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王是代表日本天皇家在伊势神宫和贺茂神社侍奉天照大神和贺茂大神的未婚内亲王(天皇的女儿)与女王(天皇的二世至四世孙女)。伊势神宫的斋王被称为“斋宫”,贺茂神社的斋王被称为“斋院”,一般情况下二者统称“斋王”。日本的斋王制度作为祭祀制度的一部分,与古代天皇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古代天皇制发生微妙变化时,斋王制度亦随之发生变化。国内学术界对斋王制度已经做过一些论述,但尚未见系统探讨斋王制度的成果。鉴于此,本文拟对斋王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嬗变、消亡的轨迹进行梳理,并对斋王制度的演变与古代天皇制的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

一、伊势神宫与伊势斋王制度的形成

伊势神宫是由内宫和外宫两座正宫和附属的一系列规模不等的宫社组成的神社群。在这个神社群中供奉着“天照大神”与“丰收大神”两位主神。在日本最早的两部文献《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记载了“天孙”琼琼杵尊降临日本的神话传说。虽然《古事记》与《日本书纪》里关于天孙降临的神话大同小异,但关于授命天孙下凡的主体却存在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授命的主体是“天照大神”;一种说法认为授命的主体是“高皇产灵尊”;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天照大神”和“高皇产灵尊”共同作为授命的主体。三品彰英认为,天孙下凡神话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命令天孙下凡的主体一开始是高皇产灵尊,后来演变为天照大神与高皇产灵尊两个神共同成为授命者;最后高皇产灵尊从天孙降临神话中消失、出现了天照大神单独成为统治权的授予者的神话形式。[1]也就是说,在大和国统一日本之前,天照大神并不是大王的唯一祖先神。“天照大神成为唯一的皇祖神和政权的授予者,是大和政权为了适应建设中央集权制国家的需要,在信仰方面做出的最终选择。”[2]28

继“天孙降临”神话之后,又出现了“神武东征”神话。传说神武天皇建立了最早的大和王权,是日本第一代“天皇”。从神武天皇至开化天皇等前九代天皇,均将代表天照大神“神体”的神境供奉在天皇日常起居生活的宫殿中。到了崇神天皇时代(约公元前97—公元前30年),才开始在宫外另建场所。根据《日本书纪》记载,崇神天皇时期,因疾病流行,农民死亡过半,百姓作乱。天皇请示神意后得出的结论是,将“天照大神”和“倭大国魂神”供奉于天皇大殿之内,天皇与二神“共住不安”。因此崇神天皇改变同殿共席的神人同居旧例,将二神从宫廷内移祀于宫廷外,“以天照大神,托丰锹入姫命(亦写作丰耜入姬命),祭于倭笠缝邑,仍立矶坚城神篱。”[3]159丰锹入姬命(亦写作丰耜入姬命)即是传说中作为联系天皇与天照大神之间的载体,侍奉天照大神的第一代斋王。

上述材料实际上反映了上古日本祭祀形态的一个侧面,即找一名具有巫女性质的女子作为神凭附的载体。不过,这个时期祭祀的方式还只是采用树立“神篱”这一原始的神道祭祀形式,即在地上树立四根木棒并用绳索将其相连,以围出一个方形空间,然后在中央树立一根柱子,作为引导神灵降临的场所。

到了崇神天皇的儿子垂仁天皇统治时期(约公元前29—公元70年),出现了专门祭祀天照大神的神祠。根据《日本书纪》记载:“离天照大神于丰耜入姫命,讲托于倭姫命。爰倭姫命求镇坐大神之处,而诣莵田筱幡,更还之入近江国,东回美浓,到伊势国。时天照大神诲倭姫命日:是神风伊势国,则常世之浪重浪归国也,傍国可怜国也,欲居是国。故随大神教,其祠立于伊势国,因兴斋宫于五十铃川上,是谓矶宫。则天照大神始自天降之处也。”[3]184-185垂仁天皇在伊势国正式建立了祭祀天照大神的“神祠”,并在五十铃川上建造了“斋宫”。倭姫命作为联系天皇与天照大神之间的载体,成为侍奉天照大神的第二代斋王。田中卓结合《皇太神宫仪式帐》与《伊势国风土记》的相关记载,认为倭姬命从笠缝邑到莵田筱幡,再经过近江国、美浓国最终到达伊势国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选定“镇坐大神之处”,更重要的是为了“宣扬皇威”。[4]笔者以为,当时的“天皇”根本没有形成自己的“皇威”,与其说是为了“宣扬皇威”,倒不如说是为了加强与近江、美浓、伊势等地区的联系,是统一王权的建立过程十分曲折的反映。

