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洋性渔业是我国远洋渔业发展之初的主要形式，目前仍是远洋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增加国内水产品供给和促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991-1997年我国远洋渔业快速发展时期，过洋性渔业在印度洋沿海各国也进一步发展[1]。发展至今，印度洋捕捞产量保持增长趋势，是我国过洋性渔业最具开发潜力的海域之一[2]。同时，过洋性渔业是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多方面的涉外行业，而印度洋一些沿海国的政局不稳，如也门战乱等影响着我国过洋性渔业的稳定发展。因此，对印度洋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研究，有利于降低企业入渔风险和损失，确保我国过洋性渔业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国家渔业管理部门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渔业风险评价是对渔业相关活动的风险评价，有助于渔业活动顺利平稳运行，其涉及的因素众多。国内外学者在渔业台风灾害风险评价[3]、金枪鱼渔业的风险评估与管理[4]、基于生态系统的生态风险管理[5]等方面做了一些研究，但是在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方面则基本没有涉及。为此，本文研究印度洋过洋性渔业与风险，结合已构建的入渔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对2009-2018年印度洋14个沿海国家入渔风险进行评价，为印度洋过洋性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一、印度洋国家过洋性渔业与风险概述

（一）渔业自然条件与资源状况

印度洋有着众多属海、海湾和岛屿，其广阔海域为海洋渔业提供了良好自然条件。北部有亚丁湾、阿拉伯海、孟加拉湾，西部海岸线漫长，所含岛屿大部分是大陆岛，如马达加斯加岛、斯里兰卡岛等。此外，寒暖流交汇、上升流机制形成了天然渔场，印度洋北部表层海流随季风变化、夏季受西南季风影响，索马里寒流北上与莫桑比克暖流交汇，印度洋西北部上升流广泛存在使得表层营养丰富[6]，上述良好的自然条件促成了印度洋海域丰富的渔业资源。

印度洋是世界上最具开发潜力的海域之一。据FAO数据统计[7]，自1950年以来，印度洋周边沿海国的海洋捕捞产量呈现增长趋势，从1950年的1.4×106t左右，增长到2017年的1.126×107t（图1）。印度洋各沿海国家的海洋捕捞业分为手工捕捞和工业捕捞[8]，其海洋渔业处在开发上升阶段[9]。

图11950-2017年印度洋沿海各国海洋捕捞总产量趋势图

（二）渔业风险概述

印度洋周边国家渔业资源丰富，同时也存在政局动荡、作业安全等的风险源。

在政治方面，印度洋国家的政局差异较大。（1）中东地区保持战火频仍、局势动荡的主格局，国内冲突、恐怖袭击、政府垮台等影响政局稳定的事件时有发生[10]。其中，印度洋北部的阿拉伯海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如伊朗是中东地区大国，面临着国内外对政局稳定的威胁因素[11]，也门仍处于内战中[12]。而印度洋北部的孟加拉湾周边国家政局整体较稳，如孟加拉国近年来政局较稳，印度长期政局稳定；少数国家政局不稳，如巴基斯坦由于没有形成政治权力移交的体制导致周期性出现军政府和民选政府的权力更迭因而政局不稳[13]。（2）印度洋西部的东非国家政局总体较不稳定，但是坦桑尼亚是东非国家乃至非洲少有的政治稳定国家之一。（3）印度洋各岛国政局相对动荡，如马达加斯加于2009年开始持续了5年的政治危机，斯里兰卡于2009年内战结束，近年国内仍有政治危机[14]。

在经济发展方面，印度洋北部的孟加拉湾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稳定，其他地区经济发展较不稳定。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是孟加拉湾周边国家，以及渔业、旅游业发达的岛国，如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经济波动或下滑的主要是中东和东非国家，如也门、伊朗、莫桑比克等国家，主要原因是政治不稳定、经济结构单一化，受限于自然条件，缺乏区域一体化[15]，没有形成经济共同体等[16]。

在法律与政策方面，印度洋国家渔业立法通常可分为发展取向和可持续取向两类。印度洋西部的东非国家通常是无具体管理目标的发展取向管理（南非和马达加斯加除外），印度洋东部国家一般是可持续取向管理[17]。近年来，受到世界各国对海洋渔业资源的争夺和沿岸国保护渔业资源意识的提升等影响，当地国家对沿岸渔业管理日益严格。例如，莫桑比克从作业类型、渔具渔法等方面对渔业管理进行规定，在2005年和2017年分别大幅度调整法规政策；伊朗从渔具渔法、可捕规格、禁渔期和禁渔区等方面加强渔业管理；巴基斯坦把专属经济区划分为三个区域，并依此对国内外渔船划分捕捞海域界限。

