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不仅增加了医疗负担，为公共卫生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影响着国家的人口安全、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1]。而社会网络及嵌于其中的社会资本，是老年人维持一定生活水平和生命质量的重要保证[2]。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在疾病发展和促进健康方面均发挥着关键作用。它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是在特定的群体关系、工作关系和组织关系中存在的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投资策略的产物[3]。而作为评价健康的手段，生命质量(quality of life, QOL)能够从生理、心理等维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个体或群体的健康状况[4]。近年来，国内外已有研究显示，社会资本与人群(如留守儿童、HIV感染者、慢性病患者、农转非居民、老年人等)生命质量之间存在着积极的正向关联[5,6,7,8]。就社会资本与老年人生命质量的研究而言，目前学界主要涉及社会资本与不同特征的老年人(如丧偶、空巢、罹患慢性病、少数民族、农村地区老年人等)生命质量的关联分析[8,9,10]、社会资本各维度(如社会支持、代际支持、个人社会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及社区社会资本等)与老年人生命质量的关联分析[11,12,13,14]。部分学者开始尝试探索社会资本某些维度(如个体、社区维度)对老年人生命质量的影响机制[15,16],或社会资本对某类老年人生命质量影响的中介机制(如自我效能)[17]。未检索到综合分析社会资本各个维度对老年人生命质量影响的论文。本研究以成都市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对其社会资本和生命质量进行测量，并进一步分析社会资本各维度与老年人生命质量之间的统计学关联，以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1、对象及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于2020年9-11月，以国家城乡统筹发展改革试验区成都市作为研究地区，按照地理位置在其中心城区和东郊、南郊各选取一个区(分别是A区、B区和C区)作为调查点。分别在成都市A区、B区和C区随机抽取4～6个社区，根据人口数在每个社区选取2～3个居民区，每个居民区抽取2～3栋楼，以家庭为单位抽取门牌为单号的城市老年人(60岁及以上、无精神及听力障碍、能自我表达的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样本量计算公式：N=[μ

2π(1-π)]/δ2,其中δ为容许误差(δ=3%),α=0.05,μα/2=1.96,π=71.8%(为了保证样本含量充足，考虑“慢性病”可能是影响老年人生命质量的主要因素，因此，依据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为71.8%设定π值)[18]计算样本量为1 852人。

1.2 研究方法

1.2.1 问卷调查法

本研究采用面对面问卷调查的方法开展研究。老年人生命质量测量使用具有较好信度和效度的SF-12量表[7](Cronbach's α系数为0.723,KMO统计量为0.866)。社会资本量表由四川大学学者编制[19],根据老年人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将“单位资本”维度删减，形成具有3个一级条目(包括人际资本、家庭资本和社区资本)、27个二级条目的量表，本研究称之为SC-27。量表SC-27的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Cronbach's α系数为0.813,KMO统计量为0.826,提示该量表具较好的信度和结构效度；此外，该量表已被证明具较好的表面和内容效度[19]。

1.2.2 统计分析

在培训调查员、对调查过程进行严格监控的基础上，研究应用Epi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库，对数据进行双录入、逻辑比对纠错。运用SPSS 21.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因子分析、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等，检验水准α= 0.05。

2、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研究共计调查1 852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回收有效问卷1 79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6.7%。其中，A区451人(占25.2%);B区405人(占22.6%);C区934人(占52.2%)。1 790名老年人中，人口学特征以“女性”(占67.4%)、“60～74岁”(占77.4%)、“城镇户口”(占92.0%)、“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57.9%)、“已婚”(占75.0%)和“无业”(占53.6%)为主。

2.2 因子分析

通过因子分析，社会资本3个维度共产生了7个成分矩阵。其中，人际资本维度8条目降维得2个因子(即A1-人际交往因子和A2-人际支持因子),可解释该维度50.354%的信息；家庭资本维度7条目降维得2个因子(即B1-家庭功能因子和B2-家庭支持因子),可解释55.127%的信息；社区资本维度12条目降维得3个因子(即C1-社区归属因子、C2-社区支持因子和C3-社区参与因子),可解释55.297%的信息。见表1。

2.3 相关性分析

分别以生理领域生命质量(physical component summary, PCS)和心理领域生命质量(mental component summary, MCS)分值为因变量，以社会资本各分值为自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按P<0.05标准，A1、B1、C1、C2和C3等指标可引入因变量为PCS的回归模型中；而A1、A2、B1、B2和C1等指标可被纳入因变量为MCS的回归模型拟合中。见表2。

表1 社会资本各维度因子分析方差表

表2 老年人生命质量与社会资本Pearson相关分析

2.4 多重线性回归模型拟合

为进一步探讨成都市老年人社会资本与其生命质量之间的关联，分别以PCS和MCS分值为因变量，以社会资本各因子得分值为自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模型拟合。

2.4.1 社会资本对PCS的多重线性回归模型拟合

应用向前引入法，以PCS分值为Y1,社会资本各因子得分值为Xj,构建回归模型。结果显示，A1、B1、C1、C2和C3等5个因子可纳入方程，且无容差≤0.1或VIF≥10的情况。模型方程为：Y1=0.057 XA1+0.076 XB1+0.056 XC1+0.055 XC2+0.055 XC3。依标准系数，5因子均是PCS的保护因素，但关联程度较弱。见表3。

