县西营子乡姜杖子村海子沟屯后山的一座被盗掘的辽墓中。墓志汉文,合计约792字。张振军在《辽金历史与考古》第8辑发表了《辽宁朝阳县发现辽代〈王仲兴墓志〉》一文(以下简称“张文”),对墓志进行了考释,文章对墓志所涉相关地望、志主的家世、生平及墓志撰者等做了分析(1)1,使学界能够深入了解到相关人物和史实。通过读解考释文及墓志,笔者认为,对于这方墓志还有再探讨的必要,故草文予以讨论。
一、墓志录文校补
“张文”虽然对墓志文进行了释读,但由于原石字迹漫漶或是拓片制作不精等原因,墓志录文还存在误录、少录墓志文字等问题,故仍有做进一步校补的必要。现笔者对照墓志高清图片,并参考“张文”录文逐字比勘,重新以简体字录出,异体字改正,同时也做句读,以方便下一步释读研究之用。录文如下:
大辽故朝散大夫、守秘书少监、侍御史知杂、兼权堂后官、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赐紫金鱼袋王公墓志铭并序。
朝请大夫、守鸿胪少卿、知秘书少监、充史馆修撰、应奉阁下文字、赐紫金鱼袋杨丘文撰。
故雄武军节度白霫王公有三子,皆自髻丱善辞□□名京师。既冠而后,相踵蹑高等。已而从政,以贞果为时能吏。故闬中士大夫家□教戒其子弟,必指以为比。其长曰仲渊,少府少监、知黔州军州事,早世。季曰仲华,枢密吏房承旨、太仆少卿。君讳仲兴,即中子也。幼敏秀,同昆弟授学雄武公,切摩以就业。二十有五举进士甲科。授太子洗马,调。。、。。秘书省著作郎,历尚书刑部员外郎、都官、兵部、吏部郎中、厅户二曹主事。迁将作少监,出为武定军节度副使。未几,进少府少监、入知详覆院事,拜秘书少监。再岁,兼勾当随驾礼信,徙御史知杂。大安六年冬,诏假堂后官。明年秋,以疾卒,时年四十有六。士友闻之,莫不相吊。乾统二年九月日葬于栁城南隅之先茔,以夫人(刘)氏祔。祖讳保德,时迍不仕。祖母张氏,追封清河郡太夫人。考讳育,即雄武公也。纯德宿学,为世宗老。妣封天水郡太夫人。慈爱纯静,有寿孝。君为□□□寡嗜好,笃性孝悌,嗃嗃据正,人不能以私扰。其临事必委曲用智,以尽方略,故□治办。在枢密掾局凡□数年,而五曹会要靡不练达,然尤工吏曹事。诸文武最殿、国朝典礼轻重之比,苟在簿有亡脱者,必悉质其可否,于今人服其能。前后两娶皆金原刘氏之女,以荫封彭城县君。刘氏一门三节为世著族。子男三人,长曰冲,业进士。次爱孙、九孙,尚幼。女八仙,未娉。承旨君与仆有素,故属以铭曰:
人苟有伎,放于诡僻。厥行惇固,□于怀迫。有趋有违,咸蔽于一。贞哉惟君,蜕若雨释。矫矫自立,任性之实。权事委折,惟义之适。气不尔污,迹不我溺。弱工于文,惟志有获。长核吏事,俾有理翼。章章厥声,靡徒克轶。方扩其畜,沛虖有格。天如其为,其仆我亟。鸿骞于颷,遽锻彼翮。师师贞人,既瞰乃尽。天其胡心,弗畀一敕。生不有年,殁且有息。繄季克仁,亦君罔惕。丰山之阳,厥气孔泽。有枞有杉,乃君攸宅。乃昆斯同,考妣之域。婉彼良偶,亦祔之穸。神固有知,匪其孔怿。辰良壤夷,后人之吉。
乾统二年岁次壬午九月癸未朔二十七日己酉之辰癸时记。侄,进士庸书,孟师亮刻。
二、王仲兴的历官使职与本官分析
据墓志记载,王仲兴卒于辽道宗大安七年(1091年),享年46岁。古人年龄皆以虚岁计,可知其生于辽兴宗重熙十五年(1046年)。王仲兴在25岁这年考中进士,时约道宗咸雍六年(1070年),从此走上仕途。下面对王仲兴历官中的使职与本官进行简要分析。