在与我国的外交关系方面，多数印度洋周边国家与我国保持友好密切的伙伴关系。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18]，近年来阿曼、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莫桑比克、南非等国家与我国的合作关系都上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在民众的排外情绪方面，总体较为中立平和，但个别国家排外情绪严重。排外情绪强烈的国家有南非、也门等，例如南非于2015年发生大规模排外骚乱事件，民众排外情绪强烈[19]；受思想观念的限制，也门民众对外国公司的印象是抢夺当地人就业机会、掠夺自然资源[20]。与此相反，有些国家民众与华人关系友好，排外情绪低，例如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有着全天候的传统友谊和全方位的合作关系，对华友好是巴外交政策的基石，中巴友好深入人心；毛里求斯民众对中国友好的基础深厚，诸如传统节日春节、货币头像印着中国人等。

在主权信用风险方面，国家信用评级可为国际投资者提供风险参考[21]。其中，多数印度洋北部国家有信用评级，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曼、斯里兰卡；东非国家及其他岛国无信用评级或评级等级极低。

在外交独立程度方面，多数国家曾是英属殖民地并于上世纪50、60年代独立，能自主外交。少数国家曾是葡属、法属等殖民地，如莫桑比克曾是葡属殖民地，马达加斯加曾是法属殖民地。

在远洋渔业海外基地布局方面，多数印度洋沿海国家为我国远洋海外规划基地，包括伊朗、巴基斯坦、莫桑比克、南非、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斯里兰卡等。同时，我国民营企业在海外渔业基地建设中起重要作用，如福州宏东[22]和山东荣成[23]等民营公司近几年已在坦桑尼亚、莫桑比克、毛里求斯、斯里兰卡等渔业资源状况良好、开发不充分的国家投资建设渔业基地。

在渔业对国民经济发展贡献方面，一些国家的渔业经济占GDP的比重较高，如塞舌尔（20%,2017年）、孟加拉国（3.7%,2017年）、莫桑比克（10%,2017）、坦桑尼亚（2%,2017年）。渔业占GDP比重相对较大且处于上升趋势的国家有莫桑比克、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塞舌尔等。

在渔业资源状况方面，捕捞产量超过1×106t的国家有印度和孟加拉国，其他国家产量均低于1×106t。由于印度洋沿海国家手工渔业和自给性渔业所占比重比较大，因此总体捕捞效率不高，对外海、深水层的渔业资源开发不足。目前，捕捞产量总体处于上升趋势的国家有伊朗、印度、莫桑比克等。

在国内外远洋渔业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方面，印度洋沿海的少数国家与欧洲签有渔业协议，如塞舌尔和毛里求斯与欧盟签订了金枪鱼协议[24]。

在作业海域安全性方面，亚丁湾（也门、阿曼、索马里等）和孟加拉湾（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附近海域海盗事件多发。2008年，联合国授权国际海军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和维持秩序。2016年，北约海军撤出亚丁湾，后续欧盟海军等也相继撤出，安全风险相应增加[25]。孟加拉湾附近的海盗主要是攻击渔船，同时锚地的偷盗、抢劫事件也时有发生。

二、入渔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风险评价结果

（一）入渔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入渔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如下：

1．分析过洋性渔业产业特点。

(1）高投入。燃油费、渔船设备等生产成本高，入渔费等入渔成本逐渐增加，而生产的回报周期较长。（2）高风险。由于产业涉外，过洋性渔业发展和国家外交关系紧密联系，生产经济效益受消费水平高低和汇率波动等影响，高风险特点明显。（3）过洋性渔业发展高度依赖国家发展。工业水平和捕捞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渔船作业范围和捕捞能力大大提升；加工保鲜技术的提高，使得产业链延伸，鱼产品质量提升。

2．制定指标选取原则。

(1）科学性原则。评价指标的选择和设计必须以国家远洋渔业发展规划、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资源状况等为依据，选出有较好稳定性和易获取数据的指标。（2）全面性原则。评价指标应该涵盖过洋性渔业入渔涉及的各方面风险，需从国家和企业等角度综合考量经济、资源和政治等因素，综合全面反映入渔风险。（3）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原则。对可量化的指标采取定量设计，对难量化的指标采取定性设计。

3．在分析过洋性渔业产业特点的基础上，依据全面性、科学性、定量定性结合等原则，对过洋性渔业入渔进行风险识别和指标选取，构建出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体系[26]（表1）。