不过,日本古代国家编纂的史书中有关伊势神宫和伊势斋王起源的记载,恐怕并非历史事实。崇神天皇、垂仁天皇以及丰锹入姬命与倭姫命等人物是否真实存在,也尚难确定。二战前,在皇国史观的影响下,《日本书纪》中的记载被神圣化。二战后,不少学者对伊势神宫的创建以及斋王制度的形成等展开实证研究。关于伊势神宫的创建时间,一般认为:“伊势神宫原来是祭祀伊势地方神的神社,所供奉的似乎是后来供在外宫的当地的农业神。随着大和朝廷势力达到伊势之后,从5世纪左右起,将天皇的祖先神合并于旧有的神社供奉起来,于是出现了伊势二宫。”[5]关于斋王制度的形成时间,一般认为始于天武天皇统治时期的大来皇女。[6]137

天智十年(671年),天智天皇病笃,大友皇子在近江继承皇位。翌年,大海人皇子从吉野举兵对抗近江朝廷,通过武力夺取皇位,即天武天皇。这场围绕皇位继承展开的政变史称“壬申之乱”。从推古天皇至天智天皇,斋王曾一度中断,但天武天皇即位以后,立即“遣侍大来皇女于天照大神宫,而令居泊赖斋宫,是先洁身,稍近神之所也。”[3]332大来皇女(673—686年)(本文均指在任时间)最初名为“大伯皇女”,在天武天皇即位以后才改名“大来”。在《万叶集》中有大来皇女创作的6首为思念弟弟大津皇子而作的和歌。此外,日本还出土了写有“大伯内亲王宫”的木简。因此大来皇女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人物,即大来皇女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斋王。

与此前具有巫女性质的斋王相比,天武天皇对斋王的任命具有更为特殊的政治意义。早在“壬申之乱”时,天武天皇在从吉野奔向东国的途中,就曾遥拜天照大神,祈求神祇的庇护,并借以鼓舞军队的士气。“对大海人皇子来说,最后所以能打败大友皇子军,夺回朝廷权力,除了军纪严明、深得民心、指挥正确等原因外,天照大神为首的天神地祇的扶持的精神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7]天武天皇即位后,深知自己的皇位是用武力从大友皇子手中夺取,因此,要使天皇的威望永存,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巩固和延续,仅仅依靠政治制度的保障还不够,尚需要借助用以神化王权的思想工具。由于此时天照大神已经成为天皇家族的唯一祖先神,实际上也就是天皇权力地位的唯一授予者,因而天武天皇需要借用祖先神的宗教权威,来强调对其即位的庇护,增强其君临天下的正统性。斋王制度作为直接沟通天皇与天照大神的祭祀体系,正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逐步形成。

此后,在天武天皇施行的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中,神祇祭祀体系逐渐被完善。特别是天武天皇实施将全国的神社一律纳入中央集权体制下的政策以后,“意味着各地不同的神祇体系被统一,天皇成为拥有全国最高祭祀权的人,通过信仰的纽带,中央政权对地方社会的支配进一步稳固。”[8]166根据《日本书纪》天武四年(675年)二月丁亥条记载:“十市皇女、阿闭皇女,参赴于伊势神宫。”[3]336另据《日本书纪》朱鸟元年(686年)四月丙申条记载:“遣多纪皇女、山背姫王、石川夫人于伊势神宫。”[3]383也就是说,在天武天皇统治时期,作为连接天皇与伊势神宫的纽带,不仅只有斋王,还通过临时派遣皇女敕使访问伊势神宫来补充、维持。[9]

天武天皇去世以后,新即位的持统天皇并没有任命新的斋王,直到文武天皇即位以后才派遣当耆皇女(698—701年)为新的斋王。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没有关于斋王的选定方式、是否未婚以及更替的原因等相关记载。由此推测,在天武、持统两任天皇统治时期,斋王制度尚处在初创期,并未固定下来。