先简要说明一下,辽代官员的本官和使职官称及二者关系。本官即是辽官员本身所具备的官资,文官以唐制中的省部监司等官称来作为本官;武官方面,以唐、五代的“武资”及阶官化了的节度使类官称来作武官、武职的“本官”(2)2。使职就是官员所任的实际职务,即实职。在辽代,官员一般以本官出任使职,必例带本官衔。相对来看,辽朝官员本官很重要,其他如检校官、阶、勋可称为“虚衔”。辽官员与唐朝士人在为官观念上多有相似之处,比如,不以本官高低为意,而更重视使职的繁剧轻重,所以,分析辽朝官员的官称结衔时,应特别关注相关人物的相关时段的使职变化。下面,就王仲兴这一个案进行分析(因王仲兴为文官,即以唐制分析其本官的品级)。
1.太子洗马、高州观察判官
墓志记载,王仲兴二十有五举进士甲科。授太子洗马,调高州观察判官。在此,王仲兴好像中进士甲科后,直接就被授官“太子洗马”这一五品高官了(3)3。其实,揆于当时事理,察于其家世,这种初授官即达如此高级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王仲兴身份既不是帝族,又不是后族,也不是幼养宫中的特殊人物。按照辽代人科举中第后授官规律,一般情况是解褐之初,多是被授予校书郎、正字及著作佐郎(从六品至九品之间)一类的低级文官(4)4,可以肯定地说,志文略去了王仲兴的本官从初仕到五品转迁这一段经历。王仲兴本官为太子洗马,此时对应的使职是高州观察判官。
辽代在节度使下设节度判官,在观察使下设观察判官,在刺史下设军事判官,职责约与唐制同。观察判官对于两税征科、详断刑狱、官吏考课都负有监察职责(5)5。观察判官在辽朝监察制度体系中作用非常重要(6)6。高州,属中京,观察州(7)7,治所为今地内蒙古赤峰市郊区太平地乡兴隆坡村土城子自然村(8)8。
2.入枢密府为掾史。迁太子中允……历尚书刑部员外郎、都官、兵部、吏部郎中、厅户二曹主事
王仲兴在任高州判官后,回到朝廷枢密府任“掾史”,即于枢密院任掾史。正如“张文”所考,掾史是枢密府(院)属官之一。虽是枢密院的低级官吏,但毕竟是在紧要部门做事,位卑权重。此后其即被外放,本官由从五品下的太子洗马转为正五品下的太子中允(9)9,以此本官外任文安县知事。文安县,辽史缺载,余蔚认为,辽之文安县即石晋文安县,辽太宗天显十一年(936年)割入辽,属莫州,治所在今河北文安县(10)10。令人不解的是,宋亦有文安县,属霸州,原也是莫州辖县。据《宋史》记载:“霸州,中,防御。本唐幽州永清县地,后置益津关。周置霸州,以莫之文安、瀛州之大城来属。”(11)11莫州,天显十一年被石敬瑭割予辽朝,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复为后周所占,或许辽之文安县为徙民侨置。王仲兴自知县任后再回任枢密院掾史。再次回任枢密院属员后,王仲兴的本官先转迁为秘书省著作郎,从五品上(12)12,后本官历尚书刑部员外郎、(刑部)都官(郎中)、兵部(郎中)、吏部郎中。吏部郎中为正五品上(13)13,可以看出此阶段其本官的转迁不是很快。在此前后的时段,在使职上王仲兴又曾先后任枢密厅房和户房主事。厅、户二曹主事一职不见《辽史·百官志》。《三朝北盟会编》载,辽“分置南面汉官左右相、参知政事、枢密院直学士主治汉事、州县。中书、门下共一省,兼礼部。有堂后主事守(当)官各一员。尚书省并入枢密院,有副都承旨,吏房、兵房、刑房承旨,户房,厅房即工部也,主事各一员”(14)14。辽不设尚书省,其职权并入枢密院。在枢密院中设吏房、兵刑房、户房、厅房(工部)等行使尚书省的职责(15)15。王仲兴所任厅、户二曹主事,即指此机构的基层官员。