表3 社会资本对PCS的回归系数表

2.4.2 社会资本对MCS的多重线性回归模型拟合

应用向前引入法，以MCS分值为Y2,社会资本各因子得分值为Xg,构建回归模型。结果显示，A1、A2、B2、C1等4因子可纳入方程，且无容差≤0.1或VIF≥10的情况。模型方程如下：Y2=0.145 XA1+0.128 XA2+0.127 XB2+0.067 XC1。依标准系数，A1、A2和B2对MCS的关联程度较大，且4因子均是MCS的保护因素。

表4 社会资本对MCS的回归系数表

3、讨论

3.1 社会资本对老年人生理领域生命质量的保护作用

本研究通过多重线性回归模型拟合，得出社会资本5个因子分别是PCS的保护因素，关联性相对较强的3个因子是家庭功能因子(B1)、人际交往因子(A1)和社区归属因子(C1),但社会资本各维度对老年人生理领域生命质量的作用力均较弱，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类似[20]。首先，完好的家庭功能可促进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其保护作用有赖于子女或配偶的精心照护与帮助。相关研究也阐释了子女关心并照护老年父母有利于老年人的生理健康[21];而与配偶关系和睦，有助于老年人日常生活更规律、更健康，从而促进老年人生理领域生命质量的提高[22]。其次，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利于促进老年人生理健康，其保护机制可能是较多的人际交往能有效增加老年人的日常活动，对其行动能力的训练与维持有积极影响，尤其对其身体疼痛和不适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23]。再次，较强的社区归属感，对老年人生理功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社区归属感越强，老年人参与社区活动越多，而社区健康教育活动及健康相关技能训练有利于老年人健康素养的提升和健康相关行为的矫治及改善，从而促进其生理健康[24,25]。鉴于上述分析，为提高成都市老年人生理领域生命质量，应倡导积极老龄化，有必要从社区、家庭和个人角度，整合社会资本，提升老年人的社区归属感、完善家庭功能、促进其人际交往，加强社区健康教育及健康相关活动的组织。此外，政府应当完善现有的卫生健康系统，加快老年人慢性病监测与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体系的建设。

3.2 社会资本对老年人心理领域生命质量的保护作用

通过多重线性回归模型拟合证实，社会资本中人际交往因子(A1)、人际支持因子(A2)、家庭支持因子(B2)和社区归属因子(C1)对MCS具有保护因素，而前三者的关联性较强。首先，就人际交往而言，人际交往有利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起到相互之间的心理相容、互相吸引、互相依恋的作用，促使老年人排解孤独与寂寞，令老年人共享人际间的幸福与欢乐[26,27],从而对心理领域生命质量产生保护作用。其次，就人际支持而言，它是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相关研究也提示，高水平的社会资本往往带来较强的社会网络，个体更易从中获得较多的人际支持，这对于促进个体的精神健康诉求具有较大帮助，从而缓解其心理压力，并提升其心理领域生命质量[28]。再次，就家庭支持而言，它有利于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一方面，配偶之间的相互扶持是老年人的重要心理支持。相比有配偶的老年人，处于单身、离异、丧偶的老年人由于客观上缺乏情感关怀，更易出现情感孤独、情绪及性格偏差等问题，其生命质量相对较差[29]。另一方面，来自子女的代际支持，不仅为老年人父母提供经济来源，使其获得养老安全感；同时，子女的日常照护能减轻老年人对疾病的恐惧担忧，缓解其无助感。以上均有利于促进老年人心理领域的生命质量[30]。综上所述，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立足于基层社区建设(包括基础设施和精神文化建设等),关注老年人的人际交往、人际支持和家庭支持，宣传并致力于和谐社区与家庭的构建，鼓励老年人参与社区文体活动、加强人际交流、倡导子女对父母的关心与照护，切实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参考文献:

[1]许明璐,徐旺来,张彦,等.我国老年人慢性病和抑郁关系研究[J].中国卫生统计,2020,37(6):929-931.

[2]刘坤.农村老年人个人社会资本与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关系:来自山东省三县的实证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5.

[3]Kawachi I,Subramanian S V,Kim D.社会资本与健康[M].王培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4]徐梦婧,黄婵,罗娟,等.不同养老模式对老年人生命质量的影响分析[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20,37(3):276-279.

[5]孙振辉.父母社会资本对于儿童健康影响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9.

[6]赵月娟,张敏.社会资本与HIV感染者生命质量的关联研究[J].现代预防医学,2022,49(8):1457-1461.

[7]刘丽,高博,伍林生.成都市农转非居民社会资本状况及其与生命质量的相关性探讨[J].现代预防医学,2019,46(7):1219-1223.

[8]刘新雨.山东省农村老年高血压患者社会经济地位与生命质量的关系: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D].济南:山东大学,2022.

[9]祝欢,高博,彭嘉怡,等.成都市丧偶老年人社会资本状况及其对生命质量的影响[J].中国健康教育,2022,38(7):583-588.

[10]张蒋惠.云南鹤庆白族老年人社会资本､负性生活事件与生命质量的关系研究[D].昆明:昆明医科大学,2022.

[11]郑巧.子女代际支持对中国老年人生命质量的影响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9.

[12]张淼丽.社会支持对社区老人生命质量的影响性研究[D].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18.

[13]柴琪,高博,刘祥,等.老年人家庭社会资本､社区信任与生命质量的关系[J].中国健康教育,2021,37(9):788-791.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GL189);

文章来源:张敏,冯毅翀,高博,等.社会资本与老年人生命质量的关联研究[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24,41(03):282-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