二、律令制下伊势斋王制度的完善

7—9世纪是日本历史上积极摄取唐代制度与文化而著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统治阶级十分热衷于佛教信仰,兴起了修建寺院、读经、写经等热潮。但他们并没有抛弃原有的神道信仰,相反,他们模仿唐令中的国家祭祀制度,结合原有的祭祀习俗,逐渐建立了一套神祇祭祀制度。其中,斋王制度作为伊势神宫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神祇祭祀制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整个奈良时代(710—794年),继当耆皇女之后,担任斋王的皇女有泉内亲王(701—706年)、田形内亲王(706—?)、多纪女王、圆方女王、智努女王、久势女王(以上四位皇女在任时间不详)、井上内亲王(721—?)、县女王(?—749)、小宅女王(749—?)、山于女王(758—?)和酒人内亲王(772—?)。以上斋王的任命有以下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个问题是,斋王的更替十分频繁。文武天皇在短短十年内就任命了当耆、泉与田形三位皇女为斋王。元明天皇时期虽然斋王的更替没有如此频繁,但同样任命了多纪、圆方、智努三位皇女为斋王。关于斋王更替为何如此频繁,史料上并没有记载。榎村宽之认为,此时的斋王可以分为作为正统的直系斋王和起着中继作用的非直系斋王两类。[6]150也就是说,只有现任天皇的直系皇女才能长期担任斋王,而现任天皇的非直系皇女则只是起到一个短期的过渡性作用。

另一个问题是,在《续日本纪》中没有元明天皇任命斋王的记载,但在镰仓时代后期编纂的《一代要记》里却记载了智努、圆方两位女王。智努女王与圆方女王在《万叶集》与长屋王家木简等资料中也有出现,因此二位女王应该是实际存在的。榎村宽之认为,智努女王与圆方女王很有可能是作为敕使的皇女,而不是斋王。[10]也就是说,当时的斋王与敕使两个概念很可能还混淆在一起。笔者以为,无论其具体原因是什么,他们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斋王制度依然不是十分完备,还没有形成由特定的皇女长期就任斋王的较为稳定的制度。

在奈良时代所任命的斋王中,井上斋王的任命值得注意。根据《续日本纪》养老五年(721年)九月乙卯条记载:“天皇御内安殿,遣使供币帛于伊势太神宫,以皇太子女井上王为斋内亲王。”[11]88即井上女王是以“皇太子女”的名义被任命为伊势斋宫的斋王。此外,井上女王被选为斋王时年仅5岁。笔者以为,井上女王年仅5岁被任命为斋王,与当时皇太子首皇子(圣武天皇)地位的不稳固有着重要关系。

就在井上女王被任命为斋王的前几个月,38岁的长屋王从正三位大纳言升至从二位右大臣,仅有知太政官事一品舍人亲王在长屋王官位之上。长屋王是天武天皇的嫡孙、高市亲王的长子。他的母亲是天智天皇的女儿御名部皇女,正妻吉备内亲王是草壁皇子与元明天皇的女儿,其在皇亲内部的地位十分重要,是当时左右朝廷的关键人物。此外,长屋王的食封等同于亲王,并且在长屋王邸遗址挖掘出的木简以及《日本灵异记》中,有“长屋亲王”的称呼,因此长屋王在世时可能被称为“长屋亲王”,享受亲王的待遇。长屋王是当时皇位继承的有力争夺者之一,对首皇子的地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元正天皇事先将年仅5岁的井上女王以“皇太子女”的名义选为斋王,以巩固其弟首皇子的皇太子地位。

神龟六年(729年)二月,发生“长屋王之变”,长屋王自尽,圣武天皇改元天平。天平二年(730年)七月,圣武天皇下诏:“供给斋宫年料,自今以后皆用官物,不得依旧充用神户庸调等物。其大神宫祢宜二人进位二阶,内人六人一阶,莫问年之长幼。”[11]123圣武天皇在彻底消除长屋王的威胁之后,进一步完善了伊势斋宫的财政制度。天平十八年八月,“置斋宫寮,以从五位下路真人野上为长官”,[11]188管理斋宫的机构由斋宫司上升为斋宫寮,进一步完备了斋王的管理运作制度。斋宫机构的整备以及国家财政的保证,意味着在圣武朝时期,斋王制度得到确立与完善。同时,也表明了圣武天皇对由斋王所侍奉的皇位守护神——天照大神的重视。