3.迁将作少监,出为武定军节度副使
接续上节的厅、户二曹主事使职,王仲兴又被外放。此次的使职为武定军节度副使,其本官为将作少监。将作少监为从四品下(16)16,显然已较上阶段高了一阶。其以此本官出任使职为“武定军节度副使”。辽武定军是奉圣州的军号,治所为今河北省涿鹿县(17)17。武定军是上节度(18)18,相对的节度副使地位也要高一些,但王仲兴毕竟是节度使的副官,其职责为协助节度使理政。
4.进少府少监、入知详覆院事,拜秘书少监
王仲兴自节度副使任后再回朝廷,任知详覆院事,其本官为少府少监。少府少监为从四品下(19)16。在使职方面,转任到了更重要的职位———知详覆院事。关于辽代详覆院的问题,已有学者论述(20)19,今将其大概录如下,供参考。
王仲兴墓志出现的详覆院,在辽墓志资料中还有两处见载,如耶律延□墓志,撰者周白在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时,以本官中书舍人任兼知详覆院事(21)20;另一次出现在王泽墓志中,其记载志主出任此职时间在辽兴宗重熙七年至十四年间(22)21。王仲兴墓志记述志主于大安六年(1090年)前数年出任此职。《辽史》记载有详覆院信息,即开泰七年(1018年)冬“十一月壬戌,以吕德懋知吏部尚书,杨又玄知详覆院”(23)22,说明这个机构设置不晚于辽圣宗开泰七年。
详覆,是针对某类刑罚判定的再次审核。在唐代,“凡决死刑由有中书门下详覆”(24)23。宋朝,“国初,以刑部覆大辟案。淳化二年增置审刑院”(25)11,即宋初详覆之权责归由刑部,后专设审刑院掌详覆,元丰改制后又罢归刑部。辽朝的详覆院应与宋朝后来的刑部详覆司性质相同,其职掌可推测为负责对重大刑案的审核。
王仲兴在知详覆院事的使职任上,其本官迁转至秘书少监。秘书少监为从四品上,较上一节本官少府少监(从四品下)高一阶。
5.兼勾当随驾礼信,徙御史知杂
两年后,王仲兴转任勾当随驾礼信使,此使职为碑刻中罕见,史料价值很大。从官名上看,王仲兴出任的这个职务,是跟随皇帝行营行动负责礼仪、接待等项工作的。后转任御史知杂,即侍御史知杂事,此职为侍御史所在台院之主管内部事务的长官,辽代墓志中所载实例颇多(26)24。
6.诏假堂后官
大安六年(1090年),王仲兴任中书省的堂后官(27)15,大安七年(1091年)秋,因病去世。
三、王仲兴的个人修养与后事
王仲兴的个人学识无疑很高,在具体职任中,由于他博闻强识,熟于案牍,精于文案,熟知典章制度、俗规及办事程序,办事能力很强。墓志记述其“其临事必委曲用智,以尽方略,故□治办。在枢密掾局凡□数年,而五曹会要靡不练达,然尤工吏曹事。诸文武最殿、国朝典礼轻重之比,苟在簿有亡脱者,必悉质其可否,于今人服其能”似是实情。此处的“五曹”,即指枢密院吏、户、兵刑、厅(工)等五房。王仲兴对于工、吏曹事尤其精通,其在文武官员考核标准、档次、升迁次序(诸文武最殿),以及国朝重大典礼程序方面都记忆清晰,拿捏得当。即使档案缺失(亡脱者),如遇查实不明的,都要找王仲兴来讨说法。王仲兴往往能够处理得合情合理,这一能力被当时官吏所佩服。另外,王仲兴颇有心计,顾全大局(委曲用智,以尽方略),许多难事经他手经办都能处理圆满(故言“□治办”云云)。
依墓志记载,王仲兴故于辽道宗大安七年(1091年)秋,奇怪的是,到了天祚帝乾统二年(1102年)九月,才葬于柳城南隅之先茔,其间相差12年之久,志文中也没交代权葬之事。
四、王仲兴家族的家学教育与家族成员的仕进