该体系包含入渔国家、入渔合作基础和合作方式、外部环境三个一级指标，经济稳定性、政局稳定性等14个二级指标，每个二级指标下设一个三级指标，共14个三级指标。

表1入渔风险评价指标

（二）入渔风险评价结果

评价值计算分为以下三步进行：

1．指标评分标准划分。

对三级指标的定性指标进行分级，定量指标划分范围，统一打分标准，第一等级为10分，第二等级为5分，第三等级为1分。依据该标准，得到三级评价值yij。

2．采用专家综合评价法确定指标权重。

专家综合评价法，是综合被研究领域的各界专家的意见，对评价指标打分赋权，得到各级指标的权重值的综合评价方法。通过设计调查问卷，选取大学教授、企业管理者、渔业管理者等多方人员，发放问卷，分别对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重要性打分评价，确定一级指标权重wi和二级指标权重wij。

3．综合风险评价值计算。

由于每个二级指标下设置1个三级指标，因此三级指标与二级指标权重对应相同。综合评价值，由每个三级指标权重wij与三级指标评价值yij相乘，并求和得到：

Z为综合评价值，wij为三级指标权重，yij为三级指标评价值。yij的范围为0-10,wij的范围为0-1,Z的范围为0-10。

也门、阿曼、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南非、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塞舌尔、马尔代夫等14个国家是印度洋周边典型的过洋性渔业国家，其渔业资源丰富。本研究通过收集上述国家近10年（2009-2018年）的各种数据（包括2009-2018年GDP、换届年份、入渔法律变更等，具体数据及来源见表2），基于风险预警理论[27]，计算各年度14个国家的入渔风险平均值，绘制入渔风险年间变化趋势图和风险地理分布图，并对14个国家的入渔风险进行比较。

表2印度洋沿海国入渔风险评价数据

评价表明，14个国家的入渔风险评价值在3-8之间。其中，风险评价值最低的国家为马达加斯加和马尔代夫，评价值在4-6波动（图2）；风险评价值较高的国家为阿曼、印度和伊朗，其评价值分别稳定在6-7、6-7和7-8。风险评价值处于上升趋势的国家有坦桑尼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塞舌尔和斯里兰卡等，风险评价值处于稳定或波动趋势的国家有阿曼、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南非、马绍尔等，风险评价值处于下降趋势的为也门1个国家。

分析认为，近10年来入渔风险主要以较低风险和较高风险为主，高风险和低风险为少数（图3）。由图3所示，出现红、蓝预警信号的国家有：马达加斯加在2009年为高风险红色预警，伊朗在2009-2012年和2016-2018年为低风险蓝色预警。总体上，高风险的国家数量在逐渐降低，2009年为1个，2010-2018年均为0个；较高风险的国家数量略有下降，2009-2013年均为6个，2014-2018年均为5个；较低风险的国家数量略有上升，2009-2013年均为7个，2014-2018年均为8个；低风险的国家数量处在波动状态，2013-2015年均为0个，其他年份为1个。

图22009-2018年印度洋14个沿海国家入渔风险评价值分布图

图32009-2018年印度洋过洋性渔业入渔风险评价分布图

三、讨论与分析

（一）入渔风险变化趋势分析

研究认为，入渔风险逐步降低的国家有坦桑尼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塞舌尔和斯里兰卡。其原因可能有：坦桑尼亚于2018年与中国农业农村部签订渔业备忘录[28]，福州宏东远洋公司于2017年起计划在坦桑尼亚建造渔业基地[29]；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位于“十三五”我国远洋渔业海外基地布局规划国家名单之列，2009年中国水产有限公司收购海外公司，首次入渔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是我国远洋渔业海外基地规划国，当地民众对中国友好，2015年前后，山东荣成投资2亿多美元先后建设了毛里求斯等五大远洋渔业基地；塞舌尔海洋渔业捕捞产量在经历2004-2014年的波动后，于2014年后大幅上升；斯里兰卡于2009年内战结束，是我国远洋渔业海外基地规划国，2014年山东威海在斯里兰卡开工建设远洋渔业基地[30]。

评价认为，入渔风险保持不变或波动的国家有阿曼、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南非、马尔代夫，这些国家主要以印度洋北部国家为主。其原因可能有：阿曼为君主制王国，政局稳定，渔业资源状况良好；伊朗政局较稳，2016年9月农业部韩长赋部长出席中国-伊朗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农业圣战部关于渔业合作谅解备忘录》，同时伊朗为“十三五”我国远洋渔业海外基地布局规划国之一；巴基斯坦为“十三五”我国远洋渔业海外基地布局规划国之一，其渔业资源丰富，与我国渔业公司有合作；印度的渔业资源状况较好，多年以来海洋捕捞产量持续增长，政局稳定；孟加拉国于2007年政局不稳，近年该国社会较为稳定、经济发展迅速，2016年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南非2015年发生排外骚乱，政局于2008年大变动，总体稳定；马尔代夫政局发生多次变动，但总体情况稳定，未出现过大的政治动荡。