宝龟三年(772年),卸任斋王后成为皇后的井上内亲王因诅咒天皇、图谋大逆之罪遭废黜,其子他户亲王也被废去皇太子名位,母子二人在幽禁中死于非命。上述事件与两年前围绕皇嗣问题的争论有着密切联系。由于称德女帝在世时独身,没有后嗣,也没有明确立谁为皇太子,故她逝世后,面临着皇嗣由谁来继承的问题。围绕皇嗣问题,重臣们专门召开了会议进行协议,并最终拥立天智天皇之孙白壁王为天皇,即光仁天皇。从此,皇统的继承开始由天武系转到了天智系。

井上内亲王所生的他户亲王是天武系血统。光仁天皇即位后,为了改变天武直系皇统继承,只能废除皇太子他户亲王,改立天智系的山部亲王为皇太子,即桓武天皇。[12]不过,虽然天武系继承皇位的血统断绝了,但由天武天皇创建的伊势斋王制度却被延续下来,井上内亲王之女酒人内亲王被任命为斋王。这说明当时的斋王制度很可能是以母系直系继承为原则。

桓武天皇去世后,桓武天皇的长子安殿亲王继承皇位,即平城天皇。山部亲王和安殿亲王被立为皇太子的过程具有相似点,即各自的前任皇太子——他户亲王和早良亲王都在围绕皇位继承的斗争中死于非命。光仁天皇在立山部亲王为皇太子的同时,立山部亲王的同母弟早良亲王为皇太弟。山部亲王即位后,早良亲王被立为皇太子。这样实际上就放弃了天武天皇以来的直系皇位继承原则,恢复了兄弟继承制。不过,由于早良亲王因谋反的嫌疑被废除太子之位,并处以流放之刑。结果早良亲王以绝食抗议,死于流配途中。

宝龟八年十一月,皇太子山部亲王身体欠佳,久久不愈。为了祈愿山部亲王康复,朝廷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寺院诵经、大赦天下、派遣使者奉币于伊势神宫和天下诸神社等,并在宝龟八年十二月,“改葬井上内亲王,其坟称御墓,置守冢一烟。”[11]438重新恢复了曾任斋王的井上内亲王的名誉。宝龟九年十月,“皇太子向伊势,先是,皇太子寝疾久不平复,至是亲拜神宫,所以赛宿祷也。”[11]444恢复了健康的山部亲王,亲自前往伊势神宫,向伊势大神表示感谢。

延历九年(790年)九月,皇太子安殿亲王寝食不安,久不康复。同样是为了祈祷安殿亲王的健康,朝廷先后采取命令寺院诵经以及遣使前往伊势神宫祈愿等措施。延历十年十月,康复了的安殿亲王与前述的山部亲王一样,亲自前往伊势神宫,向伊势大神表示感谢。康复后的山部亲王和安殿亲王,在众多助其痊愈的寺院和神社中,唯独选择伊势神宫亲自表示感谢,“一方面可以佐证伊势神宫的超越性地位;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二人似乎意图通过强调皇祖神对其的护佑,以表现其皇太子地位的正当性。”[8]181

三、贺茂斋院的形成与伊势斋宫的发展

平城天皇身体病弱,在位仅3年后,就让位于同母弟神野亲王,即嵯峨天皇,自己成为太上皇。嵯峨天皇登基后实行了一系列新政,这些新政遭到了许多人的不满,同时平城上皇的病出乎意外地好了,因此对嵯峨天皇的新政不满的人就开始聚集在平城上皇的身边,形成了一个对抗势力。弘仁元年(810年),在平城上皇与其情人藤原药子及其兄藤原仲成等试图推翻嵯峨天皇、重新执政之际,嵯峨天皇派遣使者前往贺茂神社奉币,祈愿己方胜利,并许愿如若贺茂大神帮助其获胜,就让皇女侍奉大神。最终嵯峨天皇方面获胜,平城上皇先被幽禁后出家,皇太子高岳亲王被废,大伴亲王被立为太子,藤原仲成被杀,藤原药子服毒自杀,史称“药子之变”。

“药子之变”后,斋王制度发生重大变革,即嵯峨天皇任命皇女有智子亲王(810—831年)为第一任贺茂斋院,创立了贺茂斋院制。贺茂斋院制的成立打破了伊势斋宫一统天下的局面,天皇即位后,朝廷必须同时选定伊势斋宫和贺茂斋院,伊势斋宫不再是唯一的斋王。