“雄武军节度白霫王公有三子,皆自髻丱善辞□□名京师。既冠而后,相踵蹑高等。已而从政,以贞果为时能吏。故闬中士大夫家□教戒其子弟,必指以为比。其长曰仲渊,少府少监、知黔州军州事,早世。季曰仲华,枢密吏房承旨、太仆少卿。君讳仲兴,即中子也。幼敏秀,同昆弟授学(于)雄武公,切摩以就业。”墓志的这一记述,说明王仲兴家族儒学修养较高。其父王育“纯德宿学,为世宗老”,曾官至雄武军节度使(王仲兴墓志里以雄武公代指)。王仲兴兄弟三人均从其修学,且都事业有成。这一信息再次反映了辽朝汉族家庭家学教育的情况(28)4。王育家三子均自童年起即受“庭训”,长成后,前后相继“蹑高等”。王仲渊本官为少府少监(从四品下)(29)16,使职为知黔州军州事(知州);王仲华本官为太仆少卿(从四品下)(30)16,使职为枢密院吏房承旨(吏房承旨,为吏房的主要负责人),从这两人职官上看,极有可能都是通过科举考试中进士后从政为官的。说明庭训家教对于家族成员的仕进助力很大。
另据志文所记,墓志书丹者,王仲兴侄王庸也是进士;王仲兴的长子王冲,正“业进士”(备进士考试)。由此看来,这一家族堪称书香门第。
五、墓志撰者杨丘文事迹述略
本篇墓志撰者杨丘文,辽史无传,《全辽文》《辽金元教育论著选》《辽代石刻文编》《辽代石刻文续编》《关山辽墓》《辽金科举研究》及“张文”对其都有提及,大致认为杨丘文为辽天祚帝时人,进士出身,有文名(31)25。这均显简略。据笔者所见,杨丘文所撰碑文目前仍存5篇,分别是王仲兴墓志(乾统二年,1102年)、柳溪玄心寺洙公壁记(乾统三年,1103年)、梁国太妃墓志铭(乾统六年,1106年)、梁援妻张氏墓志(乾统七年,1107年)、萧孝资墓志(乾统九年,1109年)。需特别注意的是,1987年,在今北京房山区石楼村发现的杨瀛神道碑(32)26为我们深入了解杨丘文及其家族提供了新的材料。笔者试据上述文献留下的蛛丝马迹,对杨丘文的家族、仕宦经历加以勾勒。
(一)杨丘文的家族
据杨瀛神道碑记载,杨瀛先祖“及五代之初,始籍真定藳城,□□者实公之九代祖也,后唐清泰中,授银青光禄大夫、定州兵马指挥使。晋少帝入辽,迁而北之,遂赐田□于兴城,仍世袭临海军节度副使。昆季三人,辽忌其枝叶浸大,分置临潢、平卢、辽东。公,临潢之胤也。高祖□福,曾祖永,赐朝列大夫。朝列三子皆业进士,尝曰:吾家久衰,是三子者必能复大吾门。乃目亦黄金三柱,时号□□台。伯讳丘文,乾文阁直学士、中书舍人,世以紫微称之。仲讳丘行,通奉大夫、太子左卫率府率。季讳丘忠,正□□大秘书少监”(33)26。据此可知,杨丘文祖上为真定藳城人氏,晋少帝时随迁入辽,仍世袭临海军节度副使之职,应是稍逊于韩刘马赵的入辽汉人士族。辽帝将杨氏一族迁离故乡,分置辽朝内境的做法,也是辽代统治者对待燕地汉人士族的惯用手段。杨丘文一支被遣往临潢,这在萧孝资墓志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其墓志云:“仆与公乡人也,素辱公厚,又与其诸弟善,故托之文。”(34)27可知杨丘文为萧孝资撰写墓志,既是出于私交,也是因为乡谊。
杨丘文父亲为朝列大夫,或是墓志撰者之误。朝列大夫,金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年)始置,为从五品下文散官(35)28,不当是杨永的赐官,这或许是撰者以金制比附辽制的原因,杨永在辽可能为朝散大夫,但从此也能看出,在辽帝离散杨氏家族后,杨丘文一系背井离乡,家势不振。故杨丘文兄弟三人并不能倚借祖荫,转而以科名入仕,完成了从世家旧族到科第新贵的转变。