评价认为，风险增加的国家只有也门1个国家。这与其2015年开始内战、国内局势动荡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也门地处上升流发达、初级生产力高的亚丁湾海域，其渔业发展潜力比较大。

（二）从地域分析来看，印度洋北部国家的入渔风险总体低于印度洋西南部国家，但印度洋西南部国家的入渔风险总体有下降的趋势

早些年，印度洋北部国家以较低风险（灰色）为主，印度洋西南部国家以较高风险（深灰色）为主。印度洋北部较低风险国家有着渔业资源丰富、政治相对稳定等特征，西南部较高风险国家有着政治相对不稳定、无主权信用风险评级、存在和国外企业竞争关系等特征。2017-2018年，印度洋南部国家总体以较低风险为主，坦桑尼亚和马达加斯加等印度洋南部国家风险降低。其中，坦桑尼亚于2018年和中国建立了国家间渔业合作双边机制，福州宏东远洋渔业公司重点建设了坦桑尼亚综合远洋渔业基地。马达加斯加2013年政治危机结束，2018年进行总统大选。

和周边国家入渔风险差异较大的有伊朗、也门、莫桑比克等，伊朗的风险低，也门的风险较高，莫桑比克风险较低。我国远洋渔业公司与伊朗阿曼湾水域合作历史已久，渔业资源丰富是造成低风险的主要原因；也门的内战对政局的影响和作业水域安全性是造成较高风险的主要原因；莫桑比克丰富的渔业资源、战略合作关系和海外渔业基地等原因是造成较低风险的主要原因。这些典型国家案例表明，政局、渔业资源状况是影响入渔风险的重要指标。

（三）入渔国政局、合作类型对入渔风险影响较大，内战、政治危机等影响政局稳定的事件都会增加入渔风险

也门受2015年内战的影响，其入渔风险在增加；阿曼、伊朗等国家政局较稳定，入渔风险较低且稳定；马达加斯加自2009年开始受政治危机影响，五年政治危机结束后，风险在降低；斯里兰卡于2009年内战结束，近年风险相对降低；坦桑尼亚于2018年和中国签订渔业备忘录，莫桑比克楠普拉省渔业厅于2017年和莫桑比克楠普拉中国商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因此其入渔风险也在降低。

四、结论

通过对印度洋渔业概述和风险分析，发现印度洋渔业资源丰富，海洋捕捞产量持续增长，是世界上最具开发潜力的海域之一。在入渔风险上，风险因素错综复杂：在政治方面，印度洋国家的政局差异较大；在经济发展方面，印度洋北部的孟加拉湾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稳定，其他地区经济发展较不稳定；在与我国的外交关系方面，多数印度洋周边国家与我国保持伙伴关系；在民众的排外情绪方面，总体较为中立友好；在外交独立程度方面，多数国家曾是英属殖民地，并于上世纪50、60年代有独立自主的外交；在远洋渔业海外基地布局方面，多数印度洋沿海国家为我国“十三五”远洋渔业海外基地布局规划国；在国内外远洋渔业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方面，印度洋沿海的少数国家与欧洲签有渔业协议；在作业海域安全性方面，亚丁湾和孟加拉湾附近海域，海盗事件多发。

入渔风险评价研究表明，印度洋沿海入渔风险逐步降低的国家有：坦桑尼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塞舌尔和斯里兰卡；风险保持不变或波动的国家有：阿曼、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南非、马绍尔；风险增加的国家有：也门。从地域分布看，印度洋北部国家的入渔风险相对较小，印度洋西南部国家的入渔风险相对较大，但近年来有持平的趋势。研究认为，入渔国政局、合作类型、渔业资源状况对入渔风险影响较大，内战、政治危机等影响政局稳定的事件都会增加入渔风险。相反，政局稳定、签署双边协议、渔业资源良好的国家，其入渔风险相对较小。

研究也认为，要可持续发展我国过洋性渔业，需要对入渔国家进行入渔风险评价的研究。同时，通过整理和收集历史资料与数据，对不同时间序列、不同国家的入渔风险做出评价，有助于较好把握其入渔风险的发展趋势并对风险状态作出预测，从而为远洋渔业企业、行业协会和渔业主管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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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上海海洋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C4187614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