贺茂神社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6世纪,最初的祭祀形态是人头戴猪形假面驱使系有铃的马奔跑,以祈愿“五谷成熟,天下丰年”。律令制国家成立以后,贺茂祭并没有被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中。《续日本纪》文武二年(698年)三月辛巳条记载:“禁山背国贺茂祭日会众骑射。”[11]2由此可知,7世纪末的贺茂祭,不仅参加人数众多,而且还举行骑射活动。但是,朝廷似乎对聚众骑射感到不安,下令予以禁止。不过,文武二年发布的禁令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大宝二年四月,文武天皇再次发布禁令:“禁祭贺茂神日,徒众会集执仗骑射,唯当国之人不在禁限。”[11]14也就是说,文武二年禁令颁布后,不仅没能禁止贺茂祭,反而使得贺茂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最终,朝廷只能做出退让,允许贺茂神社的所在国——山背国的民众举行贺茂祭。和铜四年(711年)四月,元明天皇下令:“贺茂神祭日,自今以后,国司每年亲临检察”,加强了对贺茂祭的管理。[11]15天平十年四月,圣武天皇下令:“自今以后,任意听祭,但祭礼之庭勿令斗乱”,全面地开放了民众参加贺茂祭。[13]17

延历十四年,桓武天皇定都平安京以后,贺茂神社变为邻近都城的神社,开始受到朝廷的格外重视。嵯峨天皇创立贺茂斋院制后,贺茂斋院同伊势斋宫一样,被赋予了具有庄严使命的国家祭祀机构的性质。从此,与伊势斋宫侍奉守护国家的伊势神宫相对应,贺茂斋院侍奉守护平安京的贺茂神社,二者共同成为联系天皇与皇权守护神之间的载体。

从嵯峨天皇开始,到此后的淳和、仁明与文德三代天皇,共任命了五位伊势斋宫,即仁子内亲王(809—823年)、氏子内亲王(823—827年)、宜子女王(828—833年)、久子内亲王(833—850年)与晏子内亲王(850—858年)。其中,氏子内亲王和久子内亲王的母亲出自皇亲,晏子内亲王的母亲出自藤原氏,仁子内亲王和宜子女王的母亲出自其他氏族。也就是说,此时已不再强调斋宫的母系直系继承原则。

从嵯峨天皇至文德天皇,贺茂斋院的任命也都是源自天皇的女儿。其中,第一任贺茂斋院有智子内亲王的母亲出自皇亲,慧子内亲王(850—857年)的母亲出自藤原氏,时子内亲王(831—833年)、高子内亲王(833—850年)与述子内亲王(857—858年)的母亲出自其他氏族。由此可以看,在9世纪前半期,伊势斋宫与贺茂斋院并没有被区别对待。

四、摄关、院政时代斋王制度的嬗变

进入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公地公民制的破坏,律令政治也危机四伏。天安元年(857年),藤原良房以文德天皇母舅身份破例当上非皇亲身份的第一个太政大臣。天安二年,藤原良房又以太政大臣身份为幼小外孙清和天皇“总摄庶政”,进而于贞观八年(866年)正式获得“摄政”称号,开始了人臣摄政。仁和三年(887年)十一月,宇多天皇下诏宣布:“其万机巨细,己统百官,皆先关白太政大臣,然后奏下。”[13]232藤原良房的养子藤原基经获得“关白”称号。这样,藤原氏便开创了日本史上“摄关政治”这一特殊政治形态,即天皇年幼时,由外戚藤原氏代行政事称摄政,待天皇年长亲政后,摄政改称关白,辅助天皇总揽政事。

摄关政治的出现,对斋王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进入9世纪后半期,伊势斋宫大多不是天皇的直系女儿或孙女,而是与天皇关系疏远的异母姐妹。清和、阳成、光孝、宇多四代天皇共任命了五位伊势斋宫——恬子内亲王、识子内亲王、揭子内亲王、繁子内亲王与元子女王。恬子与识子都是当时天皇的异母之妹,揭子是当时天皇的侄女,元子和当时天皇的关系已疏远,只有繁子内亲王是当时天皇之女。