(二)杨丘文的仕宦经历
前揭杨丘文所留下5篇碑文除柳溪玄心寺洙公壁记仅题其名、未述官职外,其他4篇皆题有杨氏结衔。笔者按墓志撰写时间胪列如下:
王仲兴墓志:朝请大夫、守鸿胪少卿、知秘书少监、充史馆修撰、应奉阁下文字、赐紫金鱼袋。
梁国太妃墓志铭:乾文阁直学士、乾文阁待制。
梁援妻张氏墓志:乾文阁直学士、赐紫金鱼袋。
萧孝资墓志:乾文阁直学士、充史馆修撰。
杨丘文在乾统二年(1102年)所撰王仲兴墓志留下的结衔最为完整,“朝请大夫”,《辽史》不载,据《旧唐书》为从五品上文散阶(36)29。“鸿胪少卿”,据《唐六典》“(鸿胪寺)少卿二人,从四品上”(37)30,当为其本官。秘书少监,唐制从四品上(38)31,史馆修撰,《辽史》有“国史院”,下有史馆修撰之职(39)15,宋制为高等馆阁官,例由两省五品以上官担任(40)32,表明史馆修撰为杨丘文差遣的贴职,也表明了其高级文官的身份。“应奉阁下文字”于史无征,张希清认为,此职是辽代翰林院的属官,与金代的“翰林应奉文字”相同,王滔韬断定其为知制诰的低级形态(41)33,或许是低级文学侍从的职衔。“赐紫金鱼袋”是对杨丘文这一级别文官的固定章服恩荣。
其他三方墓志的结衔记载较简略,综合来看,杨丘文的结衔为乾文阁直学士(乾文阁待制)、充史馆修撰、赐紫金鱼袋。这几篇墓志皆省略了杨丘文的散阶、本官与差遣,仅保留馆阁职与章服,但也可以看出在乾统年间,杨丘文官阶有进一步的提升。如乾统六年(1106年),梁国太妃墓志其自书结衔为“乾文阁直学士、乾文阁待制”,乾文阁为《辽史》仅见的辽室藏书之处(42)34,《百官志》载有“乾文阁学士”一职(43)15。据宋制,诸阁有学士、直学士、待制,皆为文学侍从之官。其中直学士从三品,待制从四品,序迁之制,则由待制升直学士(44)32,而且直学士与待制之名皆是宋代首创,辽代馆阁制度也应是仿宋而立。那么杨丘文不可能既担任乾文阁直学士,又担任乾文阁待制,但其所书梁国太妃墓志又是“奉敕撰”,因而错写结衔也不大可能。或是因为乾统六年处在其由待制升为直学士的时间节点之上,故书两职以备候选,匠人误刻于墓志中而未磨,已不得而知。
尚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萧孝资墓志中有“起复”二字,说明在乾统七年(1107年)之后,杨丘文曾辞官丁忧于家,至乾统九年(1109年)再获起复。据杨瀛神道碑记载:“伯讳丘文,乾文阁直学士、中书舍人,世以紫微称之。”可知乾文阁直学士是杨丘文所任的最高馆职,而中书舍人,当是杨丘文的本官,唐制为正五品上(45)35,品位反而低于鸿胪少卿,于理不合。在宋,元丰新制为正四品(46)32,较为合理。或是因为宋神宗元丰改制,也影响到了辽代后期的官品。
常志浩,王玉亭.辽王仲兴墓志补考——兼论墓志撰者杨丘文事迹[J].北方文物,2020(05):92-97.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辽宁出土辽代墓志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7FZS06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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