从10世纪下半期起,藤原氏通过接受庄园寄进开始变成大庄园领有者。此外,管理摄关家的机关“政所”也成了国政的中心。“特别是从天皇的血统这一点上看,通过外戚身份确立权势的藤原氏,担心这种权力会移交到其他氏族的手中,阻止其他氏族的女子进入后宫,藤原氏女子几乎独占后宫。”[14]如藤原道长有四个女儿被选为后妃,后一条、后朱雀、后冷泉三位天皇皆为其外孙。

在摄关政治的影响下,逐渐出现轻视伊势斋宫、重视贺茂斋院的倾向。根据天延三年(975年)太政官符记载,参加贺茂祭的官人,其随从人员依其位阶而定,“四位八人,五位六人,六位四人”,但实际上参加贺茂祭的贵族们“好率多数,或七八十人,或五六十人,带弓箭,着绫罗,奔走与骑马之后,炫耀于尘埃之中。”[15]针对贺茂祭使行列队伍中官人的随从人数众多以及不符合身份的着装,朝廷屡出禁制,但收效甚微。长和二年(1013年)四月十九日明令规定贺茂祭使的随从人数:“禊前驱并祭诸使从者二十人,童六人,不可过此数。”[16]107然而,就在5天后举行的贺茂祭使行列中,近卫府使的左少将藤原忠经、马寮使的左马权头藤原保昌等人的随从都超过规定。其中,藤原忠经的随从“童十人着织物,杂色并舍人相合五十人,杂色四十余人皆着绢狩衣、袴”;藤原保昌的随从“童八人着缣衣、袴,杂色、舍人相加五十人”。[16]111无论是随从的人数,还是着装,藤原忠经和藤原保昌等人都远远地违背了朝廷的规定。此外,从《源氏物语》《枕草子》中也可以看出,贺茂神社对于都城的贵族来说,是最盛大的祭祀。[6]162

古代的伊势神宫是天皇制国家的宗教设施,在这里举行的祈祷和祭祀都是国家性仪式,天皇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政权是唯一有权在伊势神宫举行祈祷和祭祀的主体。[2]25《延喜式》中明文规定:“凡王臣以下,不得随意向大神供奉币帛。三后、皇太子若需供奉之事,应临时奏闻。”[17]即使是与天皇关系最亲密的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以及皇太子等,也必须经过奏闻,获得天皇的同意以后,才能去伊势神宫参拜、祈祷。随着藤原摄关家开始掌权,作为国家祭祀的伊势神宫逐渐沦为天皇家一族,特别是天皇家男系系谱的祭祀,作为外戚的藤原摄关家与伊势神宫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

与伊势神宫相比,贺茂神社的祭祀权并没有被天皇家所垄断,平安京的贵族阶层均可前往贺茂神社参拜、祈祷。因此,以藤原氏摄关家为代表的贵族阶层,开始轻视伊势斋宫,重视贺茂斋院。在整个10世纪,具有藤原氏血统的伊势斋宫仅有藤原宽子之女嘉子内亲王一人,大多数具有藤原氏血统的皇女成为贺茂斋院。此外,由于伊势斋宫地处畿外穷乡僻壤、交通不便的伊势,而斋院在平安京的郊外紫野,这恐怕也是伊势斋宫受到冷落、而贺茂斋院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

治历四年(1068年),后三条天皇即位。后三条天皇是自宇多天皇以来170年间,唯一一位和藤原氏没有血统关系的天皇。后三条天皇为了改变藤原氏独霸朝政的局面,起用地位较低的中下层贵族参与朝政,并让位给太子贞仁亲王(白河天皇),自己以上皇的身份处理政务,企图恢复中断已近一个世纪的天皇亲政。后三条上皇病逝后,由白河天皇继承了他的遗志。白河天皇开创“院政”时代,以上皇(治天君)的身份成为实际上具有真正地位的君主处理政务,天皇(在位君)则处于之前的皇太子的位置。

院政的出现,再次成为斋王制度的转折点。与摄关时代伊势斋宫与天皇关系的疏远不同,在上皇掌权的时代,伊势斋宫几乎全部是上皇的直系皇女。如白河院的伊势斋宫善子内亲王与恂子内亲王皆是其女儿,守子内亲王则是其侄女;鸟羽院的伊势斋宫妍子内亲王、喜子内亲王皆是其女儿,亮子内亲王则是其孙女;后白河院的伊势斋宫好子内亲王、休子内亲王、惇子内亲王皆是其女儿,功子内亲王与洁子内亲王则是其孙女;后鸟羽院的伊势斋宫肃子内亲王和熙子内亲王皆是其女儿。选定斋王侍奉天照大神原本是天皇的权力,院政出现以后,随着政治权力从天皇转移到上皇,伊势斋王由维护“在位君”天皇统治正统性的机构,变成了维护“治天君”上皇君临天下的重要机构。

1180—1185年,源氏和平氏两大武士家族为了争夺权力而展开了一系列战争,史称“治承·寿永之乱”。此时在位的安德天皇直至去世也没有任命伊势斋宫与贺茂斋院,天皇与斋王的关系再次出现了中断。此后的后鸟羽天皇一度恢复了伊势斋宫与贺茂斋院制度,但公家政权已无人力、物力和财力维系斋王制度,而必须依靠镰仓幕府的援助。[6]因此,不久朝廷不再派遣贺茂斋院。虽然在镰仓幕府武家政权统治时期,土御门、顺德、后堀河、四条、后嵯峨、龟山、后二条等天皇在形式上仍然任命伊势斋宫,但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而此后的后宇多、伏见、后伏见、花园、光严等天皇则没有再任命伊势斋宫。虽然南北朝时期,后醍醐天皇实行建武新政,实现了天皇亲政,并恢复了伊势斋宫制度,但很快建武新政以失败告终。对于武家政权来说,与天皇亲政有着密切关系的斋王制度的存在是一种威胁,因此斋王制度与古代天皇制一同退出了历史舞台。

五、结语

综上所述,斋王制度是维护日本古代天皇制不可或缺的祭祀制度。斋王制度的形成、发展、嬗变与消亡的过程反映了古代天皇制的变化态势。在大和王权不断加强时期,“斋王”的居所出现了从宫中到宫外一隅、再固定到伊势神宫的变化。“壬申之乱”后,天武天皇为了增强君临天下的正统性,并巩固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借用祖先神的宗教权威,建立和健全斋王制度。最终,“使天皇得以从现实世界权力争夺的主体之一,向虚拟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和唯一精神领袖的角色转变”。[18]

8—9世纪,在激烈的皇位继承斗争中,斋王制度成为稳固皇太子地位的重要措施之一,斋王的管理运作制度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虽然此时出现了天武系皇统断绝的现象,但由天武系担任伊势斋宫的制度依然被延续下来。与伊势斋宫制一样,贺茂斋院制形成的背景也是经过战乱后由战胜方所创设。虽然贺茂斋院的成立打破了伊势斋宫一统天下的局面,但在整个9世纪,伊势斋宫同贺茂斋院一样,作为被赋予庄严使命的国家机构的性质一致,二者共同成为皇位继承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守护着古代天皇制。

进入10世纪以后,随着藤原氏摄关政治的确立与天皇权力的衰落,伊势神宫的重要性也相对地被减弱,贺茂神社则受到了重视,逐渐出现轻视伊势斋宫、重视贺茂斋院的倾向。进入院政时代以后,上皇作为治天君,实际上成为具有真正地位的君主。在院政下,上皇与伊势斋宫之间的联系逐渐加强,伊势斋宫几乎全部是上皇的直系。伊势斋宫重新成为守护“治天君”君临天下的重要精神支柱。经过“治承·寿永之乱”,天皇的政治权力逐渐转移到武士阶级手中。在缺乏国家财政和赋税征收体制支持的情况下,中世天皇家的斋王制度已经丧失了古代天皇制国家中的特殊使命。虽然后醍醐天皇新政时曾恢复斋王制度,但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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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黒板勝美国史大系編修会編輯:《新訂増補国史大系·類聚三代格》,吉川弘文館1983年版｡

[14]章林:《古代日本皇亲赐姓的演变及其原因》,《古代文明》2012第4期｡

[15][日]黒板勝美国史大系編修会編輯:《新訂増補国史大系·政事要略》,吉川弘文館1981年版,第594—595页｡

[16][日]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小右記》,岩波書店1964年版｡

[17][日]黒板勝美国史大系編修会編輯:《新訂増補国史大系·延喜式》,吉川弘文館1983年版,第92页｡

[18]武寅:《天皇制的起源及结构特征》,《历史研究》2012第3期｡

章林.日本斋王制度的演变与古代天皇制[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18(02):48